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养浩对杜甫诗歌和人格的接受与继承

2018-02-10刘育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关键词：杜甫

刘育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山东济南人,身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七朝。在《元史》本传中，他虽然是以政绩显赫的官员身份出现,但无论是其中“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吏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语透露出的他的文学才华[1]4090,还是时人张起岩所撰碑铭中提到的“早有能诗声,每一诗出,人传诵之……诗文浑厚雅正,气盛而辞达,善周折,能道人所欲言”[2]257,抑或清人顾嗣立编集《元诗选》时给出的“今观其句法……其风致潇洒,亦在元和、长庆间也”之评论[3],我们都不难从中看出,张养浩其人不但为官负有盛名,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也始终受到历史的认可。

以今人研究成果来看,对其文学作品进行的专题研究大致可以从体例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期刊文章,以作品鉴赏为主,对象多是元散曲名篇《潼关怀古》,如徐东林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的民本思想及其认识价值》等;第二类是学位论文,以固定体裁的作品和思想研究为主,如扬州大学王姣锋的《张养浩诗歌研究》、河北大学王凤杰的《张养浩仕隐情结及隐逸散曲研究》等;第三种是专业著作,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显示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如“山东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之《张养浩及其著作研究》、“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之《张养浩诗文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上哪种研究路向,当中大多不约而同地包含了对张养浩个体人格上的绝对肯定。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索下去就会发现,对他而言实则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精神典范——杜甫。

一、张养浩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继承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届六十的张养浩临危受命,因关中大旱、灾情紧急重披官服,走马上任陕西行台中丞。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在此前时局较为安定的数年里,他却多次回绝了朝廷的征召。就是在这次赈灾途中,张养浩写下了意蕴深刻足以流传千载的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其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一语中的,以深切的悲悯情怀道破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其内涵渊源有自,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再到杜甫,显示出一条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脉络。张养浩曾直言,“诗有少陵难着语,菊无元亮不成秋”(《九日》)——虽然他承认杜诗是无可超越的,但我们依然能够在对比中看出二者之间的学习与承继关系。

首先,作为杜甫忧国忧民情怀的异代知己,张养浩的诗歌创作秉承了杜诗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以史家之笔直陈时事,实录困境中的人物命运,用悲悯之心描摹出了人间的各种苦痛。试看以下二首: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哭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女俱生存。哀哉流民!(《哀流民操》)

西风匹马过长安,饿殍盈途不忍看。十里路埋千家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衔枯骨筋犹在,鸦啄新尸血未干。寄语庙堂贤宰相,铁人闻此也心酸。(录于靳颢《庙堂忠告序》)

第一首诗从流民们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悲惨形象写起,刻画了他们衣难蔽体、饔飧不继的艰难生活,并一连使用了十二个“哀哉流民”来高呼内心的焦灼痛苦,这样的场面和心境无疑让作者穿越时空与杜甫产生了共鸣,让人想到《石壕吏》中同样是“出入无完裙”的妇人,随之写下“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的诗句。在第二首诗里,伴随着作者在马上移动的轨迹,浮尸遍野、路埋千冢、哭声连绵等画面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到“犬衔枯骨筋犹在,鸦啄新尸血未干”时,几乎已惨烈到不忍卒读。可以说,这里面既有杜诗“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式血肉模糊的残酷,又蕴含着“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三绝句》其二)那样巨大的创伤和失语。

再如张养浩的长篇五古《长安孝子贾海诗》,依旧是针对一则现实性极强的时事——孝子贾海杀子奉母——“缘事而发”写就的名篇。诗中铺叙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描述了悲剧发生的过程,也记录了他对孝子的嘉奖,既反映出元文宗天历年间已开始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突显了理学背景影响下元代对于孝道的认识。宋人胡宗愈评价杜甫诗说:“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4]以此观张养浩诗,亦有可类比处。

