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梅 王鹏程

城镇化是处在转型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础，中国也不例外，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是城镇化的道路建设，而我国城镇化道路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和改善市民化现状。21世纪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三农”问题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中国知网中，以篇名包含“农民工市民化”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相关文献数量分别达到6341篇和2094篇。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动态前沿有更准确把握，同时也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工业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出现了很多主体人群一致，但内涵却不尽相同的称谓①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4月28日。下文数据如没有特殊说明均来源于此。，其中“农民工”被使用的次数最多。“农业转移人口”这个称谓摒弃了“农民工”等称谓本身所具有的歧视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该称谓最早是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和使用的。随后，农业转移人口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在很多官方文件与正式会议讲话中频繁出现。

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含义是全面认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的必要基础。结合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籍仍为农村户籍，可是已在城市内生活工作或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的农业人口；另一种是户籍已为城市户籍，可是没完全适应角色转变的原农业人口［1］。学术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主要有三类观点，部分研究者将市民化界定为一个过程，他们认为市民化是在已取得户籍基础之上，从主观各个方面、客观各个方面逐步融入城镇或城市的过程［2-3］。部分研究者将市民化界定为一个结果，他们认为市民化是指逐步脱离原来劳作的地域，进入城镇并进行职业选择，平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并能得到城市大众的接纳［4-5］。还有研究者认为市民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他们认为市民化是指摆脱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边缘化状态，并在伴随着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变化的同时，逐渐融入到整个城市社会的过程和状态［6-7］。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

据统计数据显示②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4月28日。下文数据如没有特殊说明均来源于此。，2016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82亿，且呈现出迁移较平稳、学历构成较优、年轻态、对权益保障和公平诉求逐渐提升等新特征［8］。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增速持续放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增长速度今后可能还会降，甚至很快进入负增长，且会经济增长产生削弱作用。因此，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会面对新的挑战。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市民化的总体程度较低，在大多数的经济发达国家，市民化通常没有什么限制。但在中国，市民化的过程就要面临户籍管理制度、社会歧视等各方面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间的交流被彻底的隔离［9］。当前研究中，具有预测性研究非常少，且对农业转移人口本身市民化的意愿以及市民化的未来研究趋势的研究还不够，大部分现有研究只是对市民化现状进行描述解释［10］。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庞大且相当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庞大性、复杂性在于市民化不止要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对现状改善突破的需求，但是实现这一过程还需要突破诸多阻碍与制约因素，对当前市民化的制约因素研究主要围绕几个方面，即制度障碍因素、成本障碍因素、以及个人素质障碍因素。

（一）制度障碍因素

影响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因素非常多，程业炳、张德化指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属在其之上的公共服务、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障碍根深蒂固［1］。同时，市民化的进程之中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方面的排斥，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之下，这些制度产生的各种障碍，导致无法实现市民化［11］。另外，城乡二元制度又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严重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认同，社会文化生活，政治权利，经济等方面实现市民化［12］。

（二）成本障碍因素

首先，市民化需要巨额的成本，我国的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现实机制体系不够完善，且成本和收益在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不向匹配的状况［13］。陆成林指出鉴于市民化的复杂性，当前还没有可以较为准确的计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整体构成以及总体规模的方式，同时，针对其成本，各地政府之间也暂时还未建立起科学的分担机制［14］。

（三）个人素质障碍因素

个人素质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新型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资本所构成的内生资本，而个人素质障碍指内生资本存量较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具体表现为文化水平不高和职业技能的缺乏，因此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处弱势地位，只能从事强度高、报酬低的工作［15］。另外，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经常处于城乡两地的往返中，无法形成较为稳固的人际交流网络，严重制约其社会资本存量［16］。除此之外，在面对市民生活中，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资本较低，心理素质不够高，同时缺乏变通，缺乏创造性，这也严重阻碍其市民化［17］。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绝不能机械照搬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原则和模式，而是要探寻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市民化路径。既要依据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现代化的建设全局进行谋划，又要因地制宜的提出较为具体的对策，深化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增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素质。

（一）深化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制度改革

突破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改善附着户籍管理制度之上的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最迫切的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根据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水平，对于拥有不同技术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因地制宜的制定具体落户标准和政策措施，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普法知识教育，引导其以法律手段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16，18］。

（二）打破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市民化的重点是使农业转移人口能享有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农业转移人口虽然生活在城里，却得不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市民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突破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配置机制，利用新增一个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所需耗费财政支出的边际增量来体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从而达到拓展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目的［19-20］。

（三）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

张仲芳、舒成测算了市民化包括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和公共管理成本等五个方面的公共成本，指出按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应依据公共品的受益范围来完善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同时按流入人口的规模来完善市民化的发展保障机制［21］。要在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对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22-23］。

（四）增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素质

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以市场导向，重视因材施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从“体力型”劳动者转向“技能型”劳动者。对农业转移人口自身而言，必须努力增大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积极接受文化教育，主动参与劳动技能培训［24］。社会资本提升方面，一方面积极促进其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引导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融入到城市社区之中。另一方面，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组织化的程度，转变角色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做服务提供者［25］。心理资本提升方面，心理资本的提高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社会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融入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企业与政府应增强以员工间帮助计划为内在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城市融入，以及促进其城市融入的长效机制的形成［26-27］。

五、结论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为我国工业城镇化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当前市民化的现状并不乐观，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还不能实现向城市市民转变，即没有实现市民化。因此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深入研究有非常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市民化的核心问题是各种制约因素，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市民化各制约因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诸多障碍，应综合分析探讨，对不同层次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区别的对待，满足不同层次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化更加具体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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