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综述<br/>——基于政市关系视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综述
——基于政市关系视角

2018-01-24郭丹丹

山西青年 2018年13期

关键词：结构性供给政府

郭丹丹

(延安大学，陕西延安 716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以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

一、背景研究

(一)理论基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供给侧改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扩大有效供给以期适应新常态。

孙家良和赵星宇(2016)指出萨伊定律(生产、交换、分配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消费)、供给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因其特定时代背景、经济适用条件有局限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理论。其理念是利用市场竞争规律实现供需均衡及产业提升，强调供给端与需求端协同以促使产业升级，其核心是针对不同问题使用不同工具进行综合治理。

周燕(2017)从供需两大学派争议入手，以新供给观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新供给观代表张五常教授将萨伊定律与斯密分工理论结合，形成“产权界定—价格准则—降低交易费用—分工利益—经济增长”式理论链，指出改革应解决“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劳动成本上升”及因此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姜士伟(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行政学思维的经济学命题”，其关键是政府改革。娄成武(2016)认为政府体制机制有较强延续性而随时间推进对经济发展产生阻力。因此政府应注重放权，供需联动并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石瑛(2017)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及经济史发展脉络，提出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滞而不涨’和供给过剩的难题。曾盛聪(2017)利用“生产性”方法论，集中关注政府公共生产职能，矫正公共服务范式泛化、极致化导致“诉求—满足”“福利—消费”的消费主义偏执，将政府治理的理念矫正到“生产—服务”“产出—消费”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关系上来。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公共生产的基本目标是社会生产最大化及产出的质的提升。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前提不同，但其研究切入点多为供需经济学派分歧或经济实践。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协同创新以实现经济长效发展的一系列变革措施的总称。

(二)实践背景

根据《经济转型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环保形势严峻、能耗高而能效低、低端产能过剩现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出，目前我国处于“三期叠加”阶段。

1.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一是增长速度转换。我国长期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资金高投入为代价实现经济高增长。经济中高速增长是经济规律与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二是增长方式转变。由粗放型要素驱动增长变为创新驱动增长。三是增长动力变化。我国人口红利减少、外需拉动减弱及科技创新发展要求寻找经济持续内生动力。

2.结构调整阵痛期。包括国企改革、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及投资结构调整带来的过渡期企业竞争与产能减少的宏观环境适应性变化。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一是消化刺激政策依赖症。政策依赖导致市场功能退化、社会创新减弱、企业投机增加及投资冲动。中央政府采取紧缩性政策以防经济过热，但地方政府产生财政压力要求中央政府扩大信贷，由此造成我国宏观政策陷入反复。二是粗放增长的经济发展外部性即透支环境造成的社会成本需要消化。姜士伟认为，现代中国计划经济思想仍然存在，导致政府夺位于市场现象频现，市场独立性与完整性不足。供给侧改革目的是还市场以独立、自主权，实现政市关系平衡。

黄新华(2017)指出，需求管理政策边际效果递减，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出口、投资结构失衡，引发结构性产能过剩、高端技术产业短缺要求供给侧结构进行改革。

综上所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矫正我国长期需求侧管理的刺激性经济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及“三期叠加”经济现状的必然选择。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总体研究评述

孙家良和赵星宇指出，市场失灵和政府职能转变不足的不同层次叠加，需要制度变革以释放市场活力。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缺陷，需要宏观与微观及社会政策共同作用以保证改革效果。宏观政策稳定是保证市场预期及信用的基础，微观政策即通过减少行政审批、鼓励“双创”、制止投机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利用社会政策化解市场经济下公民的社会风险。

周燕认为，供给侧改革目的是使经济实现质量提高。政市边界不清所带来的交易性成本是我国经济发展困境根源。刘志彪(2017)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满足服务需求、提高供给质量、完善市场决定性作用机制三个层次。政府应从微观干预企业转向高质量制度性保障。

姜士伟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回应性及有效性。政府改革能否建立起现代市场运行所需的政府体制是成功推进改革的决定性要素。因此，经济结构和供需关系的变化及行政权力扩张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要求政府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降低制度性成本的方式为企业发展创新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曾盛聪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弥补市场弱点和支持市场功能的作用，恰当运用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在宏观维度进行资源与要素的合理调配与优化配置矫正结构性失衡。曹爱军(2017)指出政府在干预经济领域应明确职能，在民生领域需要政府主导。颜冠鹏与冉启英(2017)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现我国经济新动力。官员晋升绩效制、土地户籍制度不健全、监管、税收与社保制度不规范导致生产、房地产过剩。因此，应通过建设综合性官员晋升制度、促进土地制度及户籍制度公开化与平等化、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淘汰制、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费率差异化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市关系重构，关键是政府改革。企业以创新驱动经济持久发展与政府还位市场并行以调整结构失衡，建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

周燕认为，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一是清楚界定政市职能，二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边界，发挥其比较优势，形成特色性产业结构。

迟福林通过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企改革、产权保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市关系，指出政府应简化行政审批、推进监管及产权法制化，在保证国家安全及监管到位的前提下赋予企业自主权。陈斌开(2016)指出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重要条件和供给侧改革主要动力，政府应坚定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政府需为市场提供透明、便捷性服务和有益于创新的产权保护。

姜士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市场所需供给创新政府。政市再平衡的主要途径是放松政府规制，即选择性地放松和取消破坏政市平衡的制度壁垒。政府规制要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运行环境。

杨宏山(2016)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创新增加有效供给并释放新需求，并借鉴深圳模式提出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利用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PPP模式改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建议。曹爱军主张通过协同治理，加强社会性公共支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与质量，使政府与市场利益相容且目标一致。石瑛从政府改革角度提出制定政府权责清单权力运行程序、及时公开并发布信息、优化行政决策议程等措施促进政市良性互动，实现优化供给结构与提高质量的长期性目标。

曾盛聪提出三种措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政府要根据战略计划过程精准识别其应集中关心和运作的区域并将绩效测量和评估反馈至下一轮战略计划实施中。加强政府在改革中对产业转型进行政策资源倾斜与战略引导。二是政府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微观主体间的冲突及负外部性。三是强化国有企业发展助推政府的公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