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丹　杨红星　祖月明

[摘要]族群即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族群的认同与建构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段颖博士的《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的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一书介绍，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角度描述了位于泰国北部的国民党“孤军”流落与生存、形成华人族群的认同与建构以及在泰国文化的适应与信仰等，对于族群的认同与建构研究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族群认同建构；泰国北部；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历史变迁

段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致力于侨乡社会及东南亚华人文化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研究。《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的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是其在中山大学任教中完成的，这本书以生存于泰国清迈省北部的云南人（主要指原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村落及其族群、文化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研究，对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在异域延续、建构其族群认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使人们在族群理论方面更好地理解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从“孤军”、难民到华人族群、再到接受“泰化”的特殊华人族群的认同建构与历史转变。

一、“孤军”的流落与生存

族群即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族群被人文社会科学类等诸学科所青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多为国民党残军的后裔，曲折的坎坷的生存经历以及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这些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在族群研究方面备受关注。

（一）“孤军”的来源与形成

了解到这些落根于泰国的孤军战士，绝大多来自于云南边境县镇，所以这支流落于异域的孤军部队可谓名副其实的“滇军”。这些战士们的背景较为复杂，一是他们本来就属于国民党部队，受台湾当局的支持和影响，继续负隅顽抗的部队；二是由于对新政权的疑惧心理而逃离中国大陆；三是由于战乱，流离失所，贫困不堪，迫于生计而参加部队；四是一些被新政权划为“反革命、土匪、恶霸”的人；五是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对抗、冲突的人，出于自保而加入这支孤军。时局之困难与生存之压力，成就了这支孤军。

（二）“孤军”形成的主要因素

国共内战是“孤军”流落异域的最主要的因素。国民党当局的全线失败，使这支部队流落于缅甸和泰国，受到过缅甸政府的镇压，帮助过泰国政府镇压过叛军，最后泰国政府允许他们定居于泰国，并且获得泰国国籍。他们不断地迂回、斡旋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支部队失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援助，部队的生计成了问题，为此部队曾经组织过马帮、走私过毒品，使得部队可以在异域生存下来。这就具备了这一外来以军队为基础华人群体在泰国形成华人族群的经济条件，虽然这个条件不是那么光彩。族群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纽带和认同意识，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和历史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变动也是影响族群迁移和变动的重要因素。

（三）“孤军”的生存条件

国民党“孤军”获得泰国居留权，生存的权利有了保障。但是长久的生存需要发展生产，通过经济条件的完善来改变生存的条件。定居于泰国以后，这些国民党军队以借土养命的方式在泰北地区建立华人新村，这使得这些飘落于海外的云南人真正有了栖身之所。而新村建设需要极大的费用，这些费用也就来自于新村早期的马帮经营。马帮经营既有私人的，也有军队的，这些给新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新村的建设当中也面临许多的如野兽、塌方、山洪等自然灾害，还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危险，如缅甸政府军、佤邦、坤沙等各种地方武装的侵扰。这些事情使得新村村民逐渐成熟起来，注重依靠群体力量、关系网络运作、发展，并善于沉着应对各种复杂局势，处变不惊，克己勤俭，长于运筹，这对于新村的华人族群生存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成为这些华人族群特征，是这些华人新村成功的关键因素。

（四）“孤军”的发展条件

早期的马帮经营为新村的生存奠定了经济的基础，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孤军”新村的援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61年柏杨先生《异域》一书，才使泰国之“孤军”开始被更多的台湾人所了解，“孤军”居泰身份合法化以后，中国台湾当局委托“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这样一个半官方的组织，自1982年起，展开了对这些泰国北部华人新村援助，而其他零星的民间援助也随之而来。这些外部的因素使得新村的建設有了快速发展，村里有了自己便捷的水利设施和高压电线。村民住上了砖瓦房，有了中文学校，同时开设了农技培训班和手工艺培训班，使得村中居民人人皆有了一技之长，村民的生存问题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就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经济条件的改善必然使得人们考虑精神上的完善，这里的华人仍旧深受着我国传统重教思想的影响，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村子里兴建有华文学校，同时通过不同的合法途径可以到台湾留学，但是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了台湾，而未回归泰北。因为台湾毕竟是华人社会，泰国终究不是一个中国之社会环境，华人之生存还是异常艰难的。从书中深刻感受到，华人族群生存条件恶劣，生活艰难，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在艰险中生存，在自强中磨难，在外力帮助下前进，不屈地顽强地在泰国北部谱写这一生存赞歌。

