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武

（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沈心工与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是学堂乐歌历史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与组织机构，沈心工被今人视为“学堂乐歌之父”，彪炳史册，而高等小学堂又因“俱规仿日本”[1]（P124），一时赞毁之誉交加，为其时言家口实，闻名沪上。故尤为研究者所注意，一些学者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还进行过深入地专题探讨。但遗憾的是，以往的这些研究在使用以书序、报刊等为主的乐歌历史资料时，既没有很好地对这些资料中的史实进行甄别，也没有将这些史实与时事关联进行深入发掘，更未仔细地与其它文献印证考校，以讹传讹之事不少。受此制约，有关沈心工的评价以及学堂乐歌勃兴的分析研究难以做到信而有征。这种史实与结论的误差，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沈心工与学堂乐歌勃兴原因的分析研究文论之中①。因此之故，有必要重新研究沈心工与南洋公学高小学堂乐歌活动。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沈心工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学堂乐歌史实考订入手，回看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堂乐歌发展史实，以此管窥学堂乐歌勃兴的复杂图景。

赘述一句，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围绕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与沈心工的学堂乐歌活动，考订其史实，回看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堂乐歌发展史实，一方面是看重这个课题的学术价值，觉得这个课题在现有的史实基础上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弱化近代音乐史研究中过分依赖新史料的倾向。在我看来，目前近代音乐史研究，注重史料建设，进一步挖掘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对已经公开的各种资料以及相关的各种研究成果在排比考校的基础上，缩小史实与结论的误差，也许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在对已公开的史料认真研读，以及重新排比考校的基础上，在弄清史实的前提下，考察清季新知识人与学堂乐歌互动之关系，重新勾画清季新知识人欲推行乐歌活动的心理与行为轮廓。我希望本文在某些方面的尝试，能够起到两个作用，一是防止年轻学子继续对学堂乐歌史实以讹传讹，一是由此案例说明清季沪上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学堂乐歌的勃兴原因，并非以往学界所持之论。

一、缘起

以往论及沈心工与南洋公学学堂乐歌，都会谈及戊戌变法以及其后迅猛的留日学生活动。不过，戊戌变法与留日学生活动虽与学堂乐歌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具体到沈心工而言，则应该加以区别对待。的确，就沈心工个人命运而言，与清季维新社会思潮密切相关，而且作为早期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他还直接参与了早期留日学生社团活动，并组织了第一个留日学生音乐社团，在与维新人士接触过程中，毫无疑问，他或多或少受到他们思想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特别是康梁变法失败后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宣传鼓动社会变革的宣传，就目前的材料看，似乎对沈心工并无真正直接的影响，换言之，它们并不是沈心工中断科举之路，推动沈氏欲将乐歌作为终身职业选择的最初动力。今人言沈心工的学堂乐歌实践，习惯于将其思想与戊戌变法直接连接起来，愿意将其看作是康梁鼓吹的“新民”而“新学”、“新音乐”的逻辑产物，甚至就此推演开去，把中国音乐的转型变化直接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认识，看似逻辑统一，但却不符合史实。其实，学堂乐歌作为“过渡时代”②的历史产物，之所以能在“过渡时代”得到“新旧”人士的认可，就在于其文化资源与文化观念上，可新，可旧，新旧一体。今人对学堂乐歌的认识，其明显之弊端，就在于一方面张扬其新文化的革命特质，而在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创造这种革命特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这种历史叙述，忽略了制度变革过程中，在新旧世界之间，中国近代音乐由旧而新，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中，在由一些关键点打造的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仍是传统士人，或新音乐人。他们既不是士人，也不是旧式乐工伶人，而是新时代的新音乐人。这些由士人而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音乐人，将之前的“经生副业”③变换为未来人生之主业，其心理与身份转换过程之复杂与艰辛，我们今人或许难以想象，但无论如何，其复杂与艰辛程度丝毫不亚于凤凰涅盘。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重新开放。中国音乐史学界因开放激活了思想，导致对近代音乐的社会地位以及对音乐家社会身份的重新认识，并由此出现了一些对既存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包括学堂乐歌在内的许多研究质疑之声。这些学术争鸣，当下看，或许被学界视为学术繁荣之象征，但倘若放置稍长而非当下的历史坐标中，就会发现针对很多历史事件之所以聚讼不断，无非还是研究者主观对历史事件“神话化”，或“去神话”观念所致。放眼望去，这个现象，其实也非音乐界独有，而是也同样地存在于大历史研究中，比如关于五四的研究。以往五四研究，毫无疑问“历史神话”多，但不可否认，“去神话”过度的情形也同样存在。对一个历史事件研究者如果无法“执其两端而中用”，而是采取极端的做法，显然无法达到历史研究中“同情之理解”的境界，就会偏离史实，而误解历史的内涵与价值。为此，舒衡哲（Vera Schwarcz）就曾说过“如果把五四运动恢复到人的层次……就有把它降低为边缘性事件的危险……即仅仅具有历史内涵而无价值观、忠诚精神和远大理想等追求的事件④。”同样，过于夸大革命意识，把后人之见强加给古人，也有把学堂乐歌“降低为边缘性事件的危险”，甚至还会把学堂乐歌视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实践之危险。清季学堂乐歌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边缘性事件，而是有其内在文化必然性。虽然，从断代史而言，它是维新变法的产物，但是，就长远的历史而言，其发生机制却是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自身更新密切相关。

至此，本文认为沈心工投身学堂乐歌，与戊戌变法这一具体事件长久的影响，二者之间是有某种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又并非是沈心工投身学堂乐歌之必要的逻辑关系。不过，由于20世纪50年代近代音乐史创建时期已确立了这样的叙述传统，且延续下来，成为学界共识，本文的叙述遵守以往约定，也先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说起，然后再来进入沈心工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堂乐歌的实践。

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阅读1898年清廷颁布新政，大多会从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提出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⑤赴日留学开始讲起的。6月15日，总理衙门议后上奏光绪，光绪批复赞同此议，到7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令各省督抚大员挑选优秀学生赴日留学。此后，不到几年间中国出现了赴日留学的高潮。

康有为6月1日的出国游学之论，晚出且无新意，但却因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反倒历史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早在康有为提出选派留日学生建议之前，清廷早已多次选派留学生去欧洲留学学习洋务，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戊戌变法之前，各地一些具有维新愿望且拥有实权的地方督抚，也都早早计划选派优秀学生去日本学习，并着手实施，如1898年3月，就有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已抵达东京。随后，也就是在清廷7月2日正式颁令各省督抚鼓励学堂留学令之前，又有其它各省官费学生陆续到达日本。这一年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学生，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有统计，共64人，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2]（P174）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实际人数比这个统计人数要多，多出来的是杨度、毕永年、冯斯栾、范源濂、沈心工等十三名自费生。[3]（P126）这些学生去日本留学，其背后推手，显然不是康梁维新一派，而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清季，地方大员特别是南北洋管辖下的地方大员出于职责以及对地方事情与外部世界的逐渐深入的了解，变革意识明显高于其它省份。地方大员的变革意识虽然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社稷安危的责任，但也无可厚非。这些地方之大员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在现有制度前提下进行维新变法，这一意识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实际意义上的维新步履。这一意识的出现，并非清季东南各省地方大员的独见，而是集体共识，也更是清季社会知识精英的共识，是清季社会思潮的某种可观存在。只不过这个客观存在，这些合儒家思想的清廷大员所作所为，并不被后来学、术分途的新知识人与政治家所同情之理解。

清季东南各省的这种社会共识为日后学堂乐歌的发展创造了良好而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趋新士子又因南洋公学有了一次凤凰涅盘的机会。南洋公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清季洋务所办的新式学堂中，之所以与众不同，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不在于其背景之大，不在于资金之雄厚，不在于教师中国学大师之多，不在于外籍教师水平之高，也不在于其招生标准之高，更不在于其教学管理之严格，等等，而在于其崭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办学理念与开放的人文环境。南洋公学自创立之始，其创始人便主动与早期洋务办学道路决裂，摈弃了早期洋务“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狭隘之见，转而树立崭新的有交通中西文化之雄志的新文化观念⑥。其办学理念，已不再是就洋务学洋务，而是学习西学，力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培养与创造适宜于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与具有“新文化”的人。南洋公学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学校。否则，重走“师夷长技以夷制夷”的老路，南洋公学纵使背景再大，资金雄厚，图书再多，设施再先进，校园再大，国学大师再多，外籍教师水平再高，学生素质再好，教学管理水平再严格，充其量也只是一所清廷高级官员的培训机构，而不会是一所具有初步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府。

