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研究综述

2018-01-30杨衍

中国集体经济 2018年5期

杨衍

摘要：目前国内对于可持续生计之研究已达一定深度与广度。概括起来，研究内容主要有可持续生计框架之研究、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之研究、不同生计之比较研究、特殊群体之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四类。综观这些研究，除有学者已提出的不足之处外，仍有以下问题：囿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因而缺乏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问题之探讨；只探讨合法生计，忽略违法生计之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强调政府之积极义务，忽视政府之消极义务之研究。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研究综述；问题

搜索CNKI发现，截至2017年9月17日20时，有关可持续性生计之研究的期刊文章已达1204篇，硕士论文已有477篇，博士论文已有135篇。纵观以上研究成果，研究者专业背景广泛，研究内容较广，视角较多，要对其进行全面概括难免挂一漏万。概括起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一、可持续生计框架之研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自产生后，就被运用到世界各地农业人口扶贫开发与可持续性建设项目中。目前，我国就可持续生计之框架方面的主要理论成果有：何伟仁等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之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与外因出发，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该指标用专家打分法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邀请相关领域有经验的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并用模型检验，之后再通过各种访谈对指标进行微调。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该指标识别出的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几乎均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何伟仁等人建立的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对于其他地区建立贫困识别体系不乏借鉴意义，是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于特殊地区贫困识别的有益尝试。此外，有感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过分依赖于外部环境，可测度性较弱而模糊性较强，Martha G.Roberts、杨国安通过比较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两种分析框架在概念与实施方案方面异同及各自之優劣性的基础上，提出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在实践与研究中相互促进的观点；张峻豪、何家军转向与可持续生计相对应之能力再造之研究，并以此来分析、测度相应主体之可持续生计，两学者试图通过对能力再造进行了概念界定、内涵分析、类型区分、影响因子描述及概念测量，籍此构建其理论分析框架。唐丽霞、李小云等则提出将贫困分析领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社会排斥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度的贫困分析框架更能有效地对贫困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研究者对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不仅注重其在本国之运用，且对该框架有检讨与修正，甚至有突破该框架的理论探索。

二、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之研究

自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引入我国后，学界就用它来分析退耕还林、乡村旅游、计划生育等活动之研究，以此来评价此类政府行为对农户生计之影响。此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如李树茁、梁义成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考证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之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与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因家庭结构而不同。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李飞、杨栋、王厚全三学者以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为例，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究了乡村旅游于农户可持续生计之影响。数据表明，梨花村乡村旅游正在改变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重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促使乡村正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应对策。宁泽逵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说，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贡献，通过同步推进家庭与村级社区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高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当被视作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之重要切入点。杜本峰、李碧清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通过与非计生家庭之比较，评价农村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结构形态影响着农村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农村计生家庭在哺育、生产、负担时期，生计资本处于劣势、发展能力不足具有长期性；在父母需赡养阶段是家庭生计水平最差的时期，农村计生家庭进入赡养任务阶段时家庭发展能力越发受到挑战”。

应该说，对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之研究，其研究目的较为明确，一般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分析工具，评价某种政策或活动对于所涉家庭或人口之影响为手段，以此来评估某种政策或活动实施之必要性，或提供政策、活动实施之配套措施。此种研究针对性较强，其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其主要问题在于，尽管不乏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某问题进行开创性地研究，促使人们关注某问题之影响的研究成果，可更多成果则尽管有统计数据与各种访谈，也运用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机械地套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得出的分析结论往往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故所提供之措施亦缺乏新意。

三、不同生计之比较研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甄别研究对象生计类型、找寻研究对象致贫、返贫原因之集装式工具，故在比较研究生计类型或通过比较找寻特定群体致贫原因时学者亦多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赵锋、朱一飞、许媛媛通过抽验调查城郊与山区451户农民之生计状况的基础上，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城郊与山区农户生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甘肃城郊农户之生计资本的禀赋现代化程度较高，生计策略更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生计结果丰沛且类型多样化；山区农户生计策略较为单一且收入不稳定。除自然资本略占优外，其他生计资本原始且稀少，生计策略严重依赖农业与外出务工，脆弱性较为明显。邰秀军、谭荣则以安康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不同生态意识农户之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生计资本上，强生态意识农户之农业相关资本占优，弱生态意识农户则社会资本突出；生计策略上，强生态意识农户有“高收入、高消费、农业依赖强、子女教育支出大、环境破坏小”之特点若生态意识农户则相反；在生计后果上，强生态意识农户由于响应政策更积极，获得的政策优惠也较多，而其日常生计生活对环境的破坏也较小，弱生态意识农户则相反；史俊宏、赵立娟基于内蒙古牧区牧户的调研，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比较观察了迁移和未迁移牧户之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风险状况。认为“与未迁移牧户相比，迁移牧户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禀赋更好，生计策略更加多样化，面临的风险种类少且发生频率低”。endprint

