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卿,张泽一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1)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是一个来往穿梭于中西文化的著名政治学者，拥有深邃的国际视野和丰富海外经历，并且见证过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态，对中国学的研究颇深。他的研究既立足于我国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又深知海外的文化语境，对中国问题的观察视角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选题时代感。近年来，他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越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内外学术圈和普通大众群体中的影响较大。本文对近年来郑永年先生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一、关于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观点梳理

(一)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和重要性

意识形态是集中反映特定阶级物质利益的思想和观念的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服务于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和功能所在。[1](P22)掌握和运用好意识形态工具对于任何统治阶级和国家政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郑永年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对执政党来说十分重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其触角已经超越了政党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古到今，意识形态主要承担和履行如下功能：第一，保守功能。即意识形态首先要阐释执政党所组成的政府的合法性，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说明它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为什么能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党通过什么政策落实和实现其所代表的利益等；第二，意识形态具有通过解释现实的不合理性，来改变现实的功能；第三，控制党员的功能；第四，党员认同的功能。即意识形态要让党员认同自身和党的关系，自觉地和党保持一致，根据党的主义行动，实现党的功能等；第五，对社会一般成员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扮演一种准道德的功能。也就是说党的意识形态不仅要引导党员，也要引导人民。怎么样使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让人民接受、认可并且去自觉的实践，需要把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逐步推广到全社会。

(二)关于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郑永年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从总体上说存在弱化趋势，执政党一直处于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伴随着多重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日益感觉到有必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发挥市场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梦都体现了执政党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然而上述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却并十分明显。因为上述意识形态建设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只是对不同的政策所做的理性解释。以上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主要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经济政策意识形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经济的层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和政治层面。有效的意识形态需要整合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才会对现实起到解释和主导作用。如果意识形态的调整只是仅仅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难以解决越来越多诸如政治、道德、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改革开放是人们追求利益、GDP主义驱动下的单方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以钱为本的货币主义盛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2](P83)意识形态起着论证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作用和功能，但由于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了衰落态势，所以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也随之逐步减少，意识形态对党员和干部的控制效能和效率也大大降低。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部分党政干部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之前以出现了不少的党内干部腐败现象，突出原因就在于党政官员缺乏来自意识形态的软约束。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衰落还表现在各种非官方的意识形态崛起，如民族主义、各种宗教邪教等。在执政党缺乏整合社会意识形态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遇到问题只能不断诉诸任何对官方有帮助的政治意识，如儒家思想、民族主义等。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这就是官方思想意识的现状。[2](P79～90)意识形态的衰落不仅表现在党内而且也难以被民众广泛接受。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多元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国外流入的意识形态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发展。尽管这些意识形态是非主流，但是在主流社会沉默的情况下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主流社会，从而影响某些公共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三)关于我国意识形态的分化

郑永年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出现高度分化，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衰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崛起于思想舞台相互进行竞争，包括不同的阶层，左派、自由民主派、草根阶层和中产阶级。这些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学及各种进口思潮对中国的社会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意识形态的左派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自由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去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民主原教旨主义；草根社会阶层，他们的意识形态则表现为一种“愤怒”；中产阶级是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2](P57～75)目前中国没有一种能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为社会普遍接受。对执政党来说，要把一种在党内并不被广泛认可的精英意识形态强加在整体社会上，而且越来越少的人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就会出现。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目前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存在的一定的争论，长期以来，主要是左右两派之间的争论。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使用西方的话语方式来解读、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中国现有的体制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但是这两派均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实际，从制度建设方面来看，无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各种各样的左派意识形态崛起虽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左”派意识形态的话语同样也难以解释清楚中国的情况，难以提出解决中国各种困难问题的办法，所以“左”派话语实际上也没有被社会所接受拥有主流话语权，相反在很多地方制造了分歧和对立。目前中国的“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论述均过于政治化，争论不断，呈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态势。在政治体制问题上虽然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两派力量企图借用西方的话语方式来说事，双方的各种论述除了政治化好像看不到任何理性的因素。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现实问题、解决问题是最关键的，但很少有人去研究。

(四)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化为推进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永年教授认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模式的时候大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只是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成功。而实际情况是假如不考虑中国的政治模式就难以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模式。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政治模式对经济模式起着很大的促成作用。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呈现低迷态势这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很大关系。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3]其次，意识形态对中国企业家有很大的影响；第三，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给经济政策造成较大的困局。

(五)如何重塑意识形态

郑永年教授认为，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首先要意识到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两者有相互重合之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能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应该以革命为中心转型到以建设为中心。在重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可以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统合，把文化价值和道德的部分首先整合到国家意识形态中去。同时在重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时，考虑到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可溶性和整合性，尽量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发生。建设国家意识形态不仅需要把国内各民族的核心价值和他们的共同价值加以整合，而且需要把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和其他文明国家的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党的意识形态才会显示出较强的社会活力。

(六)如何用合适的话语解释中国的政治主张

郑永年教授认为，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模式的普遍关注，大家对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发展如何都很感兴趣，如果缺乏自己的话语，总是借用西方的概念、理论，那就很难解释好自己，中国有必要增强自己的话语权以提高自我认同，这也正是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所在。任何一种模式最重要的是政治、 经济、社会，其中政治最为核心。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自我认识很重要，中国不会走与西方一样的路。目前外界都承认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这个成功是怎么来的，国际社会并没有搞清楚，中国自己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模式中的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需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性”做出明确的阐释以获得国外的了解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郑永年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宣传相对较浅，都是说中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所说的只是具体做法和具体政策，因此对外宣传常常忙于救火，比较被动，缺少一整套理论向国际社会把自己说清楚。西方主流社会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只能通过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但是许多中国专家在解释的时候由于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较多，所以宣传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突出，这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软实力的发挥。

