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卫礼贤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2018-01-25张玉璇

山东档案 2018年4期
关键词:易经青岛德国

文·张玉璇

日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向青岛市档案馆捐赠卫礼贤珍贵史料,主要有卫礼贤译作《易经》(1924年初版)﹑《老子》(1921年初版)﹑《道德经》(1921年初版)﹑《论语》(1945年初版),卫礼贤著作《中国心灵》(1926年初版)﹑《中国哲学》(1929年初版)等,这些资料很多在德国已经绝版,非常珍贵。

卫礼贤是在青岛生活22年之久的德国著名汉学家,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20世纪欧洲著名的“戴着十字架的西儒”“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君励对于卫礼贤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世界公民”,他翻译的诸多中华经典文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传播的重要载体。1924年,卫礼贤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教授,在他的努力下,1925年11月14日,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成立,这是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卫礼贤亲任院长,由此造就了德国汉学的第一次繁荣。发展至今,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已成为德国著名的中国学院,为发展中德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卫礼贤其人其事

德国侵占青岛后,随着统治的深入,德国政府意识到,“要扩散帝国文化上的影响,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他们认为,推行文化政策一方面有助于消解中国民众对德国的仇恨,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示德国文化科学的成就和贡献,以此来影响中国未来一代领导层,培植亲德势力,使德国未来在华与英国﹑美国等国家享有同样权益,而传教是西方向东方推行其文化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1899年,26岁的德国同善会传教士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奉命来到德国租借地青岛,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卫礼贤”(也称尉礼贤)。

卫礼贤踏上中国土地不久,便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远远超出对宗教事务本身,卫礼贤由衷感叹:“在青岛,一种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兴趣也在缓慢发展之中。” 1900年11月,卫礼贤曾到高密调解当地民众与德国因修建胶济铁路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两周后,他返青带着德国医生狄培尔及妻子卫美懿一起去高密,帮助受伤群众治疗,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被誉为“卫大善人”,这是卫礼贤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贫苦民众。同年冬天,他在高密建起一所医院,在遭到德军弹压的杜家沙窝村开办了一所小学,实行免费教育。1901年6月,卫礼贤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自任监督,周铭九任校长,后改称礼贤中学,礼贤书院是青岛教会学校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礼贤书院奉行“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在教学安排﹑师资配备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中西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 课程设德语﹑中文﹑科学和商业技能等。1906年,礼贤书院第一届毕业生谭玉峰被选为优贡,学校一时名声大振,礼贤书院在青岛乃至山东声誉日高,近自齐鲁,远至秦晋苏浙闽粤学生闻讯求学络绎不绝。学校开始招收全国各省份的学生,在校学生最多时达200多人,为日后德华大学的生源和中国的旅欧留学生源奠定了基础。1905年,礼贤书院增设美懿书院,又名淑范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为青岛第一所招收女生的中学。1906年,清政府以办学有功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以示表彰。1913年,卫礼贤在礼贤书院建起藏书楼,藏书3万余册,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卫礼贤继续留在青岛,主持礼贤书院复校,并继续翻译《易经》。1922年,卫礼贤从德国来到北京,出任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学术顾问一职,直到1924年,他再次回到德国。

作为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了25年,其中有22年是在青岛度过的,他最重要的汉学成就也是在青岛完成的,正是在青岛他完成了从“上帝福音传播者”到“孔教崇拜者”的转变。卫礼贤到中国时是一位神学家和传教士,离开中国时却变成了儒家信徒,也正是因为他的成就,使得青岛在20世纪初“中学西播”的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使青岛成为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地之一。

卫礼贤与一般的汉学家真正不同在于,他是真正热爱汉学﹑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着迷。卫礼贤发现,中国虽然在物质上贫穷,但中国文化却曾经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他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折服,认为其中充满智慧,在他早期所著的《孔子在人类代表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狂热。他认为:德国康德为西方圣人,孔子为东方圣人。孔子学说之精华,大可为西方学界所用。他甚至自命为儒家弟子,以至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他:“不仅在谈吐上,甚至连举止也都完全像个地道的中国人,他被中国文化征服了﹑同化了。”因此在中国古代先哲著作中,卫礼贤尤重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研究,着力最多,成果最突出。

