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悦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后真相（Post-truth）指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于2016年被《牛津词典》收录，成为当年的世界年度热词。其实，“后真相”一词最早出现在政治领域，如“水门事件”“伊朗战争”等政治事件。而真正让“后真相”一词风靡全球的则是“美国大选”“英国脱欧”这两起爆炸性的事件。“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入主白宫”这一话题依旧热度不减。在社交网络中，事实的虚无化、暧昧性为“政治运作”披上外衣，官员隐匿地向民众输送带有偏向性的观点，而这种偏向性更像是为大众“量身定做”，从而满足自身的利益，而事实真相在民众亢奋的情感漩涡中被消解。言论的真实性对大众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感的认同和迸发。特朗普通过推特与网友交流互动，正是因为这一点。而这就严重威胁到新闻专业主义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的公信力缺失，也让民众面对庞杂的新闻内容无法辨别真假，只能听信流言，真相再次“流失”。传统媒体的日渐式微，社交媒体的声势浩大，“知情民主”变为“盲情媒主”。显而易见，社交媒体的胜出，标志着由情感和想象领导的后真相时代已经来临。与此同时，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后真相”一词已不再局限于最初的政治领域，开始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后真相”的大行其道，让以“真相”为第一要义的新闻专业主义陷入了重重困境。本文围绕后真相时代的三个主体——传者、受众、技术，对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进行探讨。

二、后真相时代下真相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民众：权利扩散

新媒体所具有的“4A”元素（Anyone、Anywhere、Anytime、Anything）赋予了受众“公民记者”的身份——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传统媒体层级式的新闻生产、消费模式被瓦解，新闻内容的垄断权被打破，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民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收信息，公民意识的觉醒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主动地了解、加入、把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知情权的渴望不复存在，新闻诞生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于是，社交媒体上各种流言横行，这也让其他民众无法作出真假判断，只能将碎片化信息通过“合理想象”拼接起来，形成信息的“二次生产”，再传播出去。从信息生产到传播，到再生产、再传播的过程中，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早已被社交媒介的传播速度冲散。

与此同时，在社交网络信息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次层级分化——意见领袖和普通大众。网络社会中的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中有着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领导着舆论意见的方向。而对于大部分大众而言，尽管具有相同的媒介接近权，但效果有限。

第一，舆论领袖娱乐化。意见领袖的出现似乎成了普通受众的“主心骨”，“指导”他们了解、解读信息。大众的社交应用中可能不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新闻，但一定会关注类似“咪蒙”等新媒体红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了解新闻热点，把握社会节奏。信息内容真不真无所谓，要好看；观点客不客观无所谓，要煽情。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章成为网络红人引以为傲的“意识符号”。但是，新闻主张的是客观公正，不是带有主观臆断的评论。传播内容的娱乐化、煽情化不断挤压新闻真相的生存空间。“魔弹论”似乎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间接通过情感的渲染、氛围的烘托，潜移默化地将观点植入受众的心中。受众不能反抗，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真相，无力反抗。例如，轰动一时的“江歌案”、“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甚至是今年脑补大戏“红蓝CP”……新闻的事实内容不再是大众关注的重点，传播情境中的情感和氛围成为大众热切关注的对象。

第二，社群情绪感染。在社交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共同的爱好、兴趣、观点、价值观等聚集在一起，形成“小部落”。意见评估中的“马太效应”让拥有相似观点和立场的大众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一致的部落价值体系。部落以群体传播的方式对外扩散，像是威力巨大的“高压炮”，水枪式的信息喷发让人们无法反击。由于社群部落的聚集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个体是由意识、兴趣集合在一起的，所以主导集合行为的不是客观理性，而是随机的感性情绪。对内，群体内的个体之间进行人际传播，通过观点信息的互相输送，不断巩固自身的意识观点，从而加强群体意识和归属感；对外，群体部落先是以个体身份隐匿在社交网络中进行探测，然后以群体形式进行言论攻占。在集体化的外衣下，个体在各个信息平台上自由切换，以自我需求为中心，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言论自由”“法不责众”等这些已成为网民为自己的恶劣行径开脱的借口。网络的无序性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受到威胁的原因之一。

