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毛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带领全民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党的十九大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提炼和总结，上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内涵深刻、内容丰富、体系科学、结构严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南针、定盘星、度量衡，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何而来？为何如此？会不会从天而降、凭空产生？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问题。

其实，任何理论的形成、产生和成熟都有实践的逻辑和思想的逻辑。就思想逻辑而言，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代代相传、延绵不断的过程，新的思想的产生既是既定思想的突破和飞跃，也是既定思想的继承与弘扬。思想和文化具有不可割断和隔离的特点，离开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另起炉灶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越前人。所以，继承前人的思想是思想创新的前提。中央说两个老祖宗不能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创新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维度上，这无疑是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除此以外，还有没有理论渊源？比如说西方进步文化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没有关联？是什么关联？这里所说的西方进步文化是指超越意识形态的属性，由西方思想家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创立，反映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结晶，它属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按照列宁所说的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继承、不能把小孩连同脏水一起倒掉和毛泽东所说的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西方进步文化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通过甄别真伪、区分是非，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西方进步文化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渊源的探讨，本文将突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维说”，而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进步文化三个维度上。

一、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周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欧剧变后，只有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做实了、做深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上空高高飘扬。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说“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走，二是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结合生动的、丰富的实践来发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神秘化，马克思主义不是穷尽了主观认识的绝对真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囫囵吞枣，而需要本土化、国别化。马克思主义曾经德国化、俄国化、中国化、朝鲜化、南斯拉夫化、匈牙利化等等。本土化、国别化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它首先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能跑调，不能变性，不能易旗。在此基础上再赋予这种理论以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那么，作为灵魂和源头，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呢？

1.提供了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总闸门、总开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世界观与方法论比个别结论更重要，它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内在规律、本质联系，无论世情、国情和党情多么千变万化，多么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能指导我们认清本质、澄清迷雾、找准规律。进入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可以说是超乎寻常，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期和想象，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也比以前更加复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保持定力、应对自如，最重要的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他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习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成功运用，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奥妙所在。

2.提供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统治阶级总是标榜自己代表天下人的意志，以此混淆被统治阶级的视线，掩盖统治阶级的本质。而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便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私有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代表的是社会少数人而不是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其立场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改变了这种格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1。所以，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不仅要解放其肉体，更要解放其灵魂，通过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来看待，而不是当作手段和客体来看待。《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499，他还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67。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时发现，分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者职业片面化的倾向，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使“工人变成了机器单纯的附属品”，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要摆脱异化现象，就要消灭私有制。恩格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英国产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职业病多、平均寿命短、思想压力大的悲惨命运，发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列宁则形象地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是推翻现成制度、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主体力量和依靠对象，也必将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主人。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群众观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深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情、重视、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息息相关。

3.提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思想。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特别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从事共产党的组建工作。1847年，他们参与改造正义者同盟这个带有宗派性质的组织，正义者同盟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颇有江湖义气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与共产党的标准和要求背道而驰的，于是决定在改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受同盟的委托，29岁的马克思和27岁的恩格斯起草了《纲领》和《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宣言对党的性质与宗旨、目标与任务、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作了系统的论述。之后，分别建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设进行具体的指导。在他们看来，共产党的领导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列宁是俄共(布)的缔造者，在十月革命之前，就为俄共(布)的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写作的《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进一步、退两步》三部著作是其建党思想的姊妹篇，分别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基础、策略基础和组织基础，对党的指导思想、革命策略和组织原则等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阶级、政党、领袖、群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上建树很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把党的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建党理论体系。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基础，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习近平一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构思，在党的建设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呕心沥血、高度自觉、率先垂范，旗帜鲜明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16，他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体现了大国领袖、大党领袖的风范。

4.提供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0，他们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逻辑起点是商品，落脚点和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从研究商品开始，以严谨的逻辑深刻地分析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对自己过于乐观的估计及时作了调整。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作为“两个必然”的补充，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3，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恩格斯在1888年以68岁的高龄考察了美国，他看到了美国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景观，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较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发展潜力，“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以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工人阶级要调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利用议会、普选等合法斗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力。列宁更是精准判断国际形势，在14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反动派内外夹攻包围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时，力排众议，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他还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学习技术。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对习近平治国理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他所提出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可以在平等、对话、交流、互惠、互利、合作、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双赢，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的科学应用。

5.提供了五大建设的有益探索。“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和明确地提出五个建设，但是，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汗牛充栋，而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经济建设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总量、在《资本论》中关于发展股份制、内涵扩大再生产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阶段划分等的论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政治建设方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建立廉价政府、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论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改革等的重要论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文化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和文化与文明的论述、列宁在生前的书信和文章中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论述等等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关于市民社会、《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晚年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列宁关于合作社和基层自治的论述等等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而生动的论述特别多，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们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383，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些无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探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天天学、天天新、天天深，就要很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衔接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丰富养料

中华民族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的文明古国、文明大国。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硬实力不行，一打就垮，软实力不行，不打就垮。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还在延绵，这个国家就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就不会垮、不会亡。日本占领东北和法国占领越南后，首先都修改历史，消解文化，唯其如此，才能维持其殖民统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精神财富，是维系中华民族历史的根脉，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丰富养料。习近平总书记熟稔传统文化，即便在国际社会发表讲话，习近平都酷爱引经据典，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故事阐述自己的观点，习近平用典已经出版了两本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影响之广、之大、之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方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养料呢？

