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敦煌壁画的颜色成分是一样的”

仇庆年和他的颜料世界

“自从上了电视，天天就忙着接待了，其他事情一样都干不了！”在苏州虎丘路社区见到仇庆年的时候，他边抖落伞上的雨，边下意识地抱怨。

一个多月前，74岁的仇庆年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传承人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中露了脸。一夜之间，仇庆年和他的颜料工作室“庆年堂”就引起轰动，被不少媒体报道，同名淘宝店关注人数从7万涨到了近13万。

仇庆年做了54年纯矿物颜料，现在还坚持用手工把稀有天然原料制成国画颜料。这种完全不添加化学物质的颜料与普通化工颜料相比，不但千年不褪色，反而会随时间流逝变得更艳丽，所以世界很多博物馆在修复古画时都会向仇庆年购买颜料。

在节目播出前，很少有人认识他，国画颜料也很少人使用。仇庆年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千年不褪色的颜料

仇庆年习惯在他的工作室接待媒体，那是一间三四十平米大小的屋子。三年前，仇庆年被列入国画颜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街道办事处就在这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工作室，上头又给他拨了8万块钱布置，“本来我是在家里做颜料的，现在有这么个地方，也算是比之前好多了”。

进门正对面的墙上，摆着仇庆年最稀罕的矿石。先前在节目中展示这些宝贝的时候，仇庆年每说一件就要高举着介绍一番。

孔雀尾巴颜色的是孔雀石，它是制作石绿色的原料，石绿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主要用色之一。另一种主色“石青”来自青金石，画在纸上是霸道的艳蓝色。常被拿来防虫消炎的雄黄磨成的颜料偏橘色，跟它对应的是雌黄。雌黄在仇庆年口中是古代的“修正液”，古人写错了字就用它把原字盖掉，这也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经过打磨，雌黄可以做成石黄色，就是“秋天银杏叶的颜色”。在仇庆年的工作室，他手头正在做的就是雌黄。

制作颜料的工具无非就是榔头、石杵、石盆和瓷碗。仇庆年先从矿石里挑出适合做颜料的部分，碾磨成粉，加水研磨，然后用水漂洗，经过多次沉淀和干燥，做成各色颜料。

这个方法几乎和数千年前没什么差别。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学会用红色涂染、装饰器物。魏晋南北朝，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更是出现了多种色彩，其中石青、石绿、红色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提炼的。

传统方法做颜料最耗费体力的就是“磨”。加水碾磨的雌黄颗粒最开始会和底部粗糙的瓷碗摩擦发出刺耳声音，后来声音会越来越小，等到“只剩下石杵跟碗底摩擦的声音，就差不多了”。

雌黄在矿石里不算最硬，即便如此，从刺耳到“差不多了”也要每天8小时、磨20天才能磨好。碰上质地更硬的青金石，仇庆年得磨上40天。这个步骤，仇庆年从20岁一直做到现在，沾了一手洗不干净的颜料和去不掉的老茧，还有没法根治的腱鞘炎、网球肘。

1964年，高中毕业的仇庆年到苏州著名颜料生产合作社“姜思序堂”学做颜料。姜思序堂是建国后唯一一家专门做国画颜料的作坊。古时没有专门的颜料铺，画家自己就是做颜料的人。外出游歷发现矿石就拿来做颜料，彼此互换馈赠，姜思序堂的创始人就是明末一位善于做颜料的画家。在清朝宫廷画作《姑苏繁华图》长卷中，在苏州阊门一带的街市上可以看到有店面的门口写着“颜料”、“银朱”、“丹粉”的字样，最早的“姜思序堂”就在这里。

上工第一天，仇庆年做的就是磨颜料，足足磨了8个小时。一天下来，“心都凉了半截”。

学徒期间，最苦的是做颜料“泥金”。这种涂料需要把真金锤打成金箔，再用手指磨成泥浆，经常用来抄写佛经或是装饰扇面。“姜思序堂”讲究用手掌碾磨，效率更高，“要靠手把金箔磨到在空气中能飘起来才行”，因为只有这样，泥金才能附着在纸上。每次做泥金之前，仇庆年总要把手指甲剪到贴肉，早上只能吃点大饼抿两口水，一整天不能上厕所洗手，以免损耗金子。一起拜师的学徒因为坐不住，干了两个月就走了，仇庆年却“糊里糊涂做到现在”。

姜思序堂用料考究，著名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冯大中都曾是它的老主顾。冯大中先生之子冯海涛如今在中央美院做老师。他复制的《千里江山图》受到《国家宝藏》节目的邀请，他也因此把仇庆年介绍给了节目组，因为“他的颜料和一千六百年前敦煌壁画的颜色成分是一样的”。

