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君珊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美国是一个与茶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家，甚至有人说美国是因为“茶”而建立的国家。（李博，2012）两百多年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被认为是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追求独立自主的标志，它书写了美国的民族身份。茶叶源自中国，自明朝起便有郑和下西洋将大量的茶叶作为礼品赠与他国的礼节。公元1607年即中国明朝万历三十五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中国的福建、海南、广东和广西等地区购入大量的茶叶。17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了16个殖民地，随后英国政府便开始在北美大陆征收高额的茶叶税，这一做法遭到了北美殖民者的强烈抵制，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大量囤积。为了处理大量积存的茶叶，英国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允许它在北美殖民地倾销茶叶，导致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价格大幅度下降，直接损害茶商和北美殖民者的利益。于是自1773年的11月份便有北美殖民者为难或拒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港卸货。终于在同年的12月16日，一群美国人民（新英格兰人）乔装成北美印第安人将停靠在波士顿港的英国商船上价值约1.5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后来，这一群美国民众被称为“自由之子”（Son of Liberty）。波士顿倾茶事件又被约翰·亚当斯称为“波士顿茶叶大摧毁”（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in Boston），它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这次倒进大海的茶叶来自中国福建，是英国人喜欢喝的“武夷山红茶”（Verbohea）；福建茶因此见证了美国独立，成为美国建国的催化剂。（厦门晚报，2012）波士顿是马萨诸塞湾区的重要城市，美国文学的发源要从清教徒到达马萨诸塞湾区的航行起始，因此从波士顿这个美国文学的发源地可见北美殖民地民族身份与民族属性的形成。

1 北美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发源地——波士顿

1620年9月，102名英国清教徒（Puritan）乘坐“五月花号”船（The May Flower）来到北美大陆的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城市，这标志着英国第一批移民者来到北美大陆。1630年4月，一艘名叫“阿贝拉”（Arbella）前往马萨诸塞州湾殖民地的船，乘载着一位名叫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牧师，他是一名清教领袖，他在船上进行慷慨激昂地布道，后来他的布道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成为了一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章——《基督教仁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2011），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北美民族使命感的最初表达，而且还是美国文学诞生的标志。《基督教仁爱的典范》是一篇具有宗教意义的布道，它强调清教徒要有坚定的清教信念，首先要有仁慈之心（charity），尽管环境艰苦但清教徒们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穷苦之人，尤其是要为群体做贡献；于此同时还要有极大的勇气克服在新世界即北美大陆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温思罗普在布道中引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山上所说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目的是说明清教移民者们其实是上帝的“选民”（the chosen people），他们是受了上帝的安排才来到北美大陆；换言之，这群清教徒是带着使命来到新世界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与上帝共同建立一个神圣的国度。即使船上有种不同种族的人，但是大家的目标都是是一致的，即“为上帝服务”（serving the God），因此大家都属于一个整体（unity）。温思罗普认呼吁大家要同存异并鼓励殖民者们要共同承担压力（bear one another's burden），要视自己为被爱所包围的上帝的同伴（Company of God，bound by love）；他告知清教徒要比英国的教徒们更严格地遵照清教教义和理念，即“爱、整体、仁慈”（love，unity，charity），并且要将建立模范国家视作他们的目标。简而言之，这篇布道认为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它宣扬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精神，因此《基督教仁爱的典范》被视为美国“卓异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先导，也是“崇美主义”（Americanism）的前身。