因了这样的办学理念与人文环境，南洋公学的学子才能在那个时代最宽容的教育人文环境脱颖而出，成为时代骄子。南洋公学的学生在学习西学之余，阅读翻译西方书报，这些实践从今日的学术积累水平看，似乎非常寻常，但在当时却别开洞天，大量输入的西方资信与学术思想已开始悄然而深刻地影响着沈心工和他同学们的思想世界。“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已不仅局限于儒家圣贤的道理，还可以从西学中来。罗振玉回忆那个时代士子变化的原因，认为除了时势刺激之外，另外一途就是西学西政的输入。在他看来，“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4]（P21-22），意义非同小可。沈心工入南洋公学读书，参与译书，触动他的不仅是西学的系统知识，还有西人的社会与生活，几年后，沈心工考虑自费赴日学习师范，学习音乐，开始明确地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志业。

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不必这样叙述，直接引用沈心工的同学也是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第一任堂长陈懋治的回忆，好像事情就能说得清清楚楚。陈懋治对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开设乐歌课程及沈心工介入学堂乐歌的前因后果，最早是以书序的形式出现在沈心工编著的《学校唱歌集》以及《小学唱歌教授法》上，后来这些书序也收录在张静蔚先生编选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陈懋治撰写的书序，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材料，但我在阅读沈心工与学堂乐歌研究论文中，似乎很少看到引用陈懋治关于沈心工学堂乐歌的材料（不排除因我身居三线城市的地方大学，孤陋寡闻，有人引用而我未曾看到，比如现在各地大学在读硕博研究生的论文，因未及时发表等技术原因，致使我无缘看到）。反倒是后入南洋公学的黄炎培于1915年给沈心工编著的《重编学校唱歌集》所作的书序最为引人关注，且常被人引用。黄炎培是沈心工同学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他“既是科举时代里能够突围而出的人，又能在清末和民国各种时局变幻中把握机会，不断爬升，直至共和国时期依然屹立不倒。”[5]（P143）他这种人，就是李璜在1928年所归类的“老新党”，即其时“年纪在四五十上，论学问是会做几篇八股策论文章，论功名是清廷举人、进士，或至少是秀才，论阅历曾经到日本去速成过来，或甚至到欧美去考察或亡命过来，论事业曾经举办新政或提倡革命。这类人在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十七年中的政治界或教育界，握着最高的权柄。”[6]二人给沈心工做书序，动机也不同。黄氏是应沈心工“索余为序”[7]之请，“余所欣然”为之。而陈懋治为沈氏著作作序，全然是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陈氏如此为之，理由也是相当充分的，他本人直接参与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的校务管理，直接全方位参与乐歌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更重要的是，是他作为当时公认之俊才，且身居新教育中心，他站在当下，展望未来，相信中国音乐会伴随着新教育的进步别开生面，大有作为，他要为后人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切，留作后人研究之用。用他的话说，是“余感夫虑始之难，而又幸夫教育之日有进步也。为溯其缘起，以谂他日之作音乐史者。”[1]（P124）陈懋治撰写此书序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仲春，即1906年四五月间，沈心工将他翻译的《唱歌教授法》送给陈懋治，自信此书会如之前所编《唱歌教科书》一样将再版发行。此时，沈心工虽从事乐歌创作与教学已成效显著，闻名沪上，不过，其声名还不像日后那么轰隆，跃出省界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二人皆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在人生的蓬勃上升时期，互相交流人生，分享生活苦乐，互相视对方为知己，陈氏在文章中对沈心工致力学堂乐歌前因后果的描述，可能不那么精确，但相去大概不会太远。根据陈懋治等回忆，再结合沈心工自己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确信，原本与诸多士子一样欲走科举道路的沈心工，也是偶然因这所新式学校的出现，才得以结缘于新式音乐教育，并在这种新式教育环境中逐渐确立从事学校音乐教育之宏愿，并最终实现了欲以音乐教育为其终身职业之理想。[8]（P54-58）

赘述一句，沈心工编著学校唱歌集，前请陈懋治作序，后请黄炎培做书序，二人皆与沈氏同出南洋公学，二人撰写书序，一定程度上虽是因有同窗友谊之故，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清季沪申地方上教育文化领域实际掌握权势的真实情况。

不再跑题，回到学堂乐歌。今天回头看，超越了个人命运得失再来考察学堂乐歌，会发现学堂乐歌在清季出现却并不是某种意外，而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它的出现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也预示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音乐文化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清季，原本将奏琴唱歌作为“经生副业”的士子，突然因了时事之刺激，被时势裹挟，匆忙地过渡到新知识人，登上音乐历史舞台上，俨然以新时代的新音乐家自居。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站在中西音乐之间，面对中国新音乐的建设，他们武装自己的武器，他们选择的批判武器，除了儒家乐论与文人传统音乐之外，一时竟真的别无选择。因为对这些新音乐家而言，有一个不必进行科学论证的“事实”预设，即西乐虽好，但无人真正掌握，可是，今天的西乐却是中乐的未来。于是，站在儒家乐论与文人音乐传统之中的新音乐家们，在致力于新音乐的创作与实践时，只能从中、西音乐现象类比中去发现时代问题，也只能从西乐中寻找解决中国新音乐创作与实践问题的办法，它既是时势共习，是趋新所致，也是长久以来知识界音乐思想资源与技术匮乏之当下表现。不过，这种做法看似粗粝，却活力四射，能使那些过渡时期的新音乐家们学习西方文化之余，每一次再回首中国音乐时，便能温故而知新，不仅能使其思想和其视野产生新气象，而且还能从原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不断因为新音乐家自身的认知水平的提升而发现崭新的时代问题，并会持续不断地生发、涌动出无穷的新意与创造性。但是，这种做派虽有诸多优点，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自鸦片战争以后，赴西国公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观察到的西方国家，国富民丰，且重视学校音乐教育，深深感佩之余，不禁遥想西国此举与中国“三代学制六艺并重之义⑦”，至清季最后十年，时人甚至是新生一代的趋新知识人更是将二者附会，以为彼此相通。

清季，学堂乐歌呼声与实践尘嚣其上，就与国人这种思想理路与心理认知密切相关。站在20世纪门槛上的趋新知识人，寄希望于乐歌，一方面是借助其被认可的某种历史文化价值与象征，进行宣传与鼓动，另一方面则是欲借恢复乐歌实践，引入西乐资源，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转型或改造。也正因此，清季时人对乐歌寄予了很多今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文化厚望。不过，这些厚望归根结底，其目的无非就是在学习外来音乐文化的同时，重建民族文化，推动社会改造，以振兴中国。这一行为与观念，本身就是历史与当下、文化与政治、中学与西学、现代与传统等等纠结于一起的时代产物，所以，它既可理解是对传统的留恋与忠诚，也可理解是对这种留恋与忠诚的背叛，正所谓“乐本在心”，“声无哀乐”，它可以真实而具体地体现在时人的歌声中，却无法准确地体现在乐歌的文本之中。所以，考察学堂乐歌时，以往学界单纯从文本出发，难以有所收获，道理就在于此。因为这一行为与观念本身具有多重性，它既可理解是社会实践，也可理解是文化实践，它既可是中国传统的，也可是西方现代的，它既涉及审美文化观念，也涉及技术与方法等等，不一而总。因此之故，在我看来，评价学堂乐歌及其人物，不能照搬一般艺术史家臧否人物之法，而应在艺术标准之外，从技术输入角度，从审美准则变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其它角度予以说明。否则，仅以重视作品艺术价值为藉口研究学堂乐歌，无论是研究者选择从文学还是音乐为切入口，都会遇到一个两难的处境，即认同学堂乐歌历史意义，认同学堂乐歌的艺术性，那它的这些特点到底表现在什么作品之上？或者说其超越历史的不凡之艺术创造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既存的研究中，在对学堂乐歌的历史评价上之所以聚讼不断，就在于主流学界使用的艺术标准与方法、视角等，难以说服读者之故。