对于这种颜料的特别，多年使用仇庆年颜料的画家陈如冬解释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宣纸会随着年代发灰，一般化学颜料在灰色宣纸上会显得矛盾突兀。但是矿物颜料自身颜色也会随时间变化，这样就和纸张保持了同步，时间越长颜色越沉淀，“越古越艳”。

星星之火，不能燎原

2005年，退休的仇庆年在40多平方的家里开始重新制作国画颜料。

1997年，仇庆年成了一名下岗工人。此时的“姜思序堂”因为经营困难等诸多原因不复盛名。在女儿仇骏的记忆中，父亲因为下岗“遭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传下来的手艺要在自己这里断掉了”。后来有朋友劝仇庆年：“你的脸就是‘姜思序堂，为什么不自己做？你的名字不错，就叫庆年堂吧。”

随后，仇庆年把原先儿子女儿的房间辟成工作室。房间不足十平方，朝西不见光，碰上雨天，阴冷潮湿。过去，他偶尔熬夜做颜料，老伴总要骂他，“我就希望他稍微做做，不要当工作，当兴趣就行”。而现在，他做得很少，因为，“我手里的原料不多了，只能做做样子了”。

《国家宝藏》里，仇庆年离场前拜托观众只要有矿石线索就告诉他，无论多远他都会去，“哪怕是一两我也高兴”。说完，他拱手作揖。

冯海涛说：“最上等的宝石都是拿来做颜料的”。这话不假，在仇庆年看来，“一块矿石，能做颜料的部分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还在“姜思序堂”工作的时候，厂里的原料很大一部分是从北京、上海的玉雕厂里收购来的下脚料。矿石有好有坏。当时中国还有冶金部，专管矿产资源。作为厂里技术骨干的仇庆年经常给冶金部打报告申请去矿里找原料。他曾为了找原料，在中越边境附近下到三四百米的矿道。刚工作那年，一个画家朋友在南京栖霞山的废矿上发现蓝铜矿，仇庆年立刻冒雨赶去，借了耙子找到了几公斤原料。

他从那时起就像个地质队员一样天南海北挖矿石。每次出差总会带一把榔头，看到颜色不同的石头就会敲开看看。一是测试石头的硬度，二是为了看清石头的纹理和断口——这是仇庆年寻找矿石的秘诀：眼看手摸。只是，矿石一年比一年难找。

退休后的仇庆年曾为了找蓝铜矿专门去了一趟云南。他从地理书上看到，云南的铜矿储量是全国第二。结果去了一个月，花光了攒了一年的5万块钱，一无所获。铜矿矿长告诉他，从建国后开采到现在，矿早就枯了，工人都下岗了。矿长只能带仇庆年找到一位当地的矿石收藏家。一块一米多长的孔雀石被摆在红木玻璃柜里，收藏家愿意打七八折卖给他，要价900万。仇庆年吓了一跳，“我房子卖掉也才四五十万”。

除了蓝铜矿，越来越难弄的还有朱砂矿石。这种颜料在古代是皇帝批阅奏章用的，和尚也会用它抄佛经。因为矿产稀少，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假朱砂。“现在有人要买10包朱砂，我只卖给他1包”，仇庆年收起书桌上散落的几包朱砂。挖不到矿石，仇庆年只能找有些交情的私人收藏家购买，动辄就要几十上百一克的原料让他的颜料价格也比普通颜料贵上好几倍。

不做颜料的时候，仇庆年总是出门拜访画家。他喜欢和画家交朋友，征求他们对颜料的建议，甚至还为了了解画家需求特意学了两年画画。

大约10年前，苏州非遗办在档案里查到仇庆年是国画颜料制作技术的传人，让他写报告申请项目。有人还拿出5万块钱请仇庆年收几个大学生做徒弟，“五万这怎么够，连学徒工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仇庆年说。

仇庆年曾收过一个徒弟。后来那个跟了他十年的徒弟对他说：“师父，有个地方的工资比我们这里高出三倍，你说，我要不要去？”仇庆年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还是去吧”。徒弟转行没多久，仇庆年就下岗了。

近几年，随着申请省市、国家级非遗项目，陆续有些媒体报道仇庆年，也有人找上门来说要跟着学，但“就是三分钟热度，一看这么苦就打退堂鼓了”。后来他让想学的人自备原料，这个要求几乎把所有徒弟关在了门外。

