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虹,牛白琳

(1.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2.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0)

阮玲玉(1910——1935)是我国早期电影界一位传奇女星。从影期间共参演了29部作品,现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尚且留存。她初入影坛并不顺利,饰演的角色无非花瓶少女,亦或风流荡妇之类,才华并未凸显。直至1929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演技才得以发挥,继而声名鹊起、名声大噪。一方面,她对于悲剧角色的刻画入木三分,从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悲剧色彩且成功的银幕形象；另一方面,她在25岁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选择终结生命，不仅成为一个传奇和话题,其悲剧性命运也与她所塑造的悲剧角色相互映照。

一、银幕中的女性形象之悲

要探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自然会涉及到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其提出者劳拉穆尔维发现影片可以给观众提供一种视觉的愉悦,也可以说是观看的愉悦,即“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1]一方面在男权社会导向下,女性成为被看的对象,银幕中的女性形象成为被消费者。另一方面,观众对于银幕上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产生一种类似于其本人的心理认同。阮玲玉从影期间,扮演过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有女学生、农村姑娘、小手艺者、女工、作家,也有过妓女、尼姑等。这些角色有正派，有反派,有少女，有老妪,也有旧社会殉葬者和进步社会的新女性,但大都有个共同点,阮所塑造的人物结局都较为悲惨：入狱、被逼成疯、病死,或是自杀。观众在观看这些妇女形象时会产生一种视觉的快感,尤其是旧中国千百万受过苦难的妇女会把自身代入到银幕当中,即便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普通观众,也会很大程度上同情她们的遭遇并产生共鸣。下面就分析阮玲玉的两部代表作品,《桃花泣血记》、《神女》,从中分析其所塑造的乡下丫头和贫苦女人所展现出的悲剧性。[2]

《桃花泣血记》是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由卜万苍编剧导演,阮玲玉和金焰担任主演。故事讲述了富家少爷德恩和穷人家的女儿琳姑两小无猜,直至成长为少男少女时相爱,却因旧有的门第观念不能成婚,最终琳姑在育有一女后又因贫疾交加抱病而死,德恩痛心疾首,其母金太太也表现出一丝悔意。

中国早期电影擅长拍摄伦理片,且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正如该影片中封建顽固的金太太最后有所悔悟,在琳姑坟前默默流泪。对于早期电影来说,主要以故事内容为主,戏剧性强,而故事的核心便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早期伦理电影也擅长塑造悲剧性人物。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即阮玲玉饰演的琳姑就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

琳姑本出生在一个牧人家庭里,日子虽过得清贫,但爹娘疼爱,也算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她和牧场主的小少爷德恩自幼相熟,长大后互生情愫。拥有爱情的琳姑既甜蜜又幸福,而这也正是她不幸的开始。琳姑纯洁天真,一面对美好爱情心向往之,另一面又自知身份卑微而矛盾纠结。但其实在封建旧礼教的束缚之下,琳姑和的德恩的命运已经注定,门第观念是最大的障碍,金太太决不允许一个乡下丫头嫁入自己家门。最终,因为体弱多病却无钱医治而亡。在这部影片中,阮玲玉可谓将琳姑的内心戏演绎得淋漓尽致。

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相爱的两人不能相守,琳姑只是千万人之中的一个,她是众多因封建礼教蒙受苦难的妇女的缩影,同时这一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也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并赢得广大影迷的喜爱。

《神女》也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代表作,1934年拍摄,由吴永刚执导,阮玲玉主演。它是中国无声电影的巅峰之作,公映后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在几十年以后,影片依然受到海内外人士的赞赏。《神女》讲述了城市里一个名叫阮嫂的私娼,迫于生计,为了抚育自己孩子长大成人而忍辱含垢出卖肉体来换取金钱,后又遭到流氓霸占威胁,最终被逼入狱的故事。片中的阮嫂无时无刻不挣扎在痛苦的两重生活中,这在她的悲剧性命运里贯穿始终。

阮嫂之于妓女的身份,是被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她是城市里的底层人物,没有接受过知识教育，也没有任何糊口的手艺,曾试图进入工厂做工，却达不到老板要求,去当铺典当也只可缓一时之急。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她只能在现实面前做出妥协。私娼这样一个被周围人唾弃的角色,对于阮嫂来说只能接受,她遭到别人白眼,恶语中伤。她需要躲警察,还要被流氓欺辱诈骗,非人的生活使她的心里痛苦,旁人永远无法理解,这是阮嫂无奈沦为妓女身份的悲哀。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单身母亲,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阮嫂希望儿子做个好人,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因此,她拼命攒钱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为的是将来有个好出路。然而因为母亲的妓女身份,她的儿子注定要延续其悲哀,从小周围邻居的孩子们被告知不许跟他玩,同学家长知道孩子身世后向校方提出质问,要求将其开除。孩子是无辜的,对于此时的阮嫂来说无疑比自己所受之苦更痛,她无法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解释更多,她本身已被这社会欺压,现在连同她的孩子也要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手无缚鸡之力的阮嫂抗争无用只得任命运摆布。

