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伊妮

摘要：天子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西周初年，周天子是绝对的权力象征，地位尊贵至极，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周天子的地位越来越下降，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绝对控制，诸侯对周礼表面上的遵从背后是对周天子地位的挑战，这一时期，礼乐制度已经丧失大半，周天子自己亦经常做出有违礼数的事情，在這种情况下，至少在《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郑庄公作为春秋霸主，依旧坚持着对周礼的维护，这对我们广大青年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左传；郑庄公；周礼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是春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左传》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诸侯国国君的个人生平，其中出现的国君性格各异，他们不再只是高高在上、令人只可远观的君主，在《左传》中，作者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让读者对他们又爱又恨。《左传》具有明显的重德崇礼的儒家思想特征，但它的“崇霸”思想却与儒家的“尊王”大相径庭，所以被论定为“儒家别派”其批判性以及它的民本思想，在“君权神授”的思想背景下尤为难得。[1]春秋时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君不满周王室的统治，但表面上大部分还在维护周礼，遵循着“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2]的制度。

礼，是用来稳定国家社稷，社会秩序井然，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后代获益的东西。顾炎武曾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大部分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3]然而崇礼仍然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尽管如此，维护周礼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有诸多的无可奈何，诸侯国国君对周礼的遵从大多停留在表面功夫，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已经对周天子不满，并且开始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当时的各个诸侯国都在积极地为当霸主做准备。《左传》的作者把诸侯国国君的表现写的较为客观，他很少做出自己的评价，尽量把主观想法抛弃，他更多的只是陈述史实，把重点放在交代事件的时间地点和故事情节中，读者读完故事后就可以自行思考和反思其中的道理。《左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郑庄公是一个坚持维护周礼的人，写他是如何维护周礼的，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中哪些符合周礼的准则。

一、郑庄公一直坚持维护周礼

郑庄公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霸主，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一方面，不少人对郑庄公印象不好，认为他阴险狡诈，老谋深算，善于弄权。这是郑庄公从“郑伯克段于鄢”时就形成的固有形象，从另一方面看，他能征擅战，才智过人，并且在乱世中依然坚持着对周礼的维护。

《左传》开篇即写郑国，首件大事就是“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故事。当时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姜氏，后来姜氏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名曰寐生，次子名曰段。寐生就是后来的郑庄公，段就是后来的共叔段。“寐生”的意思就是难产，姜氏生郑庄公时遭遇难产，姜氏受到了惊吓，所以她厌恶自己的大儿子，名字也叫“寐生”，她偏爱她的小儿子共叔段，曾多次请求郑武公废掉郑庄公的太子之位，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但郑武公没有同意。正常人没办法理解这样的母亲，因为绝大多数的母亲都会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即使她认为自己身心受到伤害，孩子毕竟也是无辜的。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在自己十三岁那年即位，他的母亲姜氏在郑庄公当上国君之后一直请求把最好的封地留给小儿子，这一系列的行为导致共叔段娇纵贪婪到极点，得到最好的封地之后，他的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不断占领土地，招兵买马，甚至想推翻郑庄公的统治，居然还让他的母亲姜氏做他的内应。“将袭郑，夫人将启之。”[4]鲁隐公元年，共叔段起兵谋反，进攻郑国都城，郑庄公得知消息后，没有与他正面对抗，转而进攻共叔段的封地京城，由于郑庄公深得民心，京城中的百姓纷纷倒向郑庄公，共叔段大败而逃，这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事件的由来。

