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会蓉 李玉巧

2017年11月10—12日，由西华大学及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市郫都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郫都区委宣传部、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成都文史研究馆、中华孔子学会·蜀学研究会、西华大学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协办的“纪念扬雄诞辰2070周年暨四川省扬雄研究会第一届学术会议”在成都市郫都区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山东、湖北、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内蒙古、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台湾等省市的60多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出版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四川扬雄研究会会员以及媒体朋友出席了此次会议，共收到77篇学术论文。

11月 11日上午 9：00—9：30，举行了四川省扬雄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四川省扬雄研究会正式成立。会议由郫都区宣传部长尹贤鹏主持，通过了《四川省扬雄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组织领导机构。潘殊闲当选为四川省扬雄研究会会长，舒大刚、王川、纪国泰、张彦、王生琪、岳鹏等当选为副会长，郑万耕、谭继和受聘为名誉会长，祁和晖、郭君铭、张志烈、黄开国、万光治、谢桃坊、吴明贤等受聘为学术顾问。

与会代表合影后，举行了“纪念扬雄诞辰2070周年暨四川省扬雄研究会第一届学术会议”开幕式，开幕式由副会长王川主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四川省社科联黄兵代表主办方相继发言，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中，共举行了三场大会主题发言和两场小组讨论。回顾本次会议，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扬雄的生平与著述

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在大会上作了《扬雄其人其书》的主题发言，对扬雄的生平事迹、著述进行了介绍，指出扬雄为人的六大特点——好学深思、口齿不流利、好词章著述、淡泊名利不慕富贵、胸怀弘传先圣先贤文墨的大志、深好文骘语言。关于扬雄的著述，祁先生指出，《汉书·艺文志》收录扬雄的著述为52种，为后世所遵循。关于扬雄的文集，隋唐编有5卷，赵宋时编有15卷，明代形成了“六家之书”，尤以郑朴的《扬子云集》最佳，清代的四库本中亦收录有扬雄的书。西华大学纪国泰在《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扬雄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入仕经历。他通过解读《汉书·扬雄传·赞》中的“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並”，考证了扬雄至京、待诏、奏赋以及除郎的年代，得出扬雄自蜀入京时“年三十馀”的结论。西南民族大学钟如雄对西汉“扬雄”的本姓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本姓系“杨”，并对后世致误的原因进行了推测。西北大学陶成涛在《扬雄四赋作年新论》的发言中指出，学界对扬雄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形成了“持《汉书》论”的主流观点，而忽略了《七略》中的记载。陶先生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及扬雄“归蜀葬子”的活动，认为《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指出——扬雄的四赋作年，应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完成《长杨赋》。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民对扬雄《自序》的写作时间、写作目的进行了分析。中华书局张继海指出，杨雄《赵充国颂》，除赞美赵充国的平羌方略和表现出的忠正气节外，还揭示了当时边将中存在的贪功冒进现象，使我们看到西汉中后期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的冲突。杨雄非常认同赵充国的平羌策略，佩服其为人之操守，顶着一定政治压力和风险，在颂辞中把辛武贤作为反面人物书写，勇气可嘉。郑州大学王允亮对扬雄官箴文的创作年代、流传情形、创作背景及影响进行了分析。