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日后继续对此进行探讨。不过，20世纪末学界处理这种两难处境，彰显出来的两种主要策略，却值得再次一说。这两种策略：一是将其归结为局限性，一是将其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前者认为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普通音乐教育的建设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因此之故，“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近代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低水平的。”[9]（P57）而后者则认为“乐歌的出现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没有任何的酝酿、发展，而是在非常时期里用来解决实际需要而面世的，因而这种品种当然无法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回顾（上）世纪初的乐歌，难免会为历史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事居然能影响整个世纪的音乐发展而沉思。”[10]（P96）从这些看似相反、相对立的立论言说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音乐史学界思想走向的一些微妙变化。本文于此并不做深入讨论，只因课题讨论需要，涉及这一话题。这一话题，也许今后我会做专题讨论。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看以往学界如何阐释历史事件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可有助于我们理解逻辑与史实的统一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学堂乐歌渐渐获得学界更多关注，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增多。不过，在关注学堂乐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之外，研究者倘若在注意新音乐家在文化观念、形态、技术方法等转变的同时，研究或关注新音乐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努力，或许就能从中找到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某种现象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文化基因。因为，自清季以来，这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中西错位与错位不断出现，更新与不断更新，认同与不断认同的时期。这一时期，新音乐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努力，某种意义上，要比其作品本身更有历史价值，也更有研究的乐趣。在我看来，这段音乐历史，特别是清季的学堂乐歌，研究者倘若只从作品入手，或从维新变革的视角入手，很难厘清此期新音乐人关于中国音乐改良的言说的内在思想理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超越清季社会文化观念，从今人的社会结构与身份认同的层面入手，看待学堂乐歌期间的音乐历史，往往很容易发现清季边缘音乐知识人，或者说那些并不承担具体社会责任的音乐专业知识人，虽处于传统社会底层，但其技术或艺术造诣却往往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其当下的音乐实践，尽管容易被时人所低估，却为后世所关注。不仅如此，这些边缘的专业音乐家其思想见解等也常常因其过分“专业性”，而往往超越当时社会一般民众对音乐理解与实际承受力，反而显得不合时宜，既不切合传统文化，也与现实需要有相当的距离。反而是士子与新知识人，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等，他们虽不属于今人观念中的职业音乐家，但其关于中国音乐改良的言说反倒更能引起时人共鸣。这种远距离的观察，显然不符合清季时人的观感。但是，它是否也预示了清季学堂乐歌的研究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空间和文化秘密呢？

再比如，研究者如果再把这些言说者及其言说做一番梳理的话，我们还会看到，清廷官员、康梁维新思想家以及留日学生三者之间的不同。比较而言，清廷官员不论其思想是否开明，其对旧乐、新乐与西乐的态度、观点相比梁启超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考虑到社会与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梁启超与留日学生相比较，梁氏的言说则显然更为理性，较为现实。相比之下，留日学生的言说，往往更为大胆，有时甚至显得“荒诞不经”，似乎专与传统势不两立，大有非彼即此之势。但是，在看似团结“欲蓄积实力，革新庶政，必自小学音乐教育始”[11]（P221）的留日学生中，却也因为对音乐的理解差异，以及对西学西政之趋新观念差别，开始有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因价值判断而导致的分裂，在清季最后十年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建设的策略之上。留日学生中不乏欲以音乐为革新庶政之手段，“欲藉学校以发达音乐”，以此振兴中国之辈，此种言说不乏时人的欣赏与支持。不过，在如何建设与实践之上，看似统一的阵营却因其思想理路不同，而分道扬镳。未走出礼乐刑政传统思想老路的一派，“欲藉学校以发达音乐”，可在实践上，却故意忽视现代社会以及“发达音乐”本身的复杂性的同时，也无意地忽视了现代社会的音乐文化教育是集技术、艺术、理论等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系统，他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结果一入实践层面，就集体失语。曾志忞批评这一派，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实行而不知理论”，既缺乏现代音乐新识，又缺乏对社会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与理解。在曾氏看来，这一派言说，看似其言气势雄壮，甚至敢行“杯水之于车薪”之事，其行虽心心念于教育，以为“仅仅经营于教育面”，就能改造中国，“发达音乐”，却不知“其力殊薄弱也”。曾氏批评时人言说之弊，说“公等见日本学校皆有唱歌科，于是羡而效之。然细查日人之输入西乐，用何方法，用何材料，以至今日？”[12]（P194-195）坦率地说，曾氏的这一批评，契合实际，一语中的，切中问题要害，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批评方式因过于率真，结果是出力但不讨好，因此缺乏时人的欣赏与认同。今天我们抛开清季这些言说背后的实际权益后，再次客观地审视曾氏与其批评的“欲藉学校以发达音乐”者的观点，也就能理解他们其中的恩怨。因为从论点上看，曾氏与他批评的对象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实则在思想资源等方面分享着那个时代青年知识人的相同资源与价值判断，比如改良中国音乐，创造中国新音乐等。二者的区别不是“输入文明”的目的，而在于对待传统文明。前者希冀的是“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13]（P192），欲来一场彻底的改造，而后者如曾氏所希望的是，对中国音乐进行改良，“以吾国古今乐界之现象，证以西儒学说”，二者对待中国传统音乐的态度完全不同。曾氏的此番言说，虽在乐界少有人欣赏与认同，但却得到了王国维的回应与认可，1907年王国维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提倡音乐，研究音乐者之大半，与此科之价值，实尚未尽晓也”，在王国维看来，“提倡音乐、研究音乐者”并未走出音乐为道德服务的历史阴影，特别是当时知识界推崇与流行的那种“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上之教训”[14]（P229）的唱歌课，更使唱歌课成为“修身科之奴隶”，使之失去应有的教育作用。不过，曾氏的言说虽戳中其时“提倡音乐、研究音乐者”痛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对同伴不够友好的态度，导致他很难得到清季新音乐人以及新音乐文化主流的承认，其音乐生涯也由最初被梁启超关注与高度评价而步入辉煌顶峰之后，伴随着新音乐的壮大与发展，却慢慢走向籍籍无名籍，成为新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失语者”，被人遗忘。[15]

二、南洋公学师范院意外地使沈心工的“经生副业”成为未来人生的主业。

1897年3月南洋公学师范院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了四十名师范生。这些学生于4月8日手执白色木制印制的南洋公学师范学堂试业证，入南洋公学师范院，成为师范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初入堂试业的学生，还不算正式的学生，“俟试满一月换给第一层实据，即作为师范生，如试满二月尚未换据者，听令回家再侯传考、续补”[16]（P26）。师范院实行严格的“五格”淘汰制，取得第一层格者（蓝据），经过考核合格则升入第二层格（绿据），第二层期满后，经过考核合格者格升入第三层格（黄据），第三层格考核合格者则升入第四层格（紫据），第四层格考核合格者升入第五层格。五层格为最高层格，为红据，执红据者准予充当教习。沈心工执白色试业证入读南洋公学师范院，主修数学，同时学习英文、物理等。

