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燕春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华人移民是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华人向外移民不仅是一种超越地域、跨越国界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行为和建构跨国社会场域的动态过程。［1］绝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视家乡为落叶归根的地方，因而与家乡密不可分。他们打开了侨乡通往海外的通道，异域文化也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进入侨乡。自陈达以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只有兼顾移居地和家乡两方面的情况，才能深入研究华人移民的动力机制、认同建构以及对侨乡社会的影响等。［2］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移居海外的华商、华工以及难民就已经通过侨汇、投资等方式接济家乡的亲人、支持家乡公共事业的发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当代，即使在祖籍地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侨乡也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的时候，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也依然在持续发展。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2013年度华侨华人面向中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为71.72亿元，占中国捐赠总额的7.25%。［3］华人移民如此大规模和长时期的慈善捐赠显然已经不能简单用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来解释其捐赠和服务的动力机制。正因如此，本文基于笔者从2015年至2017年对广东侨乡顺德长达两年的民族志研究，试图立足于侨乡来分析华人移民慈善更基本的动力机制和过程。本文首先回顾移民慈善的理论视角，然后介绍顺德作为侨乡，其海外乡亲慈善捐赠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当代海外华侨华人慈善来自海外华人社团和侨乡地方政府的双重动力机制。

一、全球化下的移民慈善：理论回顾

以往的移民研究多关注跨国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等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强调移民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而对移民汇款给移民祖籍地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效应的关注较少。［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移民目的地美国，随着华人、印度人等移民群体在公益慈善领域越来越活跃，他们逐渐成为改变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格局的一种力量，“diaspora philanthropy”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议程，［5］成为指涉移民对原家乡的公益慈善实践的国际通用概念，华侨华人对侨乡的公益慈善也符合这一概念。本文将“diaspora philanthropy”翻译为“移民慈善”，特指海外移民在其祖籍地反哺家乡的慈善实践，以此与国内的本土慈善、跨国的慈善行为及全球慈善等相区别。

按照保拉·约翰逊（Paula D.Johnson）的定义，移民慈善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对家乡保有某种认同，二是捐赠对象在祖籍国，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捐赠。这个定义强调捐赠主体是出于对家乡/祖国的某种认同而为公共利益做出的捐赠。［6］来自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移民慈善指移民基于各种原因向祖籍地做出的旨在改善当下或潜在社会问题和公共利益的捐赠行为。移民的慈善捐赠资源包含两种：一种是金钱，包括个人的、通过基金会或者中介组织的捐款，具有慈善性质的投资等；另外一种是非现金形式的捐赠，包括人力资源、经验、专家以及直接的志愿服务等。［7］在当今世界关于移民慈善的全球图景中，主要涉及的族裔包括犹太人、华人、黎巴嫩人、爱尔兰人、非洲人、印度人和菲律宾人，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实践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8］

作为移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移民慈善发生的动因和动力机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大量的比较研究显示：不同族裔的移民慈善都有复杂而多样的动因动力。移民的历史、在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国际关系、族裔文化与认同、祖籍国的慈善历史与文化及在当代全球经济中的处境等都对移民慈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学者一般认为，当代全球移民捐赠增长迅速的主要动力在于：在扶贫发展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家等新的行为体出现；全球公益慈善的新趋势；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为移民创造了参与祖籍地公共事务的新方向。［9］不过，这样的观点关注的是当代西方，对于研究具有悠久历史的华人移民慈善似乎不足。卡普尔（Nidhi Raj Kapoor）对金砖五国在美国的移民进行的比较研究则表达了对华人移民慈善内在动因主流性的理论观点：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捐赠广泛地受到祖籍国慈善传统的影响，他们以信仰和家庭为基础，捐赠出于情感基础而非策略，大多数海外华人只捐赠给信任的人；而且年轻一代移民捐赠者的慈善观念受到西方慈善模式影响比较深；由于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公益慈善组织了解不多，移民慈善又缺乏多元化的捐赠途径和平台，加之中国慈善捐赠的政策框架和环境尚未形成，这也制约着海外华人对家乡的捐赠。［10］这一研究对于华人移民慈善的动力机制有所揭示，但笔者认为，这类研究仍然是基于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复杂的历史逻辑，仍然显得过于简单。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就不断有华人学者关注境外移民在侨乡慈善实践的微观动力过程。柯群英借用“道义经济”的概念来解释新加坡华人移民为什么感到有责任回馈家乡。［11］而黎相宜和周敏从社会地位补偿的角度，将华人在家乡的慈善行为视作“文化馈赠”，认为这种文化馈赠作为一种策略使海外华人得到社会地位的补偿；［12］张继焦把海外华人的善举与侨汇、投资行为共同归纳为“寻根经济”。［13］显然，“从人类学与华人研究之视角探讨公益慈善，应强调将之置于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分析。”［14］移民慈善不但受祖籍国政策变化和慈善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因侨乡人口的跨国流动而被深深地卷入跨国社会场域之中。不过，这些研究对于华人移民慈善的动力机制仍然缺乏专门的分析，对于卡普尔的观点还缺乏直接的回应。本文通过顺德的民族志个案力图说明，和卡普尔的想法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的侨务政策和地方政府非但不是移民慈善的阻力，反而是移民慈善重要的推动力。而当代华人移民慈善并非只是基于华人传统，依赖于捐赠者的情感和个人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组织化的历史过程。其中，海外华人社团和侨乡地方政府起着关键性的推动和牵拉作用。这种制度化的推拉过程构成了当代华人移民慈善的基本的动力机制。

