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爱喜

（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文化发展亦然。回眸过去十年的思想文化建设，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文化使命正助推我国文化自信不断彰显，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依旧是亘古不变的文化初心与使命。报告在谈及文化自信时，也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四个自信”的提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他鲜明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但也并非当今的意义。从最初的文字看，“文”是一个纹身的形象，可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按《说文解字》释，为“教行也”，其不同于“变”之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周易·贲卦》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说，看到人美好的一面，以化育成社会风尚。这时两个词还没有结合起来，显然是“文而化之”之意。西汉以后，“文”、“化”构成新词并合使用。如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此“文化”乃“文治教化”之意。西晋束皙《补王诗》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化”与“武功”相对，乃是承前词而来，有“文明化育”之意。总之，我国古代的“文化”一词，始终有自上而下“文教化行”的意思，这当然也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由此也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西方“文化”的对应词原意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意、敬神等多重意义，后来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思想的化育。西方开展对文化的研究以后，它便成为对社会世像尤其是对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代名词。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化”一词用得更多，直到当下，文化研究的热潮仍未减退，特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如此，“文化”的含义始终很模糊，如其分支便有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处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可以说各个门类的文化应有尽有。正因为文化的内涵不易确定，导致很难给它下一个清楚而完全的定义，但它又确实存在，在此不妨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文化的实质性含义就是人类价值观念在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至于具体内容，可以做分门别类的研究。

中华民族长久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特定的自然条件形成了特定的生存本能，其生产工具、技术方式等无不与自然发生着关系，同时在生产中产生的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也无不发挥着有效的功能。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其鲜明特征。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便是如此。一般而言，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流传年代久远，分布广阔，文化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值得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二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三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二）

中国祠堂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特别的一种文化形式。它是与家族组织制度密切联系的文化，是一种农村家庭和社会治理文化。从我国家族制度史的演变来看，家族制度从最早的父家长制家族到夏商周奴隶社会家族制度，到封建社会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家族，最后到民主革命与土地改革，封建家族制度的彻底灭亡，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祠堂文化是这个历史进程中一种不容忽视和忘却的文化形式，其所包含的部分思想糟粕随着时代进步已经落后，甚至消亡，如“三纲五常”，“郭巨埋儿”；而包含的另一部分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却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甚至部分思想在当今依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如“修齐治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忠恕之道”等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为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借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的创新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祠堂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由祠堂、家谱和族田三件东西连接起来，这三者是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特征，也是区别于古代家族制度的主要标志[1]。祠堂是家族的象征。每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必有一个以上祠堂，作为家族的象征和中心。“族必有祠”，在明清时期的农村极为普遍，就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家族制度已处于衰落时，也莫不如此。十数户、数十户的小家族，就在村落中建立祠堂一所，族大人多建数所，古祠堂有总祠、支祠之分。全族人一起祭祀为总祠或称宗祠。少数特大家族往往联合不同地区同远祖族人，在特定区域建立总祠，以祭祀共同祖先[2]。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奉着祖先的神主，自然也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沐浴斋戒，齐集祠堂，由族长主持，做礼设祭。有些大家族，祭祀频繁。通过祭祀，让族人瞻仰祖宗仪容，唤起家族团结、血亲相爱的观念[3]。祠堂是族长向族众宣讲礼法的课堂。一般在祭祀仪式开始前，由族长或指定专人进行向族众进行“读谱”，讲述祖宗艰难创业的历史，宣读家族法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词和先贤语录。许多家族规定每月朔日一次，或朔望两次[4]。祠堂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族众遇到重大兴革事宜，事关全族利益，如推选族长、兴建祠堂、续修家谱、购置族产坟山、同邻居打官司等等，均由族长召集成年人在祠堂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决定权由族长掌握[5]。祠堂是家族的法庭。家法族规是家族的法律，族长相当于初级法官，而祠堂则是家族的法庭。这是封建社会政权体制所默许的。族长执行家族的法律，在祠堂里开庭审判族众之间的民刑案件，处罚违反家法或者族长认定违反家法的子孙。《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家训》记载“族有不平如犯法干宪等事，族长诣祠集众，分别曲直，从公处分惩治。”族众犯法为例，“小则祠堂治以家法，大则公庭治以官刑。”审判族人，有士绅陪审，允许族人旁听，借以教育族人。判决实施也在祠堂，如杖责、罚金、罚苦役，死刑犯当场打死、缢死或者沉塘。因此，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它象征着祖先，象征着家族团结。家庭成员一般都围绕祠堂居住，通过祠堂祭祖和其他活动，用血缘关系做纽带，把族众牢固的扭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组织。

