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海 祥

(本文作者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金华 321004)

左翼和右翼是对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划分标准。它们是一对较为复杂的概念，在时代的变迁中表现出不同的时空和区域特征。在历史的流转中，它们已不再是最初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变得复杂、多元而交织。因此，研究者不能将左翼和右翼简单地加以标签化，而应该将它们放在特定的时空和区域中，赋予它们可以辨识和认知的语义。就英国工党而言，从欧洲政党政治谱系来看，它属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范畴；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流派来看，相较于英国共产党，它又属于右翼政党。而从英国工党自身来看，其内部又包括左翼和右翼。总体来说，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歧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方面，包括改变社会还是改善社会、坚持理想的政治还是实践的政治、强调阶级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支持产业激进主义还是主张产业和谐。*Patrick Sey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bour Left,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7,p.2.但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国内政策的核心主张方面，即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具体来说，左翼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将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将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视为圭臬，反对任何修改社会主义目标和缩减国有化措施的行为，而右翼则将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将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视为特定历史时期工党借以获得选举胜利的工具。当然，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如主张国际合作和谐还是国家间进行丛林式的竞争、支持还是反对单边无核化、支持还是反对加入欧共体等。由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争论都为特定的共同利益服务，因此本文主要从国内政策主张的不同来区分英国工党内部的左翼和右翼。

英国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斗争是伴随其整个政治生涯的一种重要政治现象。这种斗争是指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路线分歧和重大权力分配问题。了解和把握二者斗争的内容和特定内涵，对于从更深层次认识工党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围绕重大权力分配问题展开的组织权力斗争，是为表达各自意识形态和政纲政策主张服务的，所以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与政纲政策争论方面分析二者斗争的特定内涵。

一、早期政治实践中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右翼斗争

1900年至1945年是英国工党的早期政治实践阶段。在这一时期，它从一个松散的选举联盟成长为英国政坛的主流政党，从国家权力的边缘走到了国家权力的中心。1922年之前，工党主要以自由党“跟班”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1922年至1945年，它开始以“国王陛下的反对党”*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0页。甚至执政党身份开展政治活动。工党内部的左翼和右翼也随着工党的成长、壮大慢慢成熟起来。20世纪30年代前后，工党左翼在党内的组织派系形成，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工党右翼也从工党成立初期重视维护劳工利益转变为重视工党自身建设与发展，以实现执政或连续执政为政治目标。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工党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也表现出来。在1924年工党短暂执政之后，工党内部各成员都对其抱以更大希望。以独立工党和部分工会为代表的左翼与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右翼之间就一些问题展开了争论。其中，工党左翼希望工党在竞选纲领中加进富含社会主义因素的内容，更希望工党在执政时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激进政策。而工党右翼则为了执政需要，在制定竞选纲领和执政政策时选择了比较温和的内容。

1927年，因对第一届麦克唐纳政府时期工党纲领和政策不满，更为了工党的1929年大选，独立工党在《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发表了新的政策声明，提出“活命工资”、向高收入者征税、补贴低收入家庭、矿业和银行国有化等许多激进措施，主张工党应以这些政纲满足选民需求。但在当年的工党会议上，新纲领遭到包括麦克唐纳等人在内的右翼力量的反对，原因就是独立工党的这份政策声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得太过激进，“非但无法实行，还会吓跑选民，阻碍工党目标的实现”*G.D.H.Cole, 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Henley and 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 1978, p.18.。第二年，工党会议通过右翼提出的题为《工党与国家》的政策声明。这份声明相当含糊，它主张相对温和、渐进的改革，内容与工党1918年6月的政策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并没有根本区别，包括兴建公共工程、刺激需求、增加就业等。此后，独立工党和工党右翼之间的政策分歧似乎无法得到统一。第二届工党政府时期，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加剧。一是以麦克唐纳为首的部分右翼人士，不满工党一些领导人支持工会提出的增收资本税、进口关税以实现财政平衡的主张却反对自己提出的削减失业补助金的主张，因而退出工党，与其他政党一道组建国民政府。二是针对麦克唐纳“背叛”事件，独立工党坚持要求工党放松纪律，满足其在议会内的独立性要求，以便于表达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主张，但工党坚决反对这一要求。这样，独立工党最终在1932年选择了脱离工党。麦克唐纳的“背叛”与独立工党脱党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工党左右翼斗争的激烈程度。

