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魂、潘玉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一个普通的女人、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这篇文章的一组关键词；文学的灵魂和精神、思想的雨露和光辉，是你我共同分享的内容。

1983年——2017年，三十四年的时光，是什么让作者耿耿于怀，又是什么令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暖意和力量，还有责任感、职业风范以及厚泽他人的胸怀。

一个编辑和作者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今晨，打开微信，就看到了周达宝老师的女儿小宝的一串语音留言。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心一下提拎起来，急忙点开。小宝的声音浸透了哀伤，她说，她妈妈8月7日走了。我的泪水禁不住就涌了出来。接下来，她述说着她妈妈发病的经过。我已什么都听不到了。去年11月，我去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去看了她，她的状态很好。我一进门，她就迎上来紧紧拥抱着我，笑得像一朵盛开的波斯菊，慈祥动人。临别时我许诺第十次作代会时再去看她。我以为我们还会有很多次见面的机会，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尽管我知道人都有要走的那一天，她今年九十高龄，花开花落，乃自然规律，但我还是抑制不住悲痛，泣不成声。

她是我第一部书的责任编辑，我的恩师啊！

初识周达宝

1983年初，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七，街头巷尾响着欢快的炮竹聲，弥漫着新春佳节将临的喜庆气氛。她来了……不巧，我出差在外，她就在安庆等我。我回家已是腊月二十八。家人告诉我有客人在等我。我很惊讶，谁呀？连年也不过？老伴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周达宝。我从这个名字猜测此人一定是位山东大汉。可迎着我的却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她约摸五十四五岁的年纪，中等个儿，胖胖的，衣着朴实无华，齐耳的短发，折射出星星点点银光，额头眼尾隐隐留有人生风霜的足迹，散发出智慧慈爱的光晕。她微笑着打量我，那双看着我的眼睛是那么温柔、博大、深邃，有如一湾富藏的海洋，深蕴着爱的浆汁，智慧的矿源。她说：“我老伴在科大教书，我来接他回京陪老母过年，在火车上读了大作《张玉良传》，就喜欢上了，放下行李就到你这里来了。”

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不了解发表和出书间的关系，更不了解文坛的复杂，视文坛人间净土，幸福乐园。更不知版权法，好像也不懂事先要签署出版合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社，被称作“皇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的书，我当然一口应承。可她为了组我的这部书稿，误了回北京陪老母过年。

第一次赴京改稿

春节过后不久，就收到了她的来信。她说，她将发在《清明》的《张玉良传》给社里有关领导看了，他们都认为很好，建议在细节上做些丰富，就可付印。她希望我尽快去他们社里改稿，他们准备作快件出版。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假，做着去京改稿的准备。那时交通不太便利，去北京先得从安庆乘长途汽车到合肥，再从合肥乘火车。火车票非常难买，真乃一票难求啊，好在有个亲戚在铁路上工作，去合肥之先，他就托了人。这次出行很不顺利，我们乘的长途客车在舒城与桐城交界处与另一辆迎头而来的客车相撞，车头都撞得缩进去了，走不了。虽然我的手臂也因强震而受了伤，我也没在意，但走不了要误晚上的火车，让我心急火燎。在那里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后面来了辆车，将我分流上去，一直站到合肥。可亲戚并没有买到票，开车前他把我送上车，交给他熟识的乘务员，补了张票，安排我睡在值班乘务员休息的床上。乘务员两小时换一班，我也得跟着换床。路上又临时停车，误点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站。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进京，心里总有些忐忑，那时还没有出租车，担心乘错公交，又担心找不到地方。我正忧心忡忡跟随旅伴往出口处走去，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望，是她，她站在出口处，扬手招呼我。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就安了下来，我怀着欢悦，向她奔过去。“周老师，没想到你会来接我。”“我怕你走丢了啊！”她一脸慈祥地笑着拥住我，说：“今天不早了，社里人都下班了，先上我家，将就一晚，晚上给你接风洗尘。”

她家住在和平街，我们乘公交，转地铁，又乘公交。地上地下的折腾，天完全黑下来时才到她家。外面零下，很冷，走进门，一眼看到餐桌上的火锅正翻腾着热气，她的老伴王术（科大九系教授）先生系着围腰从厨房迎了出来，连声说着欢迎。她的儿子王在和女儿王颖（小宝）也围了上来，叫着石楠阿姨。我仿佛一下回到家里，浑身都暖和了。