二、族群的认同与建构

“孤军”族群的认同与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影响因素：

（一）族群统治秩序的建立

族群的生存也不可以缺少统治秩序和文化的纽带，族群的形成不仅仅在历时的建构中得以体现，而且也反映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以及日常生活的表达之中。1997年泰北原“孤军”的难民村被泰国政府正式定为行政村，隶属于国家行政规划，并民选村长、组建村委会以来，新村的行政机制始终处于新老交替（村委会与自治会）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表面上看，冲突的核心是权力争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冲突和矛盾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对社会、群体的整合，族群意识及认同自然也卷入其中，转变亦悄然而生。在本书中我们了解到，新村的权力架构经历了从军队威权统治到村民委员会和自治会治理的转变。新村早期的统治秩序受到军队影响较大，犹如自治会的万会长是新村中的风云人物，但是见到军队里的老长官时，他还是毕恭毕敬的，不敢怠慢。这种“长官意识”影响着孤军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新村中的尊卑秩序浓厚。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成了新村中维持凝聚力和生存秩序的规范和准则，犹如新村中的妇女的声音是很少进入公共领域的，她们对新村的贡献往往被忽略，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还遭到歧视，甚至有些村民还在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可以说新村中的权力秩序是军队的强权政治与传统文化习惯的契合。endprint

（二）对华夏文化的继承

“孤军”的军人及其后代在泰北之地艰難地构建了一个海外华人族群。既为华人，其族群认知和意识以及生活习惯风俗都受着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上继承了华夏文化，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脉络。新村村民也会在农历的大年初一子夜，新村家家户户都会家中祭祀祖先，家庭成员按照长幼顺序依次在祖先的灵位前叩拜，祈求祖先的保佑。长辈们接受晚辈们的叩拜和行礼，然后长辈们为晚辈们发压岁钱。孩子们也会挨家挨户去敲门，此时每户人家都会准备一些红包、糖果，等待孩子们的来访，这叫做“开财门”，谁家的门被敲的次数多，也就预示着新的一年中财运最旺。家家户户在清明节时都要祭祖、扫坟拜墓。端午节时，村民也会去吃粽子，供奉菩萨，但没有公众仪式。中元节时，村民们也会各自在家中设香案迎接亡灵。之后天天祭拜，直到农历七月十五，送祖，敬香献饭，家庭成员依长幼次序向祖先的灵位跪后，将所折纸元宝、纸衣服、冥币等物烧掉，给在阴问的祖先亡灵享用。每逢中秋佳节，外地打工者都赶回家乡，团圆赏月。这些节气风俗可以看出新村村民作为华人仍然保留着华人的文化传统和习惯。但作为泰国人，新村村民也适应了泰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惯，深深地受到泰国本土文化的影响。

（三）对泰国社会的适应

流落于泰北的云南人，作为华人他们继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泰民他们又适应着泰国的社会，在泰北生存。国家权力和政治斗争导致孤军们的流落，又是国家的力量让孤军们有了泰北的栖身之所。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变动可能导致一定新的族群的产生和流变。而新的族群既会保持故有的文明传统，也会适应本地文化的习惯，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想必就是这样了。

三、华人族群中的信仰与适应

从“孤军”族群的认同与建构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族群的认同意识是维系族群生存的重要纽带