其次,对于杜甫写景善于把握动态生气、注意细节的特点,我们也能从张养浩的诗作中找到相似例证。

欹月斜明屋,稀星冷浸池。戛然田器响,邻叟出茅茨。(《晨起三首》其一)

叩户人求火,踰墙犬吠林。天疑山外尽,云觉水边深。(《晨起三首》其二)

痴雨歇檐滴,顽云开日华。穴垣惊暗笋,抢地惜幽花。(《久雨初霁书所寓壁》)

在《晨起三首》其一里,作者原本一个人在清晨尚未褪去的月色星光下徘徊,突然农具声响起,隔壁的农夫缓缓登场;再如第二首诗,同样的情境,他又加入了更多的动态效果,写到了一个正在敲门求火的人和一条吠声不断、跃跃欲试想踰墙而过的狗——在俗世生活的映衬下,下面一联“天疑山外尽,云觉水边深”愈发显出高远幽深的意趣。更典型的例子是第三首诗里啪嗒啪嗒渐趋平息的雨滴,冲破云间的日光,以及雨后崭露头角的春笋和湿重低垂的花朵,作者以对仗工整的两联诗句写出了雨后天地间的各种变化。

再从细节描写上来看,张养浩也有可圈可点的诗作。如《村居》里写“六月人间日如火,披襟松影听泉声”,就是抓住了暑气、松影、泉声这样几个夏日特征,写出了心静自然凉的闲居感受。又如《山行二首》其二里写“花欹知雨力,水皱见风文”,则是用花之歪斜和水生波纹两个小细节来表现风雨。此外，显而易见的是,上文所举张养浩那些富含动态和生气的诗作也常常都藉由细节描写得以呈现,二者相辅相成,可一体观之。这样的情况在杜诗当中也很常见,例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月照,晒翅满鱼梁”(《田舍》)、“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等,无不是在诗歌技法的严格规制中,以细节和动态的平衡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这对张养浩而言,尽管是未能企及的高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其诗作中感受他以杜诗为标杆“心向往之”的努力。

第三,张养浩与杜甫的诗歌作品还有一个相似点,在于当中都包括了一批就平凡日子里的生活状态所做的点滴记录,表达出诗人们对于人生的一种共同向往。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杜甫《南邻》)

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杜甫《卜居》)

衰年卜宅喜山村,俗事经年不到门。疏雨与秋添索寞,远烟因晦学黄昏。倚松野叟清于鹤,偷果溪童捷似猿。莫笑吾庐太孤僻,尘嚣终胜市朝喧。(张养浩《秋日村居》)

昨朝醉田间,欲借山为枕。青山不肯前,却枕白云寝。(张养浩《郊饮醉归》)

杜甫一生漂泊,仅有的几年安定日子一般认为即是在成都草堂度过的那段时光。在那里,他写下了许多富有生机、轻松愉快的诗篇。因为心境的变化,彼时所见的花鸟鱼虫、风土人情都成了诗人乐于观察和书写的对象。张养浩的同类诗作则多写于其退居云庄别墅时期。两个生于不同时代却有着相同家国情怀的诗人,他们一生的多数时间都在为君为民,或思虑挂怀,或奔波不息;当终于有机会可以暂时歇脚时,又都不约而同地于文学创作中表达出对闲居生活的真心热爱。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正如陈弱水先生所说,“杜甫晚年隐逸的现实生活当然主要是时局所造成的,但他自安于此的想法并不能只看做是用世之志受挫的反应,他的性格中似乎真有超脱世情、静居独往的一面”[5]。我以为,杜甫和张养浩两个人在相似的政治理想、悲悯胸怀之外,还有着共同的人生向往,向往自然带来的喜悦,向往平凡生活的快乐。宗白华先生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6],以此回视杜甫与张养浩的诗歌和人生,诚哉斯言。

