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尧 刘彦博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余华《一九八六年》主人公形象分析

李俊尧*刘彦博*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用暴力、血腥来展现生命真相，剖析人性本质的小说越来越多，它们以阴冷的色调、残酷的画面、压抑的情节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突围，强行暴露出人性中最为冷酷、黑暗、惊悸、丑恶的一面。最具代表性的有莫言的《檀香刑》，残雪的《苍老浮云》和余华的《一九八六年》。[1]其中，小说《一九八六年》是余华前期先锋写作高潮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品，其中的主人公疯子作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上一个独特的形象，有着多重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

分裂；血腥；受害者；施暴者

《一九八六年》讲述了文革期间，一个喜欢研究酷刑的历史教师在被红卫兵带去写交代材料后离奇消失，文革结束，他以一个极端自虐的疯子形象重返小镇，并在自己身上一一施完五刑后，最终孤独地惨死街边的故事。整部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字句之间让人毛骨悚然，处处透露出文革给作者和世人留下的沉重的伤痛感和绝望感。

《一九八六年》塑造的这个可悲的疯子形象集多重意蕴于一身，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他的存在是荒谬的，同时也是冷酷的，他为我们的思考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一九八六年》中，他是苦难命运的逃避者，是被时代和大众遗弃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对于他人的施暴者、对于时代的反抗者，他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典型。下面，本文就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一九八六年》中的主人公形象进行解读。

一、被遗弃的受害者

《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本来并不疯，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甚至说是一个很好的人。在事业上，他安分守己，踏实认真地教书，而且从故事一开头，学生对他妻子说：“我们没有打他，只是把他带到学校办公室，让他写交代材料，也没有派人看守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待学生也是关心而且负责的，才让学生们格外手下留情。在家庭中，他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对妻子有着格外的柔情，深深的迷恋着妻子和她美丽的“红蝴蝶”，为了保护妻子，早在灾难还在酝酿之际就已不让她外出，说明了他对妻子的爱与疼惜，不幸还是发生了，他的墨守成规和小心翼翼并没有给他换来一个美好的结局，他还是被抓了，被赤着脚提到了大街上……等到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疯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时代酿成的苦果，和众多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人一样，是文革的受害者。

然而，他受到的伤害也并非只单单来自于文革，来自于那个混乱的时代，在受到文革带给他的重创之后，他继而又被更残缺的人性和冰冷的社会所抛弃。在他变成疯子再次出现以后，他的妻女认出了他，可是并没有给予他帮助与爱，而是厌恶他、惧怕他、装作陌生人。《一九八六年》里最血腥可怖之处是疯子的自残，最可悲可叹之处是疯子对现实一去不归的逃避，最悲凉残忍之处却是围观与放弃的人心。

二、自觉的逃避者和自虐者

在终于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之后，曾经循规蹈矩的历史老师疯了，从一个过于正常的人变成了彻底的疯癫。主人公的发疯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把自己藏在阴影里，自觉的把自己精神分裂开来，从而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精神压迫。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有时候灵魂的压迫要比身体的伤害更为残酷和难以接受，所以他选择了逃避，逃离这个异常的世界，在这里，灵魂和身体的分裂完成了人的异化，一个人的生物自然需求，社会存在和精神需求产生了分离。在他的视野里“一座巨大的楼房正在熊熊燃烧。他看到燃烧的火中有无数的人扭在一起，同时无数的人正在以各种姿势掉落下来。”[2]

这种压抑恐怖的场景像极了文革动乱的时代，他随着大火兴奋起来，又随着大楼的倒塌，火势的熄灭消沉，最后又去追逐黎明太阳的红光，虽然这种亢奋是混乱的，可是那种时代激荡下对人的影响也是震撼人心的，光明也是可怖的，已经走入黑暗的他还是充满了对光明的向往。“在文革中，一切人事都趋向变态化的统一，人的个性被压制，思维开始变得空洞，这使得历史老师患上了一种‘失语症’，他只能把他内心丰富的空白和恐惧简化为最原始、最野蛮的刑罚，用身体语言来表达出来。”[3]

