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苏 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海外华商①因台商和港澳华商与海外华商具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特性，且有关部门把港台投资都视为“外商”投资进行统计，故本文中的海外华商包括台商和港澳华商。是指从事商业、企业经营与贸易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海外华商的出现可追溯至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和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华商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构筑起了海外华商网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扩张和国际人口迁移的推动下，海外华商网络遍及全球。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吸收的外资中60%以上是华商资本，海外华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商不仅为所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界对海外华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梳理和分析不同时期海外华商研究成果及特点基础上，对当前华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以期对海外华商研究现状有一个系统的介绍与评述。本文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关于华商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力所及的研究著述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补正。

一、1978—1997年：研究初步发展阶段

海外华人研究发展与中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东亚经济起飞与华人资本的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起飞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中国学界也开始加大对海外华人经济和华商企业的研究力度。

（一）关于海外华人经济性质与属性研究

由于日本学界向来重视华侨华人经济研究，学术力量深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日本学者关于华人经济的著作被介绍或翻译到国内，他们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华侨经济的特征和商业资本的特点、海外华人资本投资动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1］郭梁、陈乔之、汪慕恒、林锡星等多名学者对海外华人经济，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华人经济地位、特征与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虽然东南亚华人经济既具有“华人资本”的属性，同时又具有侨居国民族经济的属性，但毫无疑问，“华人经济”是东南亚国家民族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关于海外华人经济的研究虽不是以华商为直接研究对象，但通过海外华人经济和资本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华商的生存现状。对此，正如陈乔之所指出：“在二战后东南亚华人资本与当地民族经济融成一体，华人资本的处境决定于华人所在国的处境，决定于当地政府对外来移民所实施的政策，同时也与华人经济和华人资本在当地所起作用的大小有很大关系。”［2］

（二）关于海外华商企业集团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华人企业集团迅速崛起，探讨华人企业集团发展和经营的论著也不断增多。一些国外学者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学界，如美国学者鲁思·麦克维伊和澳大利亚学者杰米·麦基从东南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M（市场魔力）、CC（儒教文化）、SS（强硬国家）的关系探讨了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和作用；日本学者井上隆一郎系统分析了华人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资本结构、运营状况；郭梁介绍了末广昭、岩崎育夫、原不二夫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学者分别对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进行个案研究，认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战后当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同步的，而国际资本对东南亚投资的活跃化，亚洲经济、华人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也是促进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重要因素。［3］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主要关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与发展特点、海外投资活动等问题。汪慕恒、郑学益认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是战后海外华人资本逐渐走向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是海外华人资本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4］王勤认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实力迅速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经营结构日趋多元化，在经营管理上虽然有较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已经开始借鉴西方现代股份公司的管理经验，同时，跨国经营在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5］

关于海外华商企业集团取得瞩目成就的奥秘，学者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从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方面入手，研究海外华人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郭梁认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和经营带有以下几个普遍特点：家族所有和经营的体制；多元化经营结构；与当地国家实力人物、国家资本的密切联系；利用华人网络关系共谋发展；跨国经营战略。如龙登高从人际信用、关系圈内运作和企业的家族经营分析海外华商的经营方式，指出非透明化经营是华商企业区别西方企业经营的重要特征。［6］

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商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徐东民、叶宇从海外华商白手起家入手，对海外华商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介绍了海外华商的奋斗历程、经营之道及成功的经验。［7］郑学益、林勇等人认为，以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华民族文化对海外华商经营管理思想的产生、运用和发展产生了非同一般的作用。［8］储小平分析了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指出儒家伦理必须实现义利观的核心转换，才能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动因。［9］