二、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弱化问题

如前所述，郑永年教授认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存在一定的弱化现象。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分。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的思想中枢，承担着构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塑造社会信仰、扩大和整合政治认同、规范政治行为、阐释政治体系合理性和合法性、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可否认，过去一定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失语、失踪和失声

表现之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多样的态势。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弱化甚至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事件的爆发，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挑战更加突出。有的人呼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极力鼓吹反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泛滥，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西方价值观等各种各样的错误社会思潮经常出现。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所推崇的改革主张，实质上大多是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4]之所以出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现象，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有历史发展的原因、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是我们现实工作的诸多失误所造成。归根到底，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失语、失踪和失声，最主要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四个自信”的不足，总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的制度、理论优于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制度、理论和文化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5](P12)可见，解决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挨骂”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存在工作短板和各种不足之处。

(二)意识形态对党员和干部的控制效能和效率下降，意识形态的政党认同感和忠诚度下降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表现之二是，意识形态对党员和干部的控制效能和效率大大降低。他指出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党内干部腐败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政党认同感和忠诚度下降。的确，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带来了巨大、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不仅严重败坏了党风、社风，而且极大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任由腐败蔓延，腐败伤害的是民心，而民心恰是执政之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6]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我们党仍然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这些党自身存在的危险因素和严重问题，是目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建设的最大拦路虎。打铁必须自身硬，如果党没有把党员干部自身管好治好的话，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去领导广大人民，就没有底气和力量去说服、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语境下的强力扭转

(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十三多亿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撑和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问题得到了强力扭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它当成是我们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使命担当，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振奋人心、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出击以零容忍态度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查处的贪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行动之频，所涉领域之宽，都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先后有省军级以上440多名党员干部，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被立案处理和问责。[7]通过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持不懈地纠正“四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拳出击、整风肃纪、把权力装进笼子、全面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制度机制，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焕然一新、风清气正、海晏河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社会大局发展和谐稳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指数迅速提升；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极大的伸张；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丰厚底蕴、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提高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的伟大事业，顺应时代潮流、深得党心民意，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从根本上强力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之势，树立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认同、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极大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可和自觉践行，成为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有力注解，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增强。

(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管理和控制

郑永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各种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迅速崛起，如民族主义、各种宗教邪教等、传统儒家价值等。目前，在我国非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在报纸、文艺作品、影视剧、新媒体及互联网上等悄然传播，潜移默化渗透和干扰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导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不少的杂音和噪音。事实上，“新儒学”“自由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以此来消解当代中国的党魂、国魂、民魂，消解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以维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武器。[8](P39)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一般来说，当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弱化状态的时候，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和其他取向的价值观就会明显活跃。互联网时代，各种意识形态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它们同时并存、相互交织、斗争激烈。如果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听之任之，势必会把网络空间搞得乌烟瘴气、生态恶化，这会严重损害广大网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作品应该积极传递真善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必须要坚持好党性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本着负责态度，必须依法加强网络的空间治理和内容建设，打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和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网上舆论有“红线”，不能违反规矩超越了宪法法律的界限。近年来，我国在意识形态整合、管控方面的工作广度和工作力度在逐年加大。对一些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网络舆论对毕福剑、任志强等引发的互联网不当言论事件做出的迅速有力回应，及时化解了舆论困境，净化了网络风气。再比如，我国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话语方式的积极转化，讲好中国故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西方宪政、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以有力的回击。

近年来，各种鼓吹中国“衰退论”“威胁论”“失败论”的论调气焰下降，国际认同度迅速跌落，相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获得了稳步提升，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9](P12～14)国外资本主义学者也不得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的评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教授直言“中国相当成功地通过其经济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贫困问题，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感到好奇，吸引人们到中国来。中国一直以来以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而著称，这也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10](P12～16)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整合、管理和控制。

(三)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坚定“四个自信”，走中国道路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化的表现还在于，我们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更好地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获得了亿万民众的认同、追随和自觉践行。郑永年教授在谈到中国意识形态衰落的问题时指出，执政党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并且简单地把政党的意识形态当成整体社会之意识形态。他建议，执政者应该选择整合一些被社会广为接受的道德和价值体系，将之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些领域目前我们显然没有多少作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几乎处于一个道德和价值的混沌状态。[2](P25～26)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敢苟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正确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统一性。”[11](P193)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我们显然无法把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截然分开，或者是对立起来。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党性意味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积极贯彻和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好中央的权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人民性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在我国当前阶段，党的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最关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阐释好、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国梦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共同价值追求，以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来凝神聚力。中国梦既是党的梦，也是13多亿人民的梦，属于中国，也归于世界。中国梦具有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党带领人民群众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逻辑”，也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利益追求。中国梦这种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以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很好地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统一了起来。实践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只有不断把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有机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才会迎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历史发展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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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14.

[7]人民网.杨晓渡：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 [EB/OL].[2017-10-19].http：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19/c414536-29596644.html

[8]张雷声.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

[9]姜辉. 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J].红旗文稿,2015,(3).

[10]张梅,约瑟夫·奈. 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发展与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教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