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妍

为了讨论“存在主义”及环绕周围的哲学家，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假设了一间又大又热闹的咖啡馆，让萨特、波伏娃、加缪、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齐聚一堂。

现实中，他们也许是密友，也许后来反目成仇，也许从未谋面，语言不通。但在这本名为《存在主义咖啡馆》的书中，他们坐在一起，喝杏子鸡尾酒，讨论人类两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

登场

在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里，海德格尔是最早登场的人，他是“存在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海德格尔住在山上一座小屋里，多数时间在独自写作。他给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写信描述自己的状态：“以一个男人在森林里伐木一样的平静节奏，笔耕不辍。”

1927年，他出版了《存在与时间》，刨去纠缠不清的术语，他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人会死，才会主动筹划人生，因此“存在”是动态的状态，而非一个固定标签。

1939年，德国莱茵区战俘营，二战被俘的萨特正沉迷《存在与时间》，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这本笔记是巨著《存在与虚无》的雏形。尽管和女朋友波伏娃失联已久，萨特一直试图给她寄信：“我已开始写一本形而上学的专著。”

波伏娃不知道萨特是否活着。为了躲避轰炸，她用一种蓝色燃料、油和防晒霜混合的恶心液体涂黑了窗户。她正准备写一部关于女性的书，将自己的成长体验当作实验品，用不拘一格的方式剖析“成长过程中身为女孩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本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就是女性主义经典《第二性》。

与此同时，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巴黎当记者的加缪对战争感到绝望，在日记里写道：“没有未来。”他写了带有哲学意味的册子《西西弗神话》：西西弗被罚推巨石上山，每当石头接近山顶，就会滚下山，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加缪得出结论：人生就是悲剧，继续人生的前提是，接受我们所做的事没什么终极意义。

二战硝烟里，哲学家们以自己的方式讨论“存在”。在“存在主义”开始过时的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贝克韦尔买到萨特在1938年出版的第一本阐述“存在主义”的小说《恶心》：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安托万在海滨小镇游荡，把鹅卵石扔进粥一样的灰色大海里。

“这部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贝克韦尔说。她从小以一种“存在主义者”的方式长大，五岁那年，父母带她在印度露营旅行两年。萨特书中的内容让她感到亲切：20世纪4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是一种时髦叛逆的生活方式，代表自由性爱、熬夜跳舞、和死亡唱反调。

贝克韦尔成了比之前更爱旷课的学生，找了份雷鬼唱片店的兼职，尽力把生活过得像个存在主义者：穿黑色套头羊毛衫、阅读、喝酒、交朋友、谈思想。长大一点后，她结束无所事事的生活，去大学学哲学。

经贝克韦尔简化后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听上去像是一门教人如何“活着”的哲学：以个人为中心，尊重个性和自由，也许活着并没意义，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交锋

“存在主义咖啡馆”里，有两个谈话圈子，中心分别是海德格尔和萨特。这不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交圈，人们吵吵闹闹：海德格尔与前恋人、犹太人阿伦特互相背弃;萨特、加缪、庞蒂像排列组合一样绝交;匈牙利作家库斯勒和所有人争吵，还打了加缪。

导致哲学家友谊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政治理念。

纳粹作威作福的欧洲，萨特刚接触到海德格尔，深深着迷;战争让他开始做噩梦，梦见鲜血飞溅到蛋黄酱上。而海德格尔接受了纳粹接管下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位，并加入纳粹党。希特勒的“用双手将德国打造出一个新模样”的想法让他着迷，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每个学生和教授都要讨好的官员”。直到晚年，海德格尔始终拒绝回应对纳粹的看法。1960年代，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一种放弃个人判断权利、无条件服从的恶。

二战结束后，萨特声明哲学家的责任——承担政治义务。这次，“存在主义咖啡馆”争吵的由头是前苏联。

1945年，纳粹德国在嫌恶声中退场，哲学家获得的教训是“不要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改良”。他们变得激进，力挺共产主义，渴望到工人中去。对于苏联的一系列弊端，他们选择视而不见。

萨特是哲学界掌握话语权的“人物”，他笃定左翼知识分子的站位。为了自圆其说，他做了“明恶实善的共产主义”和“实恶明善的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位言论界明星期待朋友们抛开政治分歧忠诚于他，哲学界开始站队。