（三）关于华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为适应改革开放国内招商引资的需要，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海外华人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林金枝的论著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华侨在国内投资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0］改革开放初期，东南亚华商主要投资于闽粤地区。黄英湖认为，福建的华商投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存在投资规模比较小、投资经营时间短的问题，并且投资行业以服务业、轻纺和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吴智棠则从侨资注入阶段、方式、作用、原因等方面分析和论证侨资对广东经济起飞的作用。［11］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华商投资中国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海外华商所拥有的资金、技术、经验及网络与中国的科技、土地、资源、人力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因而海外华商的投资将会不断扩大和发展。

从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对海外华商相关研究主要涵盖华人经济、华商企业集团、华商属性以及侨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和成果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华商和华人经济，对世界其它地区华商和华人经济研究鲜有涉及，这既与东南亚华人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相关，也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由历史扩展至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结果；二是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学界海外华商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专业化和深度不够，研究成果中发展史的论著和介绍性文章居多。这一时期的海外华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学术成果为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1998—2008年：研究蓬勃发展阶段

（一）关于华人经济研究的宏观研究

随着学界华侨华人研究的不断升温，研究队伍的扩大，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关于海外华人经济和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专著不断问世。郭梁、叶祥松、李鸿阶等学者的论著系统梳理了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经济活动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华侨华人经济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对华人企业集团的成败得失进行个案分析，力求揭示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内在发展规律。其中郭梁和李鸿阶还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华人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唐礼智、王望波则分别研究了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外投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人对华投资状况。这些专著的推出反映了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人经济的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化、全面化和专业化。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海外华商研究日益深入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研究对象突破了区域和空间限制。随着国内学者关于澳洲、非洲和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著作的问世，研究对象也扩大到了世界其它地区的华商和华人经济活动，这些华侨华人通史性著作描绘了不同地区华商的创业史和艰苦奋斗历程。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全球华人经济，如单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海外华人经济，认为海外华人经济在东盟、港澳台和美澳加三个主体分布区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12］龙登高通过在侨乡、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调研，勾勒出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跨越，既有微观个案探讨，又有宏观比较分析。［13］

（二）关于海外华商企业经营和管理研究

海外华商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于学界出现的诸多强调儒家传统文化对海外华商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影响的论著，梁英明认为，不应夸大某一文化传统影响，“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并不妥当。［14］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移民特性和企业经营管理特色方面来探究海外华商企业成功的经验。龙登高认为，多种因素让带有强烈传统色彩的海外华商经营模式在东南亚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若将其移植于西方国家便感捉襟见肘。［15］陈德衍从文化层面探讨了控制和效率这两大华人企业内部管理要素，并指出，这种控制的基础是家长式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彭兆荣则认为，华人企业的家族认同导致企业缺少民主机制和整合力，提出华人企业除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外，还需要在企业文化认同上进行调整。［16］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学者更多地反思海外华商管理模式。朱炎、郭梁提出，健全经营机制、走向现代经营之路是解决海外华商企业走出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林勇从融资模式方面分析东南亚华商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受创的原因；王勤认为，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将在经营和战略方面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与调整。［17］

（三）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研究

自20世纪90年开始，学界将“网络”与“华人”研究结合起来，“华商网络”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华商网络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原因。丘立本、蔡林海分别从世界历史和海外贸易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东南亚现代华商网络的发展演变；庄国土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是海外华商网络存活和发展的支柱；龙登高认为，人际信用是维系华商网络存在与运作的纽带。［18］二是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的学理性分析。国内许多学者对“华商网络”的概念和内涵、特征、结构等方面进行探讨，因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对“华商网络”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和差异。例如，关于华商网络的类型，刘权、罗俊翀从华商网络的历时发展角度分为传统华商网络和现代华商网络，而刘宏根据跨国主义的定义将海外华人跨国网络具体化，分为海外华商与侨乡之间的网络和海外华商内部之间的网络这两种类型。［19］三是从功能论角度研究华商网络。林在明认为，华商网络资源促进了所在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互动，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发挥了中介和桥梁作用；蒙英华认为，海外华商网络在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对中国FDI的发展。［20］范爱军等人提出，我国中小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与海外华商联系起来，成为华商网络上的一环，在融入海外华商网络的同时，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进而“走出去”；周聿峨等人认为，海外华商网络可以帮助我国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掌握国际市场信息，为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21］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以东南亚华商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和背景为视角，研究华商愿意充当中国与东盟各国沟通与合作的桥梁，进而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建设的原因。

