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喜，朱宝洁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01年3月18日，沃尔夫冈·诺伊豪斯(Wolfgang Neuhaus)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进行了名为《作为社会关系寓言的技术》[1]405的访谈，其中的许多观点在当下仍具有现实针对性。中国学者胡亚敏在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时认为：“后现代美学已经表现出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高科技携手并进的趋势，高科技手段为作品带来了令人吃惊且富有刺激的综合效果。”[2]10-17而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中，不仅后现代美学同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讨论基本都以新技术的发展为立足点。但学界却甚少有人注意到詹姆逊对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技术极为重视却又暧昧不明的态度。技术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他认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是一种不可用于再现的技术，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在“颠覆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内部的全球信息交流网络系统，这不仅可以使得金融资本、货币转让能在瞬间完成，而且也使新的集体关系成为可能。詹姆逊有关技术的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又注意到新技术不仅位于生产领域，而且已经进入再生产领域这一事实。他避免对技术做出具体的评价，而是始终站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技术给后现代社会带来的变化做出可能性的思考。但与此同时，詹姆逊对技术的讨论也出现了系列矛盾。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反思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促使我们积极思考如何使用好和控制好技术这把“双刃剑”的当下现实问题。

一、詹姆逊技术寓言观的内涵

作为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大师，詹姆逊的技术观与他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紧密相连。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在詹姆逊的讨论中，后现代文化不仅是一套特有的美学形式，也是一种技术包装。”[3]129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寓言是詹姆逊在以新科技为基础的全球空间转型下对认知测绘的进一步明晰。在詹姆逊的理论中，认知测绘指的是人们通过对局部的侦测，找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各部分的关系绘制出一张整体的地图。认知测绘系统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连接在一起，使人们既具有局部具体的感知，又具有整体的认识。但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后现代技术相较于现代技术而言是不可参照的，这给认知测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此，詹姆逊认为：“为了发现科技描绘中所包含的相应社会关系的象征层面，人们对技术更新必须经常加以关注。”[1]407寓言在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建构中“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4]31。詹姆逊的理论中存在着将寓言普泛化的趋势——不仅文学、艺术，甚至于20世纪的整个批评理论都具有寓言性。在詹姆逊对技术问题的讨论中，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技术所营造的让人头晕目眩的万花筒恰恰为后现代社会蒙上了一层不可再现的重影。具体看来，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有如下内涵：

詹姆逊认为技术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更创造了人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是一种不可用于再现的技术，因为这一阶段的技术明显不如第二阶段的传媒技术和运输技术，更加具有形象性。电视、计算机等新的科技设备不再作为再现的形象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生产形象的机器。不仅如此，这种新机器的高倍速运转及其无法预料的影响也生产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这个“高科技能”的巨大的“全新的”、“去中心的”世界网络中，文化成了整体性网络上的各个支点。詹姆逊认为：“这个整体性网络透过叙述作巧妙而繁复的安排而进一步跟一些既独立存在而又互相勾连、互相斗争的信息媒介机构挂上关系。”[4]400这种关系既是不可表现的，大众也不能够轻易把握。面对这个强大的系统，个人主体是无能为力的。个体无法确定自己处于这个巨大的网络中心的何种位置，也无法判定自己正以何种方式与其他人关联在一起，这源于多维的虚拟空间已经超出了人类有机体的认知局限。正如詹姆逊所强调的：“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是如何被困的蛛丝马迹。”[4]407这似乎意指后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其主体性在这种不可表现的技术营造的万花筒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颠覆。

但是，詹姆逊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在“颠覆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启蒙精神的破碎与分裂，福柯和德勒兹都提出“去中心的主体性”这一命题。福柯用他的“知识型”概念和“知识型”的生产过程向我们阐明不存在普遍的人的主体性的概念。人的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幻象，因为人要受制于社会、权利和制度。德勒兹则更进一步地对福柯这种去中心的主体做了主体的精神分裂分析。但是詹姆逊则认为：“去中心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去中心的孤独主体的个人主义表现，另一种则是集体表现。”[1]405詹姆逊所指称的集体表现指的是在数字交往时代，数字传播技术能够赋予主体性更多的能动性与开放性，在这种巨大虚拟交往空间中，主体可以进一步地分化，在不同的集体性中获得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主体其实并未真正消解，只是将自己扩展到无数的网络之中，这些网络正是其他主体性的网络。因此詹姆逊试图推动后现代的主体性朝着集体表现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个体的、去中心的方向发展。

