朱帆帆

（赣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一、概念界定与思路分析

陌生化美学理论的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认为，熟知的东西往往由于熟知而没有被真正理解。陌生化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观念。其在《艺术作为手法》一书中提出：“艺术不是生活的画面，而是对生活，同时也是对艺术表现赖以实现的语言，进行创造性变形——陌生化。”英国现代诗人威·休·奥登曾说：“一个平庸诗人与杰出诗人不同的是，前者只能唤起我们对许多事物既有的感觉；后者则能使我们如梦初醒地发现从未经验过的感觉。”同时期的德国现代剧作家贝尔·布莱希特称它为“陌生化效果”，即把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东西剥去，以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而从影视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陌生化就是通过艺术使观众对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从感官上体验到不同于以往的新鲜感，以获得美的愉悦性享受。现如今，受到市场经济等时代大背景的影响，文艺创作要求与时俱进，追求创新，以往那些才子佳人模式、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等已经不再受到观众欢迎，想要做到有市场、有观众缘，就必须摆脱固定的套路，避免雷同化，不断追求艺术上的创新。由丁晟执导的功夫喜剧电影《铁道飞虎》以陌生化美学理论为指导，对红色经典小说《铁道游击队》进行了新的演绎。《铁道游击队》写于1954年，讲述了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故事，相比较而言，上映于2016年的《铁道飞虎》，虽然故事基本遵循了小说的整体构架，但与以往红色电影不同的是，《铁道飞虎》从风格到故事都进行了创新，导演丁晟在采访中也说道，影片从开拍就确立了“动作喜剧”这一定位。电影所处的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这是红色经典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首先且必须进行的陌生化改造。本文试图摒弃时代变换的大背景，单从影视美学的角度，从人物造型、台词语言、场景动作、叙事结构四个方面探析陌生化美学在《铁道飞虎》中的运用，从而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进行重新思考。

二、“新瓶装旧酒”——陌生化美学在《铁道飞虎》中的运用

《铁道游击队》作为红色革命经典，家喻户晓，已经被意识形态红色化和脸谱化，而在如今日益多样化的意识形态里，想要将红色革命经典再次大众普及化，确实是一项比较大的挑战。结合陌生化美学，我们可以探析导演丁晟是如何将“旧酒”（《铁道游击队》）装进了“新瓶”（《铁道飞虎》）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突出个人特色陌生化人物形象

《铁道飞虎》在演员的选择上，一反往日抗日题材的端庄严肃，采用了更加年轻化的“鲜肉型”演员阵容，使影片整体风格活泼，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体验。尤其是成龙饰演的游击队长马原，带着由房祖名、黄子韬、王大陆等组成的抗日“偶像团体”，他们日常的任务就是偷日军的武器和装备，虽然不能直接杀敌，但是在后方捣乱，也符合战争年代老百姓的心态。虽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小人物，却又一心想“干票大的”，最终接受了一项大任务——炸掉鬼子的交通要道韩庄大桥。不同于观众对于抗日英雄人物的传统想象，电影围绕着“偷炸药”与日军的小心提防逐渐展开，人物个性慢慢凸显，整体形象立体化，故事也因此变得有趣起来。在电影的开头，就通过卡通动漫的形式定格人物，加入了对其身份介绍的文字，比如成龙饰演的铁道游击队队长马原的身份是搬运工，黄子韬饰演的大海的身份是业务裁缝，王凯饰演的范川的身份是面馆老板等等。这些身份介绍，一方面尊重了原著里所写的“铁道游击队员出身三教九流”，表面上是寻常的底层普通百姓，但每一个都身怀绝技，到了夜晚就摇身变成了抗日救亡的飞虎队成员，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陌生化的美学享受。另一方面，这些不同身份的文字介绍更增添了人物的个性化特色，这些关于人物身份的介绍在影片中被一再放大，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饱满有活力的。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应该更像是一部群像戏，每个人物都是主要人物，就连成龙饰演的大哥马原也自觉地融入了这个抗日集体，并不存在传统抗日题材中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相比于其他的抗日作品，群像戏的设置并不会经常出现，基本每个影视作品都会有一个核心主角，这个主角身上集中了所有的优点，甚至有时为了更加突出主角的光辉形象，在人物塑造过程中，会进行刻意的拔高。因此，许多影视作品都会出现脱离实际的“高大全”。而在《铁道飞虎》中，导演对每个人物都进行了巧妙地修改和精心包装，避开了个人英雄主义，他们就是普通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性格顽劣、接地气，比如攀爬火车，抢劫日军机械等军用物资，吃煎饼卷大葱，睡土炕等等。同时，他们心地善良，有着较高的追求，为了完成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重要任务而不懈奋斗。再比如，王大陆饰演的八路军，尽管腿伤严重，但一心想要完成任务——炸大桥。在飞虎队成员坚决反对的情况之下，竟然假装哭起来，嘴里喊着：“我不想打仗，我想家，我想我娘……”最终博得了飞虎队的同意，将他送走。这样的八路军没有了以往的严肃端庄、高大威武，甚至显得有点可爱。那威饰演的铁路副站长，看起来像个汉奸，平日里对日军毕恭毕敬，但私下里总是替飞虎队通风报信，偷偷摸摸地保护工人，在马原和锐哥被捕之后，无奈说：“哎呀，飞虎啊，我看你们是不干点大的不死心呐。”最后还是帮助他们成功逃脱。王凯饰演的旧军阀部下——“面馆老板”范川，因为正规军放弃抵抗，表面上看上去是已经对抗日失去了信心，选择明哲保身，但其实在严肃的外表下面依然藏着一颗滚烫的爱国红心。这两个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明面上是“表里不一”，给观众造成一种“陌生感”，实则充分反映了战争年代复杂矛盾的人性，不再是一味地强调立场坚定的“刘胡兰”式英雄，而是尊重事实，承认人性中的弱点。