晚餐后，她让我到书房休息，说那里有书，随便看，晚上她陪我在书房睡。

我第一眼就看到占住一面墙的书橱。走过去，抽下一本，翻看起来，是她编的书，又拿一本，还是她当责编。我一本本地看下去，眼前仿佛浮起一架书的彩桥，书背上赫然地印着一串著名老作家的名字：茅盾、谢觉哉、王朝闻、李希凡、马铁丁、吴晗、秦牧、郭风、袁珂、冰心……还有一队升起在新时期文坛上空的新星：朱苏进、胡正言、刘先平、张洁、李汉平……犹似一条文化长河，汩汩而流。这架书，至少六七十种，这些都是作者送给责编的书。我想，每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渗有她的心血，是她和作者的共同产儿。她为这些书付出青春年华，满头青丝化作了飘洒的白发啊！

她忙完家务，端着一杯茶进来递到我手上：“别拘束，像在家里一样。”我指着书橱中间一排说：“这都是作者们送你的吧！”我慨叹着：“编了那么多书，很辛苦啊。我想听听你编书的故事。”她苦涩地一笑：“有苦有甜吧，能编到一本好书，那是一个编辑的幸运，但有时要让一本好书出来，会遇到很多阻力，这就要编辑百折不挠去争取。”她跟我说了张洁《沉重的翅膀》的故事。

《沉重的翅膀》还孕育在母体中的时候，她这位“助产士”就约下了这部稿。《十月》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权势显赫人物自动出来对号入座。有人上告到党中央，满城风雨，议论纷纷。周达宝认为书稿没有问题，他人如何说，她不管，在社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作急件发稿，争取十二大前出书。书稿发排后，有些人慌了，千方百计想扼死这本书，有关部门下文指责该书“有露骨的政治问题，作者要负主要责任，编辑、编审也要负责”，不准出书，黑云压城城欲摧。周达宝到处奔波，给有关领导部门写报告，据理力争，即使要批判，也要以出版的单行本为准。有关部门领导下文又来人，不准出版。决不能让这本好书被扼死！她找终审韦君宜同志商量对策，又把作者找到韦老太家，与韦君宜一起，劝张洁修改，并提出一百多条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张洁很有个性，不愿改。但周达宝认为，只要书出来了，就是胜利，劝她在某些地方作些让步。她几次上张洁家做工作，张洁被她的行动感动了，才决定改。《沉重的翅膀》出版了，苛求还在继续。周达宝综合了众多意见，又理出了修改方案，建议她修改再版。周达宝对待工作，就是这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对书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下，《沉重的翅膀》的修改本受到普遍赞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能说这里没有她的一份心血么？endprint

当我今天坐在电脑前写怀念她的文字时，我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联想到我的《画魂——张玉良传》。我在送她的样书上写了这样的话：“我的欢乐就是您的欢乐！您为它的出生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没有您的浇灌就没有《画魂》！”《画魂》的出版，也历经一番曲折和坎坷！不说别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书就作过两次批示。书稿刚刚修改完毕，我俩几乎是同时收到一封信，而且出自同一人之手，信的内容也基本相同，要我把书稿拿回安徽，否则……别再回安徽！不同的是，她那信上是“别再来安徽！”她问我：“你怕不怕？你若怕就拿回去！”我回答说：“您敢不敢出？你若敢我就不怕！”她风趣地一笑，放低声音说：“不让明去我就偷偷地去，可书我是一定要出的！哈哈，他管得着吗？”我扑进了她的怀抱，激动得满眼泪花。她以为不会再有麻烦了，作急件发稿了。谁知更大的风浪接踵而来，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画界派系之争，也祸及到《画魂》，有人怀着某种动机以电话采访形式写了篇内参，大肆攻击读者中掀起的“张玉良热”，说张玉良没有回国就是不爱国，说歌颂了张玉良会让人家笑话中国画坛无人。真乃奇谈怪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内参上批道：“电影电视暂停”。在层层传达中，又逐级增加了内容，传达到我时，就发展成不准拍电影、电视，不准宣传，不准出书，要对作者进行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周达宝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安慰我说：“别急，批示没说不准出书。书，我们决定照出！”我一个初涉文坛的弱女子，哪里见过如此阵势，面对着来自里里外外的箭矢，胆战心惊。她一封接一封给我写信，鼓励我：“别怕，好事多磨，人要经得起磨砺。坚持出书！”清样出来了，纸型打好了，《文汇报》发表了《画魂》后记——《我写张玉良》。上边电话来了：出书暂停。她不服，认为这本书已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是本好书，订数达二十五万册，这代表了读者的意向。她奔走呼号、找领导。在她与出版社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部门的几位负责人都作了批示：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难产的小书历尽了多少艰难竭蹶啊！没有她的助产，能出世么？