推动后现代主体朝着集体性方向发展的力量则来自新技术对时空的同时性的处理。詹姆逊认为在全球空间的转型中，“虚拟空间”内部全球信息交流网络系统，不仅可以使得金融资本、货币转让能在瞬间完成，与此同时，它也使各种新的集体关系成为可能。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型数字媒介的崛起，做到了加速主体性的社会化延伸和社群化效应。后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充分享受技术所造就的交往网络带来的交往自由与自身价值重构。主体的镜像越来越以空间的、立体化的、形象生动的方式在社交网络中呈现出来。这进一步为基于普遍的个体化、高维化(high-dimension)流动情境中的主体拓展了交往实践的途径。毕竟此前，人们从未设想有一个技术作为基础的巨大交流网络将不同的人即使不必面面相对也能聚合在一起，更不论跨越时空的束缚找到属于自己的集体性了。

二、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成因

詹姆逊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寓言，具体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的重要但却逐渐难以界定的角色。在分析现代文明的诸种现象时，詹姆逊认同曼德尔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应该有三个基本的分水岭——1848年以来蒸汽机引擎的机器生产，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5]18曼德尔认为这三种机器生产的成功，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因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驱动而形成的极为普及的科技革命。以此为基础，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后工业阶段，并且每后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辩证开拓。詹姆逊接续这一图式并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乃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在文化上的相应表现。在詹姆逊看来，这三种文化形式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革新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尽管詹姆逊认为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志，并随之对应不同文化风格，但这并不代表詹姆逊认同将科技或者技术作为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实的“终极决定因素”。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后现代文化时，他对本雅明所论述的机械复制力量充满肯定，但在发现资本主义的“他物”并非自然后，他担心资本主义的“他物”一下子就被定义为“科技”。因此在这之后他希望论证“科技”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用来指喻“他物”的表征。而“科技”的这种表征也就是社会文化和机器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对机器再现的形式。詹姆逊对技术的这种理解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对机器所采取的粗暴态度时所阐述的：“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6]493马克思提醒工人们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开来，避免针对机器的暴力革命，而詹姆逊则提醒我们将科技和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开来。同马克思所认为的机器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因一样，詹姆逊也不认同技术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决定作用。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技术尽管相当重要，但也只能作为后现代社会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表征网络中的一个寓言。

其次，詹姆逊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寓言还在于技术发展与后现代文化之间紧密却又不可见的联系。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詹姆逊发现，网络、计算机及其程序，这些表面上的通讯概念不仅仅存在于生产领域，更多的在再生产领域发挥着巨大的效用。并且这些通讯概念也不仅仅作为工具而存在，而是被改造成了对世界市场及其最新确立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幻想，改造成了规模超常的全球性劳动分工。跨国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和金融等开辟出来的新的电子贸易路线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沟通。在这样的全球互联互通和时空穿梭的魔幻场景之下，技术也似乎被赋予了无限的魅力。詹姆逊提议从新技术的视角理解后现代文化的特性。他认为使图像和信息的流量在全球市场迅猛增长的新技术，其功能是产生一种文化经济，这种文化经济是建立在(图像的)生产，(大众的)消费和(从资本主义去地域化力量上)转移注意力的虚拟同时性的基础之上的。[7]35而在技术的影响下，文化不能逼真地再现。詹姆逊认为：“当前的文化盗用巨大无比的传播网络和电脑所达到的不尽忠实的再现，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一个更深刻、更富寓意的误读和夸张……”[4]400

在詹姆逊看来，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实际上技术本身并无稀奇之处。他认为：“技术的魅力不来自于自身，而来自于技术所能够达到的那种再现手段(速写)，使大众能够感受的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总体网络……”[4]400也就是说，真正令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着迷的不应该是技术本身，而是文化借用技术所营造的不能为人的脑系统所捕捉的再现网络。技术存在于这个再现网络的各个方面，虽然其并不像以往的能够再现的科技制成品那样壮观，但却在表面的、形象化的本身中携带着一种内向的爆裂。詹姆逊又强调：“技术和机器本身却只有被理解为某个个别物的寓言，理解为整个无法想象的、无中心的全球网络本身的寓言，他们才变成魔幻性的。”[1]118-119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于是詹姆逊延续分析文学文本的民族寓言模式，将与技术有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在这个巨大的文本之中，不仅仅技术具有了寓言性质，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具有了寓言性质。

三、反思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

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超越了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避免了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者对技术或好或坏二元对立的简单的价值判断，但他也并非站在技术工具论的角度保持中立立场。詹姆逊认为，技术的主体是人，因此他将技术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从后现代文化的角度对技术重新做出阐述。令詹姆逊始料未及的是，技术属于人的同时也超越了人所能控制的限度，尤其是当下的种种新技术，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相比于古典时期，近现代的技术已经从经验-伦理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一种自足理性，技术绝对自律的力量也隐含在现代性的社会力量当中。詹姆逊避免对技术做出具体评价，而是始终站在后现代文化的角度，对新技术的效用做出总体性的分析与思考。这一方面体现了他继承又突破了马克思对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从文学批评的总体性视角转移到文化研究中来的属性。但非常明显的是，詹姆逊对技术的探讨出现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的发生不仅是詹姆逊本人对于后现代社会下技术理性对文化以及个体所带来的影响的难以评估，也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社会的矛盾焦点。这些矛盾引导我们对其进行反思。