小说《一九八六年》描写的暴力场面恐怖而血腥，和余华的经历有关，余华在对疯子自戕全过程的细致描写中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冰冷和淡漠。[4]疯子对自己进行的自戕行为是冷酷而严苛的，《一九八六年》描写的对于自身的刑罚都是实际的具体的行为，同时也是最为恐怖的部分。历史老师的悲剧不在于像文革中许多为了“革命”牺牲他人的人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他把苦楚的刀戟狠狠地对准了自己。在非人的世界里，他用不完整的身体保住了完整的灵魂，用最残忍、最野蛮、最原始的方法捍卫着人道，并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一次灵肉合一的回归。

三、残酷的行刑者和施暴者

疯子是时代的受害者，在极端扭曲的社会中压抑成疯，对自己进行了非人的折磨，但同时他也不自觉的成为了一个被动的施暴者，成为了疯狂文革余温的武器，不断地对他人进行着痛苦的折磨。疯子对自己的惩罚是血腥的、暴力的、具体的，而对他人的惩罚却是精神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惩罚也包括两种，一种是疯子自身的臆想，另一种是对他人心理上的残酷折磨。

疯子自身的臆想，是指疯子在自己的想象中对他人施加的暴力行为。疯子在想象中的刑罚是那么贴合刑罚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有条理的，可是人们眼中依然是一个只会乱唤乱叫的疯子形象。余华用冷静的旁观的笔调把这些刑罚的场面描写得血腥而残忍，然而这样残酷的让人心悸的画面并没有带给大众太多的影响，反而成为一个笑料，一段奇闻，这样竟然让疯子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戕变得近乎滑稽而残酷。而对于旁观者而言，精神的刑罚也是建立在疯子对自己的伤害之上的，一开始人们对于疯子的自残是冷漠的，这种冷漠有时还体现在对疯子不仅不同情，还施以的嘲笑，并把这嘲笑当做吸引目光的引子。留给他人的，只有血的教诲和心灵的震颤，对于人们来说，逃避那一段痛苦的回忆过的更轻松，疯子用血的方式激发了人们对于那段充斥着血腥、暴力的时代的记忆，也就是这血的教诲深刻地揭露了文革的“残暴”，揭露了人性的冷漠和自私。

在刑罚结束的时刻，他被绑了起来。“十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经成了过眼云烟”，美好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文中也出现许多描写美丽春光和美好生活的句子。鲁迅曾多次批判国人的“健忘”，而疯子就是一个先驱者的化身，它的存在，正严酷的昭示着那段晦涩的历史还没有过去，文革留给人们的阴影和教训，永远值得反思。余华正是通过描写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人类本能的迸发，用暴力、血腥、甚至死亡等极端的方法对人们现有的生存状况和人性进行揭示和深度思考，从更深层面上发觉被所谓的生活“常态”所掩饰的世界真相和人类命运，从而引发读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5]

四、总结

一九八六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看似步入正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阴影，灾难还在以另一种更为隐晦但是同样残忍的方式持续着，《一九八六年》中大家都惧怕，摒弃那个疯子，就是文革余留下来的阴影，他作为一个受害人，又成为一个施暴者，他的存在就证明了那场浩劫的真实存在。文革结束后，人们都佯装的美好，就像美好的日光、街上的裙子、百货商店里的拥挤一样，虚假、荒谬、不堪一击，而支撑这些美好的正是市场经济下人们日渐麻木的心灵。从鲁迅先生的“看客”到余华笔下围观的众人，国民性的劣根之处彰显得淋漓尽致。《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正是这样一种社会风尚下悲哀的牺牲品，疯子在《一九八六年》里没有唤醒麻木的人们，或者说是他们不愿意醒来，可是在《一九八六年》之外的读者，却能深刻地感受到那种惊惧与悲哀!

[1]王爱松，蒋丽娟.刑罚的意味——《檀香刑》《红拂夜奔》《一九八六年》及其他[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4)：74-78.社会科学版.

[2]余华.一九八六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8.

[3]摩罗.论余华的《一九八六年》[J].文艺理论研究，1997(5)：55-62.

[4]余华.医院里的童年[J].意林，2008(17).

[5]吴喆.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事[J].群文天地，2012(4).

李俊尧(1992-)，男，汉族，河南郑州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刘彦博(1992-)，男，汉族，河南鹿邑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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