两三年前，始终找不到接班人的仇庆年拉了儿子女儿来帮忙，女儿第一次帮仇庆年打了一天印泥后，回去就累到发高烧。仇庆年理解这种辛苦，“我耗得起时间，只是一直重复一个动作，身体撑不住。”对于自己当时的状况，仇庆年说，“星星之火，不能燎原”。

“不要叫醒他”

2000年，中央美院第一次请仇庆年去做讲座。此后他开始到各地讲课，香港的寺院、南京上海高校、苏州当地社区，“只要有人请我，我一定会去”。

他特意为讲课鼓捣了很多道具：成色最好的矿石粘在红木架上做范本，让没见过矿石的学生知道什么是真的、好的矿石;为了对比，他还准备了假矿石手链;十几种自制的颜料排列在透明文件夹中，每个颜色的深浅层次一目了然……从2000年到2014年，仇庆年平均每年做三四次讲座，他坚信“还是要做讲座，知道的人更多了才有可能传下去”。

外出讲课除了带工具颜料，仇庆年还会在包里放几本自己写的《传统中国画颜料的研究》。2014年，为了申请非遗项目，仇庆年和苏州市非遗办一起出钱出版了这本书。仇庆年专门为此外出调研，还多次跑图书馆，在书里详细阐述国画颜料制作细节和使用方法。这本书的编审收到这份书稿时，认为它不能只作为内部资料，必须出版，因为，“如果藏在深闺，孤军奋战，最终还是要消亡失传的”。

第一次出版時，仇庆年分到了500本，每次做讲座就给别人送书。后来有人在网上把这本书标价1100元，仇庆年就让女儿放到网上卖，“庆年堂”的淘宝店也是这个时候开的。这家店平时由女儿打理，头两年都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每年仇庆年靠卖颜料所得不过两三万。

2017年，在女儿资助下，仇庆年又印了3000本书，拿出一半给女儿卖，这是目前“庆年堂”淘宝店里最畅销的商品。买书的大多是非专业国画爱好者，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怎么用国画颜料。在成交的订单中，大部分是央视节目播出后慕名而来的。

这本书是仇庆年给所有陌生人的一封信。他在每本书的扉页刻下姓名和电话，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轻易联系到他。往常打他电话的人大多是画家朋友，但节目播出后，微信、短信来了上百条，仇庆年很少回复，“我不会用”。他有一个绿色封皮的小本子，专门记录来访者的姓名电话，有些还会写上祖籍。遇上家乡有矿的人，就会叮嘱好几遍让他们帮忙留意矿石线索。

在画家陈如冬眼中，仇庆年就是这样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还在用最传统的方法做颜料、过日子。陈如冬曾去日本参观，那里的超细粉碎机能把矿石颜料磨到极致，买来就能用，而仇庆年手工碾磨的颜料哪怕再细，买回来还是要再加工处理，更不要说有些颜料还要自己加胶调制，使用并不方便。

但仇庆年对机器没那么信任。他坚持手工分拣碾磨矿石，因为“人可以把一块石头提取出很多颜色，而机器只能把它打成一种颜色”。事实上，现在很多中国画家都像陈如冬一样选择日本产的颜料。日本矿石匮乏，但通过科学配方，把可着色的材料进行人工烧制，配出更丰富的颜色。这些颜色接近矿物色彩，也永不褪色，只是不如天然颜料厚重。

画家陈丹青曾说，“打从素描教学开始，中国画就开始没落了”。随着中国画式微，用矿物颜料的人也越来越少。如今，“姜思序堂”的旧址上建起了机电城，不见颜色，只听得车间轰鸣。仇庆年说，现在一万个画家里只有一两个还在用纯矿物颜料。价格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几十块钱可以买到一整盒锡管化学颜料，却只能买到3克矿物颜料，“有的画家一幅画都卖不到颜料钱”。

尽管如此，仇庆年还是决定“只要我不亡，就还会做下去”。陈如冬把仇庆年对颜料的感情理解为一种亲情，“颜料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名字”，陈如冬说，“你叫不醒他，也最好不要叫醒他，鼓励他继续坚持才是最大的善意”。

“我现在说好听了叫坚持，说难听了叫挣扎”。刚说完，仇庆年的手机又响了，电话那头有人给他提供矿石线索。挂上电话没多久，他挎着公文包准备出门。

外面还在下雨，路上人很少，只有几个和仇庆年年纪相仿的老人在等游1路公交车，下一站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仇庆年则在女儿陪同下赶往下一个讲座地点，包里装着他的书，还有一张折了角的宣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