殖民时期的北美文学大多属于布道类文学，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宣扬北美移民者要笃信上帝，借上帝之手共同建造与众不同的“模范国家”（model state）。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被后人视为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奠基者。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提倡的是一个人只要在不侵犯他人自由权时候便可以享有绝对的政治自由，这种思想还激励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独立战争。洛克相信自然法则的力量，他的宗教与自由的思想深度影响了大部分北美文学家，引导他们创作以宗教和自由为主题的文学。乔纳森·艾德伍兹（Jonathan Edwards）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是北美殖民时期一位的哲学家、基督神学家、和宗教复兴布道者和基督教徒，他创作的《愤怒的上帝之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2011）深刻地影响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指的是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的北美殖民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又称为美国基督教历史的“新教复兴运动”。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本次运动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广泛的宗教复兴者在布道，每一次布道都在强调悔改和救赎，布道旨在引导教徒们能知错就改和相信上帝能救赎他们。“大觉醒运动”在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北美民族的宗教信仰兴趣和热情，促进宗教信仰朝自由和民主的方向更进一步发展、加强教徒对上帝的信任，即只要人能虔诚地悔改，便一定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愤怒的上帝之手中的罪人》是美国启蒙时期的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代表作品之一，是艾德伍兹极具感染力的布道文章。他首次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演讲，后来在康州的恩菲尔德在演讲，两次演讲都获得了一大批支持者。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将地狱这一意象与对世界及人性的观察和圣经中的引文相结合，因此它被称为是“大觉醒运动”的典型布道。在文章中，艾德伍兹强调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他希望通过对地狱这一意象的生动描述来唤醒人们面对可怕的现实，引导他们相信唯有上帝才能救赎他们；其潜台词即上帝已经给人们一次机会让他们能勇敢地坦白自己的罪恶，然后虔诚地相信上帝。同时，他还补充上帝的愿望是希望负罪之人能永远地活在地狱深处，艾德伍兹还呼吁殖民者要笃信上帝，呼吁不管殖民者们的性别、种族和身份是什么，福音传道者都会致力将所有人皈依基督教。总之，这部作品使得北美民族更加坚定自己的清教信仰，这为后来宗教信仰自由和信仰多元化在北美大陆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北美的清教徒皆是不满英国亨利八世所建立的英国国教，认为旧教的改革并不够彻底，因此他们“要求改革”；来到了“他们认为的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特赐的）‘应许之地’，这里乃是众人瞩目的‘山巅之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出一个榜样，回到故土去推广，以彻底改造英格兰。”（华庆昭，2015）“第一批清教移民者中的41名男性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朝圣先辈’。（华庆昭，2015）他们是北美大陆清教主义的老祖宗。由于“公约确认他们为了上帝的荣光而来此，因此公约的签订对于后来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原则和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华庆昭,2015）在北美大陆这片新世界国土里，他们将摆脱旧的宗教势力的压迫，可以自由地推崇新教的思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立“山巅之城”。殖民者的这一想法符合美国卓异主义的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要求卓越和崇尚民主自由、敢于革命的思想特点。

2 波士顿倾茶事件与它所体现的美利坚民族属性

波士顿倾茶事件体现了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 nature），不满就要革命，受到压迫就要反抗以求得自由。这一群倾茶的美利坚人民被称作“自由之子”，为了自由、自主、民主、幸福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自由之子”勇敢地推翻了英国暴政的专制和和强权。同一时期有一位来自法国，名叫克雷夫科尔（Jean de Crevecoeur）的作家，对北美大陆十分感兴趣。他出生于法国，但自幼在英国接受教育，1754年来到加拿大，1759年参加英美在魁北克的战争，同年赴美国纽约，与妻子在纽约殖民地的一个农场定居。在他眼里，新的殖民地叫“New World”，即“新世界”。1782年，他创作了《一位美国农夫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2011），该作品由12封信组成，涉及12个主题，叙事类型多样，如以纪实的形式描写美国农业环境和农业实践，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美国社会的环境、美国的风土习俗、美国民族身份，以及从批判的角度描写黑奴贸易等等。他从农夫的角度观察美国、用委婉的语气在信中描写北美大陆及北美民族的优点：新世界既呈现出欧洲社会的繁荣昌盛、科技的进步、城市的文明又保留了北美原大自然的美好景象和北美民族的风土人情；新世界里没有阶级之分、穷人与富人不会相差甚远，因此这里呈现出和平与和谐的氛围；新大陆的人民既尊重法律，又不畏惧权利，他们拥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权，因为这里的法律是公平和公正的。在克雷夫科尔的眼中美利坚是自由、平等、公平和民主的的国度。新世界就像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他们混杂繁衍出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十分开放，拥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这也决定了他们开放的民族性格。