关于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塑造，演员的口音也可以成为我们探讨的话题。王大陆的台湾腔、房祖名的港普、王凯的京片子，导演没有用配音，可能也是为了营造一种喜剧的氛围，迎合之前确立的功夫喜剧定位，突出飞虎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导演从一开始就准备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避免角色被过度限定。演员的口音问题反倒打破了观众以往的认知，塑造了一个个与潜意识里不相符的革命英雄人物。从另一个角度，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发生在枣庄一代，戏中唯一的山东人只有黄子韬，其余演员的口音自然不够标准。例如，房祖名在片中饰演的火车修理工锐哥是“铁道飞虎”成员组的重要及不可或缺的人物，负责了不少呆萌搞笑的戏份，“是装晕，不是撞晕”“飞虎该怎么画，今天没画好”等等掺杂着港普的台词着实让人出戏，成为影片明显的短板。

（二）网络流行语陌生化台词语言

在台词设计上，导演丁晟更是明确功夫喜剧这一定位，利用人物角色的特点，改变了以往抗日剧的端庄严肃性，大胆激发笑点，做到既新奇又滑稽，使得整部影片轻松活泼，给观众带来娱乐性享受。例如，在“劫客车”这一段，日本鬼子正持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大海，队长马原立即上前推开大海，挡在其身前，运用黑化的所谓“日本话”——“土豆哪里去挖，后山去挖，挖挖挖，一挖一麻袋，一挖一麻袋”机智地化解了危险。马原脱口而出的“日语”足以让观众误以为一个小小的搬运工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马原第一次说到“土豆哪里去挖”时，导演并没有配上字幕，而是通过后来大海的疑问：“这位大哥，您还会说日本话啊？”最终，给观众解答了这个谜底。这时，我们逐渐对台词的陌生化效果有所领会。