从工党早期政治实践中的内部左右翼斗争过程来看，二者争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以独立工党和部分工会为代表的左翼将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接近实现社会主义，而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右翼将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工具，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但是，这一时期工党内部左右翼斗争还包含更深层次的内容，即体现了工党的角色冲突。工党的角色冲突是指由其政治基因决定的阶级党角色与其在议会民主制下的宪政党身份“衍生”的全民党角色之间的冲突。从工党产生的过程来看，它是一个带有浓厚工人阶级色彩的政党，但它选择了在英国宪政制度范围内活动，试图以一种渐进而温和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当工党以议会内独立劳工政党的身份出现时，就已经具有了阶级党和宪政党两种角色。这两种角色显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一面。随着工党由选举联盟到反对党甚至执政党身份的转变，这两种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表现得越来越尖锐，以至于由宪政党角色演化而来的全民党角色可能完全压抑阶级党角色而具有主导性。在工党早期的政治实践中，左翼和右翼关于政策声明的争论以及麦克唐纳“背叛工党”和独立工党脱党等事件，表明左翼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与右翼代表的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工党的早期政治实践中，其内部左右翼斗争和角色冲突是相互交织的，有着内在的联系。具体来说，工党的双重角色冲突与左右翼斗争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本质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在英国议会民主制下，宪政制度为各种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合法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魔力”，即当一个利益集团以突出的阶级性进入议会之后，随着力量的增强和作用的增大，能够影响或执掌国家权力时，它本身的狭隘阶级性会慢慢被稀释，转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超阶级性。这种由鲜明的阶级性向超阶级性的转变过程，会集中地以该利益集团政策诉求的变化方式表现出来。工党是在议会民主制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议会中通过影响立法的方式实现广大劳工的利益，是工党成立初期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集中体现。它在政策诉求方面，也以实现劳工利益为主要目标。但当它成长为英国政坛的主流政党之后，就越来越表现出全民性，其政策诉求也开始以国家或全民利益为重。在此背景下，当工党内部左右翼于19世纪30年代成长得相对成熟以后，他们的争论便主要围绕着国内政策问题而表现得越来越激烈。其中，以独立工党和部分工会为代表的左翼坚持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国有化，要求不断扩大国有化的范围，甚至不顾工党选举的需要，即使放弃执政也要实现国有化目标，具有典型的阶级党特征。而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右翼则将国有化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以赢得选举或延长执政时间为目标，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对国有化进行变通执行，更多地表现出全民党特征。可以说，工党的双重角色冲突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矛盾，而左右翼斗争则是工党左翼和右翼从不同的角色立场出发，关于工党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纲政策分歧的集中表现。

可见，工党双重角色冲突是左右翼斗争的本质内容，而工党左右翼斗争是其双重角色冲突的外在表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党左右翼斗争就具有了双重内涵：从简单的外在表现看，它是左右翼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争论；从深层的本质内容来讲，它是左右翼关于工党角色定位问题的争论。双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争论是为工党的角色定位问题提供合法的意识形态依据，为二战以后工党左右翼之间的斗争问题奠定了基调。

二、共识政治时代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右翼斗争

二战以后到70年代初，工党和保守党在关于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共识政治”的局面。但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随着工党政府国有化政策实践问题频出，英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工党在50年代连续三次大选的失败，工党内部左右翼展开了激烈斗争，集中表现为右翼修正主义和左翼传统派(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大争论。

