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晓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随着社会文化的超速发展，加之国外出版业的极度影响，我国的出版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的传播与普及，促使我国的出版领域更为快速便捷、灵活多变。作为出版链条之一的期刊文化正经受着新旧媒体相抵相依的特殊境遇。其中有关音乐期刊的文化研究也呈现出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的剖析模式。基于CNKI检索获得383条有关音乐期刊的文献结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报道简讯三大类。可见，音乐期刊文化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关注度依然递增不减。本文鉴以九大音乐学院学报（以下简称九大学报）刊载的期刊论文为对象，将音乐期刊的文化研究成果作以文献梳理和综述整合，以期获得九大学报有关音乐期刊文化研究的历时性发展轨迹。

以“音乐期刊”为关键词，以2000-2017为发表时间，在CNKI检索九大学报共获得音乐期刊的研究论文24篇，虽然数量有限，但论文研究范围宽泛，涉及论题丰富多样，既有对音乐期刊创刊办刊、编校工作、栏目设置的综合性研究；也有针对音乐期刊的编辑者、作者群、引文分析等个案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

一、音乐期刊的创刊回顾与发展

九大学报创刊时间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如《中国音乐》创刊1981年，《黄钟》创刊于1987年，《音乐探索》创刊于1983年，《交响》创刊于1982年，等等。时至今天，九大学报已走过了30多个春秋，回首逝去的30多年，正是九大学报音乐学术资源摸索、探求、积淀的时期，也是学报编辑队伍招兵买马、壮大实力的时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历任主编、副主编甘为人梯、忠职敬业的无私奉献下，今日的九大学报均已形成系统稳定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思想，拥有根基深厚的创刊资源和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并总结了丰富多元的办刊经验，为当今期刊的编辑夯实工作基础。

蔡际洲，杨婧《〈黄钟〉的办刊回顾（1987-1999）》、[1]李姝《再远航——〈音乐探索〉创刊三十周年有感》、[2]郑晓丹《历史的记忆 记忆的历史-建国前我国音乐期刊的发展轨迹与意义评判》、[3]《黄钟》编辑部，田可文，刘莎《〈黄钟〉历程20年》、[4]陈荃有《音乐学术期刊重待辉煌——有感〈黄钟〉创刊20周年》。[5]这五篇文章对音乐期刊的创刊、办刊历程进行回顾，从传统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为音乐期刊的美好前景汲取经验。

从1906年李叔同先生在日本创办《音乐小杂志》算起，我国的音乐期刊刚刚走过百年历程，历经了蹒跚起步、初创收获、多样发展和繁荣壮大[4]的不同阶段。“改革开放”后，九大学报的相继创刊揭开了中国音乐期刊新的历史篇章，迎来了中国音乐期刊繁盛发展的最佳时机。“无论刊载论文数量、理论研究深度还是学术领域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呈现出名副其实的‘知识爆炸’局面。”[5]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所以在音乐期刊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回顾历史，秉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在现有的资源上务实创新，才避免走弯路，才能走出独特的中国音乐期刊发展之路。

二、音乐期刊的编校、策划与规范

编校与策划主要包含音乐期刊的编辑、校对和栏目设置等内容。

编校工作是音乐期刊的生命线，高质量的编校能够强化音乐期刊的品质。

编辑工作是音乐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编辑要对作者原始的稿件进行选择、加工与创新，决定了稿件最终以怎样的面貌走上市场面对读者。李宏峰在《音乐理论期刊编辑问题管窥》中总结道：我国的音乐期刊编辑工作主要有“传统三审制”和“同行三审制”两种，前者侧重于思想政治的把关，学术质量评定，但并不是审核稿件的唯一标准；后者突出“学术”在审稿中的地位，确保了刊载论文的质量，是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普遍采用的审稿方式。[6]

校对是编辑工作的提升与延续，必须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担任，需要认真细致、高度负责。校对工作是音乐期刊质量保障的最后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音乐期刊编校的最终目的是保证高质量的传播作者的原创成果。[6]艾福华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音乐类期刊校对工作规范化思考》中提及：校次、引文、谱例、标点、繁体字、异体字、外文、版式、印刷厂小样等都要做到规范校对、严格把关。[7]