第二天，她领着我去她单位，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和领导。社里安排我住在出版社后面的临时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就是家属楼内的几间房子，那是一个单元的三楼，《当代》编辑部占了两间，余下的三小间就是作者改稿的招待所。房内有张单人床，一张小条桌，一把小木椅，上厕所和洗澡都要去公共的地方。吃饭在另一栋楼的职工食堂。我的那间正在锅炉房边上，日夜轰鸣。对面两间住着西藏作家益西·单增和上海作家张锦江。我放下行囊，达宝老师就和我谈改稿。她说：“再高明的编辑也没有作者熟悉自己的作品，我不给你定框框，如何改，如何丰富，你自己去考虑。你认为怎么改好就怎么改。”她轻拍了两下我的肩头：“好了，时间宝贵，我不打扰你了。”说着转身带上门，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家的书桌，在出版社改稿。开始有些不适应，就是那锅炉的轰鸣声，可很快我的心就完全安静下来，听不到窗外的任何声音了。从家里出发前，我就作好了改稿的准备，连剪刀浆糊都带上了。工作起来很顺利，进展很快，一眨眼就过去了一天。第二天清晨，我从食堂吃过早餐回来，就看到周老师等在门口。她问我食堂的饭可吃得惯。我说我不择食，很好。她解开棉衣的扣子，伸手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改稿费脑，需要补充营养。我接在手里，打开纸包，是两个白煮的鸡蛋。我的心头不由漾上一缕温热。这以后每天早上这个时候，她都来看我，递给我两个带着她体温的煮蛋，再问问我改稿的情况。她非常关心爱护作者，特别尊重作者。她若认为我文稿中某个词用得不太理想，她也不会提笔就改，而是来跟我协商，轻言细语地用商量的语气说，你看看，这个词换成这个词，是不是更贴切一点？她从不武断，她认为还可以加工的地方，只提建议，从不自作主张地砍杀你的文字，不像有些编辑，提笔就乱砍乱伐，把作者的整体构想砍得不伦不类。爱护作者，尊重作者的创作，是一个好编辑的标志。我由衷地对她心生敬意和感激。

一周的日夜兼程，书稿改好了，她说要有个书名，建议“张玉良传”作为副题。住在对门的两位作家给我出主意。益西·单增提议用“画魂”来作书名。周老师和我都觉得不错。感谢单增（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给了我一个很响的书名。周老师又带着我去找这本书的终审李纳，李纳老师的先生是著名书法家朱丹，请他题写书名。人民文学版的《画魂——张玉良传》上的“画魂”二字就出于已故大书法家朱丹之手。装帧请的是中国最著名的装帧设计艺术家张守义先生。她对我这本小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第二次到北京改稿

我第二次进京改稿是在四年后的1987年，也是初春之时。这次是为了修改《寒柳——柳如是传》，这部书稿也是周达宝老师的约稿。

我在改完《画魂——张玉良传》时，她就问我，接下有什么打算？我说想试试写柳如是。她说，这个人物很复杂，怎么会想到要写她呢？我说，我欣赏柳如是在张玉良之先，那时我在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编目的时候，读了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发现了柳如是下访半野堂时与他唱和的诗作，一下就倾倒了我。我便开始着意搜读有关她的文字。浙江省图书馆将他们庋藏的《柳如是尺牍》和她的诗集《戊寅草》《湖上草》影印问世，我又被她清丽的辞章深深感动。但我并不知她传奇色彩很浓的身世。读了著名散文作家黄裳撰写的散文《关于柳如是》和《虞初新志》上的《柳夫人传》，对她有了个模糊印象，一个站立浓雾中的缥缈影子。这时，一位老先生跟我说了张玉良的故事，我就放下了柳如是。能否写好这个人物，我毫无把握。