这一时期，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二者对战后初期工党政府政策的深刻反思。工党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而产生的，本质上是与平等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因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国有化企业表现出严重弊端，英国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了一定变化，英国开始重新探讨平等问题，由此产生了英国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内部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兴起了重新解释社会主义和反思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思潮。修正主义者的主要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认传统派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观点；二是背离工党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诸如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社会平等价值角度重新解读社会主义。右翼理论家克罗斯兰在50年代推出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就是表达右翼修正主义观点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在该著作中，克罗斯兰通过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分析指出，旧有的那种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公有制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传统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关于公有制的工党党章第四条，已经是过时和不适当的概念，不能再将社会主义放在一个特定的所有制模式下去考察和定义。”*转引自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在此基础上，克罗斯兰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他认为，从平等这样的伦理价值出发定义社会主义，不仅能以特定价值和实践来区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法，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制定实现公有制的计划和方法。借此，工党右翼在1959年大选失败之后，于当年的年会上提出要限制工党未来国有化的规模，拓展工党的公有制理念，甚至直接提出要修改党章第四条。

对此，工党左翼作出了回应。工党左翼领袖比万认为，针对英国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必须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消灭私有制，最终建成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著名理论家克罗斯曼也认为，战后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家的统治地位，没有改变自由竞争的传统方式。他们依然坚持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考察社会性质，认为公有制就等同于社会主义。针对修正主义者在1959年工党年会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工党左翼也坚决反对。左翼政治家芭芭拉·卡素尔支持正统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的理解，认为公有制的真实情况应该以实现整个共同体而非个别人的利益为目的，应该控制经济，掌管所有产业，不仅要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率，而且要使它们对全体民众负责。*Tudor Jones,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From Gaitskell to Blai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84.左翼议员迈克·富特反对代表右翼的工党领袖盖茨克尔区分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的尝试。他认为：“试图区分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的尝试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揭示如何调动所有国家资源实现最终目的的学说。”*Tudor Jones,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From Gaitskell to Blai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120.最终，由于左翼的敌对态度和工党领导层的愤怒态度，加之当时党章第四条作为工党教义的本质特征具有突出意义，这场斗争以修正主义者表面的妥协而告终。

从这一时期工党左右翼斗争的过程可以看出，二者斗争的内容既有双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同，更包含对工党是阶级党还是全民党定位的不同理解。修正主义者依循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传统*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具有一些特征，具体表现为主流思想的非马克思主义性、渐进的改良主义、具有保守气质。参见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97页。，坚持从社会主义的道德理念出发，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构造中剥离出来，把社会主义理念从教条理论中分离出来，这样就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带来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方式简单划分阶级的消极影响，使工党从理论上摆脱了公有制的束缚，在实践中通过实行混合经济来实现各阶级的利益，为其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奠定了理论基础，表现出全民党的特征。以比万为首的左翼人士，从单纯的阶级平等和人道主义出发，并将公有制视为坚定的信条，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且国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实现阶级平等。他们对公有制的态度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更多是从同情工人阶级不平等的处境出发，主张不断扩大国有化。在他们看来，工党以公有制为标志，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时期左翼和右翼分歧的根本之处在于，究竟应该把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工党“阶级党”的象征，还是只将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打消选民的顾虑，体现工党“全民党”的形象。

三、“共识政治”破产背景下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右翼斗争

70年代到80年代初，工党和保守党在战后初期形成的“共识政治”由于长期不能解决“英国病”问题而逐渐趋向破产。同时，在工党与保守党政府政策连续失败、工党与工会关系恶化和普通工党党员集体左倾等因素的影响下，工党左翼的力量不断壮大，并与工党右翼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与政纲政策以及组织建设方面展开了全面斗争。