二、侨乡顺德：一个观察移民慈善的窗口

顺德人海外移民的历史始于15世纪。明代黄萧养起义失败后，大批顺德农民外逃，乘船漂流出海至印度登陆，其后，部分人陆续转至毛里求斯、留尼旺、马达加斯加及南非等地，这是顺德首次大规模海外移民。［15］鸦片战争后至太平洋战争之前，随着中国沿海地带的开放和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兴起，顺德商人开始经由广州、香港及澳门转而向南洋（如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等地）拓展商业网络，大量的普通民众也为了生计赴海外务工，这是顺德第二个大规模移民时期。顺德第三个人口外移的高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顺德人逃离县域，其中很大一部分逃亡港澳及海外。1949年之后，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限制以及作为移民目的地的民族国家开始限制华人入境，顺德人口外移的情况开始逐渐减少。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顺德现居境外的乡亲（包括祖籍顺德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约60万人，各类顺德人的海外（境外）社团近80个，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东南非和东南亚为多，如毛里求斯、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近年，顺德旅外华侨出现向欧美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美国等转移的趋势。［16］

早期须德海外移民往往在移居地建立会馆。诸如马来西亚槟城顺德会馆（1838年）、新加坡南顺会馆（1839年，旧称南顺陈宅，1889年注册时更名）、旧金山顺德行安堂（1858年）、毛里求斯南顺会馆（1859年）、旅港顺德绵远堂（1876年）、马来西亚太平顺德会馆（1896年）、旅港顺德联谊总会（1947年）、马来西亚的雪隆顺德会馆（1949年）等，基本上都是顺德早期的海外移民社团。这些社团大多是以地缘、血缘关系等为天然纽带，并且以同乡、同宗之间的互助、祈神庇护、恤死送终作为团体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对祖籍地家乡的赈济也是这些华人社团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之下，在海外成立了大量的新兴华侨华人社团，成为凝聚海外移民与家乡之间关系的新生力量。

根据2012年普查汇总的统计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十个镇街接受的海外乡亲的捐赠总额均超过5000万元；整个顺德历年接受的海外捐赠总额超过18亿元；登记的侨捐项目1180项，其中侨捐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有26个，500万元～1000万元的项目有31个，100万元～500万元的项目有150个，50万元～100万元的项目有114个，10万元～50万元的项目有377个，10万元以下的项目有482个。①数据来源于《顺德区侨务工作会议》材料汇编，2012年4月24日。华侨华人对家乡的捐赠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家乡贫困而华侨华人富有、华侨华人与家乡之间存在财富落差的情况下。然而，虽然顺德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已成为全国的首富县，到现在也依然是名列全国百强区的前两位，但迄今为止，来自港澳及海外的捐赠却并没有停止，而是方兴未艾。其中的动因和动力机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在笔者看来，顺德移民慈善一方面是由于海外华人社团的推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侨乡地方政府的拉力。