1.“天下为公”“万邦和谐”的大同思想。孔子在《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人们描述了儒家最远大而美好的愿景。中国历来主张世界大同，万邦和谐，天下一家，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从“一带一路”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句话，并且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搬上了国际舞台，成为一种引领全球治理和世界发展的新思想。

2.“和为贵”“致中和”的文化基因。“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能够恰到好处，可以调解适当，这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中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境界，中和文化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形成了爱好和平、从来不侵略别人的好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吸纳中和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双赢、包容、交流、互鉴的新时代理念，不搞赢者通吃，反对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8]266、443，充分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大格局。

3.“和而不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辩证方法。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拥有深刻的思想，而且包含了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和而不同”出自孔子的《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指和睦相处，但不随便附和，要求同存异。“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讲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讲究度，不走极端，要抓住两端，用中间，可以延伸为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博采众长。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深受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影响，这使得他能够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义利相兼、义重于利，寻求双边、多边的共同点、交汇点，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双赢[9]523，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维。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下》。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君主。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孟子所设计的理想国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的国家，而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君主专制，君民之间不可能平等，更难以民贵君轻。所以，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同现代社会的公民当家做主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而且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其思想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不过是他看到了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必须重视民的作用与价值，就像唐太宗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然，孟子能够看到民的重要性，并且提醒统治阶级重视民，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批判地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作为我们的追求，要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大力加强民生建设，建立起社会主义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5.“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法自然”是老子《道德经》里一句名言的简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是终极的，它自己取法于自己。“天人合一”最初由庄子作出了阐释，后来董仲舒将其发展为哲学体系，其意是指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切人事都要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重视自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孔子说钓而不纲、夜不射宿，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一再强调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把绿色发展上升到五大发展理念，把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与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说，“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9]530、544，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新关系。

三、西方进步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有益借鉴

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从思想体系来说它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但是，西方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文化现象，除了直接为资产阶级服务、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鲜明和突出的部分外，也包含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的进步因素。事实上，人类文明是多种文化的交融，异质文化存在差异非常正常，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就能够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互相排斥、打压、冲突只会导致文化的衰落和萎缩。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文献，不难发现总书记博览群书，广泛地阅读了很多西方名著。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看德国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歌德的《浮士德》而走了几十里山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9]342—343,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名著如数家珍来看，西方进步文化中很多思想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9]339。吸收外来、为我所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待西方文化的一个基本态度，他说，“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9]286，“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9]340，在习近平看来，“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9]341。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借鉴外来文化，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由是可知，对待外来文化包括西方进步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博大的胸怀和科学理性的方法，西方进步文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社会分工、利益冲突、阶级对立、发展不足和政策失衡，导致了比较普遍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解决好公平公正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从古希腊到欧洲文艺复兴，公平正义始终是西方进步文化关注的重点，很多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罗尔斯是西方公平正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位美国的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哈佛大学教授，在他出版的《正义论》专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他把正义归纳为法律与社会正义、抽象与具体正义、实体与程序正义。他的分配蛋糕理论生动地阐述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有人说，罗尔斯的理论已经影响了20世纪，还将影响21世纪。罗尔斯之所以名噪一时，根本原因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具有世界性意义，因为公平正义比太阳更重要，公平正义问题是所有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的和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虽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公平正义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公平正义也有适应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同点，特别是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就具有共性。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看重公平正义，他说，“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11]10。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处理重大国际关系特别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再强调坚持公平正义，而且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地把公平正义摆在突出的位置，他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强调不让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要实现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他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强调要公正司法；他所强调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民生建设的思想无不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足以说明公平正义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进步文化的契合点。

2.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提出的思想理念，也是资产阶级树立起来的旗帜，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甚至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现在，西方国家还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动荡、冲突和不稳定。关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习近平总书记严格区分了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两个概念，当民主、自由和平等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作为控制世界、颠覆政权的手段和工具时，必须认清本质，坚决抵制。但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世界人民既有价值分歧也有价值认同，具有共同价值。作为与封建专制社会斗争的成果，作为现代社会的理念，民主、自由和平等不能简单地否定。习近平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2]。他主张“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8]529。应当说，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的提出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整体趋势，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剔除其意识形态属性而赋予社会主义的内涵后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充分体现了西方进步文化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所具有的参考价值。

3.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怎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顾此失彼和顾彼失此的情况很多，要么政府控制太死，市场失灵；要么市场主宰一切，政府失灵。无论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都不利于社会治理。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较早地研究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所谓政府失灵是指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而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而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西方国家分别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跑到美国劝说罗斯福推行宏观调控政策，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跑到英国，游说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且他们都成功了，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被动状态，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交替出现，毫无疑问，走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怪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要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系统地说明了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其实质就是要追求政府不失灵和市场不失灵的目标，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研究及其解决办法是有参考价值的。

4.关于保护环境的主张。过去我们总认为，进入工业文明后，西方国家是先污染后治理，甚至只污染不治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对环保问题是比较重视的，而且西方国家在生态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绿色和平组织、绿党都是保护和研究生态环境的，而生态社会主义是研究生态的重要社会思潮。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针对西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环境资源问题的反思，它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问题，寻找既能克服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社会主义有许多代表性人物和许多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他们在生态建设上有许多独到的主张，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生态建设，蓝天碧水、绿水青山是他治国理政的崭新理念，他还以开放的视野站在国际舞台的前沿，多次阐述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思想，呼吁全球共同履行国际责任，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保护好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西方进步文化中环保研究的系列主张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可以大胆地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