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媛媛

摘要：林海音是大陆知名度最高的台湾作家之一，同时也为两岸文学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企图以林海音先生在北京与台湾两地不同时空体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风格为主线贯穿论文始终，阐明林海音的文学创作特质与传承脉络。

关键词：林海音 越渡 两地 文学风格

身为20世纪台湾文学领域的典范，林海音先生的一生丰富多彩，生长背景特殊，生于日本，长于北京，成就于台湾，在作品内涵与人物形象塑造上，呈现了多元文化。其作品背景从清末跨度到21世纪初，从北京到台北，其成就深受两岸华人的推崇。可见，由时间和地域带来的时空体验对林海音先生的文学创作是具有极大影响的。

一、林海音的北京体验

林海音在《两地》一书的自序中一开始便说：“两地”是指台湾和北京。台湾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自五岁随父母从故乡台湾迁徙到北京，林海音从此展开了她的京味儿人生，直至而立之年才重返原乡。林海音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空间环境作为写作的背景或主题，她的地理体验在文学作品中交织出一种情感真挚的地域风味来，此类散文作品主要收录于林海音作品集《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与《写在风中》二书，《两地》《静静的听》中有重迭的选录，小说则以《城南旧事》为代表。

林海音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空间环境作为写作的背景或主题，不单单因为能够挥洒自如，更深层来看，那是她心灵的故乡、童年的天地，在书写过程中，情感的自然抒展要多过于理性的刻意运用。林海音待在北京的四分之一世纪，不论如何搬迁，总不超出那几条胡同之间，而上学总要经过人文荟萃的琉璃厂区块，途经接二连三的笔墨庄，三番两头上书局，她的思维接受了种种见闻的潜移默化，具有文艺精神气息的林海音便由此蕴育了。

北京的滋养造就了林海音，而林海音的灌溉则丰富了北京。随着林海音的足迹，我们所获取的是沿路的见闻与随笔，那城南印象也就如此一点一滴的汇聚，俨然有座林海音式的北京城南跃然纸上。绝不只是固定不动的地景，更充沛的是风土、民情与世态，读者全然可以透过她的眼光与心灵去认识这里的明显与细微。

林海音适时地在文章中穿插俗谚俚语，更衬出在地化的情调。她说：真正的北京味道的谈话，加入一些现成的形容语汇，非常合适和俏皮，这是北京语除了发音正确以外的一个特点，我最喜欢听。想象那形容的巧妙，真是可爱，这种形容语汇，很多是用“歇后语”说出来，但是像“陈谷子、烂芝麻”便是直接的形容语，不用歇后语的。歇后语往往将抽象的事情形象化、具体化，北京人的俏皮话尤具想象力与趣味性，将它合人实际用法中，一说起来便饶富京味儿特色。因此，她的作品不仅带给读者视觉的博览，还有听觉的饱闻。她的一般用字遣词有时也很北京，如“我的骑术并不佳，胆子也不大，比起宋妈跟她当家儿的回牛郎山骑小驴儿的派头儿，差多了。”“当家儿”、“派头儿”都很有地方风味。另有林海音独特的动词用法，或能一语双关，如讲到卖晚香玉的，“把晚香玉穿成一个个花篮，再配上几朵小红花，挂上一根竹竿上，串胡同叫卖。”这个“串”字，不但是晚香玉的形态，也有沿街一户户兜售的形象，颇有“串门儿”的样态。又如“冬日雪后初晴，路过驾在北海和中海的金鳌玉蝀桥”，这个“驾”字也是极传神，而且不用“架”，有转化的意味。她常在一段话中出现一个不凡的字眼，又非冷癖生字，点缀得恰到好处，不仅灵动生姿，也令人眼睛为之一亮，而非使用一串丽辞锦句以夺人耳目。

二、林海音的台湾印象

回到台湾后，林海音一家人在台北城南定居，从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这个故乡了。她曾在《英子的乡恋》中写家书叮嘱堂兄阿烈“哥哥，为我吻一下故乡的泥土吧！”从中不难看出她对故乡的想念与内心的激昂。

林海音在刚返台的前几年，有不少台湾纪闻的作品，如《台北温泉漫写》《台湾的香花》《台湾民俗杂辑》《台南“度小月”》等等，这些作品都集中在1950至1953年间收录于《两地》散文作品集中。對她来说，台湾是一个心灵熟悉的土地，因为经常思念，但实际的台湾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却是相当陌生。正如她在《艋胛》中写道：“万华和延平路是本省人聚居的地方，许多地方还保留着真正的台湾风味。日本虽然窃据五十年，一直没能改变它。万华的夜市是很有名的，到了夏天的黄昏，许多人喜欢去赶万华夜市，这也可以说是台北著名风情之一。游台北不去万华，正像逛北平不去天桥一样。”从台湾想到日本再想到北平，这些都是她很直觉的感触，为台湾发展的喜悦与对第二故乡的肯定，都不经意地表露。写《台湾民俗杂辑》，其中包罗万象，有关于植物的、冬生娘仔、烧金、妈祖生、过七月、灶君、掷答等，林海音记下重点、由来与相关俗谚等等，应可视为台湾民俗“教育”特辑了。