栏目是“期刊中辟有专门篇幅以登载某类稿件的专栏的名称”[8]，犹如美味佳肴中的佐料，能够提升音乐期刊的学术“品味”。目前，我国音乐期刊的栏目主要分为常规性栏目和专题性栏目两大类，很多期刊将“特色栏目”下属于常规性栏目。杨明辉在《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专题栏目策划》中提到：在设置常规栏目时，应基本覆盖学科的各领域，关照不同读者群的需求，尽可能地增加信息含量。特色栏目需要新颖的栏目名称，独特的切入视角，别具匠心的编排顺序。[8]音乐期刊可以通过对栏目的设置，策划选题重点、集中研究方向，传达办刊者的学术理念，集中打造若干品牌专题或栏目，这是特色化办刊必须坚持的做法。[6]李宏峰在《音乐理论期刊编辑问题管窥》中一语中的地指出“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栏目策划。在专栏和专题的选择上，应体现出灵活性，不必纠结于是否跨学科，而始终应把问题意识置于核心地位”，“构建以特色栏目为平台的学术共同体。”[6]无疑，这两篇文章均为音乐期刊栏目的设置与策划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建议。

国家标准局1987年颁布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87）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中明确指出，规范的学术论文由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致谢、注释、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1999年3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也制定了《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并印发传达给各高校学报以解决长期以来高校学报编排不规范的问题。[9]20年过去了，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笔者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发现能够规范写作和标注学术论文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的作者屈指可数，多半作者存在问题，诸如有的作者文中根本没有摘要、关键词，他们认为这是编辑工作的分内之事；有的作者虽成果丰硕、学有建树，但从未真正领悟论文摘要的正确写法，“把摘要写成对文章写作方法、写作思路的介绍或者写成文章的简介、内容提要和陈述论文撰写的起因……”[9]；还有的作者将注释和参考文献混为一谈，等等，殊不知这些细节上的疏误给编辑工作带来虚文缛节的麻烦。景月亲在《我国音乐期刊论文标注信息的考察与分析》中阐释“文摘（即摘要，笔者注）是简明确切地记述原文献重要内容的语义连贯的短文，帮助读者迅速准确地鉴别一篇文章的内容，决定其取舍，并在阅读时加深对内容及主要论点的理解。作为一种情报产品，文摘有相对规范的写法，其质量直接影响对原文的报道和利用。”[10]由此可见，摘要在音乐学术论文中起着画龙点睛的重要性。

音乐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决定了我国的音乐学术研究是否能够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而在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音乐期刊的编校、栏目策划和规范性是最应受到注目的。

三、音乐期刊的办刊思想与经验

从事编辑工作的专职编辑工作者，或长期担任编辑工作的专家学者，他们在音乐期刊的办刊经验、编辑思想和工作实质等方面都卓有成就和见识，“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观念、为人品格、敬业精神与音乐期刊的个性风格特色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11]因此这类文章读后能够启发心智、洞见编辑工作的要领和真谛，对青年编辑工作者来说犹如人生宝典，受益一生。

《音乐研究》杂志主管兼常务副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博导陈荃有教授的办刊理念和编辑思想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之一。2000 年，陈老师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音乐研究》编辑部，2002年兼任副主编，全面主持办刊工作。在他的执着和努力下，《音乐研究》经历了“稳定-徘徊-登顶”三部曲。[11]刘再生老师在《〈音乐研究〉的“三部曲”——兼论陈荃有办刊创新思想的砥柱作用》中总结道：“《音乐研究》注意学术期刊对理论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辐射作用，陈荃有带领编辑部同仁严格审稿程序，首次提出‘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校对方面，带领编辑部两位同志做三个校次间的轮流交叉校稿，并参与校对全过程；学术规范方面，借鉴西方与我国的学术标注和格式，创立了自身刊物的学术标注体系。”[11]“总结办刊经验教训，主导策划学术专题性栏目，诸如‘同均三宫’问题笔谈、‘中国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笔谈、‘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专家谈等等。”[11]这些以“个案为题”的栏目犹如音乐学术理论的阵地，一呼百应，吸引了大批的学者，掀起了对我国音乐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性问题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与争鸣，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壮大了音乐理论队伍。“为了扩展《音乐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培养新人，2003年《音乐研究》倡议举办‘人音社杯’全国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活动。2005年起，与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合作举办此项活动。”[11]迄今为止，该活动已成为《音乐研究》的品牌活动，不仅扩大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提升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求知欲。

我校《交响》主编、音乐编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宝杰教授在《现实文化视野中音乐理论期刊的缺失》中指出：“好的办刊应该能够使读者从中强烈地感受到编辑主体的存在，它体现了编辑主体的文化知识构成、思维方式以及学术视野和心理状态。”[12]从《音乐研究》明确的办刊宗旨、独出心裁的栏目设计、别具一格的封面装帧以及当前对音乐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影响和引领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陈荃有老师独特的学术思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办刊理念。