二、关于扬雄与文学

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本次会议中，学者们对扬雄的文学作品、文学地位及文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西北大学陶成涛重新评价了扬雄《长杨赋》的创新意义及赋史地位，指出其创造了“主旨先行”和“祖述道德”的书写方式，并对班固、张衡、左思等人的赋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刘咏涛以扬雄的《蜀都赋》为对象，论述了其对汉赋题材与体裁的拓展与创新，分析了其对巴蜀文化、天府文化的贡献。西南交通大学沈如泉在《试论扬雄〈酒箴〉或〈酒赋〉一文的文体归属》发言中，从箴与赋的文体特点着手，分析了《汉书·陈遵传》引扬雄文以称《酒箴》为宜。四川师范大学王志翔指出：扬雄的《酒赋》为第一篇描写酒及酒器的赋，它开启了后世作家写酒赋的先河，对周边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川省文史馆王定璋通过解读扬雄的《逐贫赋》，揭示了扬雄的坎壈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子烨对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其传主是扬雄，进而提示了陶渊明与扬雄的关系，彰显了扬雄的文化功业及其在中国古代的神圣地位。山西大学丁迎雪在《扬雄与〈五柳先生传〉》的发言中亦谈到扬雄与陶渊明的关系，指出《五柳先生传》是灌注着陶渊明思想与精神追求的拟作，其模拟的主要文本系《汉书·扬雄传》。陶氏以扬雄为原型作《五柳先生传》的原因，在于扬雄在六朝人心中的崇高地位，陶扬志趣相近，皆以上古政治为怀。该传亦表达了他不与刘宋政权合作、淡泊的人生处世态度。西安外国语大学冯晓莉在《扬雄四赋中的〈诗经〉气脉》中分析了《诗经》对扬雄四赋创作的影响及《诗经》的传承，揭示了扬雄“诗心”说的思想渊源。关于扬雄对后世文人的影响，王万洪、沈曙东、方新蓉、王红霞等皆有探讨。西华大学王万洪分析了扬雄对《文心雕龙》的成书所产生的影响。兰州文理学院马得瑜指出，《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思想萌芽于孟子，经荀子和扬雄的发展，成熟于刘勰。绵阳师范学院沈曙东介绍了扬雄的赋及《太玄》对李白的人生及创作产生的影响。西华师范大学方新蓉谈到，杜甫以扬雄为学习对象，提出了扬雄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并让这种风格成为自己的主导风格。王红霞、熊梓灼指出，现存20首杜诗中称引扬雄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称赞其文采，二是称引扬雄之事以表达对自身际遇的感怀。武汉大学张思齐阐述了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指出扬雄文学批评观的基石是征圣和宗经，它包括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三对范畴；其文学批评观中存在着从童子至壮夫、从辞赋到学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三条发展曲线，从中体现出其谋求发展的雄心。四川大学王晓燕以《法言》为中心，阐述了扬雄儒家文论观的特质。

三、关于扬雄与哲学、经学

在本次大会中，众多专家就扬雄的哲学与经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刘韶军以扬雄的《太玄·莹》为对象，探讨了其中蕴含的福、祸、乐思想以及福祸相互转化的条件，并从身世、个性方面深入分析了扬雄具有这一思想的原因。西华师范大学金生扬在《再论扬雄的哲学思想》中指出，扬雄建构起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他师承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融会儒道，自立新说。其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的历史影响。山东科技大学于成宝阐述了扬雄《太玄》对《周易》的模拟，指出扬雄成名成圣思想、经学损益观、易学占验天道的独特优势及天文学造诣，是其敢于模拟《周易》作《太玄》的主要原因。四川老庄学会刘学智在《扬雄与道家易学》中指出，扬雄的《太玄》是一部形式上模仿《周易》，同时杂糅了道、儒、阴阳三家有益思想的著作。其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西汉晚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君王喜好及扬雄自身的遭遇有关，其《太玄》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子》和《易经》的基本思想。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分析了扬雄《法言》中蕴含的人论思想及其意义，指出扬雄的人论思想涉及两大观点——人禽之分与人内部等级的划分。关于人禽之分，扬雄主张以能否实践道德作为区分的根本。另一方面，主张以伦理来划定圣人、贤人、众人，君子和小人。其人论思想，是第一次自觉地完全从伦理来认识人的儒家理论，这一方向后来成为宋明理学的中心。山东大学赵瑞军通过解读扬雄的《法言》，指出：扬雄以“正人心，息邪说”为使命，辟杨拒墨，尊崇孔孟，维护儒家纲常伦理，对孟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于志娜阐释了扬雄《法言》中蕴含的学习观：在学习目的论上，表现为学为审是、学为修性成君子等方面；在学习认识论上，认为学习对人具有教化作用，对待学习应立志坚定，勤勉固本；在学习动机上，鼓励纯粹，批判功利；在学习途径上，指出可向圣人、老师、经书学习。安徽理工大学高旭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淮南子》与《法言》在“学”方面的异同，进而论述了汉学“学”论中体现出的道、儒之变。

