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开启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长达268年的集权统治。多数治清朝书法史者着力于清朝中期帖学式微，以及碑学兴起的书法现象和代表书家的个案研究，对于帝王书法和宫廷书法关注较少。实际上，在封建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下，帝王的书法审美倾向对于清朝宫廷书风有着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清朝统治格局及思想的康熙帝，不仅在政治、军事、生产等关乎统治根基的方面表现出过人的远见和胆魄，并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始终践行着儒家礼制思想对于圣主明君的要求。康熙是一位极其热爱汉文化的君主，对于书法艺术更是终其一生临池不辍，他以不疾不励的中庸书风为取法对象，主要学习董其昌、赵孟頫、王羲之、米芾等历代大家。在封建集权的大背景下，康熙以九五之尊的身份身体力行地学习和提倡书法，他的书法面貌和书法观念对于清廷书法风貌和审美倾向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南书房的建立就充分地体现了康熙的政治智慧，南书房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帝王的书法活动。本文以南书房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建立的初衷以及发生在南书房中的书法活动和实际的政治意义。

一、始设南书房

南书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南庑的最西端，属于内廷范围。原本是康熙读书学习的地方。它正式被载入史册是因为康熙将它作为词臣入值时的办公场所。南书房从设立之初就在康熙王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它的设立，部分原因可归为康熙帝留心翰墨、雅好书法。

历史上不乏热爱书法的皇帝，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亲自为王羲之作传的唐太宗、艺术天赋绝高的宋高宗等，但尚未见如康熙一般，以学习书法的名义设立专门的场所供自己与入值朝臣畅谈翰墨之事。南书房成立的时间是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而对照当日《康熙起居注》所记载的内容，则更能清楚南书房设置的经过与目的。该日，康熙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人曰：“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内阁大学士们随即遵旨会议后奏曰：“皇上勤学书写，甚盛事也，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可也。”康熙随即表示“依议”。此事经内阁大臣们会同翰林召开会议讨论后，将名单进呈，康熙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谕令内阁：“着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着食正四品俸。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着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着交与内务府拨给。”又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尔等传谕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着仍格遵联谕行。”

张英、高士奇得赐府邸于西安门内，此已属禁城范围之内，清朝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赐府邸于禁城内，可谓咫尺天颜。但当朝臣不在南书房入值或办公时，就要迁出禁城：“天子诏（朱彝尊）入南书房，赐宅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居一年，名挂弹事史议当落职。天子宥之，左谪其官，复僦宅宣武门外。”

由上引数则史料不难看出，康熙皇帝学书、论书、品书心情迫切，他希望召词臣至南书房时，不会因为住处离禁城较远的原因而消磨他写字游艺、放松身心的心情。被召入值南书房的朝臣也必须“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懊密谨格”，侍读生活是紧张忙碌的，与天子相处需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但可以侍驾陪读，一睹天颜，对于封建礼教中的大臣来讲已经是万般殊荣了。朱彝尊入值南书房时，兴奋之余尝赋诗一首：

本作渔樵侣，翻联侍从臣。

迂疏人事减，出入主恩频。

短袂红尘少，晴窗绿字匀。

愿为温室树，相映上林春。

南书房的办公条件是相当优渥的。从“命处其中（南书房），饮饍给于大官。执书使中涓，笔墨侧理器具之属，皆取于御府。珍果饍馐之撤自御馔者，日数至焉。”以及“自是凡入值者，应制赋诗，评论字画书史，颁赐珍果、馐饍、御书以为常，年终代笔赐内外臣工福寿字卷条等，盖专属于文学侍从矣。”可以看出入值词臣的饮食、使用的笔墨纸砚皆是内府供应。入值南书房的朝臣，得康熙皇帝赏赐御书的机会也较多，据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南书房记注》：“辰时，上召臣英至瀛台便殿，上复诵‘初六，谦谦君子’六节，亲讲‘六四，无不利伪谦’六节。是日，上赐臣英、臣士奇、臣讷御笔字各一轴。”

良好的书写器材，优厚的生活待遇，丰富的内府收藏，众多善书词臣的倾心指教，共同保证了康熙帝的书法品评、临摹和创作等游艺翰墨的文艺活动以得天独厚的条件展开。

二、南书房之功用

南书房设立之初，职责之一就是为康熙皇帝学习书法、观赏字画、和大臣交流书艺观念提供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康熙常在政务之余召善书大臣陪侍南书房中，或写字或观摩古人墨迹，与侍臣探讨书艺。据《南书房记注》载：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时，上赐观内府珍藏王羲之真迹三轴，怀素真迹二轴，颜真卿真迹二轴，苏轼真迹二轴，蔡襄真迹一轴，黄庭坚真迹一轴，米芾真迹一轴，朱熹真迹一轴，赵孟頫真迹二轴，周文矩画董其昌字共一轴，宋初拓《淳化阁帖》全部。臣等恭睹天府稀世之宝，满目琳琅，见所罕见，真千载之奇遇也。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临摹王羲之《乐毅论》小楷，臣士奇奏曰：“昔人论书，谓右军《乐毅论》有端人正士之慨。今皇上临摹，备得其神采，非寻常摹仿形似者所可及也。”