三、海外华人社团的推力

虽然从表面上看，很多祖籍顺德的海外华人的捐赠行为似乎都是个人性的，他们自身也会常常强调捐赠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爱国爱乡的道德情感，地方政府也对此加以肯定。但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很多捐赠受到海外华人社团的组织和影响。这就使他们的捐赠既包括了华人移民个体的自利和利他的需求，也包含着团体的需求。海外华人结社本来是为了促进移民在移居地的扎根和发展，但社团一旦形成，也有加强海外移民的团结和凝聚的目的，因此，它们需要强调海外移民的家乡认同，并通过推动和促进面向家乡的捐赠实践强化这种认同。

华人移民抵达移居地之后，一般会先建立庙宇，然后再围绕着庙宇建立正式的社团组织。因而，早期的海外华人社团往往与庙宇、祭祀空间等有密切的关系。陈志明指出，在华人移民社区中，庙宇并非仅仅是神圣空间，同时也是社区组织的制度化手段。［17］例如，马来西亚槟城顺德会馆是现存最古老的顺德海外移民的社团，创建于1838年，自成立之时起每年春秋二祭定期祭拜顺德总坟（义山），以此来凝聚社群。毛里求斯的顺德移民则围绕关帝庙发展出同乡会馆。［18］这些由海外华人群体建立起来的会馆及社团组织，与其在国内各地移民过程中建立的会馆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和相似性。一方面，这类社团主要表现为由商人领导的同乡会。在早期的移民社会中，这些同乡团体肩负着保护同乡、维护同乡利益的责任。不过，因为权力往往掌握在商人的手中，商人也通过这些社团来控制和支配同乡的移民。另一方面，这类社团还肩负慈善和互助的功能。比如设立坟场、组织同乡祭墓、施棺捡骨、资助贫老邑人返乡等。后来，一些会馆还逐渐成立了专门的善堂，将其慈善功能转移出来。在善堂成立之后，原来由会馆承担的这部分功能就逐渐转由善堂专责处理。这些善堂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拥有稳定的物业、管理制度和机构使其可以长久地存在，直到今天仍继续服务于本邑同胞的身后善事。［19］

在这一类善堂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旧金山顺德行安善堂（以下简称“行安堂”）。行安堂是由顺德籍的华人移民组建的慈善团体，创立于1858年，创立的宗旨是联络乡谊、扶助老疾、捡运遗骸，以谋桑梓福利。在行安堂成立之前，顺德人参与的社团主要是旧金山的三邑会馆，美国最早有记载的华人会馆之一。［20］行安堂建立之后，为求壮大发展，与同期成立的南海福荫堂、番禺昌后堂一起共同组成三邑总会馆，并且通过三邑总会馆积极投入华人社会的各项工作和社会公益事务，成为中华总会馆、东华医院与六山坟场管理处的一份子，成为旧金山华人社区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行安堂于1904年向加州政府注册，最初设四个总理，由顺德同乡中四个有名望的商号（多利、广利、贞祥、永源泰）充认，每半年轮值处理行安堂中的财务，遇要事则召开董事会议事。早期的行安善堂作为东华医院全球运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主要负责顺德籍移民在旧金山的捡骨运棺、打理与当地顺德人总坟相关的事务，服务同乡移民落叶归根的需求。1960年，四商号歇业，行安堂改组订立章程，并登记成为非营利的免税团体，每两年举行一次邑侨大会，选举董事及职员，并定于每年清明节、盂兰盆节及重阳节期间致祭祖先。在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行安堂还分别成立了青年部（1955年）和妇女部（1979年），开展了大量团结服务桑梓的活动。

行安堂积累至今，在旧金山拥有多处物业，这是行安堂得以延续至今并在旧金山及顺德家乡之间开展慈善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像行安堂这样的传统华人慈善组织持续发展下去的动力。因为对于这样的非营利机构而言，如果终止活动，社团的所有的资金将悉数捐给其他的慈善机构。而运作这样的慈善机构，一方面能造福社群，另一方面也能塑造一批社团精英，将其培养成侨领，提升其在祖籍地家乡和居住地的双边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从而有益于他们在两地的发展。

根据早期的章程规定，行安堂每年举办春茗会和大型的周年活动，所有行安堂会员都可以免费参加聚餐。此外，行安堂还组织节日活动，奖励侨生学习中文，组织青年康乐活动，举行郊游及新年、春节庆祝会等。［21］作为行安堂的日常活动，每逢周六日，行安堂在其会所内为会员提供免费下午茶。会员可以免费领到两个面包，奶茶和咖啡则可以任意取用。