1945年，雷蒙·阿隆在报纸上批评苏联模式，后又出书指责萨特虚伪。随后，萨特与其断交。而人道主义者加缪对任何暴行都持批判，萨特的朋友庞蒂把加繆称作“革命的叛徒”，这激怒了加缪，冲去破坏了一场正在举行的聚会，把庞蒂骂了一顿。

匈牙利作家库斯勒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对任何形态的劳改营深恶痛绝，于1941年写了一部小说《中午的黑暗》，充满对斯大林的批判。1947年的聚会，他一言不合用酒杯砸了萨特的头，加缪上前劝架，被库斯勒打了。在回去的车上，加缪一边开车一边大哭，对萨特说：“他是我的朋友啊！竟然打我！”

很快，加缪和萨特也绝交了。1951年，加缪发表《反抗者》，他认为任何反抗压迫的行动，不能沦为新的压迫，由此，他成了众矢之的。

冷战开始后，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警惕苏联，除了萨特。他仍保持“绝对正确”的顽固，他是杂志《摩登时代》的创始人和明星，谁想上刊都得和他搞好关系。在编辑一份对苏联强烈支持的稿件时，曾支持萨特的庞蒂加了一则编者按，指出文章观点不代表杂志立场，萨特擅自删掉了这段话。在两小时的交谈后，庞蒂对妻子说：“哎，一切都结束了。”他和萨特没再说过话。

在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1953年，海德格尔和萨特终于走出各自的小圈子第一次对话，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萨特迫不及待地想和海德格尔讨论哲学家参与政治的义务，海德格尔用“我们非得聊这个吗”的眼光看着他。那场交谈，语言不通的两人操着蹩脚的外语，都在自说自话。

谢幕

第一个离开“存在主义咖啡馆”的是加缪。

1960年，46岁的加缪因车祸丧生。波伏娃接到电话，久久说不出话，虽然加缪已跟她和萨特交恶近10年，但她忍不住怀念，那个“简单而快乐的灵魂”在凌晨两点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感情问题。

一年后，庞蒂突发心脏病去世。與萨特绝交8年后，庞蒂去听了后者的讲座。萨特很感动，告诉自己“一切将重新开始”，但几天后，庞蒂死了。

1975年，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在晚年，她写了一篇文章《八十岁的马丁·海德格尔》，肯定了海德格尔曾激发一代哲学家思考，对于他后来陷入歧途，阿伦特“过于宽容”地评价：因为他忙于看星星，没有注意到面前的危险。

海德格尔比阿伦特多活了5个月。直到晚年，他仍住在山顶小屋里，没有明确表达对纳粹的谴责。不过，当集中营幸存者、诗人保罗·策兰真的上山探访时，海德格尔表达了友善：他拜托书店将策兰的诗集放在橱窗最外面，确保策兰在城里步行时感到愉快，而策兰最著名的诗《死亡赋格》则是关于纳粹集中营。

萨特和波伏娃是最晚退场的。在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文化革命中，六旬的他们仍在学生工人起义的前线示威。1968年5月28日，萨特向7000名占领索邦大学礼堂的学生发表讲话。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年龄可以当萨特的孙子，大多数没经历二战，对哲学也一知半解，仍然听得兴致勃勃。

1980年萨特去世，五万人自发送葬，因为太拥挤，有个男人掉进了刚挖好的墓穴里，人们不得不把他拉上来。法国学者米歇尔·龚达认为萨特教会了一代人“指引人生的自由意识”，以及总是抱着对政治参与的责任和热情。

这之后，“存在主义”退场了，哲学流行从“存在主义”变成“结构主义”，这群曾活跃在上世纪的哲学家成为了历史书上的晦涩名词。

在《存在主义咖啡馆》最后，贝克韦尔自问为什么在“存在主义”显得过时的21世纪，仍然有必要让这群去世至少30年的哲学家们齐聚一堂，因为在人类受监控的程度非比寻常、私人数据被拿来牟利，个人表达受到压抑的今天，“或许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来讨论一下自由了——从政治角度”。

显然，读者们也认同贝克韦尔的感受。在《存在主义咖啡馆》出版的2016年，这本书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十大好书，被英国《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选为年度好书。

在贝克韦尔看来，让这些哲学家在这个纸质咖啡馆重聚，聊思想和八卦，因为“思想很有趣，而人更有趣”，还因为“存在主义”对每个个体都有意义：我们只拥有此世这份人生的自由，必须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