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飞跃

遏抑不住地释放好奇的心跳和视线。

崇仁乡崇明馆的“芳垂玉尺”古牌坊，是一代帝王褒奖一位接近人才标准的人的实物。我们心疼时光，在坊前思考须臾，匆匆赶往寨里镇“大洲谈判旧址”。

驱车前行的路上，仰视雨后闽北的天空，蓝得像深不可测的大湖，心里有惬意之感。十多公里的路程，绿水映带青山，有文友爱其仿似美逸劲爽的水墨画，一再央求停车拍照留影。

山川如此多娇，思绪在山谷里穿越。光泽县山峦相衔，千米以上的山峰570余座，乌君山、神山、白云山是当地名山；境内最高的香炉峰海拔1930米，高度居华东地区第二。110多条溪流，300多条泉涧，分属富屯溪、北溪、西溪、信江、赣江等水系，茂密了绵亘的树林。叠嶂的青峦与密布的沟壑，成就了“九关十三隘”的英名。

雄性的关隘，名字竟然不加修饰。喊一声杉关、铁牛关、山头关……再喊一声蛇岭隘、金家隘、牛田隘、杨公隘、仙人隘……似乎略显通俗，但却坚挺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光泽闹红，险要的地理形胜襄助先辈们与政治对手周旋。

阳光播撒得有点斑斓，大洲村坐在山坳里，忙完一季的农田，平静地处于待耕的状态。站在诸母岗山麓瞭望，早夏的山野绿韵流溢。

单门独户的“大洲谈判旧址”，是一座五开间的简陋的木板房，坐在乡村公路边的小坡上。大洲是村名，但真正意義的大洲村远在对面的山脚下。选择这样僻静的农屋定大事，想必费尽思量。如今，人去屋空了多少年，世事的尘烟熏黑了柱与墙，青草绕着房子疯长。

四周静静的，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名为“县委县革委会纪念亭”的构筑物呈六角状，耸立在“谈判旧址”的坡下。当年，红军游击队占领了全县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后，中共光泽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2月19日成立，两块牌子挂在县城以北的扫帚尾村（今桃林村）。一个月后，形势基本稳定，县党政机关迁驻县城天主教堂办公。阳光下的一切是那样的鲜活、温馨，光泽大地活动起来了，火热起来了，贫苦农民面容舒展，憧憬着未来。这座六角亭，是今人纪念光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礼物。轻抚亭柱，我感到一股豪气向我袭来，俨然触摸到闽赣交界处的红色政权的演进脉络。

在历史的长河里洄游，我欣喜得悉，县机关迁入县城后，周边的形势发展喜人，也坚定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决心，4月26日，人民委员会决议成立闽赣省，管辖建宁、黎川、光泽数县和闽浙赣的闽北分区、新开辟的信江、抚河一带，同属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于是，一群团结活泼的人，如同经历过寒冬的小树，悄悄在角落里萌芽，当温暖来临时，毫不犹豫地张开拥抱世界的臂膀，自信地展现自己的风采。

我的心头猛地激起一阵热浪。闽赣省建立后，光泽县苏维埃建设更加欣欣向荣。在卫护中央苏区和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光泽人民无私地支持红色政权。为了准备这两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一次次来到光泽，且将前线指挥所设在华桥乡牛田村。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史诗般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守苏区的军民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孤苦无援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光泽这片土地浸染着先烈的鲜血，吴先喜、蔡金街等许许多多知名的、不知名的红军将士长眠于此。战士永远在路上，凄风苦雨消磨不了有信仰的幸存者的信念，冲锋的号声激励着他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行。

婆娑的树，充满着动感。阳光穿过浓密树冠的叶缝，一层层洒下，如同时光的沙漏。

从纪念亭到“谈判旧址”，要走一段上坡路。路没有刻意修整，走在原生态的小径上，泥土的芳香让我心里好踏实。

匾额高挂在门楣上，“大洲谈判旧址”的金色大字署名黄知真。室内的展板上，印上黄知真的青年正面照和老年工作照。他的憨厚的表情，让我的心与他贴近。在看到青年照的说明词的那一刻，我震撼了，震撼我的是黄知真的责任。

谈判的会场设在厅堂，面积不大，但布置得非常简洁：一张四方桌、四张长椅、四张木板床，还原了国共双方代表谈判的场景。从1937年10月1日始，黄知真、邱子明与周中诚、高楚衡在这间厅堂吃住一周，争辩一周，最后在谈判桌前签字、握手。谈判旧址的匾额由亲历者黄知真题写，更富真实性。