行安善堂的活动和服务除了在旧金山敦睦乡谊之外，还与香港及顺德家乡有诸多联系。根据资料记载，随着顺德经济的腾飞，其影响力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行安堂也借助自己在旧金山的政商网络，积极推动顺德在当地开展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祖籍顺德伦教的张冠荣，已经四度出任行安堂主席一职。他一直带领行安堂在旧金山推广顺德文化，尤其是推广顺德饮食文化，协助地方政府在旧金山举办顺德美食推介会，被授予顺德所隶属的佛山市的海外民间“大使”。2000年以来，行安堂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社团与顺德家乡之间的联系。每两年一届的世界顺德恳亲大会，行安堂都会组织会内的骨干和乡亲参加恳亲大会，除了往返的机票由自己支付之外，其他的费用都由社团来资助。2008年，第六届世界顺德恳亲大会在旧金山举办，行安堂作为顺德在旧金山的重要社团，承接了这一届恳亲大会在地的组织工作。

在家乡的慈善活动也是行安堂的传统。早在1895—1900年间，行安堂在乐从先后建立了行安堂和南顺堂；1911年参与乐从同仁医院的捐赠。［22］行安堂也与香港的顺德乡团组织诸如旅港顺德绵远堂、香港顺德联谊总会之间保持联系，进行捐赠与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顺德加强了与海外社团的联系，行安堂也积极加入到由顺德政府推动建立的世界顺德联谊总会这样一个全球顺德人的网络之中，积极参与家乡建设的各种公益慈善的捐赠活动。为了增强青年一代对祖籍地的认同，在现任主席的积极推动之下，行安堂多次组织顺德籍的青年学生回国参加夏令营，学习中华文化，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回应地方侨务部门对于侨二代的感情联系。而行安堂另外一位董事吴国保则坚持十几年资助外籍教师到顺德本地来培养地方英语老师，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

可以说，像行安堂这样的传统华人社团杂糅了祖先崇拜的华人文化和现代非营利机构特征，使其可以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成为推动海外顺德人面向家乡的慈善活动的组织化力量，而以顺德家乡为核心的慈善活动和慈善网络也为其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

四、侨务政策与侨乡地方政府的拉力

发达富裕的顺德仍然有着丰富的移民慈善，显然，这仅仅依靠海外华人社团的推动是不够的，国家侨务政策的开放和地方政府的拉力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侨务政策对于海外华人的捐赠积极鼓励，而侨乡地方政府又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地方侨务干部借助深入人心的“爱国华侨”观念，借助“乡亲”与“乡情”的动员以及政策资源及社会关系网络，恢复和重建与海外顺德乡亲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推动着移民慈善的发生和延续。

（一）侨务政策的倾斜

侨务政策和侨乡政府主要依靠“华侨”这一象征符号与海外华人捐赠者进行连接。虽然“华侨”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和所指。［23］然而，由于“华侨”的概念深入人心，在当代中国的地方社会之中，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使用“华侨”统称所有从家乡移民到海外的乡亲。因而，在侨乡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华侨”观念：一种是符合官方定义的法律意义上的华侨，另一种则是遵循民间逻辑的基于地缘认同和家乡情感的华侨。在侨务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两套观念常常相互置换，这就使得开放的侨务政策实际上惠及到所有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

建国初期，华侨响应号召回国建设祖国受到各级政府的欢迎。那时，中国侨务政策也对海外华人对家乡的捐赠具有相当的鼓励。1957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华侨捐款的政策法规《关于华侨捐资办学的规定》，明确表示鼓励华侨捐资办学，允许学校以华侨捐赠者的名字命名。①资料来自国务院侨办网站：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5/node9/node105/userobject7ai1348.html，2016年3月3日浏览。福建、广东两个侨务大省紧随其后颁布了《华侨兴办公益事业奖励与优待办法》，规定了鼓励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的具体办法。随即，华侨捐赠事业也在各地得到一定的发展。［24］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的需求使得中国政府再次启动对海外华侨华人的资源动员。伴随着华侨华人回乡投资的热潮，移民慈善再度成为当时中国外汇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广东省侨务部门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共接受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合计价值超过500亿人民币。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移民慈善，广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广东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1997年出台，2014年修正）、《关于在全省建立华侨港澳同胞捐赠公益事业项目监督管理制度的意见》（2005年）、《广东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项目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等。