首先，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技术的看法，即技术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却又偏离了马克思将技术放在生产力中的基本规定，而认识到技术已经进入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家们为了能够让他们的资本周转率最大化不得不将生产力进行集中。这个集中的过程只有通过技术的发展，才能使资本继续贯穿于投资、生产和利润各个阶段。然而这种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也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决定性矛盾。一方面，这种生产资料的集中，造成了生产力的提高，满足了人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劳动资料一旦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为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变成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6]495-498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矛盾的解决是一种历史必然：一旦大规模工业的利润率开始依赖于商品再生产的速度，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就会不断把有机劳动导入到交换价值的过度生产中去，而交换价值永远也不会在自由市场中得到弥补。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已经暗含在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之中，这种基于技术上整合起来的体系，将“大多数人”带入了合作性社团之中，他们成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基础上的，而这种矛盾的最终运动方向是社会主义。在这种视角下仅仅存在于生产力的技术必定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最终决定力量。詹姆逊对此表示认同。但在展开论述时，他很明显的离开了马克思讨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在生产方式下这一主题。在对技术问题的讨论中，他发现技术已经进入到生产关系中，于是只好延续文学批评中的术语将技术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寓言。虽然詹姆逊通过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和历史阐释方法将技术问题寓言化，但他始终不认同那种将技术力量绝对化的观点和看法，这也是他和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观点的争执之处。既认识到技术已经步入生产关系的领域中，又要坚持马克思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詹姆逊只好提出寻求一种新的集体性来延续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命题——合作社团，在他的这种新的集体性下，技术也只能作为社会关系的寓言。但是这种新的集体性该如何运作，其集合的基础何在？对马克思的命题是正面回应还是反面回应？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技术所带来的这种新型主体性组织社会生产？对这些问题，詹姆逊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晰的回答。

其次，尽管詹姆逊对技术的讨论超越了以往技术悲观主义者或技术乐观主义者简单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他也一再地强调只有当技术被理解为某个个别物的寓言时才富有魅力，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下的大众如何对待技术并不是詹姆逊本人所能够控制的。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现代人生活在科技时代所创造的种种方便和舒适中，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技术依靠自身的力量吸引了一批狂热的爱好者。但与此同时，技术带来的焦虑也同这种便利一样如影随形。更有甚者，技术崇拜者们将自己的生活贬为终日与机械式的产品为伍，沉迷于虚幻的图景之中而失去了拥抱现实世界的能力。而另外一些人们则在抵制着技术带来的种种优势的同时又处于对被操纵抑或被排挤的恐惧中。人虽然发明了技术，却也对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不利于人类主体完善的力量无可奈何。后现代社会处处充满了技术与人的矛盾，不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再生产领域，人的才能越来越受到排挤，所有原本交由人来完成的工作，统统以节省人力和解放人的目的而用新型技术替代。更有甚者，技术与资本相结合成为了人的敌对力量。在这种状况下，技术能否保持其单纯性，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

最后，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下，技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都进入了全球性的视野。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关注技术发展走向，尽最大努力将技术的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不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再生产领域，中国都十分关注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给大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詹姆逊对技术所做的种种总体性分析尽管是从资本主义晚期的视角出发的，但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在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每个国家都具有符合自身特色的技术发展路径、经济运行模式、社会管理制度和文化民俗传统。因此必须首先说明的一点在于，中国的技术发展并不同发达国家一样是全面推进的过程。同样的，中国的现代性技术发展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阶段性划分，不是从现代性技术发展到后现代性技术，也不是从生产领域的技术发展到再生产领域的技术，而是互相交叉，相互覆盖的局面。所以詹姆逊所讨论的后现代技术发展状况，只是中国技术发展路径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技术发展不能简单用詹姆逊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寓言来进行概括。

詹姆逊对技术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社会技术力量的飞速发展以及技术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冲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他重点讨论的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也是中国近年来探讨各种高科技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难点。詹姆逊的总体化视角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互联网技术在当下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讨论范本。但事实上，寓言一说虽然准确认识到技术的隐蔽特性，试图褪去技术所扮演的控制者角色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技术增添了神秘性。对中国而言，使用好和控制好技术这把“双刃剑”的前提就是对技术的祛魅。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提醒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需要正确了解技术在社会各生产部门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明确地认清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寻找人在技术越来越凸显的当下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应该通过体验新技术，不断调适和颠覆自我，确保技术尽可能地按照人类的进步与完善而发展，避免技术的神秘性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