祠堂文化则是建立在宗祠活动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规章、家训、家法、家礼等一系列道德层面的意识形态之总和。是家族文化之大成，具备继承祖脉、规范言行、维系社会和调节家族关系的功能。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留存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基本内容：一是祠堂祭祀。这是最主要、也是最为神圣的祠堂活动，分不同的类型和时间，视家族大小多寡不一，一般有家祭、社祭、醮祭等，内容不同，规模也有差异。主要目的为了敬神和敬祖先，“娱神”“媚神”。同时演出各种文艺节目给神看，包括戏曲等传统文化节目，以地方戏为主，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族众文化生活。《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记载：“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聚观昼夜忘倦。若唱昆腔，人人厌听，辄散去。”二是祠堂读谱或者会所读约。由族长或德高望重的人在节日或特殊日子进行“读谱、读约”，谱乃“家谱”，约为“乡约”。其“教材”为家谱、家训、族规、乡约、先贤语录、古人劝勉训诫之词，如《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弟子规》、《治家格言》等。通过“读谱”，缅怀祖先创业之艰辛、血脉之传播，宣扬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纲常，教育子侄忠君、孝亲、敬长、爱幼、尊夫、守节。如浦江《郑氏规范》记载“每日早饭前，家众齐集中堂，整齐肃立，静听族长、家长宣读家训、先贤语录、劝勉戒训之词，讲毕然后各就膳位”；所谓会所读约，就是选择公共场所，一般是学堂，进行教育和批评检讨，供奉者不是先祖，而是圣人孔子。如蓝田《吕氏乡约》，每月一会，族众各述见闻，检讨批评与会族众。“凡有见善必行，闻过必改，事父以孝，事长以敬，广济惠施，救人患难，谨纳租赋，不与斗讼者”；或由本人评述事迹，或由他人提出表扬，树立楷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民间舆论监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劝善、惩恶制度”。家族设置劝善惩恶簿，由相当于族长助手的德高望重人员专人掌管。有善行者计入劝善簿，有过恶错误之人计入惩恶簿，由族长“约谈”，进行表扬或批评，人人遵守，个个谨慎，极具强制性，这是一种保密性的惩戒机制。还有一种公开的劝惩牌，将有“善行过恶”的族众，写在牌上，悬挂于祠堂的正殿之中，使族众随时看到，引为劝勉鉴戒。三是较为分散的日常教化，寓于生活之中。比如“孝”，孝的观念并不是封建社会才有，自从个体家庭产生以后，孝的观念就随之产生。本意是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尊敬侍奉，是父母子女祖孙间血缘关系的反应，后来演化成包含统治、压迫、等级、特权等内容。宋朝以后，“孝”包含三层意思：无条件听命；扬名显亲，光宗耀祖；侍奉赡养，敬亲养亲。其他教化还有提倡勤俭持家，戒骄戒奢；提倡忍让宽厚，严以律己，宁人负我，乐于吃亏；提倡认真读书，求学问，求义理，学做人。特别是读书须有正确的目的、态度，提高思想品格，陶冶性情，经常对照反省，去恶从善，弃旧图新；批判社会上的恶习陋俗，禁止族人子弟吃喝嫖赌，禁止斗殴，禁食鸦片；强调正风澄俗，整顿社会不良风气；婚姻问题弘扬男婚女嫁重人品，轻钱财，呼吁废除索取重聘厚奁，嫌贫易富，操办奢靡，讲求排场。诸如此类，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

祠堂是大中华家族社会的产物，当然也是儒家伦理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解体，宗祠的功能与作用逐渐消退。尤其是暴风骤雨般的现代中国革命，完全消解了祠堂的宗法文化现象。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革”及“破四旧”的浪潮，彻底让祠堂退出了社会视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即出现传统文化复苏的萌芽。文物鉴赏、古籍整理、史迹保护、民间节会等纷至沓来，全社会开始重视个人或宗族的祭祖活动。从外部因素看，境外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华人圈，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由于历史原因，境外华人居住区域和港澳台，保留了较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全国各省市地区、港澳台、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各地的宗亲会，与此同时，在姓氏集中居住的地区，历代族人还建了家族有传统纪念意义的各种类型的宗祠。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的华人宗族文化，开始进入内地并与寻根访祖活动相结合。这种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即行推开，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与探亲、投资、经商并行的，他们把国内熟悉的宗族血缘、家族宗祠的传统带回来了。这样的情况促进了海内外与内地宗祠文化的兴起，唤醒了海内外华人对姓氏、宗亲、修谱观念意识。每年各地举行的宗祠文化联欢活动和清明祭祖在海内外世界圈内影响很大，宣扬了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伟大祖先，引起了广泛共鸣。由此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拜祭先祖在各地年年进行，既有官方的公祭，也有民间私祭，成为弘扬和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国家层面倡导的祭祖文化，促动了地方修谱、史志和宗祠文化兴盛，逐步形成风气。次序上，这个风气从对外开放的前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浙江开始，然后向江西、安徽、湖北等地蔓延。很多地方是政府修志，民间修谱。接着是个别或局部修建宗祠祠堂。此时，极左思想的束缚被突破。对于率先进行的宗族修谱活动，从社会政治层面的不予认可，到后来的不予干预并默认以至鼓励，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宗祠的修建也是这样。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很多地方采取了与时俱进的灵活办法，以文化活动中心或群众娱乐中心的名义修建宗祠。进入新世纪，各地祠堂的建设更加公开化、程序化、多样化，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发展，表现出团结宗族性，强化文化性的趋势。