“你写，写好了我们给你出。”她鼓励着我，“我相信你能写好。也不用急，慢慢来。”可当我着手写这部传记小说时，心里多次涌起悔不该的念头，自觉选了一块难啃的骨头。我的主人公柳如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活动在东林复社上层名士之中，我不可能有那样的直接生活，只能间接去获取。由于清代多次禁书、毁版以及兵燹，散落在明清著作中关于她的记载，也随着灰飞烟灭了，尚存者也像一把沙子撒进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熟悉、理解那個时代，只得像大海捞针那样，在阅读中去搜寻散佚的一枝半叶。有时几十万字中也找不到有关她的只言片语。欲让这位死了数百年的名女人立起来谈何容易？我的忘年师友金杏村先生将他珍藏的陈寅恪教授撰写的《柳如是别传》送给我。那是陈教授历数十年研究这一人物的结晶，他不愧为柳夫人的异代知音。我反反复复读了数十遍，书都翻烂了，浓雾开始淡去，模糊的影像逐渐明晰了。继之，杭州大学周采泉先生赠寄了他撰写的《柳如是新证》一书，读后也获益匪浅。在沿着柳如是足迹的采访旅程中，又得到了苏州市文化局和常熟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图书馆的专家和同行的支持，他们将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笔记无私地展示给我，我这才坚定了写《柳如是传》的决心。第一稿写了60万字。我先生帮我抄清，寄给周达宝老师看。两个月后，寄回来了。她说太长，建议我压缩。我再改，砍去10万字，再给她看。她还嫌太长，说长书读者难以接受。可每次她都给我鼓劲，说她看好我，会把柳如是写好的。我痛下决心，打乱原有构架，重新结构，1986年冬，终于完成了34万字的第三稿。周老师还没看完就给我写信说，感觉不错，她看完就送审，嘱我作好明春去定稿的准备。endprint

198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接到她发来的去京改稿信。记得也是她到车站接的我，她说我原来住过的房子已改作他用了，社里暂时在外面租了几间房子给改稿的作家们住。说她还没去过那里，听说是个地下室。我说，没关系，只要有个住的地方，能改稿就行。我们又是乘地铁转公交，我也忘了那里的地名，好像叫一个什么胡同。地上多是老北京那种低矮的平房。她帮我提着行李，沿途打听，终于到了目的地。从冰天雪地的地上，走进散发出丝丝暖气的地下，感觉浑身都暖了。她找到负责给作家烧饭、管理房间的阿姨，开了间房，安排好我的住处，她觉得那里太简陋，有些歉意地说，我们这儿的条件差，只好将就将就。我说，听说别的出版社已不为改稿作家提供住处了，这就很好。是的呀，你这样理解我就放心了，就这个住处，还是我们这些编辑力争来的呢。接着她领着我去社里见二审和终审，倾听他们的审稿意见。晚餐又是去她家吃的。

这次改稿很顺利，只用做点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收获却很多。不仅认识了终审张伯海先生和众多大名鼎鼎的编辑，还结识了也在那儿改稿的一些作家。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湖南作家谭元亨，他忠厚、真诚，又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餐，他到我屋里串门，翻看了几章我的文稿，就对我说，你这本书出版后定会产生不俗的影响，你应该先让一家大刊物发一下，影响会更大些。我说，这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能给别家吗？能呀！我给你推荐到《人间》。他让我拿到街上复印一份。他帮我寄。我还是不敢，跟周老师说了。周老师高兴地说，好呀，如果能在出书前发表一下，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呀。这样，我才有机运结识了《人间》的主编郭肇庆先生。他是一位有思想、有卓见、高水平的资深编辑，因为刊发了比较前卫不太合时宜的作品，《人间》遭到批判，勒令停刊。郭先生却在这最后一期《人间》上，挤出二十万字的版面，刊发了大半部《寒柳——柳如是传》。我感激谭元亨，感激郭老师，感激周达宝老师。

《寒柳——柳如是传》定稿了。周老师为我预订的返程火车票是第二天的。她跟我说，今天没事，领你去见见冰心先生。说她送了本《画魂——张玉良传》给她，我们去听听她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冰心老人，也是最后一次。老人留给了我很深的记忆，她不但给了我很多激励，还给我题了词：“真实的情感是一切创作的力量和灵魂。”临出门时，她嘱我穿上大衣，还亲手为我扣上大衣的扣子，说外面冷，别感冒了。她逝世后，我写了篇《爱的芬芳，永驻我心——怀念冰心老人》一文，刊发在《文艺报》上。如果没有周老师主动说要带我去拜望她，就我的个性来说，我是不敢去打扰这位文学老人的。这得感谢周老师，给了我一个看望我喜爱的文学前辈的机会，感受到冰心老人爱的光辉。周老师对作者的爱就是这样无微不至。

第三次到北京改稿

我第三次去京改稿，并非为周老师他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而是去十月文艺出版社修改我的另一部书稿《从尼庵走上红地毯》。

