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

（上接第6期第35页）

古时大鼓楼外，属郊野地界。我省已故地方文史专家李瑞先生 (1928-2006)，自幼居住在灵光街，他在题为“盘龙区话旧”的文章里写道：早年大鼓楼“楼下有栅门，每晚二更天即关闭。过去昆明城厢多此类阁楼和栅子，每晚皆关闭，用以防盗贼及野兽。盖早前野物如豹子、豺狼等，夜间近郊即有若不设栅栏，可窜至街头伤及人畜。笔者幼时犹见关栅子之举。”大鼓楼厅堂设置大供桌，供奉玉皇、斗母、天尊神灵。众多香客顺着东侧木梯登临楼堂，肃穆的大堂内，香炉铭鼎依次排列。祭拜人流纷至沓来，香火终日缭绕，人们虔诚求神赐福，祈望年年岁岁，国泰民安，家园繁荣。据李瑞先生回忆，大鼓楼上曾经置有“铜铸道教神像十余尊，每尊高约70公分。抗战时日机轰炸昆明频繁，当地士绅决定将铜像交由我父亲带往金殿疏散处保管。另外还有小东门外洞经会之打击乐器和一套滇剧锣鼓。由于我家在金殿租住的房子较小，便将这些东西另租隔壁一间耳楼堆放，不料那家失火，房屋化为灰烬，所有寄存物也成为一堆废铜。”有几位老前辈曾看见过这些铜铸道教神像，称赞造型儒雅，工艺精致，引人观瞻。至于这些神像究竟何时、由何人打造，已不得而知。

抗战前夕1934年，省城首条环城马路建成通车。这条道路之北段(老环城北路)，起自穿心鼓楼，至茭瓜塘畔(今云南军区大门口)，婉而折向西面，恰好从大鼓楼北横穿而过，由螃蟹桥跨越盘龙江，经一窝羊、乌龟碑、商山寺、三分寺等地，通往西站。此前漫长的年代里，大鼓楼下的青色石板道上，只见叮叮当当、悠缓而过的马帮，还有嘎吱嘎吱作响的牛车、马车……而今楼傍大道上，汽车隆隆，喇叭阵阵，不时与马匹嘶鸣声，清脆的马蹄声、铃声相互交织。

“七·七”事变后，昆明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战略重镇和交通枢纽，国民政府在昆滇加紧构筑对外对内大通道。1938年12月25日，隆冬时节的一个早晨，“滇缅叙昆铁路联合开工典礼”，在大鼓楼外火车北站(时称昆明总站)隆重举行。云南省主席龙云、交通部次长曾养甫、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等，亲临工程盛典现场，挥锨铲士奠基。当时，为配合铁路及车站工程上马，赶修了一条从大鼓楼路口至北站的通道。大鼓楼、灵光街一带，因修筑铁路大动脉之历史机遇，顿时异常喧闹，热火朝天，人气鼎沸。一大批铁路和站区建设的办事机构、施工部门纷纷在此挂牌设立，满街可见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施工工人。灵光街头的餐饮、茶铺、商店、旅社以及房屋租赁，出现风生水起，生意红火的景象。

1940年9月，鉴于日军占领越南，妄图进犯滇南，国民政府决定设置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隶属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筹划收回滇越铁路路权。特任命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沈昌为司令，领少将军衔。司令部驻地位于大鼓楼傍青门巷1号别墅(今改建为蓝天宾馆)。沈昌司令旋即从这里发布庄严的通告：中国政府从法越殖民当局接管滇越铁路滇段，并对该段实行军事管制。研究滇越铁路历史和沈昌生平事迹逾20年的和中孚先生指出，“这样，由法国人建造、管理、经营了30年的滇越铁路，在抗战中提前50年回到了祖国怀抱。”此举尤令国人扬眉吐气，奔走相告。让我们铭记沈昌先生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建树的卓越功绩，让我们记住收回滇越铁路的发轫之地青门巷。1941年3月，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暨火车北站开通运营。同时，添建北站至滇越总站即火车南站联络线(环城线)，从而将川滇铁路和滇越铁路连接起来，构成昆明铁路枢纽。因此，与铁路枢纽站和环城马路相毗邻的大鼓楼、灵光街片区，人流、物流空前繁荣，商贸业、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古老的大鼓楼，成为城北交通要道上引人瞩目的地标建筑。