林海音先生作品中的台北场景，多半是发生在屋子里的。如在客厅的文友聚会、一家人的相处情形等，家居生活或许尚可挪移写作的背景，但人文活动则不易，或者易地而行，又会舞出一场不同风貌的组合。唯台北毕竟是首善之都，便曾有以台北市一带为例作为与文学越界研究。而同时，家庭的型态其实也显示出昔日的台北，其社会经济条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台北讨生活大不易，他们的“三迭室”、长廊尽头的一张书桌，都在家庭散文中说明了开销量人为出的生活，《一家之主》，写的也是小家庭中的甘苦，轻松诙谐。

小说中的“台北”往往象征了繁华，如长篇小说《孟珠的旅程》歌女人生所设定的场景，而人物前往台北有时是一种追求虚荣或更多的工作机会。例如短篇小说《台北行》，透过住在清水镇受够了烦琐家事围绕的满芳到台北寻找同学的遭遇与心情反映台北当时的景况，也从台北友人的生活衬出城乡的差异，然而孰优孰劣？其实没有定论，隐约中说明了每个人各有其安身之所，重要的是如何安排生活。如同一直身在台北城的林海音，从事人文活动，不但能自得其乐，也能造福群众。

三、越渡两地

林海音先生回台湾后，拥有两种乡情，她自己很乐意作一个“两地人”，因为能归属于这两者都令她感到与有荣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与她抱持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广义的“乡亲”或坦然接受两地观点，省籍情结的课题便由是而生。endprint

林海音历经两地的奔赴与回归，不论是无自觉的跟随或有意识的选择，都是为了追求自由与尊严而离开原地，她自然了解思念的滋味。一个是原乡，一个是第二故乡，与其说林海音对两地的观念是没有分别，更贴切来说应是超越的。因为她的自身体验，使她不理解也不认为何以把问题放在身分归属的焦点上是重要过一切。因此林海音的写作用心在《血的故事》《蟹壳黄》的短篇小说中，则跨越了地理的狭隘疆界，化解了人心的猜疑隔阂，终能融洽地相处，放下敌对的心理，正如林海音之见，现下的相处与人生的安适不是更要紧吗？台湾文学研究者朱双一曾指出说：“《蟹壳黄》甚至写出了1949年国民党涌人台湾后，千姿百态的地方文化在台湾汇聚、交融，使台湾形成多元文化景观的情景。”在当时的台湾，借助通婚这一手段，可以泯灭省籍的界线与隔阂，而《蟹壳黄》故事的结局便是如此。范铭如在《台湾新故事——五十年代女性小说》一文中论说：“身为台籍作家，林海音的《血的故事》比起前两篇，更能掌握方言特质，幽默巧妙地表达出语言隔阂造成的省籍沟通障碍。然而很巧合地，她也运用了和《红豆》里类同的输血情节，暗寓本省与外省血源共通性，以及族群融合的可能。”

林海音笔下的台湾，散发着纯朴在地的情调：而她毫端的北京则挥舞着热闹京味的姿态。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应能读到相同的笔触，但却又能感受其透出两样情怀来。无论是北京还是台湾，在林海音写作的历程中，占着颇具意义的地位，她的血液里汇流着她对两地的深厚感情与两地对她的文化陶冶，地域色彩成为形成林海音文学风格的重要元素。此外，特殊而敏感的两岸关系，在林海音的观念里乃以一种看似保守、实则超然的高度来面对。

四、结语

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还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这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文学评论家叶石涛说：“事实上，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或怀疑，她已经没有地域观念，她的身世和遭遇替她解决了大半无谓纷扰，在这一点上而言，她是十分幸运的。”所谓“没有地域观念”，是指能夠超越到地域的囿限之上去看待人生与文学的真谛，而不守着狭隘的空间观，局踏不安于自己的身世背景。当然这与创作地方色彩的作品并不相违背。

林海音对土地充满了深情与思念，以及超越了两地的有形疆界。三十岁前念的是台湾，三十岁后想的是北京，这两地于她都是那样重要。她率先把台湾的文学推介到大陆，也很早就把大陆作品介绍到台湾，在两岸都深受欢迎，乐观而包容地越渡了两地敏感的文化鸿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