王沪宁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如何应变”。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村落家族文化处在消解的过程之中，但又有消解过程中的不断往复。他指出：对于巨大的中国社会来说，“如果能将人们首次纳入较小的秩序之中，社会再协调这较大的秩序，管理成本就会小得多。当然，村落共同体能否扮演这一角色还得研究，还要视社会发展水平而定。但往这个方向努力和思考问题，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改变的，在既存的条件下能做什么，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问题”。

总体看来，现代祠堂已经和历史上的祠堂在功能和作用上有较大的区别，不单纯是祭祖寻根的场所，已经成为群众团结交流的基地，成为传承和发展乡俗文化的平台，成为促进和搭建社会和谐的载体。许多地方的祠堂成为村史展馆、农家书宛、曲艺社、民俗博物馆、老人活动中心、健康娱乐社区以及专题展览室。祠堂文化也基于此背景，对家庭和社会正在发挥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寻根祭祖活动，加强了宗族、宗亲的血脉联系，促进农村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基层治理的稳定发展。农村的基层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近年来，在探索基层治理方面做了许多试点，南方部分地区以祠堂文化为核心的宗族管理方式有其内生的特点，在抛弃了部分糟粕和封建残余思想后，在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社会效果等方面已经凸显出积极的一面，对于稳定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地方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依法治理的大背景下，以血脉为纽带，通过民间自发成立的“宗亲会”、“宗族社”、“宗亲联盟”等方式，依据合法章程，化解基层矛盾，协调邻里关系，处理邻里纠纷，形成真正意义的村民自治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祠堂文化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寻根祭祖活动增强了中华民族种族情怀，特别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更加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华人、华裔、外派人员数不胜数，长期在海外生活，绝大多数人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生活，落叶归根的思想始终念念不忘，习近平同志说过“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加激发了海外同胞的赤子之心。近些年大批海外华人回到祖国探亲访友、寻根祭祖、编修家谱、从教经商、度假旅游，他们带了国外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带来了大批资金和社会公益项目，扶持支援了地方经济，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祠堂读谱”和“会所读约”，实际上除了怀念祖宗的创业艰辛和宗室名人事迹以外，大量的“教材”其实还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大成”，如宣传以“孝”为核心的纲常伦理，以道德教化为内容的“劝善惩恶”，“仁义礼智信”等等思想。现在来看，对于教育村民，实现以德治国许多内容都具有现实意义。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舍生取义”，《北史·颜之仪传》“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论语·里仁》“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论语·学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在为人之道上“崇尚仁爱，坚守正义”，在处世方法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理想抱负方面注重“修齐治平，兼济天下”，在务实进取方面遵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教化观念则贯彻“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树立了“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造就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和“简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这些理念，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为人类文明史增添了厚重的中国色彩和中国气质。这些伟大的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都是流传千古的经典。不管是继承还是创新，“就看它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

第四，传统的节庆活动事实上通常以族室、宗亲、乡邻为纽带举行，也可以归入祠堂文化的范畴。群众除在祭祀时举行大型文化活动以外，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还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主要以戏曲为主。元人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浑、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清末姚燮《金乐考证》首次明确提出戏曲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文艺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它是集音乐歌唱、舞蹈动作和道白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随着市井文化的勃兴，到宋代进入了形成时期。元杂剧以后就不断处于演变发展中，各地方戏又孕育出新的艺术萌芽，导致各剧种兼容并蓄、多元演进，构成了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独特风貌。节庆期间，村里的各种业余戏班、民间艺人以及有一技之长的群众，都出来演戏曲、曲艺、杂技，有的还走村串乡，到处表演。大一些的家族还会搭台演大戏，请外地戏班子表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在许多地方都聘请歌星、影视明星、演艺界大腕前来助兴，周围百姓纷纭而至，大饱眼福，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生活。当然不同的地域文化活动各有地方特色，如元宵节的灯会，端午节的赛龙舟等等，众多的传统节庆活动传承和发展了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民俗文化进一步发展。

总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对待祠堂文化，必须客观、科学、礼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坚持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将其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才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1]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张维青，高毅清.中国文化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4]刘奇葆.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J].党建，2017，（05）.

[5]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