北美殖民地曾经是未开垦的荒野、土地和大草坪，正是因为北美民族的开拓精神才有了如今美丽和繁华的城市、幽静的乡村和宽阔的农田。在信中，克雷夫科尔对美利坚及其民族的方方面面赞口不绝，总之《一位农夫的信》确立了美国民族形象（American Identity）——生机勃勃、干劲十足、努力自给自足的状态。这部作品采用委婉的表达方式（tone of decline）突破了前人的叙事方式：乐观、愉悦、骄傲、幻想,对后来的美国文学作品颇具影响力，因此它被视作“委婉地模范”（model of decline）与“美国文学的标准”（the Can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茶文化的形成能很好地见证北美民族属性：十七世纪中期，茶叶从中国传入北美，饮茶历史从此在北美大陆开启。由于北美大陆是个“大熔炉”，因此北美人民既包容又开放，很快北美人民养成饮茶的习惯，灵活和聪明的北美茶商也开始茶叶贸易。由于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大陆垄断茶叶行业，严重影响北美茶商和北美民族的利益，因此北美民族决定反抗，于是便有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波士顿倾茶事件体现出了北美民族的革命性，为了幸福、自由和平等，他们敢于与不平等势力，即英国政府作抗争。法国作家克雷夫科尔的信中客观地谈到北美的黑奴贸易，他一方面肯定了黑人奴隶对于北美的劳动力需求的满足，适应了北美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描写了黑奴在美国被鞭策的形象，委婉地也批判了种族歧视。美国地域辽阔是一个农业大国，种植园的主要产品是大米、玉米、茶叶、烟草与棉花。“尽管北美人民接触茶叶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北美民族乐于吸收、善于开拓，茶文化在美国展现出显著的后发优势。尤其是在20世纪以后，茶文化在美国迅速流传并不断革新，冰茶、速溶茶、袋泡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家眼前，很快在茶叶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使美国很快成为世界主要的茶叶进口国、消费国和茶产品出口国，美国新颖的饮茶理念与茶饮文化也被推广到世界各国，其茶文化的影响广泛且深远。”（张丹，2016）从茶文化在当时的北美即如今的美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美国民族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而这种开拓与创新精神源自当初北美殖民时期的“卓异主义”理论。

3 结语

清教领袖约翰·温思罗普的《基督教仁爱的典范》标志美国文学的诞生、阐述了最基本的清教主义思想和最基本的北美民族精神即“爱、仁慈、统一”（Love，Charity，Unity），它是美国“卓异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先导。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自由与宗教思启蒙了北美大陆的文学作家和宗教复兴运动这——乔纳森·艾德伍兹。艾德伍兹的自由与民主的宗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复兴运动即“大觉醒”运动。他创作的的《愤怒的上帝之手中的罪人》激发北美民族对于宗教信仰的兴趣，增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简化了宗教教义和教会的繁文缛节，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和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之重要性，还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和建立民主的教会，因此艾德伍兹为北美的宗教信仰自由作出巨大的贡献。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于1773年，它不仅仅标志着北美民族勇敢与外地做抗争以追求独立自主，同时还揭露了美利坚这一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属性——革命、自由、自主、民主、平等、勇敢、崇尚个人主义，即“崇美主义”（Americanism），它的雏形是之前美国的“卓异主义”理论。法国作家克雷夫科尔创作的《一位农夫的信》发表于1782年，这本专著既展示北美大陆和北美民族的魅力所在，同时它又批判了美利坚民族对待黑奴的态度。两者在时间上颇为接近，从这两件历史文化事件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年轻而有活力的民族。移民的传统让美利坚民族从建国之初便拥有一颗博大的胸怀，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让这个民族变得包容、民主和开放；坚定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个民族不仅虔诚，同时还自律与自信，这一民族属性使得美利坚民族不仅仅在某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保留道德底线；同时还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十分坚信是上帝派他们来到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并让它成为其他国家所模仿“模范国家”（model state），为了这个目标的达成，美利坚民族将不懈努力；同时，选民的身份让北美民族认为只要通过努力，获得财富和成功是必然的；并且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优秀，要做的更加优秀就必须要更加努力，因此他们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不敢懈怠，严格要求自己；殖民时期的革命精神与反抗精神体现出北美民族能够勇敢地和坚强地为求发展而争取更广阔的空间，努力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都有相对自由和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建国时期的开拓精神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坚挺、努力求生存、不断发展求创新；国家发展时期的法治精神让美利坚民族变得自律、严谨与守纪，并且开拓精神和法治精神成为了这个民族发展的奠基石。总而言之，美国的“卓异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崇美主义”（Americanism）在本质上都是在界定美国民族的特点和肯定了美国民族对自己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美利坚民族虔诚、独立、自主、自信、自律、革新、侵略性、创造性、兼收并蓄、具有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等民族特征使得这个民族能够崛起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