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斯《羞辱》中的精神疾病叙事

2018-02-10李俊宇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李俊宇

(宁德师范学院语言与文化学院, 福建宁德 352100)

疾病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创作中频繁出现的重要话题,不只是身体疾病,还有精神疾病,如《波特诺的抱怨》(Portnoy′sComplaint)中的波特诺的神经焦虑症(neurosis),《人性的污点》(TheHumanStain)中退伍老兵莱斯·法利的战争综合征。而在《羞辱》(TheHumbling, 2009)中,精神疾病书写贯穿了全书。《羞辱》讲述了老年的艾克斯勒从出现精神障碍到自杀的悲剧性经历,是一部颇具争议的作品,胡坡(Brad Hooper)认为,尽管我们一直很熟悉很欣赏罗斯的创作,但他“仍然是深奥而难以理解的”[1]3。艾伦(Brooke Allen)在《罗斯的自恋之帷》一文中,认为在这部作品中罗斯“缺少一种深思熟虑的能力”[2]26。一些读者认为该作品的人物形象刻画不丰满,故事情节还没有充分展开就结束了,如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认为,“《羞辱》是一个懒惰的作品,缺乏作者的天分”[3]11。其实,对于这位当时已经76岁高龄并且“曾经也遭受过精神疾病折磨的罗斯”[4]4,即使是这种“匆匆叙事”对老年问题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读者认真地剖析了这部作品。这些评论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注意到该小说中的衰老、疾病、死亡主题,如罗斯作品的重要评论者塞弗尔(Elaine Safer)将《羞辱》放在罗斯晚年创作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指出“衰老、疾病、疏离、随波逐流一直是罗斯近期作品的主题”[5]42。而另一种则是将《羞辱》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如舒雷尔(Maren Scheurer)将《羞辱》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海鸥》作了比较,认为“艾克斯勒的死亡是理解艺术和生命的着眼点,自杀成了艾克斯勒艺术实践的形式”[6]25。杜班(James Duban)将《羞辱》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对照起来分析,认为“艾克斯勒和麦克白一样屈服于一种不明智的渴望”[7]14。其实,以上的评论在肯定衰老造成精神障碍的同时,忽视了主人公艾克斯勒积极开展“自救”的行动过程,以及家庭与社会对其“自救”失败所起的作用,因此难以真正揭示《羞辱》这部作品对作者本人及社会的意义。笔者从文学疾病叙事角度,结合精神分析学的一些理论观点来探讨主人公从精神疾病走向自杀的悲剧性命运的深层原因,以及作者展开疾病叙事的意义。

一、病因诊断

疾病与人类如影随形,它的发生有人类身体的自然原因,但现代医学人类学表明,疾病与历史、社会息息相关,“病患植根于人的历史性、植根于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时间性中”[8]158。对于疾病的诊断,不仅要弄清楚疾病的来源,而且要弄清楚疾病加重的原因,以便能控制疾病的发展,减轻人类的痛苦,避免悲剧的发生。对于精神疾病更是如此,因为即使轻微的精神疾病,在外界的不利刺激下也会恶化,患者最终走向疯癫或自杀,《羞辱》中艾克斯勒的病例就是明证。