阮嫂富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被阮玲玉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类社会群体的悲剧性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对她们的不理解,社会只是一味强逼,逼到无路可退就抛弃她们而不是去帮助拯救。

二、银幕外的人生境遇之悲

阮玲玉在银幕中塑造的悲剧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精湛的演技和严谨的表演态度是其艺术创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她之所以能将电影中的悲剧人物性格、人物心理揣测清楚和演绎到位,很大程度上跟自己的真实境遇息息相关。正如上文列举的两部影片,阮玲玉和其中女主人公的身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在演戏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联想到自己,而她也能借角色抒发无限的感情。众人只知阮玲玉会演戏,红极一时,又或者看到小报消息三三两两议论一番,很少有人了解到她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及她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痛楚。

(一)坎坷的生平

阮玲玉原名阮玉英,乳名凤根,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里。日子虽然凄苦,但凭着父亲每天辛苦劳动也能勉强度日,也是因为工作劳苦使父亲不堪重负体力耗尽而日渐成疾,在她六岁时病逝,从此凤根便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底层,妇女儿童又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了满足最基本的温饱,母亲只得到富人家做帮佣,年幼却懂事的小凤根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母亲分担。这便是阮玲玉悲惨的童年时代。阮母为了让女儿接受教育,偷偷用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送她入学,并要求女儿隐瞒身份。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恳亲会中,阮玉英邀请母亲来参加,听她唱《慈母曲》,母亲为顾及女儿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演出一结束便匆匆离开,她害怕同学发现嘲笑女儿。恰好《神女》里有一场戏就是私娼阮嫂去学校偷偷看儿子演出,同样是地位低下的母亲为保护孩子独自忍受着委屈。这里阮嫂和玉英妈妈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既兴奋又痛苦。然而在恳亲会的第二天,母亲被冤枉偷钱,玉英上学的事也败露了,这一天,母女俩被赶出张家,生活又跌入深渊。此时,玉英遇到她生命的第一个男人,也是纠缠她一生将她逼上绝路的男人——张达明。

那时正逢走投无路之际,达明少爷肯收留她们母女,纯真善良的阮玲玉一方面为报恩,一方面16岁的少女情窦初开,充满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种种因素,她与张达明开始了同居生活。可想而知,二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如《桃花泣血记》里的琳姑遭到封建门第观念的反对,但她比影片里的琳姑更为悲惨,琳姑自始至终收获了爱情,而阮玲玉不仅受尽张家恶言凌辱,张达明更是生性纨绔,沉迷赌博,不愿奋斗,把其父留下的遗产败光不算,还在阮玲玉进入电影公司之后,物质上全部依赖阮玲玉,接着再拿出去败光,如此循环。在张达明心里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有的只是自己,是金钱。时间越长,张达明本性越是暴露无遗,行为更加恶劣,阮终于认清他的面目,在答应他的无理要求后与其解除同居关系。在阮玲玉最需要人保护感到彷徨不安的时候,她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出现了。

唐季珊的出现让阮玲玉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此时经济独立,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有母亲和女儿,却唯独缺少心灵的伴侣和可依靠的肩膀。唐季珊是茶叶大王,商界的名人,他极其绅士,风度翩翩、善交际,还是联华公司的大股东,最重要的是会讨阮玲玉欢心,对待其母和养女小玉又非常好,这极大地填补了她此时精神和心灵的空虚,几次相处下来，阮玲玉已经对他产生好感。阮虽不贪图他的钱财,但经济上的富裕总归让从小就迫于生计的阮玲玉感到宽慰和温暖。随着二人感情升温,她便搬进了唐季珊为她买下的一栋三层别墅里。难得享受一段安宁的时光,可好景不长,外界的各种舆论还有黄色小报消息都在出言中伤阮玲玉,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将阮玲玉连同唐季珊一同卷入官司中,这是张达明和小报记者暗中勾结的报复,他见不得阮玲玉过得比他好。面对如此状况,唐季珊没有丝毫鼓励和安慰,冷漠的嘴脸显露出来,他强烈要求阮玲玉登报澄清,害怕这些负面消息伤到自己茶叶大王的名声,在他的眼中名誉地位重于一切。他本身有妻子,在阮玲玉之前还有过大明星张织云,阮对于唐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拿来玩乐、感到腻烦了随时都能丢掉的玩偶,过去的织云,如今的她,真实的唐季珊浪荡成性又与之前的张达明有何区别。天真的阮玲玉把所有感情都寄托在唐季珊身上,以为唐真心爱她,她付出了真心却换来无情的呵斥打骂,此时的阮玲玉已是万念俱灰。