管理员亲和力强，讲解深邃动人。黄知真生于1920年10月，担任大洲谈判代表时刚满17岁。尽管这项行动是黄知真斗争经验丰富的父亲深思熟虑后提议，并经省委班子集体决定的，但黄知真深知，他面对的对手秉性反复无常。从山上走到山下，他做好最坏的打算。父亲派他去的良苦用心，黄知真能够理解：一方面是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表明诚意，另一方面是不愿意让其他干部承担不测的风险。谁叫他是省委书记黄道的儿子呢？明知前方凶吉莫测，但黄知真赴会坚决，不断提醒自己在会场必须谈笑风生，在气势上首先不输对方。

我在旧址里从这间走到那间，查询英勇少年的英雄父亲：黄道是江西省横峰县人，1919年9月，19岁的黄道考入南昌二中，他渴望远方的事物，接受马克思主义涤荡灵魂。四年后的秋天，黄道赴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深造，眼界更加开阔，理想更加明确，坚毅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革命人都是坚忍而执着的创造者，他们编织梦想，践行信仰。黄道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一直在南方从事革命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视察上饶、吉安，黄道陪同。在樟树与周恩来分别后，黄道在沿山县河口镇时不幸染疾，被国民党特务买通医生下毒，牺牲时年仅39岁。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对人类的贡献。黄道毕生与时代崇高责任紧密联系，他的生命价值难以评估。

初夏的阳光下，绿色棕榈叶的光环，一串串在树梢上跳动。旧址墙上的两张“序列表”引我驻足，一张是“闽赣省委组织序列表”，省委书记黄道、常委吴先喜等名栖表上；在“闽赣省军组织序列表”上，我见到了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黄道、副政委吴先喜熠熠生辉的大名。endprint

乐观的黄道，即使在陷入困境时，总是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信仰和信念，为党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在他牺牲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东南局就发出悼念通知——肯定他的功绩，悲痛党和人民的损失，号召同志完成未竟之功。陈毅闻讯后，挥泪写下《纪念黄道同志》，高度评价他在与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游击战争中，保持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绝大贡献”。默诵墙上摘录的陈毅的悼念文章，我的心上擦起一串火花。

思绪飞得有点远，还是再次聚精会神关注“大洲谈判”——“西安事变”后，人在大山深处的黄道，凭着一些报纸，预测国内形势将发生急剧的变化，便将省委机关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都门迁驻大洲村诸母岗上的密林里。那时的光澤，在1934年8月至1947年7月划离福建，归江西省管辖，黄道依例把“联合抗日、共同对敌”的倡议通过“快邮代电”发给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

时光的碾子艰涩地向前滚动，到了1937年9月下旬，黄道又通过国民党光泽县长高楚衡专函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达合作抗日的主张。这一次，国民党江西当局同意在大洲谈判，指派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念周中诚和高楚衡作为谈判代表。闽赣省委慎重研究，派出的代表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儿童局书记黄知真和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谈判的时间也得到确定。

倾听与阅读，现在，我知晓了小小年纪的黄知真为什么敢于主持和谈！浏览了黄知真的简介，我惊讶他父亲的崇高，也惊讶于他的许多亲人都在黄道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最高的爱，就是引导后辈志存高远，黄知真7岁随父参加赣东北起义，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中共党员，长期接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立场坚定，口才不俗。恶劣环境磨炼人、砥砺人，黄知真这位“小小革命家”与邱子明不负众望，向党组织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

迈出大门，山风徐徐拂面，心情减少了沉重。黄知真比黄道幸运，活到73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担任过江西省副省长、湖北省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后话。

一些记忆，让人感动，感动的是情节的曲折和个中的意义。大洲和谈，结束了闽浙赣边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基础。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的闽北红军游击队1000多人，在大洲等地集训后，1938年2月5日告别父老乡亲，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黄道是位有心人，在集训期间，为200多位全程参加三年游击战争的战士颁发银质“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激发获得者的荣誉感，昂扬了无数人的斗志。

这幢木屋，亮堂着许多人的心，也亮堂着许多人的日子。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一走进这幢木屋就感觉不同。我是闽南人，这幢风格与家乡建筑迥异的木屋，委实简陋，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飞檐翘脊，却因见证了一段重大历史事件，即便岁月沧桑，抑或世事荏苒，它都透过岁月而闪闪发光。

站在老屋的门前，吸纳着清新的空气，沐浴着小满时节的柔和日光，我肃穆站立。精神传衍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敬意满满，“芳及玉尺”是我对先辈们的赞语。

责任编辑：青芒果

美术绘画：孙海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