二、杜甫典范人格对张养浩的影响和意义

元人陆文圭在《跋周子华诗稿》中说:“杜子美为诗家第一,非独以句律之清新,格调之高古,盖其一饮一食,不忘君亲,厚伦纪,忧家国,伤时感事,慷慨兴怀,惓惓不自已。”[7]这段话进一步发挥了苏轼对杜甫所做“一饭未尝忘君”的著名论断。作为“已被公认为崇高气节与伟大人格的象征”[8]407,杜甫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足可超越时空而熠熠生辉。“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秋雨叹》其二)是杜甫推己及人的人性闪光之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是感动千古的至理真言,再所谓“茅屋秋风之歌,穷愁已极,而其志终在于‘大庇天下’”[9]。在诗人那里,对于普通百姓的体恤和怜爱已然成为牵扯他一生的情结。

再看张养浩,据《元史》本传记载,他早期为县尹时,曾“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1]4090。其价值观当中对于“民”的高度认同不言而喻。至于另一个言张养浩则必会提及的事例,更是彰显了他深挚的爱民之心: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狱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五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1]4092

如前文所述,张养浩曾一度致仕,退居其云庄别墅乐享生活,写出了“六月人间日如火,披襟松影听泉声”等徜徉自然的闲居感受。其间,曾屡被征召而不起。但当天灾人祸、百姓罹难之时,他却义无反顾地担起重任,“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在这种前后选择上的鲜明对比,以及他“泣拜不能起”、“抚膺痛哭”的悲痛,“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的呕心沥血里,无处不渗透着爱民如子的仁者情怀。莫砺锋先生认为,“经过宋人的理论阐述和行为仿效,杜甫的人格典范被牢牢地树立起来了”[8]406。那么当历史行进到张养浩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对这种儒家教义视野中典范人格的接受、继承,甚至是超越。

对于杜甫来说,身处时局变革的疾风暴雨中,保全自身已是不易,为国为民的宏图大志便始终显得有些遥远。一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从“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高扬心气,写到“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尴尬落魄,理想与现实落差之大、诗人内心酸楚之深不可谓不惊人。元人陈旅就在《明美堂记》中对杜甫这样的境遇总结到:

自寿以来,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唐之杜子美乎。观其流落成都,数谒故祠锦亭之东,而抚其遗树,感慨悲歌,诗凡数篇,皆足以发千载之忠愤,而直以伊吕与武侯相伯仲。夫唯贤而后知贤,子美知孔明可为伊吕,则其所以自许者可知矣。当玄宗之播迁也,子美亦走三川。肃宗立,又自鄜奔行在所,遂陷贼中,几不自免。后客秦州,入同谷,采橡栗自给,饥寒困惫,而忠义之气形于歌诗蔼如也。惜乎平生抱负不得施诸事业,而一发于诗。[10]

相比于此,张养浩则要“幸运”许多,他生活的时代是短暂的元代历史上较为安定的一段时期。尽管他也在诗里写“古今吾道穷途恨”“书生习气真堪笑”(《直省时为右司都事》),似有壮志难酬之怨憾,但综观其仕进之路,仍可算是一个比较顺遂的个案。他从东平学正的小吏之位起步,历任礼部令史、监察御史、右司都事、翰林直学士、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右司郎中、礼部尚书等官职,到英宗朝选择弃官还乡时已被授权可以参议中书省事,可谓颇有实权。换言之,对于同样具有家国情怀、心系苍生的张养浩来说,他具有了比前辈杜甫更为有利的实践条件。在此保障下我们看到,在上文提到的天历大旱中,他不但有能力“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同时还能充分运用手中的职权,“累疏于朝,请大发钱粟及下输米授爵之令。既得请,分命御史驰驿赍檄走各道,劝民输粟,价之陕西。命医囊药,分疗病者。又即僧寺煮粥以食馁乏。道途弃稚,责诸富人里长,月给其食。穿大竁,聚瘗馁疫死者”[2]257。没有人会怀疑,当杜甫以满腔痛楚记录下“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垂老别》)、“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这样心酸的场面时,他也一定无比渴望能伸出援手救人于危难之中。