就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关于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争论来看，左翼的政策主张是对60年代修正主义者经济战略的回应。左翼认为60年代工党政府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能实行扩大公有制的战略。鉴于此，左翼认为工党应该在公有和私有经济部门进行彻底变革。因此，从1973年到1983年，左翼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主张，被统称为“更替性经济战略”*Patrick Sey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bour Left,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7,p.29.。“更替性经济战略”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需求扩张，即强调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二是公有制的实质性扩张；三是对私有企业实行正式和强制性的经济计划；四是价格控制；五是实行工业民主，改变私有企业主的控制权；六是控制进口*转引自刘成：《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35页。。从左翼提出的政策主张内容来看，它不是对工党的原有经济政策进行简单修补，而是提出了根本不同的经济主张，即主张公有制是根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一种经济政策的出台必须有成熟理论的支撑。工党左翼的政治理论家霍兰在1975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挑战》一书，从理论层面为左翼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提供了支撑。在这部著作中，霍兰不仅对工党左翼的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证，而且对修正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霍兰首先否定了修正主义者关于中产阶级人数增多而工党没有适时调整的观点。他还发展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英国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少数跨国公司方面。以此为基础，霍兰指出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面上实行国有化和国家经济计划。

面对左翼在政策和理论上的强势出击，右翼修正主义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进行了强力反击。1975年，克罗斯兰在自己的论文集《现在的社会主义》中重新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关系，反驳了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的分析基础和经济分析方法，从伦理角度尤其是平等主义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过去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正确的，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是基于平等的理解。这种平等不仅包括精英管理的社会中的机会平等，也包括财富重新分配的平等，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平等，即财产分配、教育系统、社会阶级关系、工业权力和特权等方面的平等。克罗斯兰进而总结道，在70年代，工党要以实现以上各方面的平等而不是实施更多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为目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政策目标，即要实现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政府应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控制私有企业的经济权力；社会民主思想能够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经济模式和英国国家权力干预的背景下实现；等等。但是，克罗斯兰的理论不仅缺乏对7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工业矛盾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和说明，而且缺乏对经济发展和再分配关系问题的论述。这说明修正主义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方面创新性的不足。再加上工党左翼在组织权力方面对工党领导权的控制，右翼被彻底压制。

这一时期，工党内部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纷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工党自身该从工人阶级立场还是该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认识。70年代，工党左翼正是不满右翼主导工党政府时期无法用“打过折扣”的政策解决英国经济发展的“滞涨”问题，才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激进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更替性经济战略，以对抗右翼修正主义维持工党作为国家(全民)代表的作法。对于工党左右翼而言，无论是右翼的修正主义政策，还是左翼的更替性经济战略，都有理论方面的支持。具体来说，左翼政策的主要理论支持是霍兰的论著《社会主义的挑战》，而右翼的主要理论支持是克罗斯兰的论文集《现在的社会主义》。在二者的著作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同的。霍兰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的程度大小标志着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程度的高低。而克罗斯兰则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定位社会主义的含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平等，而公有制只是实现平等目标的一种方法或工具。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二者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和工党角色定位问题认识的差别，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则为各自的政治立场服务。

四、现代化改革背景下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右翼斗争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针对工党1983年大选惨败、保守党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刺激和英国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的现实，工党经过认真反思之后，开启了现代化改革的历程。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也在现代化改革的主题下展开了斗争。

