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君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乡土通常是作家审美理想的栖居地，如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平，甚至萧红笔下令人窒息的生死场，也流露出漂泊的作者对那片永恒轮回黑土地的痛切之情。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在启蒙和救亡的时代双声之下，首先选择做一个中国的赤子之后，离乱中的知识分子进入各自思想的沉潜阶段，寻找故园的记忆描写成了一种集体的行为。诞生了诸如《呼兰河传》、《北望园的春天》、《果园城记》等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记忆之所以这样迷人，因为它立足当下，却能联接起流逝的岁月与即将到来的日子。来自环境和人群的挤压，都让敏感的身心无所适从，最本能的选择就是回到过往。关于家园的思虑向往，其实是人遥望曾处的空间与时间进行对话，在过往和未来之间穿行，汲取支撑当下的力量。

《果园城记》的作者师陀原名王长简，生于河南杞县，而作品中小城真实的原型更多来自其好友赵伊坪的家乡河南郾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底，我从北平来上海，绕道靠汉平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这城里的果树，它们一开头就把我迷住了。我生平还是第一次看见城里栽这么多果树，……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第一篇《果园城》。”[1](P451-452)在作者心中，这个小城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如同苏童的南方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他更乐意将其作为一个自己在困境中的朋友来构筑，于是他用形式独立实际彼此关联的人物故事编织家乡的记忆，试图重建过往。

一、文本中的断裂

因城市的喧嚣导致自我丧失的落寞中，回到曾经的故乡去暂时休憩，颐养一下身心。作者这个决定是偶然为之，也说明了小城强大的吸引力，只因为在车窗外看到了它的影子，便听到了家乡那种具有寻根意义的召唤：“当临危的一瞬间，你会觉得你和它——那曾经消磨过你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时光的地方——你和它之间有一条永远割不断的线；它无论什么时候都大量笑着，温和的等待着你——一个浪子。”[2](P131)这个作者曾经住过七年的小城，容纳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其生活节奏缓慢到了不变的地步，与快节奏的城市形成鲜明对照。

故乡是过往的载体，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的选择性记忆往往会给故乡覆上了一层光环。在鲁迅小说《故乡》的伊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光环的幻灭，以致于看到深冬灰黄的天底下横着萧瑟的荒村时，鲁迅不敢相信这就是在记忆中要好得多的家乡。而果园城没有让人失望，在下车前，那种对灵魂来说永远带有诱惑的“梦幻感”便在文本中萦绕不去。作者下车前的铺垫非常充分，使小城在尚未显现前便已经占有了读者很多向往：“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的向窗外望着。这正是阳光照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山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3](P1)柔和的光线中，暖色调的大地，泱泱大族、绵绵黄土，在光和影实现完美对照时，纹理和质感都清晰而细腻，共同构成一幅意蕴悠长的农耕文明画卷。朴拙沉静、意蕴悠远，任是谁都会对之怀有美好的向往。当主人公走下车站之时，读者也期待着小城美妙古朴的风光能给枯寂的自己带来救赎。

于是作者决定下车了，可是猝不及防地，“果园城，听起来多么动听的名字，可又是有多少痛苦的地方呵！”[3](P1)这句主观性议论横在读者面前。当眼前风物的卷轴徐徐打开，人们还未从诗画般的意境中抽离，议论却意外地植入。前面没有预示，后面也没有接应，作者并未解释为什么这里有痛苦。是因为接下来提到的孟林太太，她悲惨的命运才是这个小城痛苦的症结？这个回答在逻辑上行不通，因为个人的悲欢还不足以能够更改小城的面目，若是如此轻易可以撼动，它的宁静恒久也不会存在。因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P4-5)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邻人，任是什么波澜都会被日复一日的平静吸收。

很快作者漫步到了河岸上，读者的神经跟着松弛下来：“我在河岸上走着……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地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藜和蒿蓟的河岸上……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你曾看见晨曦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野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3](P2-3)刚刚想到了孟林太太的命运，很快眼前的现实把不愉快的回忆截断。青草、土地、夕照，这些富有永恒生命力的意象，在纯净自然的世界背景下，像水一样将人的思绪浸泡得柔和温存。他想起了童年、青春这些生命中如歌的岁月，而且这些岁月伴随着诗情画意般的景象，带着充沛感情的思绪漫游，传递出的是对美好过往的眷恋，对生命力的赞叹。因为忆起美好的过往，现实也被照亮，而变得富有意义。人在这样的情境下，可谓进入真正的澄明状态，虽然如此短暂，但是进入了物我两忘的无我境界。所以这种漫步可以称之为人生的高峰体验，即在此时此刻，人只有幸福的体验，忘记了曾经所有的不美好，与整个世界达成和解。