此外,对于张养浩来说,他不仅做到了济民于水火,而且还以敢于直谏闻名于时,以此践行了儒家的忠君爱国之道。《孟子·离娄上》中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1]102明确指出了需要有“大人”来“格君心之非”。到了宋代,程颐就此做出进一步阐述说: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离是而非,则“生于其心,必害于其政”,岂待乎作之于外哉?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12]

应该说,自孔孟起,想做“大人”以正君心之非的代不乏人。杜甫也是其中之一。莫砺锋先生在其《杜甫评传》中专列一节“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来讨论诗人的忠君思想,并强调了其实施手段就是要“对无道之君能予以批判”[8]291。但是,与杜甫通常只能寓批判于诗歌的方式不同,张养浩尝试正君心之非的途径则要直接得多。《元史》本传记载,元武宗时他曾上万言《时政书》,一连指出朝廷十项疏失,包括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倖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以及取相之术太宽等[1]4091,几乎条条痛击人君;元英宗时,他又以一纸《谏灯山疏》打消了皇帝意欲在内庭张灯庆祝元宵节的念头,不但得到了英宗“非张希孟不敢言”[1]4092的称许,而且使得“中外翕然,咸谓谏诤路辟,由公启之”[2]256。

张养浩曾说,“衰白太平当自贺,试听工部咏陈陶”(《书半仙亭壁自和十首》其七),既表达了对自己身逢治世的庆幸,也寄予了对心目中伟大人格典范的同情。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同情无疑建立在对于杜甫的理解之上:因为懂得对方那种为国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因为知道践行之不易,所以张养浩对杜甫辗转一生却未能实现人生抱负的际遇充满了抱憾之感。

三、张养浩对杜诗及其人格接受与继承的动因探析

首先,从文学自身发展的环境上来说,元诗具有以唐为尊、力祛宋诗之弊的突出特点。邓绍基先生在《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一文中讲到,“就整体而言,宗唐得古成为支配有元一代诗坛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举世宗唐’之说”[13]。正是在这样的宏观风气中,杜甫的诗歌尤其受到元代文人们的高度称赏和钦慕。如程钜夫说“继风骚而诗者,莫昌于子美”,杨载说“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贡师泰说“至唐杜子美独能会众作以上继三百篇之遗意,自是以来,虽有作者,不能过焉”,揭傒斯更盛赞其为“独步千古,莫能继之”[14]。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也认为,元代诗人不仅在格调、措辞上以唐诗为榜样,而且他们“也有着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意欲”,“比起以后对唐诗的祖述,尤其是明代人往往陷入的弊端——只是祖述唐诗的措辞而内容空虚的情况”,元诗“稍好一些”[15]。不可否认,这个表述对元诗的评价有所保留,但在元代宗唐的诗坛风尚中,在张养浩对杜甫诗歌和人格的高度认可前提下,他对杜诗从现实主义精神到创作技法等方面的接受与继承无疑渊源有自——植根于整个时代的文学风尚。

其次,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183作为儒家提倡的一种高级别道德修养,显然在杜甫和张养浩两个人身上都有绝佳的体现,他们亦都因为这种伟大的人格成为了可以超越时代而永存的、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承继过程中,以仁宗朝为代表的元代儒治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元世祖忽必烈在其金莲川幕府时代虽然有倚重儒士的先例,但中统三年(1262)汉将李璮发动的叛乱不仅直接给其时任要职的岳丈王文统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连带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了怀疑,极大地削减了元朝统治者对以儒家学说为信仰的汉族文士们的信任。然而,到元仁宗执政时,情况出现了极为显著的转变。

