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荣

最早披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记者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军舰的掩护下在金山卫登陆；9日，上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1月29日，日军陷常州、宜兴，并进犯江阴要塞，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一批美国记者留在南京城中采访战况。其中活跃的有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合众社的爱泼斯坦、《纽约时报》的窦登、《芝加哥日报》的史蒂尔等人。12月上旬，南京城郊炮声隆隆，日军已逼近郊区，《纽约时报》记者窦登开着汽车出中华门，前往中国军队布防的牛首山阵地了解战况，采访官兵。当日军的大炮轰击南京城时，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还冒着生命危险，驱车开出中山门，在明孝陵的附近观察敌情。当中国军队抵抗失败后，日军在南京城里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杀人比赛。12月18日，《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消息由该报特派记者蒂尔曼.坦丁发出。当时他正在南京城内，亲眼看见日军将俘虏们50个人编成一个小队，用绳子反缚双手，赶到长江边，在吐着火舌的机枪扫射下，俘虏们横七竖八地死去。之后，一队俘虏，又一队俘虏，命运都是一样的。一天之内，坦丁几次目睹了日军惨杀俘虏的场面，他震惊，愤怒，只觉得内心有一团怒火，当即奋笔疾书，将日军屠城血证写了一篇详细的报道。当时的南京城，已是鬼蜮的世界，日军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坦丁驾车出了城准备前往上海发电讯，但被日军横加阻拦；他冒着生命危险，改道芜湖，千辛万苦辗转到了武汉，向《纽约时报》发出了电讯。这样，第一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报道终于问世。全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接着，又一批报道和照片相继问世。

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披露这一暴行的是几位西方记者。日本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有《纽约时报》的都亭、《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路透社的史密斯、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他们是12月15日离开南京的。当他们在南京时，日军禁止他们拍发电报，禁止将照片携带出境，竭力阻止日军暴行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向世界作了报道。如12月17日都亭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市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第二天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2日，他又在上海发出航空信，《南京侵略军枪杀2万人，日军集体屠杀，包括一般市民，死者3万3千人。征服者放荡无羁，为所欲为，暴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憎恨》，于1938年1月9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15日（迟发）斯蒂尔从南京拍发的消息《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拍发的消息《日军杀害俘虏、老百姓和妇女儿童》。这几位记者没有看到日军暴行的全过程。但是，他们目睹的最初几天的情况，就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了。都亭在报道中形容说：“好像是遥远的过去野蛮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那样。”

那么，有没有看到全过程的外国人呢？有，在日本暴行期间始终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茨和社会学教授史密斯，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雷伯等等。他们在南京组织了国际委员会，成立了难民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可以有一个避难的处所。他们还在整个日军暴行期间，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了抗议。这些记录、抗议，以及他们给在上海的家属和朋友叙述日军暴行的书信，1938年3月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特派员田伯烈编辑成书，题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中国也于同年7月以书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了中译本。日文译本也于同年在中国出版。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指出：“日本受着军阀和财阀的联防统治，议会毫无力量，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宪法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大权，如有人想对宪法应加以修改，就是大逆不道。1937年12月间和1938年2月间，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以及左派议员两人，因‘散播反战言论’，先后被捕入狱。”（【澳】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南京图书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的日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则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他仍然十分愁苦烦恼，说：“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记者还得要作虚伪的报道，鼓吹‘皇军’、‘圣战’，使我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感到绝望，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想要摔掉笔杆子，回日本去算了。”（徐志耕主编：《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到1938年1月至2月，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连当时担任日本殖民地朝鲜总督的将军南次郎，战后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曾在报纸上看到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当时日本的同盟国德国驻南京的代表也向本国政府报告说：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时，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平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第二年3月8日，他还看到“在郊外的下关港漂着大屠杀造成的约3万具尸体”。这一原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书，已于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被发现，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即达200页。

1937年10月，大批美国记者由上海到南京采访战况。其中有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合众社的爱泼斯坦、《纽约时报》的窦登、《芝加哥日报》的史蒂尔等。12月，日寇进攻南京时，麦克丹尼驶车至明孝陵附近转回城内，观察战况；窦登等驾车出中华门到牛首山阵地采访。当日寇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史蒂尔目击并记录了大屠杀的惨状。

震惊中外的揭露日军侵占南京施行大屠杀暴行的拉贝日记

拉贝于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那时他才26岁。他先在北京的一家德国汉堡公司工作，1911年转到设在北京的西门子洋行办事处任职。此后他一直居住在中国，除短期回过几次国以外，到他最后归国，在中国生活达30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局势十分紧张。当时的拉贝已在南京的西门子洋行办事处任职。9月底，上海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致信拉贝，告诉他，总部对他的安全非常担心，请他自己考虑采取一切对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包括离开南京。但拉贝选择留在南京。