二、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正是这种对东方文化的痴迷及将其传播到西方﹑让西方重新认识东方文明的责任感,促使卫礼贤研究汉学非常刻苦,做到“手不停挥,目不停览,虽炎夏不避,危坐译读晏如也,是故精通华语及文义”。从1902年翻译《三字经》开始,卫礼贤先后翻译了《道德经》《论语》《老子》《列子》《庄子》《孟子》《中国的民间童话》《吕氏春秋》《中庸》《韩非子》等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此次捐赠的1924年《易经》德译本,代表了卫礼贤翻译水平的最高成就,奠定了卫礼贤作为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地位,为卫礼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声誉。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精髓,是理解整个中国文化的关键所在。卫礼贤之所以能准确地把握《易经》的精髓,离不开他的老师——劳乃宣。1913年,卫礼贤着手创办“尊孔文社”,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为卫礼贤介绍了劳乃宣,他认为若是成立“尊孔文社”,非劳乃宣主持不可。在劳乃宣来青之前,卫礼贤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我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位慈眉善目﹑胡须花白的老人来拜访我,他自称“崂山”,提议向我传授古老山峦的奥秘。我向他鞠躬致谢,然后他就消失了,我也醒了。见到劳乃宣时,卫礼贤吃惊地发现,他和梦中探访我的老者像极了。卫礼贤热情接待了劳乃宣一家,并最终让劳乃宣担任了学校的监督,亦即校长一职,劳乃宣对他在青岛的生活十分满意,他在给有人的信中说:“所居之屋,屋中可以看山,廊下可以观海,甚足适怀。”在他的《自订年谱》中,劳乃宣写道:“适馆授餐……日与尉君讲论经义,诸寓公子弟亦有来受业者。”

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对他们的合作做了记载:“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我再把德语译回汉语,他则进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而后,我再审查德语文本,对文字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做详细的讨论。我再写出三到四份译本,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劳乃宣把与卫礼贤的翻译合作视为生活中的乐趣,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日于山光海色之间与尉君商量旧学播越,得此殊为幸事。”然而,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劳乃宣等一帮遗老被迫离开了青岛,这项工作中断了,卫礼贤心中非常苦闷,以为永远都不会完成这项工作了。但幸运的是,1917年夏天,劳乃宣自曲阜返回青岛,继续与他合作翻译《易经》,这是卫礼贤万万没有想到的。在卫礼贤1920年回德国之前,《易经》的译注“工作终于完成了。”德文版《易经》1924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至今已再版20多次,《易经》在德国出版后,就成了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法﹑西﹑荷﹑意等多种文字,风行欧美各国。上世纪70年代,《易经》英译本甚至成为美国嬉皮士运动的神书。

除翻译中国经典文献外,卫礼贤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论著,介绍中国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等,这是卫礼贤汉学生涯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已超越对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成为一名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汉学家。1925年,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成立,卫礼贤亲自任院长,该社的任务是建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持久联系,为来德国学习的中国大学生营建一个中心。中国学院每年举行年会,邀请中外名人参加,在1926年的年会上,中国学者胡适应邀参加并做学术报告。中国学院还定期出版《中国学刊》,经常举办中国绘画﹑陶瓷﹑剪纸﹑碑刻拓片和建筑艺术等各种展览会,卫礼贤还亲自改编剧本,指导学生排演中国戏剧。另外,卫礼贤还创办了几种汉学研究的报刊《中国科学与艺术学报》《中德年鉴》《中国》《东亚评论》,还在德国和欧洲各地举行无数次演讲和学术报告,多次筹办关于中国文化的演出和展览,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与中国学术大家的友谊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青岛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优良的自然环境,成为前清官员的重要聚集地之一。避居青岛的前邮传部右侍郎陈诒重,为同在青岛宅居的学部副大臣刘廷琛《潜楼读书图》五律四首作注云:“青岛﹑天津﹑上海间遗臣多居之,而青岛号最胜。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侍﹑督﹑抚皆备……忆去岁有人欲作《青岛寓公记》。”