纵观抗战时期，随着环城道路、火车北站相继开通，大鼓楼周边，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驶入快车道。环城马路两廊，工厂林立，仓库、转运站扎堆。青门寺遗址，崛起一幢幢别墅。大鼓楼傍东侧，开设了马记堆店。另有多家马店，分布在灵光街头。鼓楼西侧大院，是一家贸易货栈，在货栈街沿，建盖有一楼一底商铺六间。灵光街东廊，一家名为罗家油坊的老板在此设厂开店。为着适应商务需求，灵光街西厢立起一幢轩敞的灵光大旅馆，系砖木结构楼宅，辟有后花园，中西合璧，环境雅致，商贾云集。还有一些大户人家，也在灵光街头置地建房。李县长的花园住宅楼，庭院开阔，花木扶疏，主体建筑为走马转阁式木结构宅院(今为第十一幼儿园址)。鼓楼北面环城路南廊，兴建了一片商铺楼，楼下经商，楼上开办旅社，客商拥堂。商埠之地大鼓楼，战时辐射范围近及省城东北部山乡，远达滇东北、滇南地区。

街市繁华 乡愁所在

解放初期，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古色古香的大鼓楼及其街坊，兴旺的商贸，热闹的集市，一如既往，甚为繁华。大鼓楼汇聚闹市色彩，充满市井气息，是周边市民的共同归属之所在，是他们难以忘怀的乡愁之所在。

大鼓楼一带，地处城乡结合部，居民多为工人、农民、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街道两廊，平房居多，楼房稀疏，很多商铺形成前店后坊，或者楼下经营楼上居住的格局。条石铺砌的灵光街，街面宽不过五六米，有一段宽仅三米，显得逼仄。但在汽车稀少的年代，此类街坊布局，非常便利街坊邻居相互交往照应，居家购物大多在家门口即可搞定。看石板路上，驮运柴草薪炭的马匹来来往往，提供市民购买，以作为日常生火做饭的燃料。装载农副产品的马车、牛车不时缓缓驶过。当时，因过往车马多，如果环卫工人未及时清除，街道上就会马粪成堆，影响环境卫生、市容观瞻。随后环卫部门作出规定，所有马匹、马车须系上马粪兜，方可入城，以杜绝马粪沿街泼洒。此项规章一经推出，老街市容卫生状况获得很大改观。历经百年风雨和车马的碾压，这条青灰色条石街道，略显凹凸不平，平时显露的是朴实和素面，大雨过后则展现出光洁剔透的气象。

由于紧靠火车北站，灵光街住有众多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五十年代初期，铁路局收购了原先的灵光大旅馆，将其改为铁路职工宿舍大院。每天早晚，大批身着铁路制服的员工，步行往返北站上下班，由大鼓楼下进进出出。此外，街坊上还居住着十多户敷泽村村民，他们起早贪黑，辛勤耕作，晴戴篾帽雨披蓑，肩杆锄头身挑担，或去村里菜园（俗称大菜园）耕耘，或往大鼓楼外田地里劳作。村民堆晒农作物的场地，就在街边地角。这一块块打场，自然也是娃娃们玩乐的场所，他们在场地上嬉戏打闹，做接龙、叠罗汉、躲猫猫等游戏，玩得甚是开心。大鼓楼下，有一位“写字公公”，摆起简陋的桌凳，代客书写信函及申请之类公文。大鼓楼外，常见“算命先生”摆摊，口中念念有词，声称“避邪免灾，有求必应”，为那些心存疑惑、祈求福祉的人们算命测字。每天晚间，灵光街上十多家简朴的茶铺里，灯火通明，坐满喝茶的市民、村民和各方客商，他们聚集一室，休闲、娱乐、会友、洽谈生意。

记得大鼓楼通道两旁厢房，分别开设四间店铺，占尽天时地利。西廊刘记经营烟酒土杂，隔壁张氏专营香蜡纸马；东廊赵家售卖糠秕、包谷之类杂粮，另外一家擅长泡制萝卜、腌菜、米凉虾、木瓜水等小食品。四家小店顾客盈门，生意颇为兴隆。来自东北部山村的农妇村姑，採摘蕨菜、香椿、小白芨、黑蔴叶、花椒叶、棠梨花、苦剌花、杨梅、山林果、皂角米、枸杞尖、灰条菜、荠菜等山茅野菜，还有野山茶花、缅桂花、以及品种繁多的野生菌，聚集大鼓楼傍摊点出售，深受市民青睐，纷纷选购尝鲜。街头巷尾，一个个流动商贩，以悠扬顿挫或高亢的语调，吆喝着叫卖叮叮糖、兰花豆、甜白酒、油豆豉、花生米、卤鸡蛋……

大鼓楼一带，每天均有驮运山货土产的马帮到达，满载农产品的马车扬鞭而至，他们分别在多家货栈、商号卸货交易。前来进货的商家、小贩络绎不绝，人声鼎沸，马匹嘶鸣。产自山野、田园的土产干果和时鲜菜蔬，诸如藜蒿、竹笋、山药、白果、洋芋、青豌豆、青蚕豆、茭瓜、玉米、毛豆等等，从这里流向市区大大小小的菜市场。返程车马，则贩运当地所需的百货、布匹、食盐、食糖、农具、籽种，以及纸马香蜡用品。