(一) 病源:衰老

《羞辱》是罗斯晚期作品“命运四部曲”中的一部[其他分别是《普通人》(Everyman)、《愤怒》(Indignation)、《复仇女神》(Nemesis)],与其他三部一样,它是一部现代悲剧。罗斯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叙述主人公艾克斯勒(Axler)的悲剧人生。艾克斯勒是一位戏剧演员,65岁那年因一次表演失败而彻底丧失了灵感与信心,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精神崩溃,通过在精神病院二十几天的短暂治疗得到了一定康复。后来,偶遇以前同事的女儿佩根——一位年纪40岁的同性恋者。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同居。正当艾克斯勒梦想与佩根建立家庭时,后者同性恋“旧病”复发,断然离弃了艾克斯勒,他在悲愤与孤独中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除了艾克斯勒这根悲剧主线索,还有一根悲剧次线索:艾克斯勒在精神病院碰到了一位“患病”的30岁左右的家庭主妇布伦(Buren),她因其继任丈夫猥亵了她的宝贝女儿而又无可奈何,伤心至极以至于精神恍惚被送进了医院,得以认识艾克斯勒。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得知她最后枪杀了那位有钱而强势的丈夫,并坐等警察的到来。如同《普通人》一样,衰老是该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衰老是引起艾克斯勒精神疾病的源头。衰老在身体上的直接表征就是精力不济,器官功能日益减弱,疾病接二连三地发生,死亡的阴影日益迫近,令人产生人生苦短的强烈意识。最可怕的是衰老吞噬一个人的信心,当信心丧失之后便随之产生怀疑、动摇。衰老日渐成为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菲利普·罗斯的创作是其中一个典型。也许是罗斯本人对衰老有过切身的体会,他在《普通人》等作品中对衰老带来的内心焦虑、恐惧的体验做了逼真的描写:“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9]156在《羞辱》中,主人公艾克斯勒衰老后第一个困惑就是创造能力的衰退,这很快成了他的心病,并彻底摧垮了他生活的信心,随之造成其精神上的“阻塞”。在美国,流传着“力量(potency)神话”,即人是凭借自身的潜能或“冲力”来达到事业或人生的最高峰,一旦能力耗尽,便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完结。“只要你紧握个人力量,你就可以笑对死亡。但你一旦失去这优势,你就只能接受死亡及其逐步的,并且常常是令人丢脸的胜利。或像海明威那样一头扎向死亡。”[10]147弗洛伊德将艺术家的创作归结为这种原始生命力的转移与释放,弗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观点,后者认为男人的创造力决定于他的性力。当性力丧失时,创造力也就枯竭了。在艾克斯勒与他的经纪人杰里长谈时,他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气色很好。但是生命的势能(the momentum of a life)毕竟是生命的势能。我现在不能演出了。一些根本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11]37在这里,艾克斯勒所说的“根本的东西”,即“生命的势能”,是potency的同义语,其实就是弗洛伊德眼中的原始生命力——性力,艾克斯勒与他的经纪人这两个老男人之间使用的是一种隐晦的指称。艾克斯勒的妻子决然地离开他,部分原因可以解读为他性能力的衰退;而他后来与佩根之间的性关系,则是他试图重新恢复其性力、重拾男人信心的表现,“性是用以证明我们生命力最便当的方式”[10]147。

(二) 病重:失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类心灵憩息的港湾,也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过渡空间。在《羞辱》中,罗斯通过描写艾克斯勒的悲剧表明了建立完整、和谐之家的重要性。艾克斯勒有过两次自杀冲动。第一次是在她妻子维克托利娅(Victoria)离开他以后:“艾克斯勒一个人在房间里,突然他很害怕会杀死自己。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了。”[11]10尽管这次自杀冲动被他自己成功抑制了,但充分表明了完满家庭的重要性。而第二次自杀冲动则是佩根无情地离开他以后——成立家庭并孕育孩子的梦想彻底幻灭之时,这一次他带着羞愧、愤懑、孤独与无奈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见,家在决定他的生死之事上具有重大的作用。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减少家庭成员的恐惧。很多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都是由恐惧(fear)引起的,“恐惧、焦虑、担心及不安往往有害于身心”[12]82。那么,恐惧从何而来?弗洛姆认为,“实际上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13]8。因此,长久的孤独极不利于心理健康。在《羞辱》中,当艾克斯勒的妻子离开他以后,他处在十分孤独的状态,恐惧感倍增,并导致他产生自杀的冲动。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尤其夫妻之间的恩爱,能够极大地减少彼此的孤独与恐惧,有利于情感的健康发展。和谐的家庭易于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氛围,减轻病人的痛苦。现代医学证明,叙说和倾听能减轻精神疾病。因为倾诉和聆听是一种互动的口头疾病叙事,既有利于诉说者,也有利于倾听者。诉说者得到情感的倾泻,倾听者产生惺惺相惜的情感,极大地减少了寂寞与孤独,觉得“苦难者不只我一人”,由此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在《羞辱》中,艾克斯勒在精神病院碰到的布伦后来在信中对他说:“我记得你在每次用餐后听我诉说的样子。我不停地说,我当时很痛苦。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也想让它结束。你也许不知道你的倾听让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11]41“他记得听过她的故事——像那样集中注意力去聆听别人而不是自己,就如同以前进入表演状态一样,也许有助于他的康复。”[11]41在现代社会,老人和精神病人被分别送进养老院与精神病院,它们成为老人和精神病人实际的家。诚然,养老院和精神病院也能营造一种叙事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孤寂与痛苦,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情感与精神的栖息之地。不同于外人,家庭成员之间对彼此的身体健康、喜怒哀乐都很在意,也会去倾听对方的讲述。对于老年成员而言,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极其有益。子孙的存在与陪伴更是给垂死老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大大减轻他们垂死之际的孤独与痛苦,因为从传统观念来看,人虽然必有一死,但子嗣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父辈生命的延续。罗斯在《复仇女神》中表明了对家庭观念的重视, 叙述者“我”在叙述了主人公因受传染病事件打击而一蹶不振并且断绝与恋人的关系而最终孤独终老的经历之后,讲述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14]246。相比之下,主人公凯特却只能孤独地过后半辈子。