在这些“青岛寓公”中,有一些是近代中国学术大家。辜鸿铭是卫礼贤在青岛结识的另一位学术大家,他不仅精通英﹑法﹑德等多种语言,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拥护者。卫礼贤想利用这些学术大家的资源,成立一个社团,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他最初定名为“中西文社”,征询大家意见时,辜鸿铭跳出来反对,提出大家应该学习孔子学说才对,并提议将“中西文社”改为“尊孔文社。”1913年2月21日,青岛“尊孔文社”在汇泉湾畔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举行成立大会。参加的中方人员有周馥﹑周学熙﹑徐世昌﹑吕海寰﹑吴郁生﹑劳乃宣等等,踌躇满志的卫礼贤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成立宣言。1921年,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后,再次来到中国并有机会结识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百里﹑徐志摩等等。1923年,因经济危机,卫礼贤被德国驻华公使馆解职,后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同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帮助蔡元培在德国为北京大学购买物理教学仪器等。

卫礼贤与在青岛的中国上层人物保持着亲密关系,其中卫礼贤与山东巡抚周馥一家的交往颇深。1902年,周馥首次访问青岛,便去礼贤书院考察,与卫礼贤相谈甚欢,卫礼贤深切地感受到了周馥的“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周馥对该校的教育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承诺礼贤书院的毕业生享有参加山东大学堂“优贡”选拨考试的资格。辛亥革命后,卸任官职的周馥举家移居青岛,他的儿子周学熙创立青岛华新纱厂,被人们誉为“南张北周。”1913年1月19日,周馥的曾长孙周一良在青岛出生,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母第二天就去世了。卫礼贤夫妇雪中送炭,把嗷嗷待哺襁褓中的周一良抱回自己家,卫礼贤夫人用牛奶喂养一年后,送回周家。对于这段历史,当时7岁的卫礼贤三子卫德明记忆犹新,卫礼贤全家很喜欢这个孩子,把他当做“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就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周一良。

在避居青岛的王公大臣中,品秩最高的当属恭亲王溥伟。卫礼贤与溥伟的私交也很好,溥伟夫人是一位娇弱温顺的蒙古公主,体弱多病,加上从北京一路奔波和惊吓,来到青岛后发生了神经错乱。卫礼贤马上将亲王夫人送入同善会医院治疗。卫礼贤的夫人卫美懿在日记中记载了她与溥伟夫人的交往:她到达青岛的时候已经精神恍惚,理查德把她安置在我们医院并用他柔和的方式治愈她,她恢复了以往自由的天性并能和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她充满热情地学习德语,并且将兴趣转向了历史和地理。她每星期三次上午来拜访我几个小时,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四、卫礼贤的影响

卫礼贤的学术成就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翻译的作品包括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在内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经籍”,这些著作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影响到黑塞﹑荣格等德国和瑞士的作家﹑思想家,改变了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消极扭曲的中国观,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其中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欧洲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发展。阿道夫· 莱希文在《中国与欧洲》一书中提到,“卫礼贤在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几乎是当时欧洲青年人乃至成年人汲取营养的唯一源泉,这样,他们不仅从中增长了见识,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同东方的接触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其精神精力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卫礼贤的译作对欧洲的心理学﹑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卫礼贤的德译《易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卫礼贤成功地通过一种新的生动的方式使这一古老的著作换发生机,“我不是汉学家,但因为个人曾接触过《易经》这本伟大平凡的典籍……深切地体会到他翻译的《易经》在西方是无可比拟的,在文化上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没有哪种作品比《易经》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千百年来,中国最具智慧的人们一直在使用它,对它做出阐释。作为幸运的一员,我得益于卫礼贤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荣格的一些原创性的观念,如“同时性原则”和“集体无意识”都受到了卫礼贤《易经》和《金花的秘密》的启发,这些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西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一大飞跃,也是人类对自身心理现象研究的一大飞跃,拓宽了科学研究的领域。

直到今天,卫礼贤的学术成就仍有重要影响。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曾指出,“他(卫礼贤)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本问世。”为纪念卫礼贤,德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卫礼贤文学翻译奖”,表彰那些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学者。

猜你喜欢

易经青岛德国
我们在德国怎么扔垃圾
在德国喝啤酒
上合,从青岛再启航
青岛如何引进人才
“梦梦”“娇庆”德国行
简析《易经》文化与太极拳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Elizabeth in Pride and Prejudice
易经就在我们身边
卑以自牧,柔以时升——论易经初六爻的爻德内涵及其儒家道德观
——An Idea From "Etudes Metro"—the Work of Pierre Schaeffer">Electroacoustic Music Is a "Subversion" to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Music
——An Idea From "Etudes Metro"—the Work of Pierre Schae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