生计之比较研究，其理论分析框架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蓝本，重在通过类似或相近区域、农户之比较研究，从细部比较各种生计之优劣，以给党和政府对相应区域、行业之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可行措施，此种研究虽无较大的理论野心与视野，但也不乏其意义。

四、特殊群体生计问题之研究

特殊群体生计问题研究，也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理论支撑，其与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之研究存在部分重叠，但两类研究重心有着明显差异，对策与建议之提出不是其研究之重心，而特殊群体生计问题之研究则往往将对策与建议视为其重心，而可持续生计之分析则只是其手段。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特殊群体生计问题进行研究的典型成果主要有：郝文渊等以问卷调查、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西藏林芝地区农牧民生计资产状况进行评价，并对农牧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应加大信息、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进而提高农牧民可持续生计水平。徐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少数民族山区贫困女性生计状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贫困主体参与式的反贫困策略，即“重视性别贫困靶向的资源整合，让生计可持续推进民族教育改革，提高生计能力；建立性别统计制度，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栾驭、任义科、赵亚男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对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入之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工由于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别是生计资本的欠优使得其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融合，需农民工群体自身的互相协作，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梁军、何丽萍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来研究贫困大学生能力发展，并提出“转变单一生计策略、构建系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建立有效的反贫困长效机制”等促进贫困大学生能力发展之具体建议。而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对失地农民之生计进行分析的理论成果则较为丰富，学者们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提供了充分就业、转换农民角色、鼓励自主创业、落实社会保障、完善补偿机制、积累家庭资产、保护合法权益、创新现有制度、建设内源社区、改变传统观念等诸多解决思路。

对于可持续生计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曾提出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研究方法与手段欠缺影响研究结果之准确性、缺乏动态监测、欠缺城镇化进程中半城镇化农户生计和宏观方面之研究等几个方面之不足。笔者认同相关学者之见解。但笔者认为目前之研究除以上几个问题继续存在外，仍有以下三个问题：囿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因而缺乏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问题之探讨；只探讨合法生计，忽略违法生计之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强调政府之积极义务，忽视政府之消极义务之研究。

囿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因而缺乏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问题之探讨。目前国内运用之可持续分析框架由生计资本、生计策略、政策与法律制度背景、生计结果等五个方面之内容，而相关研究也基本套用此框架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但实则对于处于对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人群来说，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深刻之革命性，其对现代生活方式、生计方式之融入與适应也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在真正融入与适应现代生活之前，其仍在延续之传统在其生计之发展中有部分或可转化为有利之手段，但也有部分确实成了生计发展中的障碍。比如，部分族群“只顾今天有酒喝，不顾明天是否有饭吃”的临时娱乐性高消费现象，使得他们即使在生计收入上与其他相应群体相等同，但仍不能保持与相应群体相当之生活，同时，此种“一餐式”消费方式也影响其生计资本之增加。因此，对于此种群体之消费方式与消费构成之探讨倍显重要，但目前可持续生计之研究中，此类研究尚付之阙如。

只探讨合法生计，忽略违法生计之研究问题。处于巨大社会政治变迁中，且法治之发展远未成熟，毋庸讳言，我国部分群体仍从事违法之生计。如零星贩毒、卖淫、偷猎等涉嫌犯罪或违法之手段仍是部分群体获取收入之生计手段，但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尚无人对此进行探讨。学术研究无禁区，笔者认为此种违法之生计当纳入研究之范围，且对部分违法之生计，既可从以人为本或采取更规范之管理的角度对其合法化问题进行探讨。

强调政府之积极义务，忽视政府之消极义务之研究。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政府职能定位为“守夜人”，步入福利主义国家阶段后，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强调政府之积极义务，在反贫困等事项上也要求政府有积极之作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职能与责任重于资本主义国家，消除贫困、达致共同富裕更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显然，在扶贫工作、发展人民可持续生计中，党和政府当有积极之义务，鉴于此，可持续生计研究者对党和政府之积极义务进行了广泛之探讨。在实践中，政府的乱作为、不作为、瞎指挥、不切实际的规划现象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部分人民的生计，但此类研究迄今未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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