接下来作者讲述了关于白塔的美丽传说，它某一天从神仙的袍袖里掉落在凡间：“它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衰，多少朵白云从它头上飞过？世界上发生过多少变化，它依然能置身城巅。”[3](P3)这一番关于塔的感慨，表达的仍旧是对独立于时间冲洗下恒定伟力的赞美。街巷上女人和孩子的面影，古风淳淳的小邮政局、佛寺、天主堂，一切也都静谧和谐，井然有序。“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3](P4)由衷而发的感慨，读者的情绪也生发到此，所以这样的抒情议论达到了主客体的一致，是叙事节奏自然发展到的一个小小和声。

走到了最能代表小城风格的果园，“假使你恰好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3](P6)还有活动的生活场景：“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小城。当收获季节来了，果园里便充满工作时的蟋蟀声，小枝在不慎中的折断声，而在这一片响声中又时时可以听见忙碌的呼唤和笑语。”[3](P7)作者选择了富有感情意味的词汇，带着甜蜜亲切的喜爱之情，描述果园秋天的情景。与收获活动相对应的人们情绪也欢乐祥和。于是传说又一次登场了，于不期然之间，悲剧结局的传说反转，画面又开阔明丽起来。过了果园到达林场，这里有一个民间老中医，他的工作在古中国风格的闲适里进行，草药特有的清洁纯净给叙事增添了超越凡俗的意味。

在交替进行风景的描述和传说的讲述之时，在唤起了读者对小城的一片诗意想象之际，小说接下来却是这样的字句：“必须承认，这是个有许多规矩的单调而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3](P7)又一次毫无铺垫的反转，带着毋庸置疑的强硬。叙事再面临断裂，读者情感节奏被打破，必然造成阅读体验的离间。延续着满目风光并听闻着瑰丽的传说，主体对小城的情感定位已经是不庸置疑的美好。作者如此的判断给予读者的是矛盾和无可适从，无法承认。

不管怎样犹疑，带着怎样的矛盾纠结，“我”还是来到了目的地。孟林太太家依旧是那么整洁，庭院如同水洗过一般。园里还留着谢了的蜀葵、凤仙、石竹、桃红。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保持环境的整洁是由人的生活态度决定的，表明主人积极向上的态度，起码说对生活葆有热情。这样的庭院，即便是在秋之将至，还是给人一种积极欢欣的气象。

院子里的喜鹊“幸灾乐祸”的叫声让人一时无法领会。厅中的老家具、瓶中干枯的花草、空气中的阴影，都给现实的气氛抹上了一层晦暗之气。女仆的声音是“神秘、单调而且枯燥”，这也和喜鹊的叫声一样让人莫名其妙，因为神秘和枯燥很难联系到一起。描述的混乱实际折射的是作者内心的冲突，他无法用既有的经验明确判断眼前的人和事物。

在作者看来，孟林太太和素姑因为这小城的不变而丧失了活力：“她失去了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哪里去了？她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哪里去了？”[3](P10)素姑也一样：“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致；她的头发已经没有先前茂密，也没有先前黑，她的鹅卵形的没有修饰的脸蛋更加长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梢已经显出浅浅的皱纹，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秘的动人的光。”[3](P11)

可笑的是，作者带着同情审视小城中渐渐枯萎的母女时，却听到对方这样的话：“你老了……”作为逃离死气沉沉小城生活的人，按照作者的逻辑，应该与枯萎的生命相比表现出鲜活的气象，可事实却相反。所以真正让人事无常的直接操纵者，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时间，而不是在乡间的这座小城。“时光是无声的——正像素姑般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长并且走的是多慢啊！”[5](P484)对于时间，没有所谓是与非的价值评判，它永恒存在公正公平。孟林太太曾经的青春活力是在小城诞生，今天她的衰朽迟暮依旧属于不变的小城，所以将改变归因于时间更加合理。素姑的改变也是如此，在这里面起作用的是自然从不停歇的脚步，并不是人为的更改。

二、叙事方式对断裂的弥补

《果园城记》在叙事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复调性，形成一个多声部的话语场，这体现出作者对现实复杂的心理反应。文本中除了客观叙事部分之外，“我”的视点、“你”的视点，又加入了独立的议论的声音。与声音相对应作者将人物不同时空影像进行立体叠加，试图在多重维度上呈现其复杂的面目。以对孟林太太的描述为例，回忆中的她穿着深色衣服，用低低声音讲话，透出一股神秘气息；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保持端肃和灵敏；而此时眼前的孟林太太，肥胖苍老，并失去了活人所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孟林太太不可谓变化不大，但是这变化似乎是自然规律，与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完全不同，她的生活地点没变，生活环境没变，生活状态没变，改变的是依着时间的推移，她走到了老年阶段。所以在复杂的叠加中，她不变的本质却和小城一样彰显出来。

