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方一

官员问责，古已有之。据《史记》记载，三皇五帝时期，鲧治洪水不力，于是帝尧“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可以说开了古代官员问责的先河。西周时期，官员已经有了明确的责权分工，如最尊显的三司——司徒、司马、司空就各职民事、军务和监察。及至秦汉时期，官员管理制度更加完备和成熟，问责也开始常态化。作为封建制度的滥觞，西汉官员问责对后世影响深远，了解西汉官员问责，有利于理解中国古代官员问责的流变。

懒政怠政

居官者怠之祸人，甚于贪酷。贪腐固然动摇社稷，但古人认为，懒政怠政对百姓的伤害更大。懒政怠政是一种消极或者不作为的工作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会直接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长此以往，影响恶劣，故对国家伤害巨大。据史料记载，西汉已经明确有对官员懒政怠政的问责。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北出萧关到新秦中行猎，见新秦中一带有的地区千里之中竟没有设置亭障，便将北地太守及以下有关官员处死。查西汉亭的主要职能有三种：一是警戒和治安，二是邮驿和馆舍，三是一般民事。颜注引臣瓒曰：“既无亭侯，又不徼循，无御边之备，故诛北地太守。”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汉时，此地属边疆地区，与羌人相邻。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十里一亭”是标准配置，但北地却千里无亭，显然说明北地太守不作为，不作为的后果很可能是连外族入侵都不知道，更谈不上防御。边疆重镇，兹事体大，因此汉武帝非常生气，将其处死。建元年间，时任丞相的卫绾“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汉书》）。卫绾侍奉文、景、武三代皇帝，深受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一生慎守职位，既无拾遗补阙之功，更谈不上兴利除弊之绩。汉景帝临终前，很多无辜下狱的官员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卫绾身为丞相未能负责申冤，被免去相职，也在情理之中。看来所谓“无为之治”不是真的无所作为，也并不能成为懒政怠政的理由。等到“外儒内法”的汉武帝即位，终于结束了“黄老政治”时代，以不作为将他彻底免职（据说卫绾去世后，谥号哀侯）。

“尸位素餐”这个词向来为大家所熟悉，作为懒政怠政的代名词，其实也起源于西汉的一则故事。汉成帝的丞相也是他的老师张禹，位高权重，却饱食终日，不问政事。朝臣意见很大，但是慑于他的权威，敢怒而不敢言。杜陵令朱云为人狂直，向皇帝弹劾，说他“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汉书》），请求皇帝赐一口尚方斩马剑，斩一个佞臣，以此来劝勉其他人。结果汉成帝大怒，要杀朱云，在左将军辛庆忌的劝解下，才饶了朱云。虽然参奏张禹不成，但“尸位素餐”这一成语却流传了下来，形象地讽刺了白吃饭、不做事的官僚形象，为后世对官员懒政怠政的问责提供了一面镜子。

用人失察

西汉时期，官员选拔制度是考察与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而且特别规定察举失实，官员需承担责任。汉元帝时期，平原侯张勃因自己过去推荐的陈汤犯罪，“勃坐削户二百”，不仅减少了二百户的食邑，而且张勃死后，也因为这个错误谥号为缪侯。元鼎五年，五利将军栾大奉命入海寻找神仙老师，而栾大“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回来还谎称见到老师，“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资治通鉴》）汉武帝以“诈骗欺罔”之罪将栾大判处腰斩。当初栾大的推荐人乐成侯丁义也因举荐失察被弃市。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此事曾有评价称“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敢尝试也”。肯定汉武帝此举的作用，彻底断绝了某些大臣为迎合武帝迷信神仙而推荐方士之路，赞叹“故刑赏明而佥壬戢。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读通鉴论》）！举荐失察会被问责，用人失察也会被问责。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因为丞相长史朱买臣等人的诬陷，张汤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都是得自皇帝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汉武帝知道后，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长史为诸吏之长，其职无所不监，主管相府的各类事务。作为丞相的重要属官，长史诬告大臣，丞相庄青翟自然脱不了干系，也犯了用人失察之罪，被下狱问责，最后被迫自杀。西汉对举荐与用人失察问责非常严厉，小则丢官罢爵，大则处以极刑。也正因为如此，西汉对官员的举荐与任用都比较谨慎，特别注重官员的能力与德行，再加之制度化的考核，极大地杜绝了弄虚作假、用人腐败等问题。

连坐问责

连坐指一人犯法，其家属、亲友、邻里等连带受处罚。连坐起源很早，夏商周时期就有连坐制度，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连坐制度的规定更加残酷而严密。西汉文帝即位之后，认为连坐不合理，因此“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汉书》）。汉武帝以后，则又恢复连坐制度，官员多因亲戚朋友犯法而被牵连问责。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公孙敖坐妻巫蛊腰斩”（《资治通鉴》）。因妻子参与巫蛊案件，公孙敖连坐全家被杀。所谓巫蛊，就是祈求鬼神害人或运用什么歪门邪道害人的行为，在迷信盛行的时代，使用巫蛊害人是重罪，西汉法律对巫蛊行为多是严加惩治。因此，公孙敖全家因妻子巫蛊案件牵连被灭也就不足为奇了。除被家人牵连以外，官员还可能因为朋友而连坐。曾任光禄勋的平通侯杨恽因被免官后内心不服，回到家中宾客满堂、饮酒作乐，因而被人控告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被腰斩弃市，除妻子等亲属受到牵连外，“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皆免官”（《资治通鉴》）。面对好友孙会宗的劝慰，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讽刺挖苦皇帝，汉宣帝看后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全家被诛，与杨恽生前交好的官员也都同时被罢免。另外，官员还可能因为上级被牵连连坐。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因无子，昌邑王刘贺被拥立为帝，在位仅27天，因荒淫无度、不保社稷而被废，依旧回故地巨野做昌邑王。但追随刘贺的臣子就没这么幸运了，“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汉书》）。因被指责没有教导好昌邑王，其臣子二百多人被连带问责。连坐制源于加强君主专制，对人民控制的强化，所谓“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商君书》），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其进步合理性有限。但是，西汉王朝把它推广应用于政府官员的管理，提醒官员恪守本分，不能与不法之徒同流合污，并且要互相监督，而他人出现问题，或者藏匿他人的罪行，是要承担责任的，从而使官员时刻保持警惕，这对于维护整个封建制度，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