孤军们流落于泰国的北部，经过与缅甸政府军、坤沙和佤邦等地方武装斗争，又经历了在异国数不清的其他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困境，最终在泰北定居，形成了以新村形式存在泰北的华人族群，演绎了一个族群产生、发展、壮大的历程。流落于异域，族群的信仰和认同意识是维系族群生存的重要纽带，既然是华人族群，仍旧保持着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统的继承。早期族群信仰中，由于有军队的背景，难免会有军队的信仰和规则在里面。从族群的信仰来看，新村村民早期，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族群的精神信仰和发展的文化准则。不仅中国的传统的伦理纲常及道德规范构成着这些泰北云南人的族群信仰，中华传统节日的保留和发扬，也体现着新村村民的族群认同。

（二）族群的生存要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明习惯

新村村民保持着华人的传统和信仰，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保持着较高的忠诚度，这是新村村民的凝聚力所在。但是在他国之地，族群的生存也需要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明习惯。1914年泰国国王Wachirawat著书《东方犹太人》，认为“中国移民对其种族的忠诚及其种族优越感，阻碍了他们转而效忠于其居留国和被其同化”以来，泰国的华文教育政策一直是泰国官方与华人族群颇有争议的敏感问题，泰国政府规定泰国华文学校的校长必须有泰籍人士担任，每周华文只准教授7个小时。这些政策对华人的族群认同及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终，新村选择了华文和泰文的双语教学。新村华人们选择去适应泰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利于族群的更好生存和延续。新村村民的第三代已经与一般的泰国年轻人无异了。同时在新村泰文学校内也会举行学生歌舞表演，最后清迈省教育部的官员也会来学校主持颂奉皇后的华诞的仪式。村中还会有庆祝游行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也大多是中青年人，这些庆祝活动成为了新村年轻人相互认识、甚至相恋结婚的场所。因此泰国公主节日活动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而庆祝仪式中效忠泰国、效忠泰皇等国家话语、场景的不断宣传、感染，与泰文教育一样，暗含着泰国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造，这一切不断融入新村年轻人的意识之中，逐步强化着他们关于国家的理解、认识及其归属感的形成。这些新村华人们不断适应泰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异域的华人族群不断生存与发展的过程。

（三）共同的历史渊源及民间信仰等“文化语言”构成了族群内部认同的基石

“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造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历史的典故、地方的传说、宗教及民间信仰充分体现了村民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与坚守，而各种祭祀、仪式也表达着他们对天地、伦常、生命、因果、阴阳乃至民间宇宙观的认知与信仰。共同的历史渊源、宗教及民间信仰，这些共同的“文化语言”构成了新村华人族群内部认同的基石，不断地强化着村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使得村民坚守着自己生存的根。在泰国主流社会当中，尤其是对于泰国法定节日的参与则体现了本土化对该华人族群的影响。新村老人们虽认为那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但也强调“人乡随俗”。对于新村从小接受泰文教育的第三代年轻人而言，各种庆祝活动中演奏泰国国歌，强调效忠泰国、效忠泰皇——这些国家仪式建构着新村年轻人们对泰国国家的认同，在这种“共同认同语言”中不断适应着泰国社会，进行着自身本土化的历程。

族群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存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信仰。但是一个族群要在异域生存与发展，必须学会的不断适应当地的主流社会与文化。在这共时的空间中，自身文化和信仰与当地文化和信仰相互交织、融合，使传统在现代和适应中不断延续、再造，也使得族群不断地在适应中生存与发展。从“孤军”到华人族群的发展中，泰国北部的云南人表现出了多重的“身份认同”，正如书中的描述那样，“与泰国上层社会交往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泰国人；与中国台湾方面交往时，他们会强调自己是“国军”后裔；而与我交谈时，他们说我们都是云南人。而且同时他们家中既挂有泰皇泰皇后像，又有孙中山像、蒋介石像。”根据Fredrik Barth关于族群边界理论，一个族群多重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族群坚守自身信仰与不断适应本土文化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族群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演变和发展过程的展现。我认为，一个流落于异域的族群的认同与建构在既要去适应当地社会和文化，也要保持自己所属文化体系的特性，从而在适应中形成自己独有族群认同和建构，成为一个流落于异域的族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