从体式上看，《果园城》这篇小说更接近散文。散文化小说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中富有先锋性的一种创造。相对于散文来讲，小说因其虚构的本质使其结构趋向更加独立完整，也更利于隐藏作者，哪怕作者刻意选择了“我”来做叙述视角。而散文相对松弛开放，更利于感情和认识的交流。散文化的小说，可以从那些给予小说的规约中游离开来，在故事性、情节冲突、结构严谨等方面拓展更宽松的活动余地，从而有针对性地表现作品一些非小说的特质，比如情感、审美等维度。

散文化的小说体式，有利于表达如梦似幻的复杂情感。《果园城记》重点刻画了小城特有的面貌，其风土人情，在今天看来已经和古老的赞美诗一样，只能怀念追忆，心向往之。这种向往建构了读者自己心中的小城形象，并深深植入各自的记忆。散文化使小说在表现小城的精神特质上更加深入，虚化了线性时间的规定，从不变的深层眷恋一步步传递出来。

从视角看，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插叙述进行。这种手法比较少见。通常来看，限制性叙事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事，表现的是平等、闲适的姿态，形成通常所谓的对话风格：娓娓道来，亲切随意，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从感情上拉近与客体的关系，然后自然而然地传输出情感信息，解码过程也相对简单便捷。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二人称范围要大，同时语气更强烈，适合传递更主观的经验。而全知性叙事则打开了上帝的眼睛，作者的权力更大。

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交替中，读者一直在“我”的提醒中参与叙事：你已经明白……若是你要问……假如你不熟悉这地方。和“我”、“他”这样的人称对比，“你”的指代范围最大，含混性随着增强。“你”在叙事中至少可以承担这样三个职责：叙述者、人物、受述者。这种叙事将读者拉进文本，实现最大程度的交流，最终指向文本的开放性。开放性又衍生出多元宽容的个体解读，小城最终脱离了作者的掌控，在感情上征服了读者。

具体的写作中，作者采用了中国画的写意手法，描述追求神韵，而不是力求形似。视角与描述对象随时流动转换，平淡而自然。写意手法适合表现内在的诸如心理、情感、潜意识等等在冰山之下的东西。这种手法要求受述者合作，共同参与编码解码的过程，淡化情节，而拓宽想象的空间，从而扩大读者的权力。在赋予解读者的权力推进下，文字本身的逻辑超越作者的设定，对小城的情感认知逐渐被确认。作者一路走来，带着满满的回忆，甚至惋惜如此快就走到了目的地。这都说明了他对小城的爱恋之情。而且他在刻意强化乡愁，要给自己制造某种戏剧性的结果：“像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谁也不知道地来了一趟，又在谁也不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3](P8)当初作者需要和现实拉开距离，离开纷扰的现实，然而当他来到却面对这样仿佛亘古不变的地方时，他又茫然起来。飘忽不定的情感体验，源自小城特有的环境气氛，使人产生梦幻般的体验，其通透空灵，让人愧怍于承受只有天堂才会有的静谧安逸。

既轻松欢快又莫名沉重，小城带给作者这次逆行之旅的感受层次太过复杂。这个小城，美丽而令人忧愁。但是这忧愁的根源不来自于它的不变，而是来自作者的隐忧，和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情绪一致：美是令人忧愁的。因为你知道它不会永远存在。美好的本质易朽，转瞬即逝，终究敌不过时间的侵蚀，可是小城却奇迹般地保持了不变的风貌。师陀用诗意的乡情与“你”对话，用刻意的理性与时代对话。所以时评这样说，《果园城记》“这是古老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也是一篇朴素的诗”。[6]

三、文本断裂的原因——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通过细节真实来推理作者的情感走向很明显。不可否认这小城确实很美，无论是传说、风俗，具体的街巷生活，收获时候满城的香气。作者对它怀有的情感也与之相符：“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的小城……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感情，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1](P453)但是现实的残酷一直在提示作者，这平静是不长久的，因为内忧外患中，他没有闲暇余裕做一个游荡的抒情诗人，历史理性在催促他，也在催促着小城。师陀不知道小城该变成什么样，但是他相信只要变就会是好的。因为他未曾看到，历史还有另外一张面孔。我们却看到了：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碎和解体，那些曾经的淳朴美好随之消亡，这个令很多人忧虑的现实。

