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 Kan Au,Zhang-Jin Zhang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 《黄帝内经》与《梦的解释》

早于二千多年前，中医学的奠基经典《黄帝内经》已经有论及梦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然而，由于《黄帝内经》内的描述较为简短，加之临床上梦的病理机制异常复杂，临床上无论于一般内科抑或精神科以中医理论解梦从而指导诊疗均十分有限。传统中医的解梦主要集中描述了中医病机对梦像的影响，但由于临床上的梦甚少如《黄帝内经》所描述般直接和简单，加之临床病机的复杂，使得《黄帝内经》解梦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不够明确。

十九世纪，弗洛伊德建立了精神分析学派，并以精神分析理论、前人的经验及大量临床病例资料为基础去深入研究梦的机理，并写成《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为解梦的专著。当中深入研究了梦的形成和梦像的背后意义。弗洛伊德的研究注意到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会对梦像造成影响，而错综复杂的梦像实际上就是各种生理和心理状况，经过心理的处理后出现的结果。当然，弗洛伊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因素特别是个人史对梦像的影响。

结合弗洛伊德解梦和传统中医解梦，使梦像背后的材料得以揭示，再分析梦像及临床表现，可更好的掌握内科抑或精神科疾病的病机，从以帮助诊疗。

以下将以弗洛伊德解梦和传统中医解梦的配合使用概念、弗洛伊德解梦和传统中医解梦于临床的诊疗方向，以及《黄帝内经》和《梦的解释》与现代不符合之处及修正的概念，进行传统中医解梦与弗洛伊德释梦异同和临床意义的论述。

2 弗洛伊德解梦和传统中医解梦的配合使用概念

弗洛伊德解梦和中医解梦并非对立，可互相参照。

弗洛伊德论及梦的最基本机理就是“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1]。而在中医古籍中，梦像往往和病机相关。记载东周历史的《左传·成公十年》：“……公梦疾为二竖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表示了中医在《内经》前就已经有从梦像协助诊断的概念。

在传统中医古籍中，也多见对梦像的描述。首先《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及到“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4]。

《诸病源候论·虚劳喜梦候》载有《内经》中解梦的条文，并补充：“寻其兹梦，以设法治，则病无所逃矣”[6]。《备急千金要方·论诊候》对同样的《内经》条文亦指出：“善诊候者，亦可深思此意，乃尽善尽美矣”[7]。

《备急千金要方·侯痫法》也指出：“卧梦笑，手足动摇，是痫候”及“邪淫于脏，梦脏大形小。淫于腑，梦脏小形大”[7]。

《诸病源候论·虚劳喜梦候》亦有提到：“夫虚劳之人，血气衰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邪从外集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6]。

以上传统中医古籍提及到的梦像似乎都跟身体的病理状况有关。看起来似乎跟愿望的满足关系不大，但从梦的内容及它的表示方式来看，这正是满足愿望的一种形式。

受传统中医特别是临床医疗的概念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描述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作为一健康的标准，愿望的满足在医生中可能普遍被默认为健康的满足，也就是“阴平阳秘”的满足[4]。而弗洛伊德的研究指出愿望的满足并非指向健康或平和方向的满足，而是病理状况的满足。而且，梦对愿望的满足并不像现实一样有道德甚至物理的限制，为了在同一个梦中满足不同的愿望，梦像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跟现实不同，甚至逻辑关系的本身就是一种梦像[1]。例如非常讨厌家人的患者的梦像可能是把家人全部杀死，而不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幽闭恐慌症的患者梦像可能是在太空的漂浮，而不是在电梯中愉快的待着；心中想超越老板的职员可能在梦中看到老板站在楼梯下面，而自己在站在楼梯顶部。所以《内经》中阴阳俱盛所致的梦像不是阴阳平和的梦像，而是“相杀毁伤”。