灵光街头，服务于远道客商和本地市民日常生活的店铺鳞次栉比，一应俱全，诸如旅店、马店、堆店、茶室、饭馆、饮食摊点，以及土杂店、山货店、烟酒铺、煤炭铺、酱菜铺、纸马铺、五金店、医药店、理发店、裁缝店，等等。至于农具店、兽医店、铁匠铺、木匠铺、棺材铺则集中在老街北段，碾米坊、榨油坊亦开设于此地段，故而米铺、糠铺、香油铺扎堆。开业于三十年代的“林美居”，系灵光街的一家特色餐馆，所烹饪的炒腰花、炒鸡杂、糖醋里脊、宫保鸡丁，脍炙人口。店主杨礼的看家菜还有粉蒸肉、蒸排骨等，享誉小东门外。李华轩开设的煮品店“宝兴园”，擅长面点，滇式饺子皮薄肉嫩，饺掺面、香菇包、豆腐包、青豆包，广受食客推崇。旧时灵光街，曾经是昆明最大的祭祀用品产销地。大鼓楼旁即有数家制作香蜡纸马的作坊，品种繁多，花花绿绿，生意兴隆，且大量销往各州县。其中洪轩家制作的香火，选料优良，做工精细，广受推崇。公私合营之前的罗家油坊，仍在街坊上采用土榨方式加工菜籽油(俗称香油)，以致馨香弥漫，满街飘香。既有香蜡铺，又有榨油坊，这就是早年灵光街这一地段被人们称之为“香灯房”的来由。

潮起潮落 商埠涅槃

1954年前后，我国开始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此同时，为保障粮食市场供需平衡，大力稳定粮食价格，人民政府决定对粮油产销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在此时代背景下，大鼓楼周边的经济体制和商业布局，相应发生很大变动。众多的米铺、油坊及粮油批销商，或关门或转向经营，并关闭粮油交易市场，由国营粮油门市部取而代之，对居民实行定量凭证供应制。对其他行业的个体经营户，经过动员、引导，将他们分散经营的土杂店、烟酒店、餐饮店、酱菜店、百货店等，加以撤并重组，分别组建集体合作商店。这样，沿街林立的商铺，大多被改为居民住宅。从街头至街尾，原有的十多家茶铺，精减为四五家，包括仍在大鼓楼旁开业的曹有年、张记两处合作茶室。

公私合营之后，大鼓楼外数家酿酒作坊，合并为昆明市酿酒厂，所酿造的清酒、玫瑰升酒、玫瑰老卤酒，驰名昆滇。罗家油坊最终停产搬迁，并入穿金路榨油厂，油坊场地改为职工宿舍。马记堆店、苏记马店外迁，改为居民大院。林美居、宝兴园两家餐馆，成为饮食公司的网点，门店得以扩充，经营品种大众化，服务更上层楼。笔者父亲陈子云，1928年从四川乐至县农村流落昆明谋生，经老乡介绍从事餐饮业，从徒工干起，先后在天星酒楼、开文咖啡店、豆蔻饭店、云生园任厨师，1956年公私合营后，担任宝兴园煮品店主任。

记得刚刚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期，昆滇工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增长，城乡物资供应充裕，物价稳定，大鼓楼周边的商铺、集市，供需两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大跃进”后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一度出现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市场萧条的局面……难忘四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滚滚春潮，驱散阴霾和迷雾，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大鼓楼一带、灵光街头，个体、私营经济迅速恢复，各级政府大力扶持，经营服装、百货、餐饮的铺面重新开张迎客，贩卖时鲜蔬菜、水果和土特产的摊点摊位遍地开花。

随着郊县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极积性空前提高，粮食生产持续稳产高产，农村拥有较多的余粮，促使粮食交易市场再度打开，延续四十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停止施行。大鼓楼外一块场地，重新辟为粮油家禽家畜市场，来自远近的农民，或肩挑背负，或用马车、板车装载地产大米，来此出售，人们纷纷前往选购。昆明市民不知吃了多少年的广西米，这是一种双季稻籼米，米粒细长无光泽，食而无味。久违了的本地新米，如今重新摆上广大市民的餐桌，其中就有广受人们追捧的富民米、宜良米，这些粳米，颗粒饱满圆润，口感细腻胶黏。集市上，但见篾笼里的鸡鸭、猪崽活蹦乱跳，雏鸡雏鸭嗷嗷啁鸣，农妇背篓提篮里的禽蛋新鲜诱人……敷泽村村民田氏兄弟，把位于大鼓楼旁边的两处老宅院修整一番，分别开设起红湖旅社和灵光旅社。回顾改革开放之初，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对于搞活城乡经济，繁荣集市贸易，便利市民生活，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成效。

时至今日，古老的大鼓楼荡然无存，尚未改造的灵光街遗留地段，依旧商铺林立。然而，潮起潮落，如今老街的商潮遗韵与往昔繁华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残存老街可能随时面临更新改造，老街市民憧憬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