四川大学舒大刚指出，扬雄提出了“道德仁义礼”的五德说，这一观念具有儒道合流、虚实结合的特点，是对巴蜀文化合理继承的结果。河北大学杨青芝从思想、学术及文学写作方面分析了扬雄宗经思想形成的原因。西华大学官性根指出：扬雄的德政思想包括为政以德、立身为本、以行为重、动谨于时四个方面，这一思想是在吸收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极有启示意义。宜宾学院吴龙灿指出，扬雄推尊孟子为圣人，学习其辟杨墨的批评精神，并自比孟子，发展了孟子的诸多核心思想。扬雄是历史上推尊孟子的儒家思想家，是孟子升格运动的真正起点。

四、关于扬雄与语言文字学

扬雄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也极有造诣，以《方言》和《训篡篇》为代表。本次会上，亦有多位学者对扬雄的这两部作品进行了探讨。西华师范大学邱凯莉对扬雄《训篡篇》的编纂与流传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训篡篇》佚失的原因。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运用语言史料，考证了扬雄《方言》中的“楚谓之党”下郭璞注“党朗”一词，认为以“党朗”为一联绵词，与训释格式用语通例不符，“党”应为后世之“懂”，“朗”可以训“党”，“党”与“朗”之义都是形容解悟之貌，故郭注“党朗也”当理解作“党，朗也”。华学诚还与华东政法大学的王智群按序跋稽考、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注家研究四类，将与《方言》有关的成果按时间先后顺序汇集在一起，整理成《〈方言〉及其注家研究论著索引》，为人们研究扬雄的《方言》提供了线索。内蒙古师范大学王建莉对扬雄《方言》中的“臿”条进行了考证和辨析，指出《方言》“臿”条共训释了七个词——臿、闑、铧、鍏、畚、喿、梩，七词为一物异名，区别在于方域不同。这七个词的产生或源于方言之间的接近与融合，或源于方言的分化及新方言的产生。通过《文言》可见，臿分布广泛，涉及古国有楚、燕、朝鲜、宋、魏、赵、齐、秦、晋等。西华师范大学杨小平对扬雄《方言》中收录的“鬼”“厖”“蔑”“痨”“揞”“崽”六个方言词进行了考证。四川大学俞明理对扬雄《方言》的词汇分类编排与成书进行了考察，指出，《方言》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其中词目方言分布情况有待充实，也涉及已经收集的材料如何分类和安排的问题。因方言词语分布的特点，参照《尔雅》的意义类别分类受到很大局限，按地域分类也利弊参互。因此，全书未找到一个合理的框架，条理未明。台湾乐龄大学江澄格谈到，扬雄所著的《太玄》和《训篡》在汉字发展史上是承先启后的关键所在，它对许慎编《说文解字》产生了影响。陕西汉中档案馆孙启祥在《论方言和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指出：扬雄的《方言》是方言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扬雄注重方言的搜集和研究，从文字、声音、图像等方面储存方言，从而保持语言的丰富多彩和修补再生能力，传承了历史文化。