这一时期，学界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特别是东南亚华商网络的形成、构建及其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共识，但网络论的泛滥导致理论的空洞化，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在廖赤阳、刘宏主编的《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一书中，多名学者从历史性、空间性、制度性和局限性对海外华商网络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和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在1998—2008年间，中国学界关于海外华商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和深入研究的论著。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华商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对华人经济和华人企业的冲击及其经验、教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二是随着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东南亚经济区域化程度提高，海外华人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华商跨国经营和华商网络研究热度不断升温。从总体上来看，这一阶段中国学界海外华商研究有以下两个新特征：一是华商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华商，东亚、欧洲、澳洲等世界其它地区的华商都有所涉及；二是华商的跨学科研究，早期研究华商和华人经济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和经济学出身，随着研究的深入，拥有管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加入华商研究队伍，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考察华商经济。

三、2009年至今：研究深入和专业化阶段

（一）关于海外华商资本及其对华投资状况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海外华商的投资参与是重要原因之一，海外华商资本及其对华投资引起广泛关注。庄国土、王望波将东南亚华商上市和非上市的大企业、中小企业和外国华人投资企业均列入考察范围，评估前东盟五国华商资产总额约1.5万亿美元。［22］龙登高等根据侨资企业数据库资料推算，改革开放至2007年，海外华商在中国投资累计约达4000亿美元；龙大为、谭天星通过对2005—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侨资企业增长迅速，新增侨资在全国FDI中比重逐年提高。［23］廖萌从海外华商对祖籍国情感、利益需求、分散投资风险和中国政府优惠政策及华商网络推力等多方面分析2009年以来海外华商对中国投资呈上扬态势的原因。［24］郑送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海外华商投资中国的理念和方式也出现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华商为代表的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多通过香港投资大陆，以合资经营为主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以第三产业为主，近年来向重化工业与高科技行业进军。［25］

（二）关于海外华商企业和华商生存状况的研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华商企业通过调整经营方式和战略重组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刘文正认为，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华商在国家经济中比重虽呈下降趋势，但华商大企业发展更为稳健，小企业也深具活力；黄兴华则考察了新加坡华商企业，指出，1997年后华商集团进行了大规模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速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和跨国化进程，从而使其整体实力快速提升。［26］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银行业、华商上市企业等个案研究来探讨21世纪以来东南亚华商发展企业的新进展。总体来说，在经历了20世纪末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东南亚华商企业进行战略和资本重组，改善经营模式，再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的市场机遇，东南亚华商企业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21世纪以来，随着新移民，尤其是投资移民的迅猛增长，大量新华商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不断涌现，世界华商呈现新的分布格局，不同群体华商特征明显，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其荣认为，非洲华商主要是小商人居多，且多从事批发零售业；林联华认为，美国华商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且投资行业集中在餐饮、专业与科技服务行业；李仁方、陈文君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智利华商中来自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地的新华商增长迅速，近年来华商经营范围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于涛通过调查发现，俄罗斯华商新移民具有较强的跨国流动性。［27］

针对各华商群体的特性和面临的发展困境，不少学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例如，原晶晶认为，非洲华商应转变发展战略，实现自身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考虑到智利华商面临的利益风险形势，莫光木提出，应构建多层面的海外华商利益保护机制；李明欢则指出，罗马尼亚新华商应在完善自身经营的同时，主动承担起当地的社会责任。［28］

