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雁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许多人了解流人或流人文化都源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流放者的土地》，文中提及了清初的流放地盛京以及著名的流人函可。所谓流人，广义是指因罪被流放贬逐之人，在这里尤指那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政治犯”。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改称“沈阳”为“天眷盛京”，从此古老的沈阳多了一个新名字——盛京。随着时代变迁，盛京所指的范围逐渐扩大，而狭义的盛京仍特指沈阳。清入关后，盛京不仅是清朝的陪都，它也一度成为清朝流放犯人的地方。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廷在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凡窝家(指窝藏逃人之家)，不准断给为奴，并家属人口，充发盛京。”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下旨：“奉天、直隶不便安插军流罪犯……其应发奉天、直隶府州等处永行停止。”这是官方文献中对发配盛京时间节点的记载，但是实际上，在顺治五年（1648），盛京的慈恩寺就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流犯——函可。

函可，俗姓韩，广东博罗人。他是明朝最后一个礼部尚书的儿子，父亲病逝后，家道中落，函可遁入空门，法号剩人。顺治年间他在南京亲见清军战事，写下《再变记》，后事发被捕，流放至沈阳。函可流放后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宗教和文化两个方面。在宗教方面，他信奉曹洞宗，奉旨在慈恩寺焚修。之后在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和向阳七大寺庙弘扬佛法，深受辽沈教众欢迎，声名远播至朝鲜和日本，被奉为辽沈地区的开宗鼻祖。文学方面，他是辽沈诗坛的核心人物，他生前著有《金塔铃》。他还创办了东北地区第一个文人结社组织——“冰天诗社”，丰富了辽宁地区的文化活动。顺治十七年（1660）圆寂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诗词文章结集为《千山诗集》和《千山剩人和尚语录》。

清代有两部重要的文化典籍，一部是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另一部是《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际编纂者也是一位流放盛京的流人，他就是陈梦雷。陈梦雷是清代著名学者，康熙二十一年（1682）因耿精忠反清受牵连而谪戍盛京。在流放期间，陈梦雷坚持向学，著书立说，参与编纂《盛京通志》，审定了《海城县志》《承德县志》《盖平县志》。他开馆授徒，在西郊创办云思草堂。他遍游盛京内外，著有组诗《留都十六景》，在辽沈地区有广泛影响。

戴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人。康熙三十年（1691）谪居辽东，自称耕烟老人。他在辽东流放长达35年，是中国清代著名诗人、画家和发明家，他的《耕烟草堂诗抄》四卷，主要记述流放期间的生活。他发明的火器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他在戍所据说发明了一种类似木牛流马的自行车；“有轮有轴，日可行六十里，每行十里再转机关方行，不过二三百斤，险阻及转湾抹角不能行。”

裕瑞，清朝宗室。裕瑞堪称文坛奇才，他通晓西蕃语，能绘制鹦鹉地图，懂唐古特字，这些在当时几乎无人能懂。他的《枣窗闲笔》是唯一的满族小说理论专著，他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在红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被誉为清代中期著名的满族文学家。嘉庆年间，他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因失察被流放至盛京，并让他在盛京小东门外新建公所居住，管束各户移居的宗室。他的诗集《东行吟草》《沈居集咏》分别反映了关外风光以及禁居盛京的生活和情思。

上述几位是盛京最著名的几位流人，知名的代表人物还有李呈祥、陈掖臣、陈之遴、徐灿等。“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 这些流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流放之后，仍然保持良好的读书著述习惯。他们自身遭受心酸和苦难，却给盛京带来了清新的文化气息。他们在戍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如著书立说、开馆授徒、编撰方志、组织结社，对于改变盛京贫瘠的文化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留下了众多诗篇文章，真实反映了清代盛京风貌，是盛京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们也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清代以前，辽宁地处边疆，民风彪悍，清入关后，这里也一度重武轻文。而这些流人很多都是大文豪，他们把中原文化带到盛京传播开来，引领了盛京文化的发展。

在艰苦环境下他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乐观豁达、甘于奉献，弘扬了可贵的流人精神。在当今社会中，文化产业拉动经济发展日益显著。盛京流人名气大、故事多；流人作品数量多，层次高，这些都是沈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好素材，是旅游产业的新卖点。挖掘流人的经历可以为地区景点增添传奇色彩，研究宣传他们的作品可以为沈阳的景区增添文化气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更要深入研究、挖掘、保护、利用好流人文化资源，不忘流人贡献，弘扬流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