弗洛伊德对梦像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心理状况对梦的影响，尽管他承认身体的生理状况以及外在环境包括对内脏的刺激也会对梦像造成影响[1]，对此弗洛伊德也引用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作为佐证。例如默里曾睡觉时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些实验：一把剪刀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了铃声，后来又是警铃，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在意大利，他大汗淋漓，同时温着奥维多白葡萄酒[1]。除了更多默里所做的例子，弗洛伊德也描述了其他一些人包括圣·丹尼斯的赫维(Hervey,1867)、威根特(Weygandt,1893)都曾做过的这方面实验，并有所论述。

相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对梦像的影响，传统中医解梦论述的多为病机对梦像的影响，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论述的“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就是“阴盛”和“阳盛”两个病机所对应的两个梦像[4]。事实上，两者并没有矛盾。中医的病机本来就会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木(肝)在志为怒，火(心)在志为喜，土(脾)在志为思，金(肺)在志为忧，水(肾)在志为恐[4]。“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4]，也表示了情志会造成疾病，明确的指出了传统中医理论中生理和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临床上，例如“肝火上炎”这一病机，既可导致患者头痛这一生理病理状况，又可导致患者易怒这一心理病理状况，表示了生理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关系[3]。

大量古籍同时也揭示了传统中医病理理论中包括了很多心理病理状况。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中提及的“百合病”，便和现代医学的一系列精神症状类似，并提及“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5]。这一治疗方向，从百合地黄汤方中的药物：百合和生地黄，可以推论张仲景认为百合病的基本病机是阴虚血热。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的“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5]。《黄帝内经·病能论》中的“帝曰：有病怒狂者……治之奈何？岐伯曰：……使之服以生铁落为饮。夫生铁落者，下气疾也”[4]。及《黄帝内经·移精变气论》中所论及的“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更是上古的心理疗法，可惜后世对此发展不多[4]。以上都表示了在《内经》年代中医就已有了针对精神心理症状的药物疗法，更有以心理疗法去治疗疾病的论述。

而在中医古籍中也有记载与解梦有关的医案。王孟英在《归砚录》的一则医案：“章御臣屡梦白人，持刀自割其头，至流血即惊醒，渐至闭目即梦，众医莫措。松江沈鲁珍治之，曰：寐而见白人者，肺虚也。以独参汤，每剂一两，服之而愈”[8]。这则医案与《素问·方盛衰论》中“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相关，更表明以传统中医理论去解梦及指导诊疗是早就存在的[4]。

这都显示了传统中医很早就认识到精神疾病，并对精神疾病的病机、治疗药物及方法都有一定的认识。以甘麦大枣汤证为例，古籍强调是妇人所患之疾，故可知当时中医学家对精神病的流行病学已经有所了解，认识到某类精神疾病在女性中发病率高于男性[5]。

患者的情绪变化对生理病理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患者的生理病理变化影响情绪也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现象[2]。所以，无论是弗洛伊德或是传统中医角度，生理抑或心理状况，都会互相联系并对梦像作出影响。

3 弗洛伊德解梦和传统中医解梦于临床的诊疗方向

《黄帝内经》中对梦的直接描述只有短短四段[4]，后世中医对梦的理解也多从此出发。然而由于《黄帝内经》对病机与梦的关系未有详细的论述，加之梦的病理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仅仅依照《黄帝内经》字面上的解梦难以有效指导复杂的临床状况。而配合弗洛伊德的解梦法可使复杂的梦像得以破解，从而使通过传统中医理论去指导临床诊疗变得可能。

传统中医古籍中对梦的描述多是一个病机对一个特定的梦像[4]。而对于错综复杂的临床梦像，这明显过于的简单和直接。临床上很少出现如此单一的病机，更何况是如此简单易明的梦像。

即使后世的中医古籍，所描述的诊疗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如唐朝的《备急千金要方·肾脏方·精极第四》指出“梦泄精，灸三阴交二七壮，梦断神良。丈夫梦失精及男子小便浊难，灸肾俞百壮”[7]。