80年代中后期，工党右翼逐渐在领导层取得了主导地位，开启了工党现代化改革的历程。以工党领袖金诺克为首的右翼，为了推进工党政策纲领和意识形态革新，在1987年大选失败以后，发起了“政策反省运动”，内容包括国家与市场关系、所有制问题、工会问题和对欧政策。其中，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是右翼关注的核心内容。金诺克认为，曾经为工党在政坛崛起发挥重要作用的公有制条款，现在已经成为工党发展的桎梏。对此，在“政策反省运动”之前，金诺克提出“社会所有制”的模糊概念来弱化公有制的作用。1986年7月，工党的《社会所有制》文件详细阐述了“社会所有制”的方案，接着1987年竞选宣言提出了利用多种手段实现社会所有制的内容，仍提出以“公有制”取代“国有化”的口号。这表明右翼在领导工党政策纲领改革时采用了谨慎、渐进的作法。“政策反省运动”开始之后，工党对公有制问题态度的改变逐渐明朗。1989年，右翼主导下的工党在题为《面对挑战，做出改变》的报告中宣称：“我们的观点是雇员占有和管理经济，或者如果合适的话，由消费者或者地方团体占有或管理经济，以便于经济发展服务于更广大消费者和团体的利益。”*Eric Show, 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79: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87.也就是说，工党主张将一些基础设施划归社会团体所有。此时，它对待所有制问题的态度还有些模棱两可。到了“政策反省运动”的后期，右翼主导下的工党在1990年发表题为《展望未来》的政策声明中，没有提到“社会所有制”，只有将自来水国有化的提法。而在1992年的大选宣言中，工党则放弃了重新国有化的承诺，以“公共控制”代替了“公有制”的提法。*Labour Party, Election Manifesto: It’s Time to Get Britain Working Together Again, London: Labour Party, 1992, pp.13-21.这样，金诺克领导下的工党先是以“社会所有制”代替“公有制”的提法，接着又直接将这两种提法以更为中性的“公共控制”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工党党员心中认为变革所有制就是“叛徒”的心理障碍。此时工党内部除了少数极左人士，几乎没有人要求恢复公有制，因此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这也为后来取消党章的公有制条款奠定了基础。

在金诺克之后，史密斯和布莱尔先后担任工党领袖，二者都属于右翼。他们绕开修改党章的敏感问题，转而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角度对党章第四条进行补充。布莱尔在1994年由费边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里，系统阐述了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将工党以前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物质关系，更改为社会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一种伦理关系。这样，就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道德要求，而拒绝工党左翼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观点。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的转变加快了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的步伐，修改党章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认为：“工党党章中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是愚蠢的。事实上，工党已不再相信它，况且10年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地扩大国有化。”*刘建飞：《布莱尔——英国新首相与工党》，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为此，布莱尔争取到布朗等人的支持，还设法获得了党内左翼代表、副领袖普雷斯科特的同意。在1994年工党年会上，他发表演说称：“工党要求一个现代化的党章。这个党章要能够对工党的性质、目标作出一个明确的阐述，而不再被选民误解或被保守党曲解。”*Tudor Jones, Remaking the Labour Party: From Gaitskell to Blai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139.这一动议立刻遭到了工党强硬左翼的激烈反对。左翼“精神领袖”托尼·本说：“我只想改动第四条中的一个字，就是把‘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这句话中的‘或’字换成‘和’字。每个人劳动时都要用到体力和脑力。托尼·布莱尔用他的手写作，而矿工们劳动时要用脑。”*刘建飞：《布莱尔——英国新首相与工党》，第285—286页。来自格拉斯哥的左翼代表基米·摩恩斯在发言中疾呼：“以‘社会主义’为荣，以工党为荣，以第四条为荣；工党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让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让红旗继续在这里飘扬。”*刘建飞：《历经曲折35载 千呼万唤终出来——英国工党修改党章之争》，《当代世界》1995年第9期。