在音乐期刊的办刊理念方面，李宝杰教授还认为：“在大众文化传播媒体日新月异，书报刊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音乐期刊除了办刊质量、内容涉及的广度与深度、可读性和趣味性，以及自身的宣传力度以外,恐怕最重要的莫过于刊物所能体现出的风格与特色了。这也是每一位成熟的编辑工作者苦苦追求的事情。”[13]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也曾说过：没有个性与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14]像民国时期出现的四种《音乐杂志》，虽然同名，但却有不同的办刊宗旨和目的，在社会文化导向和传播之下也彰显了自身的个性和特色。1920年由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发行的《音乐杂志》，“可以说是蔡元培在继任北大校长后实施新的教育理念的结果，依照蔡先生《发刊词》的精神，结合音乐研究会的活动需要，在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传播、西方音乐文化介绍、中国传统音乐整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方面，刊登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对于促进五四以来新音乐文化的理论发展起到了实时性的推动作用。”[15]1927年，刘天华创办的《音乐杂志》虽然办刊过程步履维艰，但不仅是那时“音乐界发表言论和交换思想的机关”[15]，更是国乐改进社宣传国乐改进思想的窗口。1934年，由上海艺文社创办的《音乐杂志》与国立音专的《乐艺》有一定的血脉关联，虽然出版了4期，但依然能够窥探到其“普及音乐知识、提正音乐理义、介绍音乐精华、请求音乐共鸣”的四大宏愿。[15]1946年，由丁善德、陈洪创办的《音乐杂志》作为民国时期创办背景最简单、创办周期最短、出版期数最少的一本杂志，[15]其编者认为这是一次推动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为此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但中途因出版商的撤资仅出刊两期。以上四种音乐杂志，在时局动荡、社会文化因素极不稳定的近代中国，能够坚持办刊初心，发挥各自的文化特色实属不易。直到今天，他们的办刊宗旨、理念与背景，编者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的执着态度，刊载内容的个性与特色依旧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四、音乐期刊的个案研究

此类文章多采用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音乐期刊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通过CNKI检索，有关音乐期刊的个案研究多集中于学位论文，诸如包耘赫《〈交响〉办刊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景锐南《〈音乐杂志〉的“现代性”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祁斌斌《1937年以前中国音乐期刊文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的文章主要以林媛《〈音乐教育〉杂志研究》[16]和徐康荣《我国台湾的〈音乐月刊〉》[17]两篇为代表。

1934年，由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创办的《音乐教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惟一一种由政府主办的刊物。[18]在中国近代音乐期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刊物持续时间长，期数多，内容广泛，撰稿人几乎包括20世纪30年代所有知名音乐家和音乐学者。[16]作者从“杂志概况”和“内容研究”两方面对《音乐教育》进行整体介绍，第一方面“杂志概况”又包括《音乐教育》的定价、广告、稿费及稿源、封面设计、分栏五点内容，论述十分详尽。[16]第二方面“内容研究”，作者从音乐的社会作用、国乐改进、黎派音乐、音乐教育和音乐课程标准、音乐救亡思潮和民间音乐五点进行论述，可谓是囊括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全部的音乐思潮，诸如“国乐改进”实质上反映的是“国乐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音乐救亡思潮”实质上是论证“音乐如何振作国民精神”等当时中国音乐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结论”中，作者根据前文的论述与考量，认定《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期刊出版史上十分重要的音乐期刊，更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思潮、音乐热点问题的一份重要文献。”[16]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已退教授徐康荣，从1989年第3期至2003年第1期陆续在《黄钟》“海外音乐期刊巡礼”栏目中推出“美、英、德、日、俄、波、加、荷、瑞士、丹麦、瑞典、克罗地亚等国的五十余种杂志。”[17]诸如《美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杂志〉》、[19]《德国的〈音乐研究〉》、[20]《耶鲁的〈音乐理论杂志〉》、[21]《英国的〈歌唱家〉》[22]等等。“本栏目的宗旨是介绍大陆以外的音乐期刊以供音乐界同仁参考借鉴，但并非仅限于外国杂志。”[17]《我国台湾的〈音乐月刊〉》是徐教授推出的第一份全中文刊物，由台湾省台北市出版，“是一本集资讯、报道、乐评为一体的普及型杂志。”[17]文章从主要栏目《非古典特区》《封面故事》《名家观点》对《音乐月刊》进行了整体性介绍。综观徐教授推介的国外杂志多以介绍栏目内容为重，语风平实，篇幅简短，基本展示国外音乐期刊业的概貌，这为当时正处于暗中摸索、有待起步的国内音乐期刊业指点了迷津。