清朝与弗洛伊德同一时代的清代著作《血证论·卷六·卧寐》中提及：“梦乃魂魄役物，恍有所见之故也。魂为病，则梦女子花草神仙欢喜之事，酸枣仁汤治之。魄为病，则梦惊怪鬼物争斗之事，人参清肺汤加琥珀治之”。虽然有对临床治疗药方有所指导，但对梦的机理以至解梦的方法并未提及[9]。

《黄帝内经》以至大量的中医古籍的一贯写作方法是以某一重点病机去解释某一复杂的医学理论，解梦的部份更是历代研究者较少着墨的部分。故以《黄帝内经》或中医古籍字面上的解梦直接去指导临床是不妥当的。如《黄帝内经》中对梦的描述应对应为一类病像，而不仅仅是字面含义。例如“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4]应理解为病机为阴证则会梦见阴性的梦像，“水为阴，火为阳”[4]。尤其水在传统中医中为阴的象征物，恐惧为七情中肾所主，也就是水脏，也是至阴之脏。

另外，临床所见的梦像是异常复杂的，并可能与《黄帝内经》的理论相违。这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临床的病理状态及病机本来就十分复杂，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环环相扣，大部分患者的病机都有多个脏腑牵涉在内，多种病机影响在内。而《黄帝内经》所指的都是单一病机下的病理状态，所以临床表现包括梦像不如《黄帝内经》般直接。

第二，依照弗洛伊德的解梦理论，梦的材料会混合起来并作出伪装[1]。也就是说，不同的病机会在心理的作用下无特定逻辑的混合起来，并作出伪装。伪装的方法千奇百怪，可以是跟本来的材料相反，可以是以隐讳的方式去表达材料，可以是只有患者知道的一个小小的象征物去表现。更加复杂的是在诊断的过程中，清醒的患者常常拒绝提及与病机有关的关键相应梦像[1]。

尽管梦像是如此复杂，经过仔细的诊断和分析，不少梦背后的材料仍然可以被发掘及解码。这些经过发掘和译码除了可指导心理治疗外，也可被中医理论分析以指导诊断。比如患者在梦中梦到很多青苔，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方便论述，先假定这可能代表潮湿，因为青苔只会在很潮湿的环境生长。之所以不直接出现潮湿而出现青苔这一象征物，是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大多数是有伪装，就是不直接以真正的面目出现。当然，当发生这种梦像的时候，解梦者或医生不应凭自己的想法猜度，而应该从了解患者的个人史及仔细讯问患者青苔会令患者联想到什么，再从患者的思想为出发点去考虑梦像的意义。如果梦人以前的家有个潮湿的地牢，里面就如梦像中长着很多青苔，而患者对青苔的联想正是潮湿的环境，那“潮湿”或是“水”就可能是患者梦像背后的真身。从传统中医的理论，这就是“梦涉大水恐惧”，相对应的病机就是“阴盛”。当然，这还需配合临床的病史、症状及体征去作出综合判断，不应单独的依赖梦像去诊疗。

4 《黄帝内经》和《梦的解释》与现代不符合之处及修正的概念

《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成书，不少观点因年代所限已经失去参考意义，随着年代改变，人的生理心理，尤其心理会有改变。弗洛伊德《梦的解释》在1899年出版，一百多年来也有随时代转变而不再适用的观点。但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当关注患者的个人史对心理以至梦的影响，故只要充分的考虑患者的个人史，不适合的部分是可以修正和发展的。