以上是阮玲玉的童年经历和两段感情。幼年时看着父亲离世、母亲付出心酸和劳累,过早体味到生活的悲苦;长大后又以最真挚的心毫无保留地投身爱情,爱情却带给她痛彻心扉的打击,两个男人一个在她单纯无知时骗取她身心,另一个在她最需要帮助时翻脸变心。因为她从小缺乏父爱而更加渴望被爱,渴望家庭里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性,阮玲玉虽然投身演艺界,处在极为开放的环境,但她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女子,希望做一个贤妻良母,嫁一个像父亲一样心疼她、爱护家庭的好丈夫,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可一切总是事与愿违。她一生在爱人也在寻求被爱，却因错爱而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爱,这是阮玲玉爱情的悲剧,也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

(二)悲观的性格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这句名言在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被印证。一个人性格的生成和很多因素息息相关,比如先天存在和后天影响,前者是父母的遗传,与生俱来的,后者则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等。这众多因素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人生和命运。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阮玲玉的生平经历,了解到她童年的苦难和不幸以及成年后两段爱情带给她的创痛。她一生为情所伤,终被爱情葬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其自身性格。阮玲玉父亲阮用荣是穷苦工人出身,为人淳朴老实,省吃俭用,一心一意为了小家庭奋斗;母亲阿英心地善良,贤良淑德,为女儿可付出一切。拥有这样的双亲,阮玲玉自然懂事乖巧,惹人怜爱。但父亲过早病故,母亲不得已带着她做帮佣,长期寄人篱下也使她从小学会看人脸色。本身文静的她变得更加安静,虽然身份卑微,但因受到学校教育,尤喜爱文学和音乐,这让本就姣丽的阮玲玉气质变得更加非凡,独树一帜。

16岁的她涉世未深,懵懂单纯,在遇到向他求爱的花花公子张达明时深陷其中,看不清他的为人,任其欺骗。日复一日,张达明出入跑马场、舞厅、赌场,有时几天不回家,阮玲玉渐渐了解到他的本性,尽管自己去拍电影成为大明星，但相信浪子终有回头日,也不嫌他同他分手,并始终相信达明爱自己。面对张的变本加厉,阮玲玉仍在坚持,托关系为他找工作,还拿了自己的钱替他还数不清的债。终有一日,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支撑不住的阮玲玉再也无法承受,她向张达明提出分手,却是以答应每月给他一百块大洋共两年为条件的。这样无理的要求以及数次纠缠能被应允,完全是因为阮玲玉天生柔弱、不善反抗、委曲求全的性格所致。在之后的唐季珊那里可再次印证这一结论。其实阮玲玉之所以有勇气能跟张达明提分手一方面是忍受不了他的恶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遇到了富有而多情的唐季珊。唐季珊是情场上的得意公子,最懂得如何讨女人欢心,起初阮玲玉并不知晓唐季珊有妻子,只是听过一些风流韵事,于是在面对他温柔多情的强烈攻势时,企盼爱情已久的阮玲玉根本抵挡不住,即使最后得知他还有老婆也义无反顾地跟了他。二人幸福甜蜜的同居生活并不时长,唐季珊虚伪自私的嘴脸慢慢显出,在自己孤立无援需要爱人支持的时候,唐季珊只顾自保,毫不关切她的感受,不仅对阮玲玉动粗,还跟其他女人纠缠不清,这让阮玲玉悲痛欲绝。阮玲玉本是接受过教育的新女性,无论是知识才学还是经济条件都足以配得上唐季珊,遇到不公时她完全可以与唐据理力争,或是戳穿他的殷勤和丑恶,但她没有。不管是仍出于对爱情的幻想还是其他,总归是胆怯和懦弱的表现,她宁愿自己受屈,也不敢僭越一步。之前的张达明,现在的唐季珊,或许她早已看透他们,但为了自己幻想中的爱情一次次忍辱和退缩,最终将自己逼上绝路。