鉴于这种危急的形势，11月19日，居住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经过磋商，决定参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设立难民收容所的先例，在南京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他们给这个机构起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22日，拉贝被大家推选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第二天，他度过了自己55岁生日。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拉贝开始上任工作。“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机关设在宁海路5号一栋花园式的别墅里。这原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私人住宅，它成了拉贝此后3个月的办公地点。

拉贝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十分愤慨。从1937年9月20日起，拉贝开始记“战时日记”，直至1938年2月23日他离开南京，每天都详细地将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一桩桩记录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目睹这些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但是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暴的罪行是不能沉默的”，“日本人在这里造成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日军的暴行“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立了一根耻辱柱”。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拉贝最主要的努力是为保障“安全区”难民的生命安全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为了保护难民的生命安全，他不时地抛头露面，与日军头目和日本驻华使馆交涉，要求日军不伤害中国难民。在日本大使馆里，他以“发言人”的角色发表声明，控诉日军。他直接找到松井石根，向这个指挥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提出维持正常秩序的要求。他将日军的暴行整理出一份份的报告，送交日本领事馆，抗议日军残害中国难民的暴行。拉贝为自己留在南京能够起到一点保护难民安全的作用而感到欣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拉贝最头痛的事情是难民的安置。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辟出了25个地方成立了难民收容所，尽最大的力量安置大批涌入“安全区”的中国人。拉贝还不嫌难民们污垢满身、衣破鞋烂，让他们住进自己的家中。他的住所里，曾收留了600名中国难民。

拉贝为解决“安全区”的财政问题，四处寻求支持。一方面不断与西迁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机构，与外国联系。经过他的努力，得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英国市长基金会、西雅图中国俱乐部等的捐助。

拉贝还为解决水、电的供应亲自奔走。日军攻占南京后，一度断水、停电。拉贝亲自与日方几经交涉，并不惜冒着危险，自己带着人到下关发电厂察看。为了尽快修理好被战争毁坏了的发电机组，拉贝还想方设法，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来了40多名修理工前去帮助检修，使供电得到保证。

拉贝操心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不仅操心难民的安置，操心水、电、煤的供应，甚至连难民们吃喝拉撒的事情都要管。南京陷落前，拉贝就在日记中写道：“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准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我们要考虑有医生、护理人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安葬、警察”。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托人传达口信，表示对拉贝和他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做工作的谢意。

1938年1月31日，春节到了。在此悲惨的大屠杀期间，难民们没有忘记向拉贝贺新年。他的院子里挤满了中国人，人们燃放起鞭炮，向拉贝献上了一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几个字。2月中旬，当人们听到拉贝要离开南京的消息时，非常伤心。难民中的许多姑娘和妇女围在拉贝住宅大门口，要求他答应不离开南京，不要丢下她们不管。她们跪在地上，哭着叫着，拉着拉贝衣服后摆不放。此情此景，拉贝感到很难过。但是，他又不能不服从他的上级的安排。

2月21日，拉贝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他召开的告别宴会上说了一番动情的话，他向所有在南京特殊时期曾经给了他帮助的外国人、中国人表示感谢，最后，拉贝说：“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23日，拉贝坐上英国炮舰“蜜蜂”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在那里，他才与分别了半年之久的妻子多拉团聚。3月16日，他们夫妇奉命回国，从此就没有再来过中国。

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纪录片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还避开日军的耳目，拍摄了日军暴行的纪录片，1938年初将胶片秘密带出南京，复制了4套，一套带回美国，一套交给当时的德国外交官罗森，一套送给了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吉牧师的这部纪录片，已于1991年8月在纽约发现。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重现的消息，立即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报刊的特大新闻，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电视台纷纷在黄金时间放映了这部影片。1992年，著名美籍华人导演王彼得制作了一部名为《马吉的见证》电视片，在亚洲和美洲的一些电视台播出。

美国传教士马吉拍摄的16毫米电影胶片最为珍贵，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惟一现场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他冒险拍摄日军暴行，当时马吉还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带着一架“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影机，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了8卷胶片，这些真实的档案记录至今仍收藏在美国国会档案馆。胶片被带往美国后，重新进行了编辑加工，并以“中国被入侵”为名制作了数部拷贝，分送美国各教堂和一些政府机构放映。

美国《生活》杂志在1938年5月16日刊登了10幅剪辑自该电影的画面，影片的一些片断也被用于“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片中弗兰克.库柏编导的《中国的战争》，这部电影在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时曾在励志社会堂连续公映过。1946年马吉应邀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作证。