如果说中国戏剧向来有着插科打诨的传统，那么在《铁道飞虎》中，这样的戏剧元素不仅体现在动作风格上，也体现在台词设计上。在电影中，许多台词并不是以叙事作用出现的，反而是独立于完整的故事线索之外，仅仅是作为一种笑料，活跃影片的喜剧氛围而存在。例如，依旧是在“劫火车”这一段，何云伟饰演的江湖骗子半仙在面对日本鬼子威胁的时候，显得惊慌失措，脱口而出：“吓死宝宝了！”山口队长对他猛开一枪的时候，他又捂着脚说：“疼死宝宝了。”这些台词显然是借用了当今的网络流行语，迎合现代大众的审美趣味，富有一定的时代特色，戳中了观众笑点，取得了喜剧效果。再比如，游击队长马原和火车修理工锐哥不幸被捕，在面对日军的酷刑时，虽然两人的手都被绳子绑得死死的，但是嘴却不闲着，他们就两人谁更帅以及谁的鼻子更大等问题展开了长篇大论。这种类似“间离”的陌生化效果游离于整体故事线索之外，并没有推动剧情发展，甚至显得过于刻意和戏谑，这样的台词设计仅是导演为了增添喜剧效果而作为笑料来营造喜剧氛围的。再比如，成龙大哥的“duang”曾一度爆红网络，成为流行语，导演也就顺其自然地把它搬进了电影中：马原在模拟炸药包爆炸的声效时说了一句“duang”，在场的所有人也投出怀疑的目光，重复着duang？马原最后撩头发的小动作加上得意的眼神，神情动作之间体现的自娱自乐精神，不免让观众以更加娱乐的心态去看待抗日剧，现实感更强。但是，作为一部贺岁档上映的电影，《铁道飞虎》显然没有摆脱类似“手撕鬼子”甚至把“自行车当直升机用”的抗日神剧的影响。网络流行语的过度运用，喜剧元素的过度渗透，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有些荒诞。成龙作为华语电影圈中德高望重的功夫巨星，早年加入于占元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戏班学习，将自己的京剧功底融入功夫喜剧的创作中，其中就包括对于台词的设计。可惜的是，喜剧效果虽然达到了，但由于未能把握好尺度，不免让人对电影表达的思想主题产生误解，没能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暴力动作喜剧化，革命斗争陌生化

由于《铁道飞虎》是根据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而来，观众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免会把它定义为革命斗争的内容。那么，如何解构这个内容上的固有观念，进而加以组合重构，同样也是影片面临的一大挑战。于是，导演丁晟从一开始就表明给这部电影的定位就是功夫喜剧片，《铁道飞虎》也创造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功夫喜剧式的打斗环境，通过营造一个封闭稳定的空间，借助戏剧舞台的表现方式，将暴力动作巧妙地转化为喜剧式打斗，以此来陌生化革命斗争，用这种喜剧式的打斗削弱红色革命经典意识形态脸谱化，改变了以往阶级斗争等纯意识形态教育的旧套路，在轻松的环境中潜移默化，让观众再次享受到美的愉悦。例如，鬼子去秦二嫂家搜查八路军，其中一个鬼子端着枪正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马原在门缝里看准时机，拉开大门，给鬼子摔了个措手不及，叫苦不迭。《铁道飞虎》费尽心机营造的打斗环境最突出的体现在“偷炸药”这一片段。飞虎队要去日军仓库偷炸药包，但是这个仓库又高又大，还有大批日军看守，难度可想而知。马原和锐哥攀爬梯子，从天窗潜入进去。仓库的屋顶结构是由粗大结实的木梁组成，纵横交错的木梁上可以站人，马原和锐哥在大海的帮助下成功潜入仓库内部。马原站在木梁上，锐哥则沿着长绳而下，将偷来的炸药包绑在长绳上面，绑好之后，马原再将炸药包拉上去。不凑巧的是，锐哥被前来巡逻的鬼子发现了，二人于是通过一根绳子和几堆炸药包同鬼子周旋起来。他们吊着绳子一上一下，在空中对话：

锐哥：“怎么办？”

马原：“你上。”

锐哥：“我怎么上？”

马原：“丢两个炸药包。”