五、关于扬雄的评价

在史学方面，扬雄的历史地位及评价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四川大学粟品孝分析了刘知几对扬雄的评价，指出：刘知几与扬雄在学术志趣与命运上有相似之处，其总体上对扬雄持肯定推崇态度，认同扬雄对《史记》和隐士的看法，也吸收了扬雄的赋体教化功能的认识，在《史通》中还部分引用了扬雄的观点或表述。同时，粟先生谈到，在刘知几眼中，扬雄亦存在“鉴物有所不明”，言行有不一致之处，对其儿子与乡贤的评价有过誉之词等不足。四川大学古籍所陈祎舒以《全唐诗》为对象，探讨了唐诗中的扬雄形象有委婉的谏言者、仕途的失意者、超脱的隐逸者及新莽政权的拥护者四类。山东大学刘保贞在《试论扬雄在宋代历史地位的变迁》中指出，扬雄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宋代的表现尤其明显。其“宗经”“征圣”的主张与淡泊自守以著《太玄》的品格为宋初士人所推崇，但其文必艰涩的文学主张、屈身事莽的行为与人性善恶混说却为宋人所诟病。其历史地位在宋代有一个由圣贤到贰臣的转变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分析了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衰历程，指出：宋初至仁宗朝前期，“尊扬”思潮随古文运动的兴起及仁宗重视术数而发韧；仁宗嘉祐至北宋末，“尊扬”思潮发展至高峰，扬雄的若干思想被士人汲取并融入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同时，对扬雄的批评也在扩展。南宋时，“尊扬”思潮渐衰，“非扬”成为扬雄评价中的主流。成都大学邓经武在《扬雄与苏轼：中国文化两大节点的对话》中指出：自宋代始，扬雄的学术地位极大地降低，与苏轼“贬扬”有关。苏轼“贬扬”，有立身行事的性格原因，也有文章辞赋之辩的看法分歧，还有时代政治环境的因素。重庆工商大学徐建芳在《三苏的“扬雄”论》中指出，三苏对扬雄的文章、学术总体成就及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较为推崇，而对其文章与学术的实际价值颇有微词，对其依附王莽颇不以为然。乐山师范学院杨胜宽谈到，苏氏父子对扬雄几乎持全面批评态度，其批评涉及扬雄的经学思想、文学观念、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他们批评的内容、依据、影响及主客观因素等，都值得深入剖析。四川眉山检察院彭林泉指出，应结合苏轼的语境、当时的历史背景、扬雄的处境和其一生的言行，理性对待苏轼不好扬雄这一现象。江苏科技大学喻世华通过苏轼撰写之涉及扬雄的诗文，展示了苏轼对扬雄的态度，指出：在日常私人与社会生活、公共政治领域、学术领域，苏轼对扬雄的接受是复杂的，既有肯定，也有批评。由于苏轼诗文的雅俗共享、保存完整等因素，苏轼对扬雄的评价对扬雄的传播有着极深远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陈伦敦则深入分析了朱熹批判扬雄的意图，指出：扬雄是朱熹故意树立的一个批判的靶子，朱熹借批扬雄，实则在于批判与外戚权臣类似的韩侂胄及投靠韩氏的士大夫，并借批扬以自明“忠君”之意。山东德州历史学会夏爱民对扬雄事莽美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扬雄事莽有因，理有宜然，情有可原，事莽无恶行，美新有讽谏，君子屈身达道的处世方式无可厚非，为儒学巨擘，贡献极大。西安交通大学王学强、薛晋蓉梳理总结了《四库全书总目》对扬雄的批判，分析了乾隆和四库馆臣对《总目》之扬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并论述了《总目》对后世扬雄接受的重要影响。

六、关于扬雄与巴蜀文化

关于扬雄与巴蜀文化，四川省文史馆李殿元指出，扬雄的《蜀王本纪》是关于古蜀历史的“现存最可靠之篡辑文字”，其中关于古蜀“五王”、大禹为汶山郡广柔县人、蜀守李冰作石犀等史料，对今天研究古蜀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华大学潘殊闲探讨了扬雄与蜀文化间的渊源，指出：扬雄是文翁化蜀、蜀学比于齐鲁的典范，是“自古文宗出西蜀”的典范，是蜀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范，是蜀人擅长浪漫思维与逆向思维的典范，是“易学在蜀”的典范，是古蜀文化的守望者和拓荒传播者。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在《从杜甫对扬雄的推崇看扬雄的地位》中指出，杜甫对巴蜀文化的了解受扬雄的影响比较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剑华从家族渊源、文翁办学及时代背景方面分析了扬雄成为大儒的原因。