家是如此重要,然而在《羞辱》中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健全的家庭。艾克斯勒离过婚又结过婚,精神崩溃后现任妻子断然抛弃了他,继子也因过度吸毒而死亡。艾克斯勒“不过是成千上万对不幸男女中的一个例子而已!”[11]25布伦也离过婚,再婚的她虽谨小慎微地过日子,但继任丈夫却性侵她宝贝女儿,最后她杀死恶夫,结束了痛苦的家庭生活;而佩根就是一个彻底的“流浪女”, 她的父母曾因其同性恋行为而痛苦不堪,这位女人已届四十仍未有结婚成家的打算。在精神病院，艾克斯勒见到的几乎都是些家庭关系极其糟糕的病人,他们与心理医生交谈时的内容无非是“斥责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诋毁兄弟姐妹,贬低配偶,为自己辩解、或痛斥自己或怜悯自己”[11]18。

其实,许多遭受过家庭破碎的人对失家深感痛苦与懊悔,对完整、和谐的家庭充满强烈的渴望。在《羞辱》中,罗斯通过艾克斯勒和布伦表达了对美好家庭的憧憬。老年的艾克斯勒在佩根身上花费了大量金钱,给她买了许多衣服首饰,并爽快地给她几间房子,希望能维持一份稳定的恋爱关系,甚至奢望他们能有一个孩子,构筑一个圆满的三口之家。然而,就在他沉浸于家庭美梦并为之做准备时,佩根已经在筹划如何离开他,最后艾克斯勒一无所有。在家庭中备受欺凌以致患上抑郁症的布伦,在精神病院里用绘画表达了对美好之家的憧憬,“阳光晒照在美丽的房子上,花园里鲜花盛开”[11]21。在《羞辱》中,不管是艾克斯勒还是布伦,美好的家庭只不过是心中的乌托邦而已。

二、病理反思

精神疾病的频发,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埃里希·弗洛姆是集现代精神分析之大成者,他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建立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在精神疾病原因的分析上,他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导致人的精神处于紊乱状态。弗洛姆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是否健康,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15]58即病在个人,也病在社会,“工业文明往往引起人类的精神生态失衡”[16]20。另外,现代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人们可以尽情追求、充分享受各种自由,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极端、反常的行为。这些行为挑战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冲击着伦理、道德的底线,也冲击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妨碍了家庭的建立与维系;而一味追求成功的个人主义思潮,则在实质上将个人变成了实现成功目的的工具,是一种新的异化,并且导致具有超越精神的信仰的缺失。

