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曼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打造自己的地标建筑，如北京的央视“大裤衩”、广州的“小蛮腰”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国际性比赛的举办，留下了鸟巢、水立方等地标型建筑。近年来，欧美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也传到了中国，中国连续8年成为建造高楼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在不断刷新楼层高度。为实现城市的品牌化营销和传播，每个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地标建筑。

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提出了城市意象的5种主要的构成要素——道路、边沿、区域、结点、标志，建筑物归为标志一类。城市地标性建筑融标志物与建筑物于一体，是城市物质景观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城市精神风貌的象征与集中代表。城市地标性建筑是城市建筑的主角，与城市的其他建筑物相比，城市地标性建筑由于其标志性、公共性、体量规模等更易受到社会的记忆与关注。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城市的诸多品牌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最容易为受众记住的符号往往是景观地标类。［1］

在城市研究中，实体空间的媒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它常常是与大众媒介并置，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用以考察城市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交流状态。大众媒介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实体空间亦是如此。对于城市传播研究而言，不能割裂这两个部分，而应该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比如实体空间如何影响大众媒介的传播，大众媒介怎样建构对于实体空间的想象，等等。两种媒介各自的特殊性，也只有在两者关系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2］

昔日的钟楼是地标性建筑，如今似乎已经淹没在众多高大的楼宇中。钟楼曾经是大多数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大钟与“守钟人”卡西莫多一样被陈列为艺术的不朽，至今仍保留在巴黎老城腹地；电影《39级台阶》中伦敦大笨钟一直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闪现。在曾经每一座传统的中国城市甚至小镇中，“晨钟暮鼓”击打着时间节点，记录着时光的流淌和岁月的回转。进入20世纪，中国大小城市的建筑物顶端都放上了欧式四面大钟，新的钟楼在各地拔地而起。

上海海关大楼安装大钟始于19世纪下半叶，于1893年竣工。首先，海关大楼是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物，由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的外国轮船，在很远处就能看到海关大楼并听到钟声，能很快进港靠泊办理船舶入境海关手续和装卸进出口货物，大钟起到航标和灯塔作用。其次，高耸的海关大楼和婉转的钟声给城市带来生活立体节奏感和旅游景致的点缀。最后，海关大楼安装大钟有其历史原因和海关自身业务工作的需要。从19世纪开始，海关学习西方国家海关以天数计算船舶吨税的办法，超过夜里12点就另加一天。由于进出口船舶来自世界各地，船舶自备时钟误差很大，经常引起争议，因此，为了统一报时，皆以海关钟楼敲点为准。1893年建成的江海关大楼已安装大钟，此后建成的粤海关、潮潮海关、江汉关等大楼也都安装了大钟。［3］

合肥大钟楼于1975年动工建造，于1980年12月投入使用，全名叫作“合肥长话通信枢纽工程”，钟楼的顶端为四面环绕、直径达4米的电自鸣钟，主大楼共有7层，每层层高约为5.1米，总体高度可达37.5米。大钟楼从投入使用起，就是合肥电信总部的办公处，担任着communicate（通信）的功能，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时代，钟楼的建立，使得当时的合肥市长途电路总容量增加了2.4倍。［4］在1993年的电影《香港少爷》中有一个取景镜头，来自香港的阔少林阿满独自一人来到大陆旅游时，给香港家中打的省外电话就是在这里。

进入21世纪后，在位于合肥西部的五里墩，建起了更加高大的合肥电信大楼，合肥电信的总部西迁以后，大钟楼的功能才有所弱化。去合肥看大钟楼曾是周边城市人的旅游项目之一，就像上海的外滩、北京的故宫一样。

今天，虽然钟楼都还在，但是由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有的钟声已停。

随着网络的发展，微博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就有网民于2012年1月8日注册了名为“合肥大钟楼”的微博，每天在微博上为大家“敲钟报时”。每隔一小时，发出不同的“咚咚”声。但博主最终因精力有限，公开了账号密码，邀请合肥市民一起传递大钟楼的“钟声”。最后两声“咚”定格在2015年9月27日，合肥大钟楼网上敲钟也就此停止。而现实生活中，从2015年11月开始，由于电脑控制系统发生问题，合肥大钟楼也从此不再整点播放报时。

然而许多城市的钟楼在停止鸣钟后，有市民建议恢复钟声。2016年广州的大钟楼于1月1日响起了老广州人熟悉的新年钟声。此后，鸣钟恢复了日常化，不过严控鸣钟的音量和时间段，鸣钟时间与居民日常作息时间一致。合肥大钟楼在2017年10月彻底瘫痪，于2018年1月恢复了原来的报时和东方红音乐。对于城市的老居民来说，钟楼的陪伴是关于这个城市心灵最深处的集体记忆。

传播要创造具有地方感的特殊“地点”，以建立城市地方共同体与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就必然要把媒介的理解扩展到实体空间，关注城市景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公共交往的意义。［2］

20世纪最后的一百年，从省会到发达城市到许多小小的县城，欧式钟楼陆续融入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中，曾经的钟楼意味的是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同样也构建了居民对于城市不可或缺的记忆存在。另一方面，21世纪的前十年，类如央视“大裤衩”这样的现代化建筑也进入了公众生活，引起了公众的吐槽和热议。笔者希望借由大钟楼这样一个成功的建筑新建与地区形象融合的案例，探讨现代化过程中的建筑新建，以及如何引导城市空间文化的可读性、认同感与归属感建构，进而建构当地居民乃至其他城市的居民对于该城市的想象。这对于城市形象的建构也有一定的意义。

［1］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41.

［2］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2）：41-47.

［3］中国海关博物馆广州分馆.大钟楼的故事［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193.

［4］李云胜.李公祠—宿州路—大钟楼［N］.江淮晨报，2012-12-21（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