如前文所述，康熙学习书法，多取古人法帖临摹。清宫廷内府收藏巨富，有时将古人真迹取出和侍读大臣一起把玩欣赏。一日，康熙命牛钮、陈廷敬二位官员近前，欣赏名家真迹：

上方御翰墨，命二臣近榻前，指所临帖谓曰：“此黄庭坚书，朕喜其清劲有秀气，每暇时辄一临摹，汝等审视，果真迹否？”二臣：“苏、黄、米、蔡宋书之最有名者，而此书又庭坚得意之笔，皇上万机余暇，留心书史，至于书法，亦可陶冶德性，有益身心。”上曰：“然。”命近侍杂取晋、唐、宋、元、明人字画真迹卷册，置榻上。每进一卷册，上于御案上手自舒卷，指点开示。或诵其文句至于终篇，或详其世代爵里事实，论其是非成败美恶之迹，且阅且语。中间所赐览古今来诸名家真迹神品，至五、六十种，不可殚述。至颜真卿书，则谕谓此鲁公书，严气正性，可卜后来临难风节。二臣奏：“真卿当唐明皇时，安禄山之乱，河朔尽陷，真卿固守平原。初，明皇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及真卿奏至，帝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为何如人，乃能若是。’此可见忠臣义士，人君贵养之于平时，然后用之于一旦。今观其书，可想见其严霜烈日，凛然生气。”上曰：“然。”又论黄庭坚生平大节。二臣奏：“庭坚当宋哲宗、徽宗时，以直辞贬谪，恬然不以为意。后屡遭斥逐，著有清节。大抵文章、翰墨可传于后世者，类皆贤人君子多。”上曰：“然。”

在南书房进行的书事活动如此丰富多彩，使得龙颜大悦。一时间满朝善书文臣云集南书房，除高士奇外，还有沈荃、沈宗敬父子，张英、张廷玉、张廷璐父子，励杜讷、熊赐履、陈元龙、陈奕禧、查昇、何焯、蒋廷锡、叶方蔼、朱彝尊、徐乾学、李鱓、王鸿绪、王士祯、张照、查慎行、孙岳颁等皆是。谕旨中提到的高士奇、张英，在日后康熙皇帝的书法学习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南书房旧为顺治、康熙读书之所，至康熙朝时又成为康熙游艺翰墨之所。南书房本不是政府机构，但凡以善书入值南书房的各阶官员，不仅常蒙恩赐，御赐之物多不胜记，且绝大多数仕途顺达。据学者统计，目前所知的入值南书房的34位内阁大臣中，后官至二品以上者多达24位，其中有官至朝廷命官如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不难看出，入值南书房的朝臣有较多擢升机会，这在上文康熙谕旨入值朝臣“酌量优用”中也可窥见端倪。不仅如此，在入值人员中，有作奸犯科、结党营私、触犯国家法律者，康熙也尽量给予礼终。高士奇“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入值南书房，得近侍康熙帝之殊荣。但后因结党营私遭左都御史郭琇弹劾，不过康熙并未大发雷霆，只让他致仕回家。康熙三十三年，高士奇又得人举荐，复入值南书房。高氏入值南书房，前后共约15年时间。高士奇因书得宠，又因书避祸，此事发生在康熙朝是不难理解的。

南书房的设立使得书法与皇权意志的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南书房设立虽以书法之名，其功用绝不只是为康熙皇帝提供读书写字之地那么简单，设立南书房的政治用意才是康熙帝执政的高明之处。《翰林记》一语道破书法被统治者一经利用，其功用和角色的改变：“习书虽六学之一艺，然事属经筵，颁为帝制，亦不可以为末务。”书法从原本属于“末艺”的地位上升到与帝王经筵日讲的地位相当，名正言顺地参与进国家政务之中。南书房入值的善书词臣的职能是备顾问、论经史、谈诗书、赏名帖、试笔墨，又参与起草诏书，无形之中使得南书房成为康熙朝发布政令的重要机构，客观上孤立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钳制皇权独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排挤了对于皇帝集权的限制的宗族势力。康熙利用书法成功地加强了集权统治，同时也提升了书法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政治地位。

与书法的政治地位提高相适应的是，起草诏书所用的书法渗透着皇权的审美意识。朝廷中上传下达的政府文书无一不需要体现统治者的审美意愿。朝廷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如履历引见摺、题本、奏本、奏折、贺表等，无形当中起到了“字帖”的作用。文书中的书法，尤其是经康熙帝过目的文书，其书法的样貌必须符合皇帝的审美要求。在康熙朝朱批奏折中，多次出现康熙斥责奏折书法不佳、字迹难以辨认、字大小不合适之类。南书房成为康熙皇帝宣扬自己书法审美、文艺观念的重要窗口，是皇权审美社会化传播的助推器和放大器，是清朝皇族树立学习汉文化的典范、精通汉文化的标志。

结语

满族以武力夺取政权，若想坐稳天下，非文治莫办。康熙皇帝利用书法作为传达、贯彻统治思想的工具，施行一系列文化政策如尊崇孔子，推行理学，强化礼制观念、举行科举考试、博学宏词等措施，其结果取得了文人对于清朝政权的认同。康熙皇帝是清文化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文化政策的实施者。入关前的满族统治者，虽然对于汉文化的接受、吸收、学习经历了一段过程，在统治初期还是逐渐认识到承认、学习、利用汉文化是保证统治长久的重要问题。满族统治者对待汉文化和汉文人的态度与同样是异族统治的元朝有着天壤之别，统治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终清一代，宫廷书风由康熙帝定调，以儒家“中和”美为尚。康熙皇帝热爱书法，万机之余以书自乐。因皇帝的大力提倡，书法在清廷上下的朝臣之中，包括在皇族成员中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清代朝廷书法的发展与清代政治制度相适应，渗透于教育、科举、职官、文书、修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之中，在清代帝王维护统治举措中其政治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在南书房中，酝酿、颁布的很多政策，发生的很多文化艺术活动，很大程度上与书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研究南书房与书法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朝前期书法在清廷上下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为我们深入了解清朝书法拓宽了视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封建制度的集权性质对于书法的大力弘扬这一影响以外，对清廷书法风貌的单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与清中期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碑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