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内江 641100）

在历史上，我国比较知名的龙舟文化最早发源于湖南汨罗，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诸如厦门集美、浙江杭州、贵州黔东南、云南洱海和德宏等地方也形成了闻名世界的龙舟文化和龙舟赛事。然而，四川川南地区的龙舟文化作为古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一种重要结晶，在当前全国龙舟竞渡的版图上却并不出色，甚至连四川新津等地区的龙舟文化品牌都比不上，究其原因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地人们对于自身龙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以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的轨迹经验启示川南地区龙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借鉴性价值。

1 川南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实动因分析

从性质上讲，我国的“龙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群众性、民间性、乡土性、民俗性的文化传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如同茶文化一样，龙舟文化在我国民间地区也很有群众基础，并且延续了千余年而不断绝，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龙舟文化、茶文化等传统文化都保持了很好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当前川南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实需求在于这样几点：

1.1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迫切需要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历史悠长、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各族人民依靠自身的聪明、智慧、劳动等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的旅游吸引力理论认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所创造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代表着“文化旅游”的高级演进阶段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生产力的重要环节是人们首先要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保护和利用观念。川南地区的龙舟文化作为我国龙舟文化的一种重要乡土形式和地域形式，代表着古巴蜀地区的特殊娱乐情趣和文化风味，作为一种区域性的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却没有得到各界的足够重视，导致于在我国龙舟文化传承中的“失语”，因此需要迫切地加强传承。

1.2 文化自信战略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强对川南龙舟文化内涵的挖掘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落后”的农耕文明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打的一败涂地，作为一种被入侵的文化存在，我国清末的知识界掀起了一股“文化自信”自救浪潮。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不相一致的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问题还没有解决。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已经解决了“站起来”、“强起来”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文化自信战略的提出便是旨在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结合当代文化软实力创新去整体上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一种战略。因此，客观上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对本土性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力度，而川南地区的龙舟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显著的文化存在。

1.3 人们对于川南龙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力度远远不足

相比较于其它地域的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当前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政府部门还是其它社会主体或个人等，对于川南的乡土性龙舟文化都不是很重视，相关的研究文献和学术成果基本上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从文化内涵上来看，川南龙舟文化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民俗活动，在众多的古典文献当中对于这一文化传统都是有记载，比如《续齐谐记》、《荆楚岁时记》、《彭山县志》、《金堂县志》、《巴县志》、《铜梁志》等川南一带的地方志都对该地区的相关龙舟文化具有丰富多彩、极具个性化和观赏性、娱乐性的记载，但是当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这一地区的传统龙舟文化却都缺乏足够的、必要的关注。

2 茶文化对于川南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启示价值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与茶的实践有关的相关精神的、制度的、信息的、物质的文化元素的集合，具有十分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生命力、最能延续和传承的一种文化形态，即便是经历了战乱和外来文化的入侵，这种文化形态也始终没有得到断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绵延不绝。因此，从这个旺盛的生命力角度来看，茶文化对于川南龙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2.1 价值理念层面：内嵌于人的精神信仰当中

茶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关于中国人国民精神、审美情趣、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在儒家的“天人合一”、禅宗家的“禅茶一味”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文化认知系统中，茶文化本身就具有终极信仰层面的“尊礼重道”方面的意识形态内涵。例如，儒家思想讲“和”，渗透到茶文化当中这种“和”便成了茶道，正如孔子所讲“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便是体现出来的这种内嵌于人的精神信仰当中的存在。因此，对于川南龙舟文化传承来讲，一方面它具有民俗的特点，地方性的民俗学者、百姓等首先要对自己的民俗具有一定的精神信仰和图腾崇拜才能更好传承，另一方面在当前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又要通过一定的现代化改造，使之更好地与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如自由、个性、民主等）进行融合。

2.2 信息、制度层面：内嵌于人的机制化约束当中

当代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关于约束人的“制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正式制度，表现为各种刚性化约束的法律法规、制度规章等，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二是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相对隐性化、柔性化的伦理文化、约定俗成的规则等。如果从我国茶文化的传承历史来看，其隐性化的传承、非正式制度化的传承更加具有作用，茶文化的一些具体实现形式（如茶艺、茶曲、茶文化节等）都可以算作是比较机制化、程式化的传承方式，其带有明显的软性约束意义。对于川南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来讲，我们建议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可以举办地方性的龙舟文化节或地方性赛事等，将其作为一定的机制化约束进行传承，走出“散乱差”的管理格局。

2.3 交际行为层面：内嵌于人的深度体验、社会习俗当中

文化旅游理论认为，当代旅游的深度内涵是“基于文化的旅游”，即旅游本身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当前我国茶文化旅游便生动地体现出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茶文化传承一个重要的时代化渠道就是走向市场、借助于人们的消费、旅游等拓展茶文化的生存空间和经济价值等，实现关于茶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开发的多赢目标。这种内嵌于人们的交际行为、社会礼俗或习俗中的文化传播方式一大优势就是避免了茶文化的单方面传播，实现了受众参与、受众体验与受众“二级传播”的目标。川南地区的龙舟文化当前缺乏的就是这种内嵌于人们深度体验、互相交往中的传承自觉。因此，展望未来，川南的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不能孤立地进行，而是应当与当地的特色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等结合起来进行统筹，将其转化到人们的行为自觉中去。

3 结语

川南的龙舟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历史悠久，相比较于其它地方的龙舟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个性和特殊性，但是在相关的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茶文化本身无论是从产生还是从地域分布、传承与创新等角度来看，与龙舟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借鉴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和创新，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亟待开发的川南龙舟文化之探讨。面向未来，围绕着乡村振兴中的精准扶贫、特色乡村产业、深度旅游、民宿开发等，川南的龙舟文化大有用武之地，通过在精神价值层面、信息制度层面和交际层面以及更为丰富多彩的物质器物层面的传承创新，川南的龙舟文化一定会成为区域性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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