1938年2月10日，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将美国传教士马吉拍摄的胶片内容的记录资料送往柏林。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拷贝共有13本，全长37分钟，附有十分有价值的镜头说明目录。拍摄时间是从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4月。其中第1—4本胶片摄于1938年1月10日前；第5—10本胶片摄于1938年2—3月，这两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11—13本胶片摄于1938年4月，主要是反映难民营内的宗教活动。马吉在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中说，他所拍摄的影片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

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贝德士文献》

199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前夕，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举世瞩目的讯息：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贝德士文献》被发现。据称，这份资料是迄今数量最大、最完整的也是向外界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极其重要的原始文件。

《贝德士文献》的主人公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1920年7月，23岁的贝德士获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后被美国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遣来到中国，并长期执教于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

南京沦陷前后，他与金大社会学系史密斯教授，以及校外人士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费吴生、马约翰等20多位外籍非官方人士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也是这个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到南京守护校产。他历尽千辛万苦，穿过日军战线重返南京。校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

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本军队蜂拥入城，一场世所罕见的屠杀与浩劫开始了。目睹日军违反国际法的种种兽行，贝德士悲愤交加，他在金大九个难民收容所来回巡视，进行调查，逐一记下日军的暴行，并形成信件递交日本使馆抗议。贝德士在信中一针见血指出，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栋房子会安全，要求日方迅速采取行政整治目前局面。

尽管贝德士每天都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南京的黑暗局势并没有得到改善，在恶劣的环境中，贝德士仍尽心尽力地做着救援工作。由于日军疯狂杀人，难民不敢出门，贝德士便亲自护送，把伙食送进难民营。为节约粮食，贝德士甚至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将主食由面包改为稀饭，与难民同甘共苦。更为艰苦的是，为了防止日军强奸妇女，贝德士和里格斯、史迈士等美籍教授，日夜轮番值班，贝德士经常彻夜不眠，以随时保护逃难的妇女。后来，日军为找中国姑娘充当慰安妇，厚颜无耻地到金大“借人”，被贝德士严词拒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德士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了一批特殊的的难民———中国军官。在南京失守时，一些中国将领（如廖耀湘、邱清泉、金诵盘等人）也退入安全区避难，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的原则和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把他们掩护起来。这批人中的大部分安排在金陵大学，贝德士为保护他们，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因为这些难民一旦被日军发现，不但性命难保，而且会授日方以口实，给安全区工作带来更多麻烦。贝德士小心谨慎，把他们藏到不易发现的地下室或大楼顶层密室，并亲自管理。这项如履薄冰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最后这批军官逃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捕，顺利脱险，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救助难民的工作中，贝德士本人也多次面对日本兵紧扣扳机的手枪。对这一切，贝德士无怨无悔，他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的问题早就得到了回答。基督教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

为了打听到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后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向大使馆递交国书他们的抗议、呼吁和逐日记录日军暴行的表格。德国人拉贝和费吴生每天写日军暴行日记，史密斯教授和马约翰还拍摄了许多日军暴行的照片。而贝德士以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当时就作了大量实录与对外报道，并收集保存了各种极其宝贵的文字资料。由于贝德士先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始至终的组织者、承担者以及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他将国际委员会极其宝贵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保存下来。

1938年1月10日，贝德士通过一艘美国海军驶向汉口的拖船带出一封密信，这封信是被复印并秘密送出去的。信一开头就说明“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毫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接着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近一个月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这封信后来被送到许多中外人士手中，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2月14日的日记中有下述记载：“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可见贝德士信件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贝德士在1938年4月12日从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说得很清楚：“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J.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他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的陈述中国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为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发展，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该书还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中包括许多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日叙述过去几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况的信。“该书还引用了费吴生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登载了马约翰关于日军暴行的几张照片。

贝德士还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合作，向他提供了大量资料和信件，后者于1938年3月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Modern Age Books，1938)一书。1938 年7月，杨明译的中文本为《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贝德士直接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并审阅了全部文稿，出于安全原因而略去了名字。这本书从留京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出发，全面真实地揭露了大屠杀的真相，是最早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史料集。以后此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美国有一位名叫麦金的牧师，误信日本的虚伪宣传，冒然给《纽约时报》去信，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故事。贝德士为正视听，立即写信给麦金，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希望麦金“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报纸的任何错误信息”。

日本当局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的同时，加强了对西方人士行动的管制。他们警告贝德士等人，若再进行“恶意宣传”，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但贝德士不予理睬，继续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大大激怒了日本当局。他们多次对贝德士进行恫吓，指控他“反日”、“居心叵测”、“有精神病”，并发动其御用报纸《新申报》编造谎言，对贝德士本人和金陵大学进行攻击。对这些，贝德士毫不屈服，他在信中强调：“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我不相信怯弱会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地承担其后果。”