（三）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研究

随着全球化发展，华商跨国经营和华商网络全球化趋势明显，世界华商大会的定期召开即反映了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的经济网络的发展特征。当前学界关于海外华商网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华商网络的特点、功能和新内涵。如戴一峰从文化角度考察了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构建和发展；江扬认为，海外华商网络是基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地区组合，形成具有东亚地区特性的“社会—市场”联系；王勤认为，当代华商是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力量，华商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和经济网络扩展，将推动东亚区域整合进程。［29］2013年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引起广泛关注，陈初昇等人分析海外华商网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刘宏等人以新加坡为例，提出，借助跨国华商组织消除国家间的政治界限，推动合作顺利进行。［30］二是对华商经营史和华商网络的实证研究。如杨宏云梳理了华商在苏门答腊及其周边海港的贸易和华商网络的发展；黄清海以侨批业为中心，考察其与海洋贸易、华商跨国经营以及海外华商金融网络的关系；长崎是16世纪以来东亚华商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徐紫芬和朱德兰通过“泰益号”、“泰昌号”和“生泰号”的个案研究，分析长崎华商的经营形态、管理手段和贸易活动状况。［31］

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关于海外华商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明显少于上一阶段，但更为深入和专业，注重海外华商资本、华商跨国网络和跨国实践的实证研究，具有两个新的重要特征：一是中小华商受到关注。随着华商空间分布的扩散，学界不仅关注资本雄厚的大华商企业，从事杂货零售、餐饮和商品贸易的中小企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是海外华商的主体，在近几年海外华商资本统计报告中，均将他们纳入统计范畴。二是海外华商研究服务国家决策和战略需求变得日益迫切，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海外华商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海外华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纵观中国学界自改革开放40年的海外华商研究，在华人经济性质及其在居住国经济中地位、海外华商经营管理、华商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华商网络和华商跨国实践方面均有丰硕成果。华商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这一领域推出更多和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一）扩大华商研究对象和空间

传统华商研究主要关注资本雄厚的跨国企业及其企业家，但广大中小企业和零售商群体面广量大，构成了世界华商的基础和华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加以重视和研究。与之相对应，由于东南亚华商资本雄厚、影响力大，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东南亚华商研究更为深入，而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华商已扩展至全球，虽然已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欧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华商，但就整体而言，现有华商研究仍未能完全突破以东南亚华商研究为重点的基本格局。从世界范围和空间，特别是研究新移民集中的地区与国家的华商已成为极为重要的任务。

（二）从不同层面考察华商特性

由于华商群体的经济属性特征突出，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华商经济范畴的研究，但即便如此，这些研究大多立足于华商的“华人性”，即强调华商经济相关活动的华人特性，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华商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而对于华商作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商人群体的“商业性”，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淡化。关于华商的“华人性”与“商业性”的探讨应置于所在国环境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进行考察。早期华商因受所在国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各种限制难以发展，以求生存为首要目标，其华人性占主要地位；而现当代华商因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性明显增强，则商业性日益突出。简单片面地宣扬华商的华人性，既不符合史实与现实，亦不利于海外华商在其居在国的本土发展。同时，也容易误导中国公众舆论和感情判断，使其过高估计海外华商对中国的血脉之情与民族认同。

（三）从长时段系统考察海外华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跨国主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华商的现代性和国际化研究之中，但却忽视了其所植根的历史土壤。至今，许多学术研究所展示的仅仅局限于对近一二十年来华商跨国活动的探讨，但对于华商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发展演化历史的移民群体而言，我们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当代跨国主义的早期形态及其历史演化过程。相关的批判性的解构和研究，应当被放置在一个跨越东亚的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较长历史时段中加以考察，在强调研究当代华商现代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研究传统华商发展演变的历史延续性和过渡性特征。