入南洋公学不久，4月，沈心工便与同学张锡铭、姚立人参与谱写南洋公学师范院院歌——《惊醒歌》，歌词由南洋公学师范院总教习张焕纶撰写。10月15日，南洋公学外院成立。11月，沈心工等因表现优异被选拔兼任外院教师。南洋公学选派师范生做兼职教员的办法，既是出于实际之需，是锻炼学生，也是对其学习成绩的肯定、褒奖，更是在制度上对这些师范生的未来进行安排。沈心工在兼任外院的当月，又参与外院院歌——《四勉歌》[17]（P26）的谱写任务。学习期间，沈心工在乐歌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才华给同学陈懋治留下深刻印象。陈懋治是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届学生中公认的俊杰，也是日后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的第一任堂长，日后当沈氏在人生关口徘徊不定之时，正是因为他的这位同学的激励、点拨与支持，才使沈心工决心以音乐教育为一生的志愿。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新版）根据黄炎培《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与《教育大辞典》第十卷（第144页）相关内容，将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首任堂长误认为是吴稚晖。[18]（P15）吴稚晖1901年初，已赴日留学，并不在国内。关于他这一年前后的踪迹，当时的报纸以及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都有记载，可用的史料很多。这里举两条史料。一是，1902年10月2日《选报》第30期刊《前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披露，1901年冬，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筹办广东大学堂，陶模之子也在日本留学，陶模听闻吴“肄业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夙究教育理发”，视吴为兴办新学之得力人才，故电邀吴来粤，商办兴办新学之事。“筹商两月，始将章程议定。”次年五六月之交，吴离粤来沪，然后“回无锡偕其夫人并女学生数人复至上海”⑧。二是，1902年7月5日《选报》第21期的报道，该报道称吴在“订定广东大学堂章程后，于四月下旬由粤抵沪，即回无锡偕其夫人并女学生数人复至上海，已于昨日登轮迳赴日本⑨”。《选报》报导所披露的吴由日本至广东，再由广东至沪，回无锡，复至上海，由上海登船去日本，与吴以及冯自由等回忆吻合。另外，吴同行有8名女学生，均为吴本人及戚友的儿孙妹媳，其中的苏州元和陈彦安，三年后毕业于实践女学校，1904年在“亚雅音乐开会式”暨为“甲辰卒业生送别会”上还表演过，弹奏风琴。[19]（P121）其未来夫君也曾在日本东京留学过，他就是日后因五四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而暴得大名的湖州吴兴人章宗祥，而其兄章宗元也是南洋公学学生。1902年吴稚晖再次到达日本东京后不久，就介入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因此关于吴的多方材料较多，互相比对，可证《教育大辞典》之误。吴介入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根据中外学者研究⑩，其前因后果，大体如下：驻日公使本着为清廷社稷安危着想，决心不让“来历不明者”的自费生学军事。经他与日方交涉，日方更改入学办法，即中国学生要进入成城学校必须由公使本人推荐，经过“政审”合格之后，才能进入。1902年7月，来自江苏、浙江等省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5名（也有超过5名的说法）自费生由正在日本考察的吴汝伦做中介，请求公使蔡钧推荐。蔡碍于吴的情面，表面上不拒绝，但却谎称日本参谋本部不同意。学生到参谋本部询问，得知蔡在撒谎，复至使馆寻蔡诘问，蔡仍然推三阻四，拒绝推荐。蔡的做派在留日学生中反响很大。因为在此之前几个月，蔡奏请彻底废止留学生派遣的机密文书泄露，已引起各界不满。由于蔡的保守无能，激起了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而平素好打抱不平的吴稚晖、孙揆均二人闻此事件，便带数十名学生静坐问责，蔡却借机把日本警察引入公使馆，把学生强行驱散，并逮捕强硬分子。随后，蔡向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强制吴、孙二人出境。1902年8月6日，东京警署将吴、孙二人押解出境。所以，根据史料中1901年-1902年吴稚晖的活动记载⑪，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成立最初的几年间，吴或是在日本留学，或是在国内从事其它工作，从没有在南洋公学任职。关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首任堂长的话，此处我们暂按于此不表，下面再听我接着说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的创立。

话说1899年秋南洋公学外院停办后，南洋公学中院（中学）生源，很难招收到学生。为解决这个问题，1900年春，公学校长何嗣焜建议创办蒙养院。1901年3月20日，改蒙养院为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小学堂最初之时，有六名老师，开设八门课程，未设乐歌一科。对于不设乐歌课程的原因，据陈懋治回忆，是没有师资。我们来看看陈懋治的说法，他说：

“今沪上一隅黉舍林立，琴歌之声洋溢盈耳，实惟君乐歌讲习会有以布濩而发扬之。其最先列为教科者，惟务本女塾，其时借助于日本女师河原操子，歌词多日文，不适于用已。而河原氏又应蒙古喀喇沁王之聘，务本于此科亦阙，此即君在东京讲习会时也。先是余监南洋公学小学，定科目，编课本，教授管理俱规仿日本。时钦定章程未颁，不知者皆谓为戾。世所相推许者，一二朋辈究心教育者而已。继以音乐教师之不能得，尝欲借材于天主教士，卒以彼门户甚严不果行。未几，而君赴日学师范，因与语曰：今日学校音乐阙如，不得不取益于外。君故通音律，盍往学之，以为我国他日乐界改良之初祖乎。君颇韪其说，及游日归，而小学遂得有歌唱一科。然是时风气未开，当局不谓然，且笑之以为儿戏。”[1]（P124）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定科目，编课本，教授管理俱规仿日本”，管理理念与沪上旧式学堂以及教会教学不同。此时，距离甲午战争不远，清廷关于学校改革的诏令还未颁行，陈懋治领导下的附属小学却超前做事，“俱规仿日本”，以敌人为师，自然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遭时人严厉批评。用陈懋治的话说，“时钦定章程未颁，不知者皆谓为戾。”

从陈懋治的回忆看，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最初，也想“仿日本”开设学堂音乐课，但因缺乏音乐师资，无法开设。期间，陈懋治想聘请天主教士来学校担任音乐教师，无奈付诸行动时才发现天主教士教规甚严，教士不能私自前来任教。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形估计给陈懋治、沈心工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情形虽已大变，沪上学堂编设乐歌课，乐歌活动兴盛，但陈懋治、沈心工依旧难忘昔日乐歌课程设置与开展教学之艰辛与不易。陈懋治为沈心工于1905年6月初出版《小学歌唱教授法》作序时，依旧提及此事。由此推测，沈心工未赴日留学前，并没有过担任公学附属小学乐歌课的老师一职。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陈懋治给沈心工《小学歌唱教授法》所作的序言，是一件非常宝贵的学堂乐歌史料，可看作是二人对南洋公学以及沪上学堂乐歌发展历史的共同回忆。但很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它解读的太过于肤浅，遗漏了很多关键问题，致使很多关于学堂乐歌的结论都是在缺乏史实的前提，凭空想象出来的。根据陈懋治上面的说法，可以澄清学堂乐歌历史中原本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第一，在沈心工赴日“学师范”之前，南洋公学小学没有开设乐歌课程。第二，沪上当今学堂乐歌发展兴盛之势，与1904年4月沈心工创办“乐歌讲习会”密切相关。第三，沪上开设乐歌课程最早的学校是务本女塾，担任乐歌的教师是日人河操原子，其教学时间大约与沈心工在东京于1902年下半年组织“音乐讲习会”时间相当。河操原子来务本女塾是1902年上半年，她是通过下田歌子介绍而得以成行的。下田歌子是当时华族女学校与帝国妇人协会附属实践女学校的校长，下田是1900年后中国女子留学日本的实际推动者，秋瑾、陈彦安等中国近代著名女性，都曾是她的学生。她与驻日外交官以及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往来频繁，在人脉与对华主张方面跟东亚同文会的近卫笃磨属同一系统。[20]（P77）1903年，河操原子应蒙古喀喇沁王之聘，离沪北上担任毓正女学堂之教习，就是下田一手促成的。务本女塾自河源操子离职后，乐歌课程暂停。

今后随着史料的发掘出新，关于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何时开设音乐课程，可能还有新的意见，但据目前的史料分析，1903年之前，沈心工并未担任过南洋公学小学堂的乐歌课程的教员。谷玉梅教授撰写的《沈心工年谱》补订，依据《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等史料，推测1898年开始高等小学堂就开设有乐歌等十余门课程，并断定沈心工于1898年就开始担任高等小学堂乐歌课程教员。[21]（P26）只是这一判断，于当事人的回忆与相关记载相互抵牾，难以引为确证。

第四，1902年4月沈心工决心赴日“学师范”，入读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并欲以音乐教育为其未来职业，也与此有关。按陈懋治的说法，沈心工决定赴日“学师范”之前，跟他有过交流。陈懋治赞同沈心工赴日“学师范”，学习音乐教育。他说服沈心工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学校音乐有发展前景，但目前国内学校虽列有该课程之名，却无可以施教之教师，若不借助外人施教，都无法开展正常的音乐教学，音乐教师奇缺；二是，他认为沈心工于音乐方面有天赋与特长，学习音乐教育，将来必大有作为。陈懋治的话，沈心工显然是听进去了。几年后，沈心工在乐歌界声名远播，出版乐歌集请他作序，他在回忆往事，仍不忘这个场景。按他的话说“未几，而君赴日学师范，因与语曰：今日学校音乐阙如，不得不取益于外。君故通音律，盍往学之，以为我国他日乐界改良之初祖乎。君颇韪其说，及游日归，而小学遂得有歌唱一科。”陈懋治的回忆显然得到了沈心工日后的印证与认可。由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可以推断，沈心工虽然参与过师范院与外院院歌创作，兼任过外院教师，但没有担任过乐歌课程的教员。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章程制定乐歌课程在前，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授乐歌在后，二者是两件事。