1945年8月28日美军开始占领日本时，距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周。这段时间内，东京尚未被炸毁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销毁各种绝密文件。1939—1945年裕仁天皇在宫中主持帝国大本营的记录，全部焚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秘密警察的档案绝大部分付之一炬。这项有计划的销毁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罪证的活动，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国际审判预作布置。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侵华日军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以及共犯前首相广田宏毅、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等人，为严惩这些刽子手，中方将特邀贝德士这位当年的国际委员会委员出庭作证。

7月29日，贝德士来到东京法庭。在宣誓之后，贝德士以确凿的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的残暴兽行，使大屠杀的事实铁证如山，难以抵赖。继而，法庭斗争的焦点转向了甲级战犯松井、广田、武藤等人的责任问题。史实表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整个部队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是在松井“发扬武威摄服中国”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松井、武藤等人在法庭上假装糊涂，他们的律师则极力把它说成是士兵的自发行动，或下级指挥官约束不力，与列为甲级战犯的被告无涉。

为证明松井、广田等被告对南京大屠杀确实知情而未切实制止（且不说是纵容或指使），贝德士提出了大量有力证据。他指出，国际委员会在6周多时间内送交大使馆的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日本兵恶行的案件，而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暴行报告前往日本使馆，同使馆官员讨论，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了东京。显然，广田、松井、武腾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

为给战犯以不知情为借口推脱罪责，美籍律师洛根跳出来，借诘问证人的机会，企图诱使贝德士承认业已送交东京的报告仅仅是传闻。洛根诘问贝德士是否看过使馆递交东京的报告，贝德士承认没有。洛根欣喜若狂，以为贝德士已陷入了他预设的陷阱，于是进一步咄咄逼人地逼问。下面是两人的对话。

问：“那么，贝德士先生，你没有看过那些报告，我认为，你不知道你的资讯是谁送往东京的，对吗？”

答：“我曾看过驻东京大使格雷先生致南京美国大使馆的信，他非常详细地谈到这些报告，并且提到格雷先生与外务省官员，包括广田先生，在会谈中曾讨论这些报告。”

问：“我要求充分回答，报告应直接解答我的问题。”

答：“我很愿意为你提供更多来自日本方面的有关此事的证据。”

洛根原本是要诱使贝德士承认不知道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是谁送交东京的，借此否定贝德士证据的真实性，但贝德士洞悉其奸，直截了当地指出广田不但知情而且与美国大使讨论过，并愿意提供更多证据来证明广田、松井等人确实知情。

贝德士的回答使洛根目瞪口呆，法庭也为之一惊，被告席上的松井脸色苍白，汗流满面；广田则像触电似的肌肉痉挛，直挺挺地坐在座位上。他们感到至少已难逃“共谋”的罪责。

贝德士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坐实了松井、广田、武藤等人的罪责。尽管松井后来百般狡辩，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看过有关日军暴行的备忘录，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方法来改善南京的情况。

贝德士于1950年离开中国时将这些档案文献连同1946年7月他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记录副本和有关此次审判的报导悉数带回美国，后以《贝德士文献》案卷珍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档案记录。是迄今批量最大、最完整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始文献，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贝德士于1978年去世。

拉贝和费吴生都翔实地记有日军暴行日记。1996年《拉贝日记》才出版。史密斯教授编写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并附有当时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是极其珍贵的“证据”。但是，这些珍贵史料都是大屠杀之后才出版的。现在查有实据的贝德士于1938年1月10日信函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先向外界揭露其真相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贝德士在这封信函中说：“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的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

南京大屠杀亲历档案——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是继《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后，又一部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档案材料。拉贝是一位德国人，其日记以保持原始档案史料价值见长；东史郎是一位原日军士兵，是作为加害者一方的日记；而魏特琳则作为一位美国女教授、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南京女性难民心目中的“活菩萨”。魏特琳身后留下了一部《魏特琳日记》。其中在1937——1941年期间的日记，约占其全部日记的十分之一，详细记载了她在当时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及在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这部日记以及她在当时写的一些报告与文章，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这些日记、报告与文章等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最近重见天日，立即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她1912年来中国，先任安徽合肥三青女子中学校长，了解到中国妇女受教育最少，苦难也最深，因而她决定投身到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中去。魏特琳还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华群。1919年应金陵女子大学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在校长休假之年，曾代理过校长。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事，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室的斯茉莉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兵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为管理和照顾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华群为该会的会员，金女院被国际委员会指派为安全区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华群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

1937年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烧杀。

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不是士兵。”

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她。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她们，给她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营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有许多晚上，魏特琳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现在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临终前仍然说：“我有两个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她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汉字：“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