(一) 伦理失范

家庭伦理的失范往往直接导致当事人或其亲属精神世界的紊乱,尤其是当受害人因乱伦行为情感严重受伤而又无可奈何之时。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对妹妹凯蒂的乱伦情节是他走向疯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因其母亲乔特鲁德与叔父克劳狄斯的乱伦而患上抑郁症。在《羞辱》中,尽管布伦再婚的丈夫与她女儿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伦理上他们是父女关系,布伦的丈夫猥亵女儿的行为就是一种乱伦,作为亲生母亲,在家庭中身为弱者的布伦却对之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她患上精神抑郁症。在现代社会,恋爱是走向婚姻的第一步,而恋爱伦理的失范同样会导致当事人精神世界的紊乱。在《羞辱》中,罗斯巧妙地将两代人的生活观念通过“隔代恋”并置在一起,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检视了激进与传统观念的得失。65岁的艾克斯勒与40岁的佩根发生恋爱关系,佩根是艾克斯勒以前同事的女儿,已成年的艾克斯勒第一次见到佩根时,她还只是一个在母亲怀里吮奶的婴儿。在罗斯的作品如《垂死的肉身》《普通人》中,这种老牛吃嫩草的“隔代恋”现象频频出现。但是,对于年长女方许多的男性而言,由于社会舆论与传统习俗的压力,“隔代恋”常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挑战老年男人的精神承受极限,《羞辱》的书名就暗示了主人公在晚年因“隔代恋”所带来的内心羞愧之情。从年龄来看,“隔代恋”是一种乱伦,尤其是“爷孙恋”。“乱伦”是婚恋伦理中的极端行为,是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与背叛。

在两性关系中,性伦理的失范一方面妨碍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和谐,从而导致家庭的崩溃,引起或恶化家庭成员的精神疾病,以致造成死亡悲剧;另一方面,性伦理的失范直接阻碍了健康家庭的建立。在现代社会,存在一些阻碍建立、维系健康、完整家庭和导致家庭破碎的文化思潮,如性解放运动催生的“性放纵”,《普通人》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在《羞辱》中,与布伦迥异的佩根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激进女权主义与同性恋并不是同一个派别,但是在佩根一类的女性身上,这二者神奇地结合在一起。激进新女权主义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重要一支,“新女权主义激进化的极端表现是从整体上拒绝婚姻、家庭,甚至异性交欢的观念,因为有些女性认为,性交有助于男性中心的膨胀”[17]904。佩根是一个性观念极其开放的女人,是追求变异性行为的典范。她喜欢使用性玩具来达到高潮以寻求快感。在同性恋活动中,她系上假阴茎,模仿男性角色。她的性行为彻底抛弃了爱欲,只有一种变态的性欲,是自然性欲的扭曲与变形,也是性伦理变异的集中体现。佩根是一个受过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洗礼的女人,是20世纪90年代性开放的弄潮儿,也是“流浪的现代人”的一个典型例子。佩根的性冒险既是对传统的反叛,也是对情感的逃避。因此,艾克斯勒希望与佩根这样的女人建立家庭、生育子女无异于缘木求鱼。

同性恋行为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性伦理观,而同性恋婚姻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家庭伦理观,是对传统伦理的无情背离。美国同性恋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出现的。酗酒、吸毒、混乱的性行为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生活的新常态,如《羞辱》中艾克斯勒的继子最后因过度吸毒而死。在情感上,同性恋者往往给父母亲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心中传统的婚恋伦理观。当佩根的父母得知她成了同性恋者后,“她母亲哭了,说道:‘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而他父亲装作能接受的样子,但几个月来没有再笑过。佩根告诉他们她是同性恋者后,这个家庭的创痛持续了很久很久”[11]60。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虽然任何一种激进的观点都可以被容忍乃至接受,但对于同性恋者的父母来说,要接受他们的孩子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极其困难,需要历经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时期。因为同性恋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婚恋伦理观,而且有悖于人类需要繁衍的传统观点,同性恋子女的这种做法就等于断了他们父母的根。

性放纵、激进新女权主义、同性恋成为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当许多人为激进的后现代多元社会欢呼雀跃的时候,特里·伊格尔顿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对英美国家的左派激进运动及激进的新女权主义持保留意见,他认为,“稳固持续还是应该被珍视的”[18]66。伊格尔顿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问题上持教条主义的行为,他说,“一种几乎半盲的后现代主义教条认为,差别与多元总是值得赞扬的”[18]67。罗斯的这部作品发表于2009年,也就是新千年的开端,它再现了美国社会的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对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进行了全面审视。