1902年4月，沈心工赴日学习，入读的师范科设置在弘文学院，是速成师范科。弘文学院，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901冬游历中国后创议成立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专门学校。而速成师范科，则是专门针对中国教育设置的系科，学期设有六月、八月、九月、一年、一年半等名目，主要招收清朝中央及各省官派学生。1902年1月速成师范科成立，招收的第一届速成师范班是来自湖南的胡元倓等12人，入校时间为1902年4月，期限6个月。随后，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陆续派遣，皆为官费，但实际上也有自费生，例如湖南的杨度，江苏的沈心工。速成师范科各学科设置，属因人设事，用该校留学生的话说，就是“其各学科之所由名……盖以吾政府派遣学生之文件上所以由吾学生者名之”[22]，即所学学科，由学生自定。国内学界以为沈心工入弘文学院读速成音乐科，[23]（P578）缺乏史实资料，似与史实不符。

弘文学院，是中国留日学生史上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关于弘文学院以及嘉纳校长，中日双方的研究成果都不少。目前学界的研究普遍认为，弘文学院虽然在嘉纳治五郎的管理下，不管是教学质量，还是招聘来的教师，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日后得到中日双方很多人承认的。不过，跟当时日本正规学校相比，弘文学院本质上不是正规的学校，它实际上就是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它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主要功能是帮助中国留日学生补习语言与新学知识。因为师资都是外聘的兼职老师，所以弘文学院的课程必须全部安排在下午一点至五点，上午和晚上都是空的。[24]（P52）1902年，东京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不过一百数十名，这些学生又分为速成师范科与普通科。速成师范科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新学，偶尔也上唱歌课，但初创时还未有音乐科。弘文学院的学生，年龄差别大，来自全国各地，留日之前，有些已受过新式学堂教育，但有些却很少接触过新式教育。这些学生，在弘文学院却都被混编在一个班上。老师面对这些新学知识程度深浅不一，甚至还极为幼稚，却有深厚旧学的速成师范生，只能采取哄幼儿园孩子的教学策略。这种教学方式与教学情形，却给那些有较好新学知识基础的学生留下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鲁迅。他是1902年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毕业后选读医科，其新学知识远非一般留学生所能比，他和许寿裳这些在国内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学生，看着同班的老学生学习一方面为他们新知匮乏学不会而心里着急，羞愧不已；另一方面听着老师跟哄幼儿园孩子似的讲课又甚感无聊。[25]想来在南洋公学也接触学习过新学的沈心工大约也有如此的体验。要不然，沈氏何以两个月之后，借故毅然从弘文退学。退学后，并未如弘文退学的其它同学一样，立即回国，而是逗留日本，寻找专门学校，欲请教专门老师，学习音乐。后因故未能实现，便在几个月后“集合同志数人”，在东京创办“音乐讲习会”，聘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铃木米次郎专门讲授音乐课，欲以此途径或形式圆其出国前欲读速成音乐师范之梦。

以往学界以为弘文学院设有速成音乐一科，不过，我至今并未看到相应的史料，也未见弘文学院的学生提及过。据我的理解，1902年弘文学院最初的速成师范科学生人数本来很少，本欲终生从事教育的更少，而欲学习音乐教育更是罕见，根据本届学生日后发展的史实推测，当时欲以教育为终生职业者，估计不会很多，更多的则是借留学镀金，回国以后步早先留日学生章宗祥等人的后尘，进入体制，博取功名。例如最早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湖南籍学生，十几个学生，留日期间誓言欲终生从事教育的，仅胡元倓与杨度二人，但最终真正终生从事教育的，也不过胡元倓一人而已。

留日学生入弘文速成师范科，却不愿从事教育者，无可厚非，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它是学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与现实环境，以及其时社会风气的理性选择，是二者互动的结果。留日学生学业如此选择，除去考虑日后回国发展谋取更大利益之外，也是学业的现实压力所作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这些学生留学前既没有必要的语言准备，也没有基本的学力与学历支撑，无法适应日本正规教育。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学部议复御史俾寿奏请选派子弟分送各国学习工艺折》言留学生“出洋以后，见夫法证等科可不必习普通学而躐等以进，于是避难就易，纷纷讲习法证，以至实业人才愈见其少”[20]（P306）。1908年前后的留学生还依旧如此，1908年留学生的水平还依然如此，更何况1902年那些第一次出入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中国留学生们，想来他们的情形也不会好到那里。

综合各种史实，我推测沈心工在弘文学院欲学音乐科，除去上述这些困难外，估计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困难，那就是弘文是私立性质学校，校方要考虑财务成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而言，估计很难给予他这样欲学音乐的少数学子提供学习音乐的必要物质、专业课程与师资支持。沈心工后来的回忆也并没有在弘文学院浪费过多笔墨，看来在那里他欲“学（音乐）师范”理想的确很难实现。不过，由于弘文学院创办人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人脉关系，却也使得沈心工意外得以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铃木米次郎授课相识，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集合同志数人，开音乐讲习会于江户留学生会馆，开讲二月”[26]（P119）。音乐讲习会，开讲两个月，担任主讲的老师就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铃木米次郎。

三、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俱规皆仿日本给乐歌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大平台。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创立以及乐歌课程的设立，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当然是社会维新思潮与社会维新变革的结果，但以此作为一个具体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种史学解释就太过于粗鄙了。因为，从技术发生层面，从微观视角来看，乐歌课程的设立，其最初的推力，除了社会环境氛围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与体制相关的学校管理人员的价值导向，以及影响学校价值观念相关的上层人物的行为与观念，某种意义上，恰是他们的好恶意志，决定了乐歌课程最初的设立，决定了乐歌发展的具体方向。1903年4月，就在沈心工回国不久，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教员潘灏芬因故辞去教习职，沈心工才得以接替潘氏正式进入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21]（P26）此时，沈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同学胡元倓创办的私立中学也已开始正式招生。胡元倓毕业后，本来与杨度相约一起回国办嘉纳式的新式教育，但由于杨度与嘉纳相约于1902年10月面对面辩论中国教育问题，推迟了归期。胡元倓独自如期归国，1902年底，他抵达上海，立即赴江苏泰兴拜访在那里做官的同乡友人也是表亲的龙氏兄弟，商谈在家乡开办新式学校的事宜。在得到了龙氏兄弟的帮忙与龙氏在京做官父亲的赞助后，胡元倓归国仅四个月的时间，便创办湖南省私立中学明德学堂，这也是湖南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它当年就招生就招到一百多人。1903年冬，设速成师范班，第二年又创办经正中学，[27]（P40-41）之后又陆续创建了系列的女子学校“湖南民立第一女校”。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在北京、武汉相继增设了明德学堂等。胡元倓创办的新式学校，历史贡献颇巨。由于胡元倓的努力，使得本是偏远的湖南成为清末以降中国中部新式教育的据点，培养了大量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优秀人才。

明德学堂的发展，今日看来之所以能表现如此不俗，主要是三种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一是在中央或地方任职的湖南籍官员的介入，二是开明士绅与青年学生的结合，三是社会趋新势力的凝聚。三种势力交互渗透，在西学东渐的世风中，在模仿学习富强的西方楷模，借鉴外来经验探索出新的“中国建设”路径的同时，彼此相互支撑，对既有制度进行批评与改造，以印证自身行为合理合法与合乎中国实际，这一抽象的共识，是构成了清末民初包括湖南新知识群体在内的中国新知识人意识的基核。