二人最终丢下了几乎所有的炸药包，只成功地带走了一个。这段打斗的场景具有典型的功夫喜剧式风格，动中有静，动静结合，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借用场景之中所有的道具，包括绳子、炸药包、屋顶的木梁等等，紧张感和刺激感并存，同时也不时戳中观众笑点。导演将人物和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频繁地互动，整个过程充满节奏感和幽默诙谐的趣味，将暴力动作喜剧化，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铁道飞虎》通过类型化的创作，对“功夫”和“喜剧”两个基本元素的设置，承袭了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新派武侠片”风格，又通过喜剧元素的调和作用，对其风格基调作了一定的处理，呈现了与原著完全不同的感官体验。在功夫喜剧中，殊死搏斗的血腥被巧妙地转化成了妙趣横生的诙谐闹剧，暴力动作演化成了戏剧式的杂耍，严肃的革命斗争变成了可调和的敌我冲突。比如，在飞虎队偷完炸药包乘火车离开时，被鬼子开着摩托一路追赶，飞虎成员一边要躲避敌人的枪林弹雨，一边还要与敌人斗智斗勇，在暗处的火车厢里与在明处的鬼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先是不断向窗外扔玉米等各种货物，搅得敌人乱了阵法，后来大奎发现了面粉，敌人在漫天飘散的粉末中迷乱了双眼，模糊了视线，无奈地大喊“八格牙路”，在经过大海的车厢时，又被刚烧开的热水一股脑地淋在脑袋上，最终连车带人一同跌入了悬崖。再看大哥马原，先是在火车顶上阻止鬼子装子弹开枪，双方一拉一扯，僵持不下。这时，另一个日本兵开摩托车从空中撞上来，马原机灵躺下，成功地躲闪，见到鬼子就要掉下去，立刻上前抓住了他的衣服，鬼子很客气地说了句“谢谢”。然而，又很快从火车这头掉了下去。马原转过身来，说了句：“哎，你哪儿去了？”这种喜剧范式是典型的成龙式电影，在动作中创作笑料，正是功夫喜剧的杂糅型风格。这段与鬼子明争暗斗的戏份，可谓是笑料百出，堪称精彩。《铁道飞虎》说到底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敌我矛盾都是激烈又不可调和的，而导演利用喜剧元素这个调和剂，使敌我矛盾诙谐化，敌对双方的冲突始终处于轻松的氛围中，这种陌生化处理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众的审美旨趣。

（四）“戏中戏”手法陌生化叙事结构

众所周知，一篇文章开头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篇文章的阅读量。同理，在一部电影中，影片的开端也决定了这部电影的观众缘。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导演们纷纷使出各路招数，费尽心机，想要谋划出一个精彩的开篇。但是，《铁道游击队》作为红色革命经典已经家喻户晓，之前也有改编版本的《铁道游击队》，现在作为《铁道飞虎》重新出现在观众眼前，虽然名字上有所改变，但仍然是“旧瓶装新酒”。如何才能重新吸引观众的眼球，激发观众的观影欲望，也是导演面临的一大挑战，于是出现了开头“戏中戏”的叙事结构。

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当年飞虎队时期的火车，缅怀先烈。镜头跟随一个小男孩儿的脚步，通过他的视角，从风箱里看到一只长着翅膀的小老虎，就好像看到了当年飞虎队的身影，当风箱打开时，故事便由此展开了。故事的结尾同样以类似的手法，实现了首尾呼应。当飞虎队成员炸完大桥，最终干成了“一票大事”的时候，画面又立马切回了现代生活中。这个时候，呈现的是老师讲完了故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若有所思的画面。很明显，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导演的刻意为之。这让人联想到2014年上映的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也是采用时光穿越的方法陌生化叙事结构。通过小栓子孙子的回忆和倒叙，地点直接从中国搬到了美国纽约，时间是2014年的平安夜，一位华裔青年走进KTV和朋友共同庆祝圣诞。这样的开场方式不免让有些观众以为自己走错片场，但是很快会发现KTV的屏幕上播放的正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段。以吉米的视角，回忆了20世纪发生在东北深山密林里的剿匪故事。结尾同样是切回现实，年轻的吉米和几个战友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场景。或许，有些观众会认为这些现代戏份没有必要，甚至觉得多余，但这正是导演的精心设置。不论是丁晟还是徐克，都是想通过陌生化叙事结构的艺术方法，延伸时空，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增强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于年代久远的红色经典的认同感。就像徐克自己说的：“韩庚这个人物，就是我们要给观众一种情怀，跟过去的情怀接上。”这种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深受华语导演的喜欢，不仅表达了对红色经典的尊重，也更能够激发观众的怀旧情绪。通过“戏中戏”的叙事手段，让观众从叙事者的角度，冷静客观地观看整部影片，而不至于“入戏太深”，在时光穿越中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三、《铁道飞虎》运用陌生化美学存在的问题