其一,在国家政策上,元代自此时方才重新举行的科举考试,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必说,仅看国学先圣庙的建成、以诸宋儒并国朝许衡从祀孔庙、鲁斋书院的建立、崇文阁的出现、各地儒学提举司的接连设置等做法,无一不显示出此一时期儒学的兴盛。具体到仁宗皇帝本人来看,其一生言行可谓处处体现出儒家思想尤为可贵的民本观。例如延祐二年十一月左丞相合散等官员以天相有异为由提出引咎辞职,仁宗回应说:“此朕之愆,岂卿等所致,其复乃职。苟政有过差,勿惮于改。凡可以安百姓者,当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变可弥也。”延祐三年六月召敕要求:“凡鞠囚,非强盗毋加酷刑。”延祐六年正月对侍臣言:“卿等以朕居帝位为安邪?朕惟太祖创业艰难,世祖混一疆宇,兢业守成,恒懼不能当天心,绳祖武,使万方百姓乐得其所,朕念虑在兹,卿等固不知也。”[1]571-588其余多番为免扰民而下的禁令在正史本纪中更是俯拾皆是。

其二,通过史书记载还可以知道,元仁宗非常乐于纳谏,这对儒家价值观念中关于王道理想的一种面向作出了相当正面的演绎。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同样能够在其当政期间最为人激赏的重开科举终被议行一事之外,找到更多其他的证明。比如至大四年闰七月,仁宗听从李孟关于量入为出使用钱粮的建议,“纳其言,凡营缮悉罢之”;皇庆二年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论时政,帝嘉纳之”;而在近臣李孟上表因他即位使得物价得以抑制,有刻意恭维之嫌时,仁宗明确拒绝,“今朕践祚曾未踰月,宁有物价顿减之理。朕托卿甚重,兹言非所赖也”[1]542-548。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元前期被公认为“明君”的世祖、成宗以及仁宗在各自本纪中得到的“盖棺定论”,辈分最低的元仁宗并不逊色于两位先祖: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元史·世祖本纪》)

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至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元史·成宗本纪》)

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赍;太官进膳,必分赐贵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元史·仁宗本纪》)

除去世祖“为一代之制者”的开创之功无可逾越,仁宗得到的赞赏在三者当中可说是最全面、最具体,同时也最能带入史家情感认同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短短的一百余字里,以“儒”为冠的“儒术”“儒道”“儒者”是相继出现的高频词汇。进一步来说,仁宗儒治,不仅仅可以视为元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谓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从以上史实中可见,即使元仁宗很少在儒家话语系统内被称举为圣君的典范,但他本人对儒学的推重与践行,在“汉代之后唯一一个不完全受儒家意识形态支配”[16]的时代却显得非常醒目。综合上述背景,再来回顾张养浩曾担任过仁宗尚在东宫时的文学侍从、延祐二年又被任命主持元代科举首科进士的选拔工作等经历,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他对杜甫人格的接受和继承实际上映射出了由仁宗本人倾其全力担当模范的儒治过程本身。这一过程赋予传统知识分子信心和力量,也带来了儒家理想状态里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

概言之,张养浩对杜甫的接受和继承,既存在于诗歌创作的层面,更具有人格与精神之高度。明确这一承继过程,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明晰元代诗坛尊唐崇杜的整体风尚,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元仁宗执政时期倡行儒治的思想文化特征的认识。换句话说,正是元人尊唐崇杜之风和仁宗儒治之功内外相生,共同成就了张养浩对杜甫诗歌和人格的接受与继承。

清人潘德舆说:“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17]有趣的是,时人对张养浩的诗文也有“浑厚雅正,气盛而辞达,善周折,能道人所欲言”[2]257的相仿评价。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张养浩在诗歌上的成就不可能与前辈杜甫同日而语,但如何实践杜甫及其诗歌具有的崇高精神他却给出了最好的解答：张养浩借助较前辈更为有利的实践条件,劝君以直谏,济民于水火,以毕生心力对杜甫所代表的爱国爱民的传统儒家典范人格作出了强烈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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