而左右1902年之后上海新式学堂发展力量，相比较湖南而言，则更多，在上述三种力量之外，还有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西方势力。各种势力主导下的新式学堂，迅即成为新音乐，成为乐歌活动的中心。今日看来，1902年之后的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推进的急先锋，发挥重大作用，一方面是沪上此时成为中西多元文化聚集之地，各方力量制衡，反倒给体制内发展新式教育提供了契机，创造了一个更大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趋新知识人利用体制内外的维新变革力量，同时利用传统绅权在皇权与民权间的协调制约关系，自筹资金创办报纸等新式媒体，参考西方社会成功经验设立新式学校。新闻报纸等新式传媒与新式学堂，二者互为支撑，加速了新知传播频率与速度。而随着新知的传播，以及日益剧增的新知识人出现，上海到内陆之间，逐渐被以新知为象征符号的趋新时尚文化打通，都市、城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日益紧密，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个以往不可能存在的，不以血缘与地缘为核心纽带，而是以新学以及趋新事业为核心的崭新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在维新思潮被各方推为共识的表面下，涌动的是中国社会关系千年未曾有过的变革。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重新分化与组合，即在原本血缘与地缘为重的人际关系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至今学界也难以准确描述，完整地概括。就其诉求而言，大致可以这样说来，即在这种新型关系中，趋新分子的希望是，借助各方力量，按照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改造社会，而开明士绅与地方官员的希望是，借助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总而言之，沪上此时趋新人士创办新式学堂，比如蔡元培等在南洋公学学潮后创办的新式学校，此时显然已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联系纽带呈现于世，且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关系中原本血缘、地缘等纽带一样重要的新型纽带，大有替代之趋势，俨然欲成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最重要的一极。

这种新的网络格局的形成，对于留日学生的影响非常明显，给留学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对内，它激发了国内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日本的热望；对外，它树立了清季社会之新风尚，激发了更多的留学生回国或创办新式学堂，或参与地方新式教育实践，以此安身立命，借之来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理想。这些早期创办或参与新式学堂建设的留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既受到传统旧学的影响，又诚心诚意地尊日本教育为典范，甚至直接套用日本教育的成功经验，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上。例如前面提到的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既是受到梁启超社会改造需从教育改革入手的思想观念的启发，又受到日本现代教育成功经验的影响，他尊明治时期创办庆应义塾的福泽谕吉为典范，又在实践上奉行他在日本直接向嘉纳治五郎先生讨教创办学堂的具体方案。[27]（P40-41）胡元倓的这种做法，学界以往多从思想层面探讨，其实从实践层面来看，他的这种做法，影响更大。因为它既有传统元素，又有胡氏鲜明的个人色彩，反而更加能彰显出胡氏救国心切，时不我待，所以，欲以此种形式尽快实施福泽或者嘉纳式的新式教育，这种特殊的胡氏做法，不仅十分有效，独树一帜，且容易被趋新时人所理解。今天的人们知道，作为公共教育建设，一旦实施，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清季，办此种新式教育，急需的或艰难的事情，不是筹集资金建设学校，而是把学校建设好后，如何引入好的师资。在胡元倓看来，最佳的师资，肯定是那些刚刚归国的留日学生。今天我们翻阅这些早期的新式学校校史，映入我们眼帘的教师群像中，哪个不是近代历史上曾经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些被新式教育的创办人推上中国近代教育历史舞台的留日学生，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意外地成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初推手。从这个意义上，清季盛行教育救国，此言不无道理。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还可以清晰看到，留学生一旦成为学堂主讲，课程内容虽无巨变，但学堂教育观却必然为之大变，价值观由先前清廷当局认同的狭隘人才培养教育观，瞬间变为留学生在日本习得接受的全新的国民教育观。学堂虽还是那个学堂，但精神气质却为之一变，成为地方社会趋新势力的聚集场。不过，这种改变，势必将会激怒守旧势力。胡元倓的新式学堂，后来的确也就因此激怒了湖南名儒王先谦等，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值得借鉴的是，面对他们的指责与破坏，胡元倓是巧妙地利用传统社会的乡党资源，利用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士绅力量，与反对者周旋，朝着既定目标，曲折前向，至发展壮大。

话说回来，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诸规皆仿日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对此解释说明其中缘由，但想来应与胡元倓的思路并无太大差异。二者如果存在差异，可能主要表现在经费来源与管理上，至于其它，特别是教育发展的模式与境遇，应是大体相似的。因为庚子之变后，朝廷施行新政，学校制度设计取法日本，已是当时社会共识。沈心工从日本回来后，入高等小学设立唱歌科，欲仿日本学校教学，购一台风琴用于教学。此事，经历几番波折，终得以实现。几年后，陈懋治回忆沈心工1903年入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开设唱歌课，仍旧提及此事。此时，沪上其它私立学校也已“相继设唱歌科”，全国其它“各省官私立学校”，也陆续开设唱歌课，担任唱歌课的教员基本上都是曾经在日本东京或沪上参加过沈心工组织的“音乐讲习会”社团活动的“同志”。不过，相比较沪上其它学校的乐歌教学，沈心工的乐歌教学，不仅使用简谱，方法适宜，还有时尚的风琴伴奏，而此等景象在当时却是少之又少。

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虽有官方背景，且处于沪上，风气较湖南内地开放很多，但开设乐歌课程依旧阻力不小。其阻力，不仅来自体制之外，还来自体制之内。总而言之，体制外的守旧人士，对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定科目，编课本，教授管理俱规仿日本”之举措，不理解，批评声十分激烈，用陈懋治的话，是“不知者皆谓为戾”；而体制之内，对这一课程的开设之意义与教学活动之价值，也不理解，“不谓然，笑之以为儿戏”。不过，面对这些批评与不满，陈懋治与其师范院诸“朋辈”却不以为然，并不采取胡元倓“统战”的做派。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是高等小学乃官办，学校“俱规仿日本”，估计是顶层设计，或是上级领导默许后“集体决定”的产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其目的本是不愿走洋务办学老路，而欲仿西国教育经验办新学，除此之外，陈懋治还有体制内的同盟者，比如此时在任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在革命者冯自由的眼里，他“本倾向新党，其孙亦赴日留学，其时之候补道陶森甲、俞明颐、蒯光典等，皆与蔡孑民素识，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爱国学社来周旋，至是时魏派陶森甲赴日劝其子弟回国，陶森甲等亦常至社，劝蔡孑民注意言论，稍温和，免为北方当局所惧”[28]（P171）。所以，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开设唱歌课，尽管在苏申当局者看来“不谓然”，“以为儿戏”，但并不否认其有存在的某种合理性，没有对其进行干预将其铲除。当然，陈懋治如此为之，也可理解为执行的是上级“集体决定”，而且也不用担心此举会影响学校日后筹集经费，影响学校日常运行之事，故有勇气另辟蹊径，走不寻常的道路。除去这些因素，今日看来，陈懋治等人之所以成为参与到历史标杆性事件，成为标杆性的历史人物，乃是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即陈懋治他们之所以坚定确信并选择这种模式，乃是因为这些“究心教育者”在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习中，早已通过译书、学习西学等不同渠道，基本掌握了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正是因此，随着南洋公学的发展，新形成的南洋学生网络对新知信息的互相传递，特别是留学归来的南洋学生通过他们自身感受与印证，才能使他们更加坚信，借鉴日本成功的现代教育经验，是中国人此时改造社会之弊的最佳良药。

从后世的发展看，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欲通过教育改造时代，之所以有如此信心，的确与南洋公学办学理念有密切关系。公允地说，在南洋公学师范院创办之前，洋务派兴办西学、学堂已有三十余年实践，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洋务派兴办的学堂课程也由最初专攻外语逐渐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但是，这些学堂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就是没有走上真正的现代教育轨道，学堂虽教授的是现代新知，但价值观却极为落后，仍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那一套，所以这些学堂某种意义上仍是官员培训基地。教学目标只不过把过去的科举取士变成训练为洋务服务翻译人才，学生的身份仍然是官员，即使个别学有所成的，清廷也并没有将这些学生别作他用的意向。所以，洋务运动所办学堂虽有新的气象，却并未改变其旧的性质。