《黄帝内经》中提及“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4]。假如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短虫”是一个生理病理刺激，而“梦聚众”则是一个梦像的表现，也就是梦材料的象征物。然而，“梦聚众”这一象征物在古代及现代是否有一样的含义呢？要了解象征物背后的含义，首先就要先了解这一象征物对患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古代人跟现代人对象征物的理解往往有不同。以“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为例，古代人口密度低，而且更多人是住在农村，“聚众”对古代人而言可能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反常的事，带给古代人的可能是一种压迫感；现代人口密度高，大部分人是在城市居住，每日在地铁、办公室、商场碰到的都是满满的人潮，“聚众”是一件再也寻常不过的事情。“相击毁伤”对古代人而言相对寻常。古代战乱频繁，法律不健全，打架以至杀人可能是比较常见的。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甚少碰到真正的打架，更别论“相毁”了。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中也有“皇帝”、“马鞭”、“军刀”等梦像，以及大量以德语及英语发音为破解伪装途径的梦例[1]。然而现代人尤其是非欧洲人对“皇帝”、“马鞭”、“军刀”等的概念与十九世纪的欧洲人肯定有所差异，语言的差异就肯定更大了。

所以即使是同一病理状态，在古代人跟现代人心目中的象征物也可以很不同；同一象征物，在古代人跟现代人背后的病理原因也可相异。国籍、成长背景、语言以至日常生活模式的差异也会导致这一差异。

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解决这一差异的方法。弗洛伊德在临床精神分析中非常重视医生对患者的了解，以及讯问梦像令患者引起的联想。通过对每一个患者的了解，及仔细讯问患者的个人史，就可了解患者梦像背后的真相[1]。比如梦中出现一把木尺子。对医生或是很多人来说，可能意义是不明的。盲目依从传统中医的字面理论把“木尺子”解释为“木”或是肝系疾病也是不妥当的。但对某一患者来说，可能与小时候爸爸常常用这把木尺子打他，令他十分恐惧有关。梦中可能以这把木尺子来伪装恐惧。“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情况下，就是“阴盛则梦涉木尺子”。我们可以以这梦像结合临床诊断这患者是阴证。

既然伪装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描述中如此常见，为什么《黄帝内经》中有关梦的篇章并未提及呢？

首先，《黄帝内经》的写作方法决定了它不可能详尽清晰地把理论写清楚，正如《黄帝内经》中其他的篇章一样，而只写出方向及理论基础，正确的理解需要读者有广博的中医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这也是为什么《黄帝内经》注家如此多的原因。另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伪装在梦中是如此的普遍，但有一类梦是不太有伪装的，那就是儿童的梦[1]。中国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极短，儿童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较高，加上临床中儿科疾病的病机的确较成年人或老人简单，《黄帝内经》中有关的梦例可能是儿童之梦，故描述的梦例及解释都十分直接和简明。

5 总结

由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到十九世纪的弗洛伊德，以至无数的研究者都对梦作出了大量的分析，以了解梦背后的意义，无论是生理上的或是心理上的。《黄帝内经》对梦作出了生理病理上的解释，然而由于《黄帝内经》内的描述较为简短，加之临床上的病理以至梦异常复杂，《黄帝内经》所载的方法难以直接使用。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侧重点在心理方面，但他也承认生理上的刺激会对梦造成影响，并提出了把复杂的梦像分析的方法，尤其是根据每个患者独特的个人史去破解伪装的方法更是令梦的真相得以揭示。揭示后的梦像由于较简单直接，使得《黄帝内经》所载的解梦方法得以使用，从而使患者的病机得以揭示，以指导临床疾病。当然，这也需要与临床的情况结合，把病史、体征与梦像相结合，才能全面的考虑患者的情况以指导诊疗。

[1]FREUD A.梦的解析[M].台北：米娜贝尔出版公司，2000:83-504.

[2]CACIOPPO JTI,BERNTSON GG,MALARKEY WB,et al.Autonomic,Neuroendocrine,and Immune Responses to Psychological Stress:the Reactivity Hypothesis[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8,840:664-673.

[3]张伯臾.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5.

[4]清·张隐庵.黄帝内经素问集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5]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6]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7]唐·孙思邈.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

[8]清·王孟英，方春阳，楼羽刚点校.归砚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

[9]唐宗海.血证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