纵观近几年的华语电影圈，也出现了很多抗日题材的电影，但是质量却良莠不齐。有的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大量融入喜剧元素，刻意制造搞笑的片段，甚至篡改了历史，导致故事情节与历史史实严重不符，以至于会出现“手撕鬼子、把自行车当直升飞机使用”等雷人片段，让人哭笑不得。《铁道飞虎》在经过导演大刀阔斧的改造之后，也避免不了陷入类似的尴尬窘地。导演丁晟打破了原有的情节设定和角色安排，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编，经过了喜剧元素和各种搞笑片段的刻意包装，改造之后的“新酒”（《铁道飞虎》）基本上告别了原著中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部彻底的功夫喜剧电影，喜剧效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受到了极大的争议。

（一）喜剧元素的过度渗入削弱红色经典主题

虽然导演丁晟在宣传时就说得很明确，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只是披了抗日的外皮。《铁道飞虎》作为一部贺岁档电影，充斥着喜剧元素和搞笑的桥段本无可厚非。但是题材终归是一部抗日电影，一旦喜剧元素渗入太多，则会显得过于刻意，甚至荒诞，更别谈起到良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了。在炸药包被偷之后，山口大队长处罚小军官，要求其剖腹自尽，但是当案板上的布被揭开，呈现的却是一把“杀猪刀”式的工具，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一时博得了观众的笑声，喜剧效果算是达到了，但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成了一个笑话。而面对惩罚的日本军官，显得畏首畏尾，在接过大队长的长刀准备剖腹时，最终也只是刮破了点皮，这样的日本军官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讨厌，甚至会稍显可爱。直白地讲，在整部电影中，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过得并不像是历史中描述的那样水深火热，日本人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般残暴，反倒呈现了一个通情达理、知理守序的“良好形象”，他们没杀一个人，也没给一个人上过刑。比如，那个给山口大队长翻译的蹩脚翻译官被马原和锐哥耍得团团转，矢野浩二饰演的火车站小队长佐佐木看起来人畜无害，没有伤害过铁道工人，总是一脸微笑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可爱、有点萌。这些搞笑设定呈现出来的日本人并不像历史描述的那样穷凶极恶，反而能和当地人和平共处。山口大队长在秦二嫂的诱骗下，吃了用来喂驴的发情药，整个人就开始不正常了，竟然对着火车站站长吐舌头，一副春心大动的样子，最后导致指挥失败，马原和锐哥被成功救出。“劫囚车”这段特意加入的喜剧元素惹得观众哈哈大笑。但是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这样刻意的情节设置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反而削弱了红色经典主题和意识形态的表达，显得过于戏谑和荒诞。

（二）不符史实的故事情节弱化革命教育意义

导演将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做了很多巧妙的修改，避开了个人英雄主义，避开了“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陌生化人物形象，选择了小人物也能“干一票大事”的方式，的确是接地气，但在改编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史实。比如，日本社会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作战部队里面基本没有女军官。陆军的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都不招女学员，日军的女性通常从事谍报、医疗、慰安等工作。但是在电影里，却出现了由张蓝心饰演的女军官由子，这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的。另外，《铁道飞虎》的故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但是电影里面却将这一罪行刻意淡化，导致观众容易忽略这一事实，只顾着沉浸在导演刻意营造的喜剧氛围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革命教育意义，未能起到良好的宣传警示作用。

四、结语

时代在改变，经典势必也要变。荣格的原型理论和原型意象理论表明：“原型的传承与突破，是文艺发展中相辅相成的规律性现象。”正是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导演热衷于红色经典改编。与《铁道飞虎》一样，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也是改编自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导演徐克运用陌生化美学理论，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一本正经的样板戏有机结合，成功地将新武侠风格与红色经典精神融合，为红色经典影视改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但是在抗战神剧充斥的今天，如何才能拍出一部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依旧是一个难题。不可否认的是，陌生化的处理方式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但同时，过度的“美学”包装使得影片的时代感减弱，爱国主题被忽略，除了博得大众一笑之外，起不到任何教育引导作用。在《智取威虎山》和《铁道飞虎》之后，我们希望未来的红色经典改编可以汲取经验，在艺术创新的同时，又能弘扬革命精神，传递意识形态正能量，引导年轻一代更加关注历史，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珍惜当下，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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