年会结束后，工党内部关于是否修改党章第四条的争论还在持续。赞成修改的人在党内组成了“新第四条运动”，而反对修改的人组成了“保卫第四条运动”。1995年1月，包括工党左翼在内的32名工党欧洲议会议员就修改党章问题向布莱尔提出挑战。工党左翼甚至宣称：“即使布莱尔达到了目的，由修改第四条而带来的后遗症将会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困扰工党。”*刘建飞：《历经曲折35载 千呼万唤终出来——英国工党修改党章之争》，《当代世界》1995年第9期。托尼·本还指责布莱尔是想创建一个只以上台执政为目的的全新的党。布莱尔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积极同党内著名人物如布朗、普雷斯科特、孟德尔松等协商讨论，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宣布在此问题上进行公开的党员辩论。除此以外，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说，多次修改稿件，争取党内多数人的支持。终于，1995年 4月29日，工党特别年会以65%的选票通过了布莱尔的党章声明。“第四条公有制”条款的修改使工党左翼失去了在党内开展活动的“法理依据”。随着此时工党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变革，左翼在党内越来越被边缘化。自此，左翼被打入政治生活的“冷宫”，成为一个影响有限的党内压力集团。工党右翼则在这场改革与调整中逐渐掌握了党内的思想和政策“话语权”，成为领导工党的核心力量，从此拉开了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复兴的大幕。

这一时期，工党内部左右翼关于意识形态与政纲政策的争论依然集中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和工党角色定位问题两方面。在推进工党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工党右翼重新肯定了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解读社会主义的内涵。正如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所说：“工党重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通过修改‘第四条’的方式进行的。工党清楚地指出我们从政是为了追求特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为了实施一种经济的教条。自从共产主义垮台以后，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这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以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即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创造条件以使我们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的、公平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和包容的。”*〔英〕托尼·布莱尔著，曹振寰等译：《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4—25页。他强调的就是伦理价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党右翼这么做，是为了奉行跨阶级合作的“人民党主义”*林德山：《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思想特征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4期。，要使工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全方位党。布莱尔在1997年大选中就直接声称：工党是在为“人民”说话。相比而言，工党左翼依然坚持将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并将其视为信仰的基石。这种认识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以费边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它的理论基础也包括70年代霍兰对社会主义和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它坚持这种观点是为了保持工党的传统形象，坚持认为工党“是以阶级为基础和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英〕斯图亚特·汤普森著，贺和风、朱艳圣译：《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右翼斗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2010年全国大选失败后，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工党内部各派开始对新工党政治理念和政策实践进行反思。在这场反思中，工党左翼以“蓝色工党”的身份出现，重新发出呐喊，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并与右翼的“新工党”展开了争辩*针对新工党的政治遗产问题，工党内部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及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和理论，即主张完全放弃新工党理论的红色工党(Red Labour)，代表理论为“红色工党”；主张改进新工党理论的蓝色工党(Blue Labour)，代表理论为“蓝色工党”；主张继续坚持新工党理论的紫色工党(Purple Labour，是新工党的另一个名字 )，代表理论为“紫皮书”(也称“新工党”)。。