(二) 信仰缺失

当艾克斯勒陷入精神崩溃、濒临自杀境地时,他走向精神病院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但事实证明,精神分析最多只能暂时性缓解患者的精神焦虑,而要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信仰的维持。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支撑一个人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并力图活得有意义。正如弗洛姆所言,“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一事无成,就会变得绝望和内心深处充满恐惧”[19]48。现代社会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人的内心普遍充满了孤独与恐惧。宗教信仰也是信仰中的一种,对人类的身心健康起过莫大的正面作用。但在19世纪时,西方社会对宗教信仰就产生了极大动摇,马修·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中为此发出深沉的喟叹;到了20世纪,尼采掷地有声地宣告“上帝已死”。实际上,“上帝‘死’得‘早’了点。即使现代技术真的能解决人类的一切肉体痛苦,但心灵依然充满了渴望与恐惧”[20]156。在《羞辱》中,信仰缺失是导致艾克斯勒从精神疾病走向自杀的根本原因。

罗斯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在早年就抛弃了宗教信仰,拥抱美国式个人主义价值观,纵身跃入实现美国梦的滚滚洪流之中。他们凭着“年轻”的资本、旺盛的精力以及性力尽情冲浪,藐视潜伏以待的衰老、死亡,对宗教信仰不屑一顾。但等到了年老之时,潜伏的疾病、死亡开始发起攻击,没有信仰的他们变得恐惧不安,才逐渐理解了上一辈老人缘何苦苦坚守自己的信仰。上一辈老人之所以具有坚忍的秉性,能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有着带给他们希望、将他们融入到一个民族中去的坚定信仰。在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美国,人们成为一个个拼命追求自我成功的独立个体,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体与集体、民族撕裂开来,个人变得碎片化,成为漂泊无依的游子。仔细审视《羞辱》中艾克斯勒这个悲剧性人物,不难发现他持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将创造力看作自己的生命线,以致不可避免地陷入悲剧性命运。他的经纪人杰里在艾克斯勒陷入精神崩溃的时候,仍以商业家的心态希望他还能重新走上舞台创造更多的价值,也为他自己带来更多利润。

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衰老不可避免,死亡也在不远处招手。艾克斯勒的问题不在于衰老本身,而关键在于他缺乏对待衰老与创造力丧失的超越姿态,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人们必须找到自己心中的上帝,好让自己坚毅地活下去”[12]200。在《遗产》中,罗斯意外地塑造了森德·罗斯这个坚持信仰、坦然面对疾病与死亡而不是惶恐不安的正面形象。这位主人公晚年遭受癌症的折磨,但他凭着坚定的信仰与顽强的意志,并没有被疾病打倒,而是昂然地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森德·罗斯的形象与《羞辱》《普通人》中“身未亡、心已死”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救治之方

艾克斯勒从发病、治病到自杀的悲剧性经历表明,重建联结才是救治病人的根本之道,因为衰老、失家、信仰缺失的直接后果将个体抛入一种孤独的状态,其实质是个人与世界内在联结的断裂,而伦理失范则是联结的紊乱。联结本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意识形成的核心环节。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文学中,比如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的扉页上题名:只有联结!联结观是福斯特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体现在他的系列小说之中。“福斯特的联结包括人与自身、他人、自然之间的联结,还有文化之间、阶层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结,等等。”[21]146联结是一种关系,一种联系,也是一种固着。它使得人与人、人与神发生联系,并由此产生反应。联结的关键在“结”。在生活中,有伦理之结、爱情之结、婚姻之结、家庭之结等等。从固着的强度上来看,有松散联结、紧密联结。联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我坐在书房透过窗户看到青翠欲滴的树叶,我就与这个世界发生了联结。当我看你一眼,你回了一眼,我们之间就产生了联结。

伦理联结是最为复杂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复杂难懂的。伦理联结必须规整,不能混乱。伦理联结的混乱,往往导致疯癫。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有着一种明确的伦理联结,人们最好是对号入座,如果乱来就会出现乱伦。伦理联结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标志之一。动物之间没有伦理联结,公牛、母牛会与它们的“子女”交配并产子。哈姆雷特之所以出现抑郁症,因为伦理之结被搭错了,当他从大学回来时发现母亲与叔叔结了婚,叔叔变成了“父王”。在《羞辱》中,布伦的继任丈夫性侵她的宝贝女儿,尽管女儿和继父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父女伦理关系,这种乱伦让布伦迷惘痛苦,最后得了抑郁症,进了精神病院。