这本书写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上海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梁谷音。十月文艺出版社不能为作者安排食宿。不像现在，我们走错路都能遇到酒店，那时外出吃住都是问题。我寻到安徽驻京办事处，他们却只能给我一个睡觉的地方，很多人住在一个房间，乱哄哄的，无法工作。周老师知道了我的困难，就和她新婚不久的女儿小宝商量，说石阿姨来改稿，没有地方住，你去你婆家住几天，把你的房让给她改稿。时间不会很长，顶多十天。小宝满口应承。周老师亲自来接我。小宝的婚房在她同一小区另一栋楼上，一个小套间，有厨房、卫生间。让新婚夫妇给我让房，我心里老觉得过意不去。她看出了我的心事，就说，改稿是大事，你就安心住下，到了吃饭的时候，就上我那里吃。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不好意思。她挽住我的肩头，加重语气说，改好稿是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一下就漾满了我全身，我的眼睛湿了。

我住在她家，吃在她家，早餐除了鸡蛋牛奶，还变着花样给我做早点。中餐晚餐都有荤，有时还给我送夜宵。她老说，改稿费脑子，需要补充营养。给伙食费，她又坚决不收，就像是她的女儿在备战高考那样地呵护着我。每次我改稿返家，她除了要到社里找有关部门为我预订车票，还要为我准备车上吃的干粮。这样爱护作者的编辑世间多么？

她不仅对我这个作者如此，就我所知，她的很多作者都得到过她的帮助。有一位后来身居文坛显赫地位的作家，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也常到她家吃住。甚至他没衣替换，还买过衣服给他。她对待她的作者，慷慨大方，她自己却十分节俭。

她永远活在我心中

有人说，一位编辑，就像一艘颠簸的小船，满载着知识和力量，送进一个个心灵的港湾。我想，编辑还是富藏的热源和光源，能引爆作者的生命灯盏，把作者的心灵点亮。也许有人要问，她为何要这样爱护作者？我想，这与她的初心相关。

她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教育世家，长江母亲滋润了她那颗爱美的心，从小喜欢文学，学生时代就常给校刊写稿，她和同学合写的活报剧发表在《长江日报》上。后来她分派到《新观察》，主编给他们这批新来的青年人作了启蒙讲话：要求他们在家是编者，出外是记者，写文章是作者，并说：“编辑对待作者要像对待爱人那样热情，处理稿件，给作者写信，要像写情书那样认真！”这番话像石碑那样竖立在她的心中，这是她的座右铭，她终生不忘，视之为检验工作作风的尺度。她分在小品文小组，出外采访，拎起提包就走，学习、编稿、写文章，浑身洋溢着生命的欢乐，可悲剧的种子就那样悄悄播下了，她写的编的小品文被打成了“毒草”，批判、检查，没完没了，下了反党倾向的政治结论。从此，她放下了酷爱的笔。多年的委屈，终于解脱，她对文学的贡献得到承认。她又握起了她那生花妙笔，把她全部的生命之光都融进别人的书稿，把她深沉的爱，都给了作者朋友，她几乎每天都要给作者写信，她写了多少信，谁也无法知道。她胆囊手术，躺在医院的病榻上，还抛不下作者朋友，陪伴着她的老伴暗暗在心里作了个统计，手术后的第一周，在呻吟中就写了二十八封信。作者怎能不视她为最信赖的朋友？

1988年7月《寒柳——柳如是传》出版之后，她也退休了。我们也就再没有过合作。可她永远立在我的心中，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作者与编者，而是一种无法定义的亲情。数十年来，我们心心相系，她心系着我的创作，我和我家人的健康，她常常要問我在写什么。我出了新书，总要在第一时间寄她一本。我的书她无不仔细阅读，把她的表扬或批评告诉我。新茶出来，我会给她寄上一点，十年前，她又一次大手术后，她告诉我，医嘱不能喝茶了，不要寄了。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己知音，还是通家之好。20年前我去法国采访杨光素，那时签证手续比较复杂，我又不识外文，所需文件，都是她的儿子王在先生帮我填写，还开着车载着我多次往返于三里屯使馆区。看天气预报，我听到北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她，有次她听说安徽安庆发生了地震，马上就打电话来，询问我们可受到影响。我们就是这样相互牵挂着。

我很幸运，第一本书就遇上了她这样一位好编辑，她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编辑，没有定稿权，但她能判断这部书稿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她看上了就不会放弃，遇到了险阻，也要坚持不懈去突破。她也不是那种才情横溢的人，给作者出不了什么绝妙主意，但她对作者满腔热忱，全心帮助作者突破，她对作者的爱，她的敬业精神，她对文学事业的那种虔诚，我永铭在心，深深感动，默默地滋养着我的灵魂。

她走了，犹似失去了一位与我血肉相系的亲人，我疼彻心脾，她永远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 鹿 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