南洋公学创办一年后，盛宣怀就觉察到这一弊端，他于1898年5月上书奏请清廷改制，欲将新设学堂并入科举进行管理。他的建议是，让新学堂学生中“凡系廪增附生一体免预岁科两试，使得专精所学”[29]，特别是要为师范院的学生开绿灯，因为“南洋公学内师范院诸生多系举贡生监，而廪增附生为犹多”。盛宣怀的建议非常符合情理，因为这些学生如果不把精力放在新学，而是放在科举考试上，肯定会使学生疲于奔命于每三年举行的乡试、会试以及新学之间，每逢考试期间，“师范院学堂几空”，师范院倘若不更改制度，如此下去，将势必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到教学质量。不仅如此，还会因此导致“外院生教课乏人”，外院学校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连锁反应。最终，也必将影响到师范院的学生整体质量。这一建议清廷很快采纳，并予以实施。盛氏此举，这种明显有悖于科举制度惯例的言行与做事的行为，给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其所作所为，堪称在制度规范下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经典榜样。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匠前贤，走在时代前列，其中一个原因，也与此相关，即师范院的新学教育以不同科举传统的视角诠释新知，意外地给“经生”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诸多可能性。换言之，在师范院的学生里，开始出现一种不同于以往儒生读书的价值观念，既读书实现“澄清天下”之志，无需非得像过去那样唯有通过从政，才能得以实现，做一个像近代西方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例如译书或教育，一样可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一样可以履行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如此之举，也并非该校专利或特色。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本来政与教就息息相关，清季随西学输入，只不过将维新变革的思想资源，从原来中学之一途，变为既有中学一途，也有西学一途，更有欲中西合璧一途。

回到历史情境中，清季世风日益趋新，科举虽依旧是社会主流，但士子弃科举而入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校，也是一步不得已而为之的“好棋”，进入新式学校的士子大多数是家庭困难，出于生存考虑，暂时寄居新学堂，希望以后通过曲线救国，博取功名，再步入仕途。南洋公学师范院招生予以学生的好处，就是“不取修缮”，还有“咨送出洋”，以及将来“优予出身”等承诺。[30]南洋公学招生广告故意申明这些，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此地特殊民风与世相。此地虽历来文脉昌盛，读书人极多，但同时也商贸发达之地，士子压力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如今有通过学堂也可获得科举类似出身，对某些青年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而言，清季士子选择南洋公学之类的新式学堂，也是对朝廷顺应变革举措的认可与真诚回应。例如湖州吴兴章氏兄弟章宗元、章宗祥，就是弃科举，入南洋公学读书。其中，章宗祥与沈心工是同期南洋公学学生，进入南洋读书后，就仅因学业表现优秀，迅即被选中官费留学，赴日留学，毕业回国后，又被授予功名，步入仕途。

四、清廷大员的介入使南洋公学乐歌实践经验得以推广，成为典型与榜样。

清季，有了世界视野且获得了丰富新式学校教育经验的新知识群体，之所以格外看重传统乐歌以及乐歌集体活动之形式，其深层原因固然可以从中西文化冲突以及维新变法、进行社会改造等方面入手探索，但作为制度文化，学堂乐歌“否能得以有效实施，却有赖于制度化组织以及精密组织之力，而非个人之力。宋代胡瑗，虽幸有强力政治背景支持，但终因缺乏稳定而制度化组织之支持，其乐歌复兴之努力，也终是随着人事更迭，如昙花一现，不能长久。明至清，虽万千士人有治世之志，却依旧难言乐歌复兴之事。清季，乐歌之能勃兴，不是士人创作手法上有了创新，超越了前人，实乃得益于朝廷实施新政，兴建新式学堂，以及随之涌出的大量新式社团之建设与跨区域的频繁活动，是世风转换，时势使然。”[31]（P28）

具体到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的学堂乐歌，固然与沈心工的努力密切相关，但南洋高等小学之所以能“一夜之间”成为清季学堂乐歌活动推广的样板与典型，沈心工被时人公认为学堂乐歌“开山”之人，却是与维新派朝廷大员有一定的关系。1903年沈心工回国后，很快就接替其同学之职，入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担任教职。与此同时，他还在同班同学吴馨创办的务本女塾学校义务任职。此时，务本女塾的学生虽少，但皆是满族贵族。日后，沈心工与满族高层贵族攀上交情，或许跟他在务本女塾的经历有关。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这种人脉关系的建立究竟是沈心工有意为之，还是顺水推舟，目前没有史料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1904年1月25日，溥仪族兄溥伦亲王致信盛宣怀，希望南洋公学公派时任高等小学堂教习的沈心工前往日本⑫，学习高等师范兼习学校应用之音乐，肯定是通过非同一般的中间人推荐，沈氏才能进入溥纶的视野。这种推荐，在当时并无不妥，乃是时人共习，似乎进入民国，此风依旧。它一方面反应了清季青年谋事的时趋所在，另一方面亦在相当程度上提示今人注意，沈氏属于稳健的趋新一路，跟溥纶等观念相一致。不过，由盛氏的日后反应推测，此时沈心工在盛氏看来，还未展现出被盛氏认可的能力，名不见经传的沈心工还需要再次证明，证明自己的才华能力与溥纶赏识相匹配，值得盛氏领了溥纶的人情推荐其为公费留学生。沈心工从日本归来，还不到一年时间，沈心工就能攀上了皇亲国戚的交情，到从另外一面揭示出清季新音乐人在新旧交替社会中曲折反复的人生面相。

虽然，历史后来还是给了沈氏证明自己才华的机会与舞台，沈氏证明自己的最好材料就是乐歌教学、创作以及弹奏风琴等为标识的新文化。不过，这些能力在注重实业的盛氏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或许因此之故，对于溥纶的推荐，盛宣怀似乎并未特别上心。虽然盛氏在回复溥纶的信函中极力称赞沈心工乃可造之材，但不知何故盛以经费问题为借口，婉拒了溥纶为沈说情公费留学一事，致使沈心工并未如愿再次赴日留学，学习音乐。其实，以经费问题未能使沈公费赴日留学，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借口，但这个借口也许足以使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溥纶相信，盛宣怀还是给他面子的，只不过盛有自己的难处，一时半会难以有充裕的银子资助沈心工赴日留学，学习师范。

啰嗦一句，银子之所以并不是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其它方面，不过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因史料关系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经费的问题。根据目前所知的史料，我们知道早在南洋公学师范院创建之时，师范院学生每月都有六两以上的津贴，兼职做本校外院教员的学生，在津贴之外，每月还另有薪金40两。而当时留日学费，“最廉者每年约日银二百五十元至三百元，自费前往，负担亦不致太重”，与“留学西洋每名岁需银一千五百两左右”⑬相比，赴日留学，学费异常便宜。况且当时的日银与中国白银并不等价，中国的白银1两相当于日元1.4元，留学生拿中国白银到日本消费，自然十分合算。另外，当时日本生活费不高，与中国一般城市相当，赴日留学的官费学生每月官费金额，因各省经济有别，低的二十几元，最高也不过三十六元，这个数额在日本留学就足够学费与生活开销了。说实话，公费官费每月金额还比不上南洋公学师范院学生兼职的薪金高。所以，南洋公学兼职教员，只需要拿出不到半年的薪金，就可以轻松东渡日本自费留学。盛宣怀没有派沈心工公费留学，以经费问题为由拖延，显然是出于其它原因。

但是，正应一句俗话，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早作准备的人。不久，随着时事变化，随着江苏巡抚浭阳尚书的介入，沈心工虽未实现以公费生留学日本的愿望，却因此而意外地暴得大名，一时成为学堂乐歌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标杆性人物。

江苏巡抚浭阳尚书，即端方，清廷最后十年间最有名且富有才华的满族高官之一，他于清季诸多事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04夏（光绪三十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力推新政，兴办教育，颇得时论。例如1906年1月28日，《申报》一篇题为《敬告新苏抚》一文就称“端署苏抚时，以兴学为要于他项新政，故凡所筹派游学、广学堂等经费，皆于无可筹画中勉力提拔，是以学务骤兴。”[32]认可端方在江苏一任，竭力兴学，1904年之后，江苏才会“学务骤兴”。

光绪三十二年仲春（1906年），陈懋治回忆苏申两地学堂乐歌的发展历史时，更是认为学堂乐歌近年来之所以蓬勃发展，就是端方积极支持的结果。他的回忆，记录了苏申学堂乐歌之勃兴因机遇巧合之情形，看似偶然，却有某种历史必然，颇有中国特色。虽寥寥数语，就能概括人物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十分精彩，兹照录于下：