除了在爱情中敏感脆弱,阮玲玉在面对外界言论时依然选择逃避。她作为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受到众人景仰,在影迷面前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积极正面的形象,此时她的旧情人为了报复勾结记者制造舆论,还一纸将她告上法庭,一时间各种大报小刊头条满天飞,关于通奸、偷窃等恶毒字眼传满大街小巷。阮玲玉虽是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女性,又混迹于电影圈,其实骨子里是很传统，甚至保守的女性。她之前在报纸上见闻过好友胡蝶和未婚夫离婚一案在法庭上是如何被众人羞辱,私生活被无限放大,那种难堪程度放到阮玲玉身上是她所承受不了的。因此她惧怕法庭,害怕重蹈胡蝶覆辙。说到胡蝶,她也是民国时期享负盛名的电影皇后,台前风光无限,幕后的境遇也不比阮玲玉好很多,但胡蝶属于乐观坚毅的性格,面对众人的指责和流言仍然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然而在阮玲玉这里,悲观柔弱的性格决定了她不敢站出来面对,更没有与外界对抗的勇气。胡蝶和阮玲玉,二人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样作为女明星,但面对相似的境遇,前者勇于面对、迎难而上,而后者怯懦、一味逃避,放弃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说,她的性格悲剧,也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

三、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影响

阮玲玉,这样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陨落了。究其内因,是自身性格,放大来看便是社会和时代的责任。她临终前的遗书上写到:“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人言究竟有多可怕,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死。

其一,阮玲玉是一个女人。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3]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男性占主导权,女子地位低下,女性所要背负的心理重担是男性的数倍。古时候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人,除了要恪守封建礼教中的三纲五常,有的在丈夫死后还要树立起贞节牌坊,并以此为荣。虽然社会在进步,女性意识也在渐渐觉醒,但数千年的封建陋习或多或少延续下来,实际上社会对男女道德观念的衡量仍然存在很大偏差。具体到阮玲玉来说,在她和张达明、唐季珊的关系中,依然不能逃脱出社会对待男女之间天差地别的态度。首先她和张家少爷的主仆之恋在当时是受人非议的,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张达明自然不会受到指责,而阮玲玉则背负着千万口舌的重担;其次,在与唐季珊的关系中,这种不平等也很明显,唐有家室却在外寻花问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阮玲玉一心为了爱情原本只想安静生活却不得安宁。一介弱女子,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压迫,她无从反抗,最终选择以自决的方式结束年轻的生命,这样看来,阮玲玉的悲剧性结局与社会环境脱离不了关系。

其二,阮玲玉是一个名人。身为万众瞩目的对象,不论在演艺事业还是生活方面都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明星承担的压力比普通人更多,或许他们在物质上富有,在精神上却饱受折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固然开风气之先、思想较为开化,但对于仅结束了封建社会二十年之久的时代来说,国民旧习依然存在,大众心理几乎到今天也难被扭转。明星作为公众形象必须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典范,大众对其要求甚为严格,这样一个高大几近完美的形象似乎不能犯错。再者,那时的普通人很少有与之接近的机会,最直接的就是在影片中观望,想要了解到真实的偶像生活最多是通过报刊这种媒介,然而一些小报记者通常为了夺人眼球而不顾事实、胡乱编造、掩盖真相,这样极易使民众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但毕竟人无完人,即使是大众偶像也会犯错,他们也有自己的私生活,这样一来,一旦明星犯错或是私生活曝光,又或者达不到公众的心理预期,他们便会面对社会舆论无情的斥责。再来看阮玲玉,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女明星,家喻户晓,她的很多行为都会紧紧吸引住大众的目光,更不用说本身就难以接触到的私生活,因此当阮的桃色新闻出现时,先是媒体记者再是普通百姓,“前仆后继”,记者当面采访,百姓在背后指指点点,一时间社会所有矛头都指向生性柔弱又有强烈自尊心的阮玲玉,可想而知她必然受不了。因此,社会舆论和民众也成为她悲剧性结局的助推力。

此外,当时的国情内忧外患,即便是成为耀眼明星的阮玲玉,在大时代背景下仍然显得微不足道,众多人连同她一起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4]由此我们能看到,阮玲玉最终走向自决与时代也是息息相关的。

四、结语

阮玲玉的一生,是一曲奏不尽的悲歌。默片时代的无冕影后,生命却停留在二十五岁的青春韶华,让无数喜欢她的朋友、影迷们为之扼腕叹息。银幕之中,阮玲玉塑造了无数成功的女性悲剧形象;而在银幕外,其苦难的童年生活、不幸的爱情经历、柔弱的性格特点,又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影响,种种因素一齐造成了阮玲玉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一颗明星坠落人间,她的艺术凝成永恒,而她本人也留给后人无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