七、扬雄遗迹与扬雄文化的传承与利用

本次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不仅集体考察了郫都区的扬雄故里和扬雄墓，其中不少学者还就扬雄遗迹、扬雄文化的传承与利用进行了深入交流。

杜甫草堂刘晓凤指出，扬雄在蜀中留下的遗迹主要有成都少城的子云宅（包括墨池），郫都区子云读书堂与子云墓，乐山的子云城、扬雄山及扬雄观，绵阳的子云亭。乐山市文化局唐长寿对乐山境内的扬雄遗迹进行了梳理，指出乐山市境内有5处扬雄遗迹，包括观斗山扬雄旧宅、象鼻山太玄洞、五通桥区金粟镇南子云亭、犍为紫云山子云亭、沐川子云筑室。这五处扬雄遗迹均载于北宋文献中，因保护不善，现存实物仅有太玄洞、犍为子云洞与子云亭柱础。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对扬雄蜀中遗迹进行了考证，指出扬雄家族在郫邑，扬雄后来由郫邑迁至成都少城内居住。由于刘禹锡的《陋室铭》，与扬雄有关的“子云亭”应运而生，为后代文人所沿袭，遂成典故，乃至成为后代纪念扬雄的建筑。郫都区友爱乡扬雄墓实为纪念性的衣冠冢，扬雄墓地应在长安陵坂。而川南犍为子云城和子云亭及绵阳的扬雄别墅、子云亭，则多属唐代以后人之附会。绵阳市社科联刘文传在发言中介绍了绵阳子云亭与读书台的详情。乐山市扬雄史料馆屠铁生对乐山扬雄山正在被蚕食、太玄洞正在风化的现状表示担忧，建议利用好太玄洞这一人文景观，开发扬雄山，修复子云亭，修建扬雄山文化公园。西华大学李钊在阐释扬雄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指出扬雄文化资源包括物态、精神与信仰三个层面，并提出了保护、传承、利用扬雄文化资源的具体设想。西华大学谢应光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了扬雄思想的当代价值，指出扬雄的思想成果对当代四川文化建设极具启示意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平中以扬雄《蜀都赋》为例，指出其中记载的巴蜀物产地貌、人文士风方面，为我们把握“天府”得名由来提供了历史依据，为现代诠释“天府”之国的内涵，打造现代性天府名都——文旅商综合体提供了直接依据与创意文化元素，可利用其中的文化元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休闲旅游业。

此外，西华师范大学邵小龙探讨了扬雄与汉代博物学的关系，指出其赋作中蕴含了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其《方言》和《训篡篇》亦体现了扬雄的博物视野。西华大学王学东梳理了历代有关扬雄研究的著作目录，为今人从事扬雄研究提供了线索。而卿晗对新时期以来关于扬雄赋作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11月12日下午18点，举行了会议的闭幕式。闭幕式由王红霞主持，三个小组代表汇报了各自小组发言讨论的情况。纪国泰进行了学术总结。会议对未来的扬雄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扬雄作为汉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尚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扬雄在天文学、数学、音乐、史学、哲学、文学方面的地位以及扬雄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利用方面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四川省扬雄研究会成立后，将在整合扬雄研究各方力量、推进扬雄文化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普及传播扬雄文化、策划扬雄文化创意产品、规划扬雄文化产业园与扬雄文化旅游及相关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开展工作，并定期召开扬雄研究学术研讨会，利用这一平台，推动西华大学与省内外、海内外相关机构、平台及学人的交流与合作，积极谋划有关扬雄的重大项目，推动学校相关专业、学科、团队融入有关扬雄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实现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