侨务政策转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侨务机构的恢复或设立。1978年，中国设立国务院辖下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原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在同年得以恢复。1983年，全国人大设立华侨委员会，承担华侨问题的立法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下也成立类似的委员会。1990年，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成立，负责联络海外华人社区和组织。此外，中国致公党也是通过参政议政为侨服务。各种涉侨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也逐渐在有侨务资源的省、市、区、县和镇等不同层级设立或重新设立。这种设置在顺德一直到街道一级。虽然在居委会的层面没有独立的侨务部门，但居委会的党组班子成员中仍然会有具体人员来主管与侨务相关的工作。从地方政府的侨务工作实践来看，侨办和侨联是处理侨务工作的两个非常关键的部门。侨办属于政府部门，具有行政权；而侨联则是由党委领导的主要成员是归侨和侨眷的群团组织，拥有监督权。

（二）侨乡地方政府的实践

随着改革开放之初侨务工作相关机构的逐渐恢复，侨务政策的逐渐落实，侨务工作开始逐渐系统地展开，鼓励和动员海外华人为家乡发展捐款捐物成为地方侨务机构乃至地方政府的主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涉侨工作是顺德开展改革开放和经济复兴的一个突破口，整个侨乡政府试图通过与海外的顺德乡亲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以此作为通道，引进资金和技术、人才等地区发展所短缺的要素。引入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和捐赠成为当时重要的地方战略。

地方官员在和海外华侨华人互动以争取潜在的捐赠投资时有一个既定的策略，那就是“请进来”和“走出去”。“请进来”主要是地方政府邀请海外侨团或个人回到他们的祖籍地进行观光、寻根活动，从事旅游活动，并建立业务关系。而“走出去”则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派遣官方代表团去华侨华人的居住国进行探访和交流，介绍家乡的新变化以及发展规划，动员华侨华人参与到家乡的建设之中。政府在有组织、有计划地邀请重点乡亲回乡参观的同时，也鼓励民间的回乡省亲。

为华侨做好服务以吸引他们回家乡投资和捐赠成为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2011年，随着政府强调把侨务工作做到社区，顺德的各个街镇和村居都被动员起来，在社区建立侨务工作站，实现侨务工作社区化。侨务工作站的站长往往由居委会书记担任，侨务工作站之下就是人数众多的侨务委员。这些侨务委员通常由侨属或者侨眷担任，他们具备与海外乡亲联系的便利条件，可以作为中间人，实现社区与“侨”之间的互通有无。以顺德大良北区居委会侨务工作站为例，北区侨务工作站的工作任务总共有十项，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社区侨务档案；二是为社区中的“侨”服务；三是管理社区中的九大侨捐项目；四是开展社区侨务工作的宣传。在“社区为侨服务，侨为社区贡献”的互惠理念下，侨务工作站类似一个节点，社区的发展和政府的信息通过侨务工作站的工作向海外华侨华人展示和传递，而来访的华侨华人也经由此与社区的治理结构发生关联。侨务工作站甚至把自己想象成海外乡亲的“娘家”。

（三）侨务工作者的润滑

让地方政府成为移民慈善的拉力不仅仅依靠机构，更多地还要依赖侨务干部。因为侨务工作具有很大的“弹性”，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做不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与具体负责的人有关。如果侨务干部能够帮助海外乡亲妥善处理家乡的个人事务，会有助于在海外乡亲和家乡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纽带，在需要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筹款的时候，这样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就会发挥作用。有一位海外捐赠者告诉笔者，顺德对侨捐项目的跟进和落实很到位，并且会服务华侨在本地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令捐赠人与顺德本地的关系很紧密。

除了侨务干部之外，在政府与华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人群体，他们在政府的文本中被描述为“中国政府最可靠的好朋友”。这一群体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在海外华人中有声望、并且与顺德地方上的某些人物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和互动的人士，或者是主要的海外社团的负责人；另一类是在顺德本土与海外的亲戚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往往是侨眷或侨属，并且对海外亲戚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些在海外有着活跃国际贸易活动的同乡商人及其遍及各地的商业网络往往能够为地方的募款提供最佳的资源网络。此外，来自侨乡之中与海外华侨华人具有各种亲缘、同学关系的人，在与华侨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润滑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顺德，这样一批可靠的朋友，使得作为政府代理人的侨务干部能够顺利地开展侨务工作。

