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娟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反向格义”是针对格义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格义带有启蒙性、普及性、工具性，“反向格义”则是研究性、专业性的。历史上，我国哲学界以及其他各界一直以灿烂的文化为豪，但鸦片战争过后，这种盲目的优越感在现实面前消失了，并直接影响到了学术研究，哲学研究由格义改为“反向格义”，后续种种思想的变化则进一步导致了研究的无序和混乱，梳理哲学研究的困境、给出未来方向、手段十分必要。

一、格义与“反向格义”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简述

1、格义与“反向格义”简述

格义最初是指用我国哲学思想解释佛家用语，东汉时期，佛教自天竺（今印度）传入我国，由于两国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原本的佛教教义并不被中国人所理解，中国人以自身的哲学思想解释了佛教的用语，这就是最初的格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学者们发现西方文化的优势之处，对于佛教、道教、儒家等流派思想的理解产生了质疑，文化的优越感渐渐消失，民国时期，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哲学家引领了思想方面的变革，将“反向格义”引入到研究中。“反向格义”不再寻求以中国哲学思想解释西方事物，而是改用西方思维解读我国的种种现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其体现了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但由于民国时期我国正进行社会大转型，这一次文化交流的影响被瞬间扩大，导致了矫枉过正，为后续研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直到如今依然没有消除。

2、老子哲学思想的简述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清静无为”、“小国寡民”、“道法自然”三个方面，“清静无为”是指在安静的环境下清明心性，了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小国寡民”是指较小的国家、少量的国民，使一切回归生命、社会的本源，人和牲畜、野兽、自然和谐相处；“道法自然”是指一切行为方式要遵循自然规律、法则，减少对自然行为的干预，以自然规律指导人类行为。老子的思想中还含有朴素的辩证内容，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

二、以老子之道为例诠释“反向格义”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1、思想与实际

任何哲学思想都无法离开两个基本要素，即思想与实际，也即西方人所说的意识与物质。“反向格义”下，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无为”、“自然”等要素势必脱离其本意，民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倡议废除汉字，表面上看，这一倡议与哲学无关，但细究其本质，很明显反映了一种激进的心理，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这与老子思想等我国古代大部分哲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以老子之道为切入口分析“反向格义”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反向格义”的基本特色是以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我国的现象，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和实际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理解明显是不可行的，而民国这一特殊时期则在无意中将“反向格义”变成了我国哲学研究的主流，造成了很多的思想误读。西方哲学思想与我国的差异明显，由于西方小国林立，大国之间也存在着上千年的恩怨纠葛，其民间哲学思想中斗争、对立的内容非常多，而我国自夏王朝以来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统一，哲学思想中有大量的统一、安民元素，两者实际上大相径庭。比如“无为”思想，在西方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西方人更注重实效，“无为”在西方的斗争环境中很难有生存空间，各民族、国家之间互相倾轧，“无为”极可能导致国家落后，而我国则不然，长期的安定使民众更乐于接受普通生活，能够“无为”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民国时期，各类思潮的反复冲击使我国民众的思想无所适从，部分学者认为西方人技术发达，便奉西方哲学为尊，这种思想也并不可取，西方的军事优越性是长期斗争的客观结果，并不是单纯的哲学思想引导所致，我国哲学思想的优越性在民国时期被漠视，最终导致“反向格义”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这在思想和实际两个方面都给我国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2、突然与应然

突然与应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老子认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可以理解为对突然和应然的理解。福与祸是客观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念为转移，带有明显的应然性，同时，福祸的发生也无法控制，祸事周围可能就有福事，福事身边隐藏着祸事，又体现了其突然性。“反向格义”的条件下，西方哲学对于福祸的理解与我国有所偏差，比如西方的宗教哲学，宗教哲学认为人之所以会遭遇祸事是由于前世作恶，而福事来临则是由于上世修德，以这种方式解释我国的种种行为，与封建时期的落后思想别无二致，突然和应然通过神学的角度解释并不被广泛接受。老子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冲突在这里再次凸显出来。片面的以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我国的种种现象，其结果必然是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哲学研究也必会进入困境。

除了宗教哲学外，西方还有很多其他哲学流派，比如尼采流派、黑格尔流派等，以尼采的存在主义为例，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这种思想可以看做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延伸，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与老子的思想背道而驰。比如某个人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想出人头地无疑非常难，按照尼采的理论，通过努力可以活得精彩，但这种可能性显然非常小，如果这个人努力过后依然一事无成，尼采的“精彩”理论就变得非常微妙了。

三、中国哲学研究摆脱困境的手段

1、坚持唯物主义为主

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依然是马克思哲学相关理论，将唯物论、辩证法等作为分析和研究的重点。客观的说，当前时代有很多现象是唯物主义无法解释的，包括一些若有若无的“灵异事件”等，唯物主义的现有理论难以对其进行完全的解释。西方著名科学家牛顿在发现了物理学三大定律后，也曾陷入迷茫，牛顿发现对力的研究越深入，难以解释的问题越多，最终牛顿认定“上帝之手”是第一推动力，将无法解释的想象归咎于神，可是西方人的“上帝”究竟是何等模样？恐怕和我国的“如来”、“玉帝”一样，没有任何人见过，因此牛顿的解释难免给人“病急乱投医”的感觉。唯物主义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能够以科学的理念解释很多现象，其未来显然是光明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必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研究想摆脱困境，必须明确研究的重点和基本思想，保持思维的一致性。

2、对各流派兼收并蓄

我国和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各流派的理论和研究均有其可取之处，在哲学研究中做到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我国哲学的全面发展。如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较之马克思主义早了2000多年，但反映的核心思想却是相同的。在对各流派理论和成果进行吸收时，应满足两个原则，一是与唯物主义精神不想违背，二是能够丰富、完善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我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禅宗的六世祖慧能，一个故事体现了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两个人看到一面幡随风摇摆，一个人认为是风动，另一个认为是幡动，慧能则认为“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在研究中可作为独立内容，不能并入唯物主义中。又比如清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的研究重点是《周易》，其中虽然含有部分占卜等未经科学证实的内容，但也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三代以下，忌穷而悔，所以处“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灾于秦、宋之季。秦祚短于再传，宋宝沦于非类。彼盖詹詹然日丧亡之为忧，而罢诸侯，削兵柄，自弱其辅，以延夷狄盗贼而使乘吾之短垣。”这一段内容通过描述历史现象，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各国自以为的“长”，实际上成为了进犯者攻击的“短”。这一类内容均可以融入哲学研究中，对我国哲学研究摆脱困境有一定意义。

总结：通过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探究“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了解了相关内容。目前来看，由于我国社会环境、发展历程与西方明显不同，形成的哲学思想也存在显著差异，一味应用“反向格义”研究我国哲学是不可行的，应通过坚持唯物主义、兼收各流派之长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摆脱困境。后续工作中，应用上述理论也有助于我国哲学研究相关工作。

参考文献：

[1]潘琳玲,朱守信.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J].北京社会科学,2015,(08).

[2]罗中.格义与“反向格义”:《万国公报》中“圣号”之争[J].求索,2011,(04).

[3]张志伟.一种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关于“形而上学”译名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