深层分析作者的分裂原因在于：主体在价值理性上对不变的眷恋和历史理性上对不变的批判。工业文明在进入古老中国伊始，便开始迅速膨胀攻城掠地，而乡村却仍在超稳定社会结构中茫然不知。作者想通过重建时间来预言未来。无奈果园城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外来的挑剔的目光对它构不成伤害，或许若干年后的商业化才能真正撼动他。作者开篇给它的定位是一个中亚细亚式的中国小城，也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而农耕文明区别于工商业文明最显著的地方是，常与不变。居有常业无变，在生活恒定缺少变化的同时，也免去了流动、未知等等干扰因素。所以这样的地方适合休憩身心，而都市却是打拼创造的战场。看来在现代性在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初始，就显现出其双刃剑的作用，只是当时人们更愿意把历史发展的速度看做一种进步性的审美。

“当我们长久的离开某处地方，我们忽然听见仍旧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就在这样静寂的小巷里听惯了的声调。我们从此感到要改变一个小城市有多么困难，假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我们若不看见出生和死亡，我们会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它似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变动。”[7](P470)在追思旧时风物时候，现代性的警钟又一次响起。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和岗位责任感，提醒他们不能陶醉在隐逸里面。所以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美梦，也要及时醒来。

如何平衡自己急切的思想立场与和缓的情感回归，作者在纠结中行走在小城的路上。“象牙之塔倒了，人人站在旷野受风袭着……像卢焚先生那样爱好诮让的心灵，把握平衡不是一桩容易事。”[8](P493)在他敏感脆弱的内心，不断回响着时代的声音，却又堆积了绵绵不尽的留恋。钱理群这样分析他的创作心理：“在作家卢焚的观念中，‘不变’就具有了双重性：它既表示这停滞不动的历史惰性，又显示着历史积淀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神力量。”[9]也正因为如此，通过一篇小小的文本，我们看到作者思考的纹理，心理纠结的清晰痕迹。

2004年出版的《师陀全集》在收录《果园城》的时候，将突兀的议论文字做出了删减。当然在阅读体验上，这样做可以使文字的节奏平复顺畅。但是修改破坏了文本最初的诞生形态，作者的思考痕迹亦被遮蔽。断裂在本质上由于主体的道德立场或者经验认识与时代环境有冲突。当作者过于急切地要表达个人意愿时，很难保持淡定从容，通常会采取峻急激越的态度，力图说服读者。但是从《果园城》文本看，这功利性的表达并未占据叙事的主体，感情与理性的角力孰轻孰重即可推知。小城依然呈现出旧有的风貌，因其保留着过往的记忆和生活方式，是个人返回自身的一个神秘通道，所以作者的选择自然有了倾斜。

对中国乡土的思考从鲁迅、废名、沈从文、师陀开始，延续到赵树理、孙犁，直至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从思考轨迹中可以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即在描述乡土的时候，作者渐渐不愿或者无法表达自己的立场和选择。如果说作者已经死去并不恰当，恰当的是这个规律实际上是一种更客观化的趋向，叙述者的根本职责是呈现乡土的真实面貌。曾经知识者从理性上确信自己看到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而现在他们自动放弃了对解说未来的权力。在拱手奉还了预言家的桂冠后，甚至对虚构也丧失了热情，而更愿意用情感去赋予写作对象温度。

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这并不是要求诗人（实际上是作者）承担历史预言家的职责，而是要求作家带着深邃的历史穿透力摹写现实。主体从高高在上的姿态重新回到土地中，这反倒提高了其对现实的观察力，从写作的本质上看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女作家萧红也表达过这样的认识，自己没能力没权利悲悯人物，自己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低微可怜。所以，作品的影响力不在于指导现实预见历史，而是在描述创作主体所见所思之外，加入的主体的情感体验，这情感和真实一样，是一种稀缺而崇高的审美资源。

乡土文学早已走出了国民性建设、意识形态的阴影，也不再能够随意生产出田园赞美诗。勉力地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失效后，其本体性的存在意义却逐渐凸显出来：即用诗性的语言工具，真实记录时代的立体影像。在今天的乡土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文学作品关注了农耕文明在现代性进程中，历史的车轮下小人物的生活场景和歌哭。当变革走过最艰难的时段，未来时代的人们看到今天乡土破碎的情景，也会感受到宛如大革命般的惊心动魄吧？这些纸上的火光，记录在大时代的隧道中，那些逐渐荒凉的土地上卑微的灵魂。时代巨擘下土地变幻的图景，长久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越是时间阻隔，越能透出悠远神秘的诱惑力，因为这悠远恰恰就在距离心灵最近的地方。

[1]卢 焚.《果园城记》序[A].师陀全集·短篇小说卷[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师 陀.铁匠[A].师陀全集·散文卷[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师 陀.果园城[A].果园城记[C].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

[5]师 陀.桃红[A].师陀全集·短篇小说卷[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6]唐迪文.“果园城记”[N].大公报，1946-07-12.

[7]师 陀.葛天民[A].师陀全集·短篇小说卷[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8]李健吾.里门拾记[A].李健吾创作评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钱理群.试论卢焚的“果园城”世界[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01）：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