正是因为这些侨务干部和中间人的积极努力，才拉动了一大批具有经济实力的顺德籍商人回乡展开密集的捐赠。这些捐赠看起来都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背后都存在侨务系统自上而下的工作体系的动员。这种动员以侨务干部为核心，几乎全民动员来为地方寻觅捐资的对象和争取捐赠的项目。随着顺德经济的飞速发展，本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已经极大地改善，加上本土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顺德也已经摆脱了“穷亲戚”的帽子，不再紧盯着海外乡亲的“钱袋子”，移民捐赠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华侨华人的捐赠更多是在双边互动和沟通中逐渐达成的共识，动员式的劝捐已经很少了。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捐赠项目中，华侨华人的捐赠往往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配捐。虽然政府出了钱，但最终却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来为捐赠项目命名，甚至有些捐赠人发出“在顺德捐赠很超值”的感叹。恰恰是顺德这样的富裕地区才有这样的配捐能力。这说明，今天的华人移民慈善已经不仅仅是海外华人爱国爱乡的情感表达，而且还是政治经济维度的一种考量。

五、结论：移民慈善的推拉机制

本文的分析认为，华人移民的慈善并非个体的情感性决断，来自于海外华人社团组织化的推动结合侨乡地方政府的全民动员式的劝募拉动，才使得今日顺德一个富裕侨乡的移民慈善依旧保持着强劲势头。来自于海外华人群体的推力既有海外华人自利的原因，也有推动家乡发展的利他原因。但无论其动机如何，最终的结果都使得侨乡成为受益的对象。而国家侨务政策的开放与侨乡政府的全民劝募动员构成了华人移民慈善的重要拉力：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创新为移民重新参与到家乡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合法性并释放出鼓励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侨务工作者及其中间人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借助深入人心的“爱国华侨”观念以及海外华人对家乡的认同，主动恢复和重建与海外乡亲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积极劝募角色，使得海外华侨华人即使在侨乡富裕后也愿意持续地开展捐赠项目。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华人移民慈善虽然受到到居住国现代公益的影响，但是它并非是一种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慈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华人社会的乡治传统和乡邦精神之中。这种乡邦精神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3］ 黄晓瑞：《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及其模式研究》，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5～133页。

［4］ 波特斯·阿列汗德罗、周敏：《国际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年第3期。

［5］ Peter F. Geithner， Paula D. Johnson， and Lincoln Chen， 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MA：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2004.

［6］ Paula Johnson，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fluences， Initiatives， and Issues， Boston， MA： The Philanthropic Initiative， Inc. And the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May， https：//www.cbd.int/financial/charity/usa-diasporaphilanthropy.pdf.

［7］ ［9］Kathleen Newland， Aaron Terrazas， and Roberto Munster， Diaspora Philanthrophy： Private Giving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2010.

［8］ 参见 Victoria P. Garchitorena，“ Diaspora Philanthropy：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Confer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hilanthropic Initiative， Inc. and The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Harvard University；Ajailiu Niumai，“Indian Diaspora Philanthropy-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Man In India， 2011， 91（1），pp.93—114； Peter F. Geithner，Paula D. Johnson， and， Lincoln Chen， 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Cambridge， MA：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Mark Sidel， A Decade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The State of the Field. 2008 （Conference paper）.

［10］ Nidhi Raj Kapoor， 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How BRICS Diaspora Give， The Resource Alliance， 2014.

［11］ 柯群英：《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12］ 黎相宜、周敏：《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3］ 张继焦：《海外华人对侨乡的侨汇、善举与投资行为：从人类学角度看侨商的寻根经济》，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香港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 2006年，第185～220页。

［14］ 陈志明：《人类学华人研究视野下的公益慈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5］ 顺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顺德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1172页。

［16］ 顺德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顺德乡音（第十届世界顺德恳亲大会特刊）》，2016年4月。

［17］ Tan Chee-Beng，“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Mauritius， Trinidad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Asia Pacific”， Asian Culture， 2016， p.40.

［18］ 许永璋：《毛里求斯的华工和华侨》，《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9］ 高伟浓：《早年美国的华社善堂与华侨落叶归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9期。

［20］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29页。

［21］ 关于顺德行安堂的资料，参见黄学礼：《顺德旅外邑人之社团组织》，《顺德文史》，第15辑，第9～17页；《旅美三邑总会馆史略》，旅美三邑总会馆，2000年，第94页。

［22］ 顺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顺德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

［23］ 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4］ 张赛群：《新中国华侨捐赠政策演变及其特征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