五、音乐期刊的类别研究

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 年）统计，我国现今的音乐期刊达 89 余种。[23]怎样能够快速便捷地熟识音乐期刊的多风格多类别？对其进行分类是首当其冲的好方法。但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妥当？又是一个不易定论的话题。2008年，笔者曾撰文《中国当代音乐期刊的分类》，[24]将我国当代音乐期刊按照承载内容的不同分为三大类：学术性音乐期刊、通俗性音乐期刊和科学技术性音乐期刊。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了，音乐期刊的种类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必要揆情度理，对音乐期刊的多风格多类别进行重新审定。但不管是哪一种分类方法，都必须紧紧依附于音乐期刊的本质属性。

六、馆学视角下的音乐期刊研究

馆学视角下的音乐期刊研究层面较广，涉及到实现音乐期刊的资源有效利用与共享、情报数据库的建立等内容。胥必海《试论在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音乐期刊信息的开发利用》认为：“有效开发音乐期刊信息，满足社会对音乐信息的广泛需要，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馆藏音乐期刊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物质保证，对教学和科研有着直接的影响。建立健全完善的音乐期刊信息检索体系，是充分利用音乐期刊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充分利用网络音乐期刊信息资源，开通网上图书馆对音乐期刊图情信息进行信息化处理。”[25]董讯在《音乐期刊书目情报服务的探讨》中结合图书馆书目情报工作总结道：“编制一种专业特色鲜明、实用简洁有效的音乐期刊专题书目，可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挖掘、整理、揭示、指导、宣传和推荐散布于多种音乐期刊上的各种音乐信息，给广大要求各异、兴趣不同的音乐期刊读者提供一种简明实用的工具，为他们排除查询音乐期刊文章的障碍，获取有用的音乐专业知识的情报，解决实际存在的专业问题。”[26]

除此之外，音乐期刊的发文、引文、下载、被引频次的统计以及对作者群的分析也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代表性的文章有杨明刚《引证研究：〈音乐探索〉1983-2013年学术影响力变迁——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的统计分析》、[27]杨明辉，蔡际洲《〈中国音乐〉载文、引文及被引统计分析》、[28]杨立社《〈乐府新声〉（1996-2005）载文及作者群分析》、[29]邢素华《从文献计量统计看〈黄钟〉发表论文之作者及论题》等。[30]

发文量是描述期刊生产论文能力的指标，统计期刊一年内发表论文的总数量，也是“衡量期刊信息容量的指标之一，由此能反映出该期刊的信息占有、传递和输出能力。”[31]

引文量是确定期刊质量的重要参数，也是衡量作者吸取信息情报能力的证明。“通过对期刊引文的分析，可以评价期刊的吸收能力和渗透能力、发文质量和社会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期刊的学术水平。”[28]“通过期刊论文的引文分析，有助于评价该刊物作者队伍的基础素质，了解某一学科或科研团体的学术水平，对掌握用户的情报需求，指导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及藏书建设，也有科学的参考价值。”[32]

下载量是指某刊物所刊载文章在当年被下载的次数。

被引频次指的是所刊载文章被其他刊物或者作者引用的次数。[27]“从被引频次看，《中国音乐》最为重视的三个领域，即民族音乐研究、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28]

对作者群进行分析，能够依据作者研究方向的选题，判定音乐期刊学科方向的倾向性，这也是“期刊内容覆盖面与设计学科领域的具体表现”[33]。诸如“从《交响》各不同主题出现的论文数量看，以民族音乐学和中国音乐史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西安鼓乐、古乐谱学和乐律学史的研究最为突出，……”[33]

不难看出，以馆学视角对音乐期刊进行各种影响因子的统计、分析与考证，也是音乐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文中的引文内容是否真实可靠；注释、参考文献等著录信息的标注是否标准健全……，不仅影响到文章的写作质量和学术价值，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期刊各项指标的统计结果。因此，恪守学术道德，严谨学术规范始终都是期刊人应该遵循并秉承的工作理念。

结 语

结合前文分析，可以定论，近17年来九大学报对音乐期刊文化研究的关注指数日趋上涨。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发文最多，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和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在此方面也获得了不菲的成绩，且三大学报均设有“音乐编辑学研究”专栏。

更令人欣慰的是，其他音乐刊物也开始关注和倾向音乐期刊的文化研究，诸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汤斯惟《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的主要特点与关注重点——以最具代表性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2018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汤斯惟，张小梅《〈乐风〉1940.1-1944.6研究》，2014年第3期）、《音乐传播》（韦杰《我国音乐期刊载各历史时期的传播特征》，2017年第3期）等。其中《音乐传播》也设有专栏“音乐编辑出版研究”，且近些年来发表了一系列颇受瞩目的学术成果，为音乐期刊文化研究和音乐编辑学学科的深入发展集聚更强的力量。

因此，对于音乐期刊文化的研究，我们的关注视野不应固步自封、拘束呆板，而应该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革和音乐期刊业的繁荣，不断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