“蓝色工党”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产生于新工党内部的左翼思潮，代表人物为莫里斯·格拉斯曼、马克·斯蒂尔斯、乔纳森·卢瑟福、乔恩·克鲁斯达等。它试图帮助新工党寻求切实可行的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其内容是与公众的各种担忧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公众对过度的私人债务、小政府作用的局限、大量的移民、不断高涨的房价、过度的福利开支和投资得不到回报等问题表示担忧。这种担忧也引发了公众对政治统治阶层控制这些现象和恢复良性秩序能力的怀疑。可以说，经济危机使人们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甚至使公众陷入了对政治无休止的指责，也引起人们对文化意义、忠诚和团结等价值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蓝色工党”应时而生。它主张工党应该重新挖掘存在于20世纪早期而如今已经被工党丢弃的传统价值，从而被称为一种保守的社会主义。它提出了“互惠、互助和团结”*Stratton Allegra, “Now: It’s kind of blue”,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blog/2009/apr/24/blue-labour-consercative-socialism, Aprial 6, 2009.的新政治观，并将“家庭、信仰和旗帜”作为核心理念*Sandbrook Dominic, “Family, Faith and Flag”, from http://www.newstateman.com/uk-politic/2011/04/english-england, Aprial 7, 2011.，主张重新发现社会，重视社区，构建在普遍的原则指导下包含普遍利益的共同体，为工党树立“一个国家的工党”的新形象，以此来“取代战后工党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力图融合地方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以赢回传统工人阶级选民，恢复工党在各阶级尤其是传统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来庆立：《革新将从“新工党”和“蓝色工党”的结合开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党内思潮，“蓝色工党”的一些看法是有争议的，受到布莱尔主义者的攻击。布莱尔主义者的成员主要包括托尼·布莱尔、彼得·曼德尔森、艾伦·米尔本、弗兰克·菲尔德、保罗·理查德、道格拉斯·亚历山大、罗伯特·费尔伯特等。布莱尔主义者认为，第一，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对布莱尔主义的背离，而“蓝色工党”又过分强调前市场化，过于重视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这是对布莱尔主义更大的背离。工党要赢得下次大选的胜利，关键是要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实现新工党的现代化，而新工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对资本过度扩张对工人公民权利的侵害，为变化社会中的大众尤其是生活在边缘性选区的选民，提供他们需要的安全感。第二，“蓝色工党”主张重新恢复工党(劳工运动)传统以指导工党未来发展的做法，是一种怀旧的、乌托邦式的遐想。工党未来的发展确实需要重视自己的传统，重新获得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但工党绝不能过分沉迷于田园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生活，更不能为自己臆造所谓的传统。第三，“蓝色工党”的一些政策主张无法反映其特定的“身份”。从欧洲政党政治光谱来看，工党属于左翼政党，但“蓝色工党”作为其内部的一种思潮，它的一些政策主张没有反映出工党激进性的身份，如关于增加就业、重视人民和家庭的政策以及对待移民和资本与大财团的态度等，都与英国极右翼政党——民族党的政策趋同；关于削减公共部门，实现公共部门管理的真实化、地方化和民主化的政策与保守党削减工党服务部门的理念没有实质性区别。第四，“蓝色工党”的理论过于抽象，没有提出合理解决方案，甚至连指导性原则也没有，无法在实践中落实。

针对布莱尔主义者的指责，“蓝色工党”支持者作出了回应。他们认为这些指责是对“蓝色工党”的一种误解，是布莱尔主义者思想上的一种条件反应，是对传统持有的偏见。他们认为，格拉斯曼反对的是工党面对资本时的失控和错误行为，布莱尔和布朗时期的工党已经成为资本的“俘虏”，完全被资本绑架，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当然，布莱尔和布朗也不是一事无成，他们还是改革了社会福利制度，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改革并不彻底。这种不彻底性集中表现为对市场和国家持“暧昧”态度，没有对之进行彻底批判。对此，作为“蓝色工党”创立者和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顾问的格拉斯曼以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学说为基础，指出布莱尔和布朗时期的工党脱离了19世纪劳工运动的传统，它不再主动调节市场的运行状况，而是顺应资本全球化的趋势，陷入了困境。也因此，工党脱离了传统选民，成为一个完全的选举机器。这一时期的工党已经不再重视团体的正当权利，而只关注个体的权利。“蓝色工党”就是要重新唤起工党成立初期所具有的传统，传播公正、平等的社会理念。“蓝色工党”的其他支持者也回应了布莱尔主义者的指责，如马克·斯蒂尔斯就指出，“蓝色工党”要着眼于工党未来的建构，而不是回到过去。当然，这种建构要以英国公开、宽容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人与人之间可持续的关系，以充实人们的道德生活，努力实现社会平等。