（四）构建和深化华商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

华商网络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跨国主义理论被用于华人研究领域以来，华人经济活动因具有地域性、网络性和跨国性等基本特征，华商网络也随着全球化而发展成为跨国华商网络和世界华商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商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若将华商发展历史形态、华商企业以及华商经济活动等各方面都放在华商网络中进行考察，华商网络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也日益显现。一方面，网络论的泛滥导致理论的空洞化；另一方面，在许多研究中，对关系与网络在华商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似乎有所夸大，过于强调华商网络的族群同一性而忽略了海外华商发展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因居住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所导致的华商不同发展进程，也体现在华商内部的分化。目前，国外学术界正试图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修正，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或理论来重新解读海外华商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希望借鉴民族国家、现代化、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建构或深化华商理论研究体系。

（五）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的互动

华商与华商经济的发展始终和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海外华商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海外华商熟悉居住国的社会、法律、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拥有成熟的营销网络、广泛的政商界人脉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合作伙伴。世界华商将成为担当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和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桥梁纽带，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华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影响，应成为海外华商研究的重要方面。

［注释］

［1］ 郭梁：《浅析日本的华侨华人经济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 陈乔之：《东南亚华人资本的特点与动向》，《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

［3］ 郭梁：《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

［4］ 汪慕恒：《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郑学益：《商战之魂：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 王勤：《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迅速兴起》，《世界经济》1995年第10期。

［6］ 郭梁：《试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和前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龙登高：《海外华商非透明化经营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7］ 徐东民、叶宇：《海外华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郑学益：《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实业家》《经济科学》1994年第4期；林勇：《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华商精神》，《八桂侨史》1997年第2期。

［9］ 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年第5期。

［10］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11］ 黄英湖：《福建省近几年华侨投资问题的探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吴智棠：《港澳台资、华人侨资与广东经济起飞》，《港澳经济》1994年第1、2期。

［12］ 单纯：《海外华人经济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

［13］ 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 梁英明：《海外华人经济活动研究若干问题》，《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15］ 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6］ 陈衍德：《控制、效率及其文化背景——海外华人企业文化的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彭兆荣：《华人家族企业的认同、变迁与管理》，《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7］ 朱炎、郭梁：《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亚洲华人企业集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林勇：《东南亚华人企业融资模式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勤：《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重组及其前景》，《当代亚太》2001年第2期。

［18］ 丘立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网络》，《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蔡林海：《华商网络的起源》，《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起源、兴起与发展》，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龙登高：《论海外华商网络》，《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19］ 刘权、罗俊翀：《华商网络研究现状及其分析》，《暨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 林在明：《企业运用华商网络走出去的思考》，《发展研究》2004年第5期；蒙英华：《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21］ 范爱军、王健：《融入华商网络——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一条捷径》，《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期；周聿峨、罗俊翀：《我国企业投资东盟与海外华商网络的利用》，《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2］ 庄国土、王望波：《东南亚华商资产的初步估算》，《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23］ 龙大为、谭天星：《中国大陆侨资与外资发展比较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4］ 廖萌：《海外华商投资中国的演变、驱动因素及对策研究》，《东南学术》2016年第5期。

［25］ 郑达：《试析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

［26］ 刘文正：《21世纪初马来西亚华商的经济地位》，《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7期；黄兴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变化发展分析》，《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7期。

［27］ 李其荣：《在夹缝中求生存和拓展——非洲华商发展的特点及原因》，《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林联华：《美国华商现况探析》，《亚太经济》2010年第5期；李仁方、陈文君：《智利华商生存与发展境况》，《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6期；于涛：《移民网络、本土化适应与俄罗斯华商新移民——基于莫斯科的实地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8］ 原晶晶：《当代非洲华商的发展战略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莫光木：《海外华商安全形势及保护机制探析——基于智利华商的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李明欢：《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研究：新华商与新市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9］ 戴一峰：《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化解读》，《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江扬：《浅析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特性——以国家与地区的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王勤：《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华商》，《亚太经济》2009年第2期。

［30］ 陈初昇、刘晓丹、衣长军：《海外华商网络、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研究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31］ 杨宏云：《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黄海清：《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徐紫芬：《近代中国商人的经验与账簿：长崎华商经营史研究》，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朱德兰：《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1862—1940》，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