（二）技术：利益至上

大数据、新媒体、算法推动了媒介传播的发展进程，但也给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算法组合已经为用户“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的信息套餐，以迎合受众口味、满足受众喜好为前提。这种投其所好的行为，不仅违背新闻的客观性、独立性要求，而且会导致人性的失衡。自由是在法律把控下被允许的，同时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在新闻制作与生产的过程中，“把关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新闻材料选择、内容传播进行严格的筛选把控，但在商业化运作下，“把关人”的位置被数据程序所替代。这造成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非规范化、非专业化、非法化，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算法组合的“私人订制”无形中限制了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用户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听自己想听的，逐渐被媒介技术传播的表层信息所“麻痹”，变成没有思想的“容器人”。这种情况下，新闻真相也没有存在的意义。虽然新闻的生产、发展也是以受众为基础的，但是不能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与社会效益相冲突。

总之，当前主要的矛盾是快速发展、愈加复杂的媒介环境与媒介素养不足的受众之间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信息庞杂的时代，不管是作为传者的大众还是作为受众的大众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惰性思考、情绪化判断，集体意识、技术越权等都刺激着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感性制裁”“舆论风暴”等的产生，而以“真相”作为自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健康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变革

（一）传者的专业与自律

专业与自律——坚持真实性、客观性的原则，确保新闻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以受众为中心，不因追求私人利益而胡乱编造、扭曲新闻事实。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公民记者”。因此，作为“公民记者”，大众要提高媒介素养，加强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习，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新闻内容必须真实客观，不能为了获得点击量、转发量哗众取宠，煽动情绪，发表不实的偏向性言论，误导受众，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对“公民记者”的另一个要求——权利的自律。

在混乱、嘈杂的信息环境中，主流媒体机构要修复、巩固受众心中的权威形象，宣传新闻传播学知识，引导受众对新闻内容作出正确判断和解读，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这就要求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有始有终，不能一味追求新鲜感，而新闻事件的后续报道却不了了之。新闻报道是一个连续性的报道过程，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但这并不是“反转新闻”出现的理由。因为新闻要求的是整体与局部真实的统一。新闻的报道是以公共性和公益性为第一位的，而不是仅为了追求经济目标。主流媒体不能放低自己的身价，要保持自身的专业性和指导性，牢牢把握住新闻内容的话语权，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权威性的形象。

（二）受众的冷静与理智

受众作为传播过程的主体，在信息传播中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全面地看待问题，不要被轻易利用煽动情绪，盲目起哄，成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受众由于个体差异性，因此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有不同的看法，网络呈现出该有的包容性，但这是基于新闻事件真实客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大众的媒介素养和能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提高和发展，这样才能使大众正确地接触和使用媒介。与此同时，大众自身伦理道德的提高，对于监管、抑制虚假新闻，维护新闻专业主义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技术客观对待

梅塞尼主张“技术中性论”：技术本身是工具、手段，不承载特殊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使技术成为善恶的则是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大数据、算法、云技术、AR在对新闻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更多是来自经济效益的驱使。新闻内容的生产、传播应该是先进技术和专业人士的共同作用。大数据帮助政府、媒体组织捕捉舆情，AR技术负责还原新闻真相，算法提供“受众的诉求和喜好”的数据信息，而新闻专业人员则对材料信息进行审查、核实，最后再进行新闻内容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才是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

四、结语

后真相时代，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新闻专业主义与受众情绪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提升受众关注度，传者滥用权力，传播情绪化、议题化、虚假化的新闻内容，受众价值观的扭曲，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加重等等。面对这样的传播环境，政府要加强管治网络媒体环境，媒体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的真实性原则，正确行使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起到教育作用，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重现后真相时代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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