“蓝色工党”与“新工党”的争论依然围绕工党的角色定位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两个问题展开。具体来说，其一是关于工党角色定位问题的争论。有数据显示，自1997年至2010年之间，工党失去了400万的工人阶级选民。甚至到布朗选举时期，在支持工党的选民中，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超过了工人阶级。这说明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力已经降低。对此，“蓝色工党”认为，应该以“信仰、家庭和旗帜”为政治理念指导工党未来的改革，在坚持共同体理念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关系型”政治模式和新的福利国家理念，重塑工党的灵魂，拉近工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使工人阶级重新回到工党的选民队伍中。“新工党”则主张在巩固当前中产阶级选民的基础上，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管理有金融特权的群体，捍卫工人反对自由市场的公民权，为处在变化社会中的普通群众提供安全感，从而赢回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从以上“蓝色工党”和“新工党”对待工党自身定位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来看，二者都主张要通过改革重新赢回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信任，但二者的出发点和解决方式是不同的。“蓝色工党”将未来工党改革的重点放在恢复工人阶级选民的信任和支持方面，强调工党的阶级色彩，更多意义上是把工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可以说，“蓝色工党”主张通过迎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以一种“讨好”的方式争取工人阶级选民，这体现了“蓝色工党”的阶级党立场。“新工党”则将工党未来改革的重点放在限制资本及金融特权群体的权力方面，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为普通民众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新工党”主张通过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使工人阶级选民自动向工党靠拢。它只是将工人阶级作为工党选民的一部分，而不是支持工党的代表性选民，这体现了“新工党”的全民党立场。

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争论。这一时期“蓝色工党”与“新工党”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争论与20世纪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有着本质区别。20世纪工党内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而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展开的。但是，随着1995年党章第四条款的修改，工党内部正式达成了“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共识。因此，“蓝色工党”与“新工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建立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即它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只不过，二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新工党”坚持“第三条道路”的伦理价值，“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郑伟：《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而“蓝色工党”则主张在“互助、互惠、互利、团结”等价值的指导下，对工党进行改革，使其在传统中丰富进步价值的内涵，通过建立更具人情味的福利国家制度和构建新的共同体，达到尊重老人、妇女、儿童直至每个人权利的目的，实现家庭的完整和个人关系的稳定。可见，二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即“新工党”的价值理念尽管宣扬要实现社会正义和团结，但实际操作走上了鼓励个人主义的不归路，而“蓝色工党”的价值理念在于实现社会和群体关系的和谐。可见，“蓝色工党”和“新工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价值争论，为它们所坚持的阶级立场提供了有力依据。

六、结 语

在英国工党成长的第一个百年中，其内部左右翼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过程。二战以前，工党内部左翼和右翼处于成长、壮大并慢慢成熟的阶段。二者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工党成长为英国主流政党之后双方关于国内政策的争论。这一时期，二者的斗争从表面看，体现了双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认识的差异。但从深层本质内容来看，则体现了工党与生俱来的阶级党角色与宪政党角色“衍生”的全民党角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使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具有了双重内涵，且双方关于意识形态与政纲政策的争论是为了给工党的角色定位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二战以后，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斗争集中发生在工党在野时期，呈现争吵不休、分歧不断、冲突迭起、斗争激烈的特点。重要的是，二者的斗争依然按照二战以前工党左右翼斗争奠定的基调进行。

到90年代中后期，以新工党为代表的右翼控制了工党的主导权。此时，随着党章第四条的修改和工党组织结构的革新，工党左翼失去了开展活动的“法理依据”，慢慢被边缘化，成为一个不足为道的党内压力集团。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方面的主张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其坚持的阶级立场没有改变，依然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来表达关于工党改革的要求和愿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蓝色工党”的出现就是新时代条件下工党左翼的表现形式。2015年9月被视为“极左”代表的杰里米·科尔宾出任工党党魁，更提出了一连串颇为激进的施政纲领，准备带领工党踏上寻找灵魂之路，使工党重新赢得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变得理性，集中表现为针对特定问题的成熟辩论。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的工党左翼在与工党右翼的争论中，政治主张与传统工党左翼的主张是不同的，但其价值取向依然指向工人阶级。由此可见，工党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二者关于工党角色定位问题的争论，而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主张方面争论的内容尽管可能发生一定变化，但始终为各自关于工党角色定位问题的认识提供理论依据，并且二者关于工党角色定位问题的争论会伴随工党发展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