“甲辰浭阳尚书来抚苏道申莅小学，闻诸生歌，亟加赞赏。于是当事者又以为学校当有乐歌，而公学俨然负开山之功矣。”[1]（P124）

此则史料，可以澄清如下问题：第一，苏申地区学堂乐歌之勃兴的直接缘由，是浭阳尚书端方视察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听学生歌唱乐歌，亟加赞赏。苏申各地方长官闻此讯息，于是态度一变，一改从前对乐歌之态度，以为乐歌教育具有时代性，是解决苏申地区目前学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于是遵照端方“最高指示”，用地方行政权力强力推行乐歌，要求学校必须开设乐歌课程。第二，南洋公学是苏申区域公办新式学堂乐歌开展最好的，也是开展最早的学校。第三，说明清季学堂乐歌的勃兴，与1901年秋颁发了施行新政、奖励留学的上谕密切相关，“把人送出去”，施行新政，开始成为清季社会主流的观念。第四，由此可推演清季学堂乐歌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在东南沿海某些区域，可能与地方主政官的观念具有某种相关性，地方主政官的观念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学堂乐歌的发展。

端方作为清季最有才干的满族大臣，在各地兴办新学时，在积极推行包括乐歌在内的新知教育同时，也始终在考虑如何维护清廷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端方清楚地知道清廷不兴新学之弊，也清楚知道新学兴办后以及发展的结果，即随着新学数量的扩大，新学教育的深入，肯定会出现大量损害清廷根本利益的学生，这些学生若有抱成一团的愿望，意味着迟早要终结满清王朝的统治。端方在满清最后十年，做了两件影响未来中国的大事，一是极力推动清廷的立宪，二是重视对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即通过利诱，给留学生甜头，在留学生内部培养奸细，来监视留学生。他的这种离间或反间做法，经常让满汉或汉族学生内部互斗，甚至制造革命党同志之间的怀疑和伤害，堪称近代史上革命斗争的重要遗产和著名发明之一。⑭

五、结语

笔者在研读中，深感对清季学堂乐歌的研究已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即在革命史学的影响下，将学堂乐歌放置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标准维度中进行审察，一方面在唱盛其推动新音乐的“推新”作用同时，却又将包括简谱教学、集体歌唱等技术视为学堂乐歌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历史贡献，而忽视学堂乐歌实为思想、制度文化的产物与其历史价值，自然也无法阐明其蕴含的某种文化悲剧性的命运。学堂乐歌看似悲剧性的命运，却是近代制度文化自救的一个缩影，它勃兴于清季，进入民国后，因制度之变，又迅速衰落。今天，如果把时间上溯两个甲子，那个时候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久，不少知识人在经历过痛苦挣扎后，开始主动与过去洋务运动的观念划清界限，积极主动地向日本学习，欲以此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就音乐教育而言，这个转变过程，我们到底是改弦更张，还是以吾国之现象证西儒之说，还是运用中西合璧之法，以创造中国民族新音乐，国人至今似乎也未找到圆满的解法。

让我们暂停这个沉重的话题，还是回到1903年前后的南洋公学，观察其时学校的学堂乐歌课程。课程正式开设后，善歌善教的沈心工博得了学生们的欢迎，也给陈懋治深刻的印象。不过，随着陈懋治对乐歌课程与教学的了解，在他看来，沈心工的优长还不仅表现于此，而更在于沈氏所作乐歌与其时同类作品相比较，适合小学教育实际，切合中国当下氛围，极富中国特色。用陈懋治的话说，就是它有“即小见大，激发志气，将使髫龀之年，熟夫合群爱国之义焉。曩吾尝见李氏小学弦歌矣，皆集古近体诗之与修身有关系者，惟文人著述，非妇孺能解，于小学教育未有合也。君此编犹李氏之思，而视李氏所集殆过之。吾知风行海内必视甲辰诸作，尤为教育家所欢迎矣。记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如君者所谓善教善歌者欤？”[33]（P155）

陈懋治笔下的这个李氏，即著名的音乐家李叔同，李氏后来也是以善教善歌且善作乐歌名扬天下。沈与李这两个看似观念不同的人，其“志在改良社会，而今日急务尤莫先于德育”[33]（P155）的认识上，却高度一致。不过，他们的教育价值观念，似于当下音乐教育的价值追求相去不远，这究竟是今人的回看和解读出了问题，还是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一时难以评说。

注：本文使用的一些材料与复印件，来自浙江的李合洲先生、上海的冯忠毅先生、台湾的徐璞石先生。在此感谢。

注释：

①比如至今还有“沈心工，上海人，学校音乐教育家，乐歌作家。1896年考入新办的南洋公学师范班。1901年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师”的说法。我查阅资料，这个说法是出自张静蔚《论学堂乐歌》（载于《触摸历史·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27页）。根据目前的研究与认识，若苛刻一些讲，这段文字每句都有技术错误。这些错误在作者即将退休前的文集里依旧没有得到更正，我猜测可能是技术原因所致。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凡是本文涉及对先前研究所作的评论和批评，都仅是出于学术需要，从学术角度，而非其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始终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最能恰当地表示我对先前研究者的最大敬意。

②把近代中国称作为“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梁氏预测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全盘转化。详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7-30页。

③“经生副业”，原本是梁启超概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时描述清以来乐律的研究已成“经生副业”，本文这里引申指士人生活中具备的相关音乐技艺，如填词鼓琴唱曲等。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舒衡哲：《五四运动新探：在民族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中华民国》第12卷第1期（1986年11月），第24页，转引自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79页。这段话我还在瞿骏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2017，第71页）读到过。据瞿俊先生文章注释可知，瞿俊先生因未见原刊，担心这段话中文翻译不准确，还曾就此请教过舒衡哲先生。舒衡哲认为译文准确地表达了她的意见。我撰写此文时正逢家中有亲友在台湾求学，请他复印，方得见原刊。

⑤康有为代笔的《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原件，很遗憾我至今未曾见到过。此处引用的文字来自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⑥清季把中西文化交流称之为交通，而非今日所说的运输交通之意。

⑦清季时人参观西国学校音乐教育，聆听学校歌声，常遥想我中国古昔盛时弦诵鼓歌之盛，以至于三代。认为音乐是精神教育的要件，不可或缺。参见陈懋治《小学唱歌教授法》序，转引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第123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⑧《前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载《选报》，第30期，1902-10-02。转引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由于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86页）曾说“壬寅陶模督粤，派吴敬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学习速成法证，以一年为期。”可能音乐史学者采用的是冯自由的说法。桑兵教授、研究发现此说与吴稚晖自说不同，他根据报刊以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题名录等史料，发现是学者将吴稚晖与胡汉民、吴稚晖二人东渡混为一谈。实际上二人在国内行走与东渡线路与东渡时间是不同的。

⑨《选报》第21期，1902-7-05。转引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笔者所见乃桑兵教授的文章中引用文字，我因各种缘故，无缘查阅到《选报》。

⑩关于成城学校事件，可参与这两本著作，桑兵教授是用中文材料撰写的，而严安生教授则是采用中日文献并用日文进行写作，此书在日本出版发行，后转译成汉语。详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45-14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第3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⑪笔者查阅国内研究吴氏的著作以及相关史料，未发现吴稚晖1901年至1902年间在南洋公学任职的文字记录。吴本人也曾对这段时间他的活动去向有过文字说明，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第170-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⑫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026358号，第六页，参见谷玉梅《沈心工年谱》补订，载于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2010年第2期，26页。因档案查阅困难，我未见二人关于沈心工留学事的通信原件。笔者于2018年12月3日委托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外甥冯忠毅前去包玉刚图书馆一楼历史军事阅览室中文图书部分，借阅《盛宣怀年谱长编》（索书号K825.3116-3V.2），并复印其下册第631至857页，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盛氏往来信函摘要，未看到1904年1月25日溥仪族兄溥纶亲王致信盛宣怀，也未见到1904年至1906年间盛宣怀与溥纶通信的记载。似二人通信该书未收录。另谷玉梅《〈沈心工年谱〉补订》称1905年2月8日张美祤呈请盛宣怀批复派陈懋治、沈心工到日本学习函件，《盛宣怀年谱长编》未收录。

⑬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年，第5页。原刊我未查阅到。此处转引文字来自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第3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⑭端方不仅收买留学生作奸细，而且还主动教育满族留学生提高警惕，对外界保持警惕，关注留学生动向。1903年9月《江苏》第六期《黠哉端方之告谕满族学生》一文披露，说端方教导满足学生说，“当今之世界新报故不可不阅，而留学生所出之杂志，尤不可不看。看愈多，则留学生排满之方法可以透彻，而吾可以思抵制之计”。详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陈其美之革命运动”，第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