二、郑庄公维护周礼的表现

以往人们对郑庄公都持有批评的态度，认为其纵容共叔段，目的在于除掉共叔段，所以把郑庄公形容成阴险狡诈，用心险恶，歹毒至极的人，认为郑庄公是兄弟相残的罪魁祸首。然而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共叔段刚开始想要封地时，祭仲就劝谏过“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5]，这解释了郑庄公为什么不“早为之所”[6]，因为他宠爱自己的弟弟，不忍心立刻下手除掉弟弟，希望他自己幡然醒悟，这样就可以避免兄弟间反目成仇。郑庄公给了共叔段二十多年的时间和机会，一直等待他改过自新，然而共叔段并没有珍惜，反而一点一点膨胀着自己的野心，一步步走向灭亡。最后郑庄公选择杀掉了弟弟，安置了母亲姜氏。姜氏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在自取灭亡？她一味地偏爱和娇纵着共叔段，她不仅没有好好教育共叔段，劝他与哥哥和睦相处，反而与共叔段同流合污。郑庄公和母亲毕竟有剪不断的血缘关系，当天下太平、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开始想念母亲，作为一国之君，他已经说过“不及黄泉，无相见也”[7]，但他很快后悔了，亲情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的大臣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最后他和母亲和好如初。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为了百姓和国家社稷，他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国家稳定，他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在母亲和弟弟勾结想要夺权时他能沉着冷静应对，在最后也对母亲尽了孝道。

在《左传》中，作者反复倡导行事要合乎礼义，所以往往用礼来评判是非。其中记载的“周郑交质”“射王中肩”“郑庄公戒饬守臣”事件中，也都具体体现出了郑庄公对周礼的维护。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周天子已经无力驾驭各诸侯国，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然而互相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在于彼此体谅、坦诚相待，周天子与郑庄公已经互不信任了，虽然最终周郑交恶，但中间的过程还是体现了郑庄公主观意识上想要维护周礼，然而周王室失去天下、各诸侯国越来越强大是大势所趋，周天子向郑庄公索要土地，然后不把自己的土地划给郑国，这违背了君子所说的“怒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所以周郑交恶的根本原因是周天子自己不遵“礼”守“德”，既然周天子自己都开始不守礼，上天当然不能庇佑他，他下面分封的诸侯也蠢蠢欲动，不再想着约束自己的行为；“射王中肩”后，郑庄公立刻下令收兵，派人去安慰周天子，晚上还亲自去周天子营帐道歉，然而不是周天子有错在先吗？他没有缘由就轻率地剥夺郑庄公的政权并率领诸侯讨伐郑国，败下阵来，最后才导致自己被郑庄公误射中肩膀。在“郑庄公戒饬守臣”事件中，郑庄公联合齐国、鲁国一起讨伐许国，顺利攻下许国后，诸侯国国君谁也不肯接受许国国土，互相推让，齐僖公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鲁隐公又推让给郑国。郑庄公并不把讨伐齐国当做自己的功劳，他保留了许国的祭祀，他能做到不贪婪，他经受住了诱惑，使许国和其他诸侯国全都心服口服。许国不守法度就攻打它，这样做既维护了周天子的威严，惩罚了不肯臣服的许国，又给许国改过自新的机会。郑庄公曾对公孙获说过：“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失其序……”[8]他和其他诸侯国君一样，敏锐的感觉到了天下的异变，周王朝已经渐渐衰落，周天子已经渐渐失去了势力，其他诸侯敢于公然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敢于不守“礼”，礼制遭到严重破坏，周天子的威严已然不在。郑庄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衡量自己的德行、力量处事，他保全了周天子的面子，承认周天子的地位，在这件事上做的很合乎周礼。在《左传·隐公八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9]，这是郑伯对“分封制”支持的证据，也是对周天子地位的承认。

三、总结

综上所述，“春秋为一过渡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文化均开始发生变化。而为其时社会，政治之本之‘宗法、‘封建制度亦有转化趋势。”[10]在各个诸侯国企图挑战周天子地位之时，在各个诸侯国通过改革强大起来之际，郑庄公虽然身处春秋乱世，但是仍然能够维护周礼，他从未想过对周天子取而代之，可见周礼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郑国建国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弱国，而郑庄公能把郑国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基本符合周礼，所以民心所向。就当时郑国国内来看，他维护了郑国的稳定和发展，着眼于民生，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做好事；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郑庄公在图谋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保全着周天子，他推动了历史进程，对当时的社会和历史都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十九大召开以来，民生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生活站在了新起点，民生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在《左传》中找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表述，作为祖国的栋梁，祖国未来的希望，广大青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广大青年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中华书局，2016.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5][6][7][8][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

[1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中华书局，2006.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