爱之联结、人与上帝的联结是心心联结。心心联结是一种真实的、深度的联结,有精神交流。它决不停留在形式上、表面上,更不是一个空壳,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鲜明的、流动的,是有“电波”交流的。家人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应该建立起心心联结,这对心理健康有莫大的益处。名存实亡的婚姻,只是形式联结,缺乏共渡难关的真正情谊。艾克斯勒精神崩溃后,妻子就离开他了,说明这种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为性而性的恋爱,只是一种肉体联结,新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佩根的多次恋爱,就只有肉体的联结,缺乏心与心的交流。如弗洛姆所言,“有些人拼命地想借助性纵欲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孤独,因为没有爱情的性交只能在一刹那间填补两个人之间的沟壑”[13]10。人与神的联结也是一种心心联结,具有超凡脱俗的意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或佛教徒,当他处在冥想或入定状态时,他与上帝或佛祖发生心心交流。因此,人类需要信仰,哪怕是宗教信仰。打个比方,信仰就如同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支柱,我们将自己联结到这个柱子之上,拥抱着它,狂风巨浪都不会将我们卷走。

文化联结也关涉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文化的滋养与维系。如果个体割裂或脱离了与母文化的联结,而又没有顺利地与另一种文化建立起新的联结,那么他也会陷入孤独或无所适从的状态。个人与母文化的关系,就如同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当婴儿还在母体之内时,他与母亲之间的联结是通过脐带得以维持的,一旦出生,这种肉体、血脉的直接联结就被割断了,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比如亲吻、触摸、言语交流等。人类虽然离开了母体,但总有一种回归母体的欲望与冲动。当中国人遇到痛苦时,常会下意识地喊道,“我的妈呀!”一旦割断自己的文化联结,人就会产生无所归依的感觉。罗斯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这个主题,这种联结被他称为“系泊索”(mooring rope)。在《解剖课》《普通人》中,作者经常描写这样一个梦境:一个孩子或一群孩子,被单独留在一所割断了绳索的船上,在大海上孤独地漂泊……而梦者在恐惧中突然惊醒。

没有联结,人就会孤单,如前文所言,孤单是恐惧之源。恐惧加重,精神疾病就产生了,疾病得不到缓解,会走向疯癫或自杀,艾克斯勒就是例证。现代社会的人,追求独立、自由,往往有意挣脱这些联结,甚至将它们看作束缚。然而,当联结被割裂之后,人变得日益孤独,恐惧也接踵而至。正如弗洛姆所言,“现代社会结构在两方面同时影响人。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评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22]69。联结对人之存在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建立联结呢?要建立联结,当然首先要找到联结的对象,比如与上帝的联结,我们得找到心中真正的上帝。人类对上帝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日益成为人们心中一个稳定的实体,一种坚强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金钱看作自己的上帝,有人把名望、权利看作自己的上帝,对这种上帝的信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因为它不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更没有神圣性。找到了心中真正的上帝,就要建立起与上帝的联结,这一点可以向犹太教徒学习,阅读经典、祈祷是他们与上帝建立联结的具体方式。

在生活当中,我们阅读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与犹太人阅读《圣经》《托拉》等经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精神活动和建立联结的重要方式。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是文学叙事不可或缺的方面,文学叙事也是建立联结的重要方式。现代叙事学表明,文学叙事不是作者的单向行为,而是作者、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并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神、情感联结,共鸣、顿悟就是这种联结的明证。所以,《羞辱》尽管是一部“匆匆叙事”之作,但对于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作者以及年老的读者来说,如何正视衰老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疾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羞辱》是一部极具启示意义的精神疾病叙事之作。作者通过艾克斯勒的悲剧告诉我们:衰老会导致精神疾病,而家庭的破碎则会加剧精神疾病的恶化。坚定的信仰、爱的回归对于精神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建立心与心的联结,这种联结让个体免于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恐惧。罗斯的创作走过了《波特诺的抱怨》中的弗洛伊德式分析,历经了《垂死的肉身》《欲望教授》中尼采式的“性力说”,在晚年的“命运四部曲”中表明了对爱、家庭、信仰、伦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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