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黄海峰 程琳琳

2G跟随、3G突破、4G并跑，在3GPP 5G首个版本标准正式发布的合照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黄皮肤的年轻面孔，其中有不少人来自中国。

著名文学家冰心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备受产业关注的5G，是一朵美丽的“5G之花”。在商用到来前的漫漫寒冬里，这朵5G之花正在积蓄力量，为绽放做着充足的准备。

5G之花要绽放，标准是根基。“一流企业做标准”的说法，使得标准化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大上的工作。但深度参与5G标准制定的中国移动专家们则表示，标准化工作并不只有和风细雨，更像一场场耗尽心力的战斗。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国标准化工作者们用其过人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来浇灌5G之花。

在2017年底备受业界关注的5G NR（新空口）首发版中，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者们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舌战群儒”“合纵连横”不再是历史书中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此，通信世界全媒体记者近期走进中国移动研究院，采访了近十位中国移动5G无线网标准化专家，为读者揭开5G标准制定的“神秘面纱”和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用过人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浇灌5G之花

众所周知，标准是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础，在2G/3G/4G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统一标准，各企业各自为政，将带来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混乱局面，商用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标准的制定是产业链发展的头等大事，所以才会有“一流企业做标准”的说法。

要知道，在2G、3G时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一直被国外厂商垄断，但是在3GPP 5G首个版本标准正式发布的合照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黄皮肤的年轻面孔，其中有不少人来自中国。这令记者感到惊讶，一方面5G标准为何有如此多的中国人参与，另一方面中国代表们很多是年轻人，和国外白发苍苍的代表居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要参与并制定这些对产业影响深远的标准，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代表，尤其是年轻的中国代表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中国移动黄学艳参与标准化工作才一年多，算是标准化工作中的新面孔，负责RAN2空口用户面，她谈起了自己第一次参与标准化线上技术讨论的场景：“刚开始参与标准化工作的时候，自认为准备已经很充分，能很好表述我方观点，没想到与会国外代表会‘熟练’地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当被质疑且遇到未充分准备的细节时，我们会非常紧张，有时甚至无法回应对方，因此提案就很难通过。”

所以黄学艳坦言，要做一个合格的标准化参会代表，不仅要准备好自己的提案，还要充分思考对方会从什么角度质疑，因此非常考验个人知识储备和沟通经验。

“不仅平时要积累的东西多，开会的强度也很大。每次3GPP会议，工作时间都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还有几次标准即将定稿时，会议开到晚上两点，高强度的会议，每次都持续一周。”中国移动RAN1参会代表倪吉庆表示，他负责物理层的下行控制信道和动态TDD的标准化工作，深刻感受到标准化工作是非常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要讨论、跟进方案，就必须有深刻的技术功底和前期的技术积累及准备为基础。

“3GPP开会频率很高，几乎每月一次。工作时间长还可以接受，倒时差就太痛苦了，尤其是美国的作息时间与中国完全相反，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参加高强度的技术会议，开会不仅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倪吉庆苦笑着说。

倪吉庆看似是3GPP参会代表中的“小鲜肉”，从事标准化工作只有两年多，但如今他已经开始负责多项物理层核心技术的标准推进，在压力中成长速度惊人。倪吉庆表示，他强烈感受到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5G增强的关键技术之一非正交多址的研究为例，国内的设备厂商如华为、中兴、大唐均针对新的多址接入方式有自己的特有技术方案，如果三家直接竞争，技术方案就难以统一，国内设备商如果都难以统一技术方案，更不要说国外还有更多企业存在分歧。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能分‘蛋糕’，中国移动站在全产业的高度，思考标准是否有足够竞争力。因此在多址方面的竞争上，中国移动站在产业的角度，希望提供统一平台，使各方技术标准达成统一。”倪吉庆讲道。

遇到各家的分歧，拉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拉架的一方既要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还要站在产业的高度，不能偏袒，真正从产业角度出发，帮助各方将“蛋糕”做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和高度，中国移动才经常在关键时刻扮演协调人的角色，推动标准的收敛与发展。

“在标准化的过程中，中国移动并不会因为是运营商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在3GPP这个平台上，大家都是凭技术实力PK。”担当RAN3参会负责人约两年时间的刘亮，主要负责接入网架构和接口，他表示标准化工作除了要平衡各方利益，还要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保证产业链健康发展的整体利益。

中国移动作为运营商，贴近现网需求和应用是其重要优势，这也是厂商愿意与其合作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标准化过程中，中国移动可以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和芯片、终端、设备厂商共同合作，实现技术方案从研发、标准化到部署应用的整个过程。

而侯雪颖还分享了在5G新型帧结构方案推动过程中“舌战群儒”的小故事。她讲道，最初推动新的帧结构比较艰难，主要原因是帧结构使用方式跟部署所使用的频段和应用场景有很大关系。基于中国移动在4G时期帧结构方面技术和运营的积累，先联合国内运营商一起，由中国移动牵头去推动3GPP 5G新空口标准支持灵活帧结构。但是国外很多运营商并不认可，厂商也都不太愿意采纳。所以，中国移动只好通过不断的努力，结合TD-LTE的大规模应用经验，反复论证5G多运营商部署场景，用新的帧结构才能满足5G系统的不同场景和多样化需求，以争取其他企业的支持。

“标准讨论初期甚至中期，部分公司都比较激进，希望借鉴非授权频谱使用机制来定义帧结构，而我们从TDD网络运营中的实际情况和经验，及不同供应商间设备的实现及多个设备和网络间协调面临的困难出发，分析该机制在未来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从而使更多的运营商伙伴和设备商伙伴逐步地认可了我们的帧结构建议。”侯雪颖告诉记者。

中国企业话语权的崛起

如前所述，作为3GPP标准化代表，中国移动既要熟悉3GPP的规则，还要接受来自各方的质疑，最重要的还要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平衡各方利益，这份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要提升中国企业在3GPP的话语权，标准代表任重而道远。

由于历史的原因，3GPP以往都是国外企业的主场。初期，中国代表在3GPP标准化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据说有个3S定律——Smile，Sleep，Silence（微笑、睡觉、沉默），将中国代表在标准化中的表现描述得入木三分。

“外国老牌通信厂商的专家很多是白发苍苍的，他们的很多方案比较容易被通过。而中国代表话语权的崛起是近几年的事情，前期阻力重重。”倪吉庆讲道。他表示，“如何让那些老专家们接受自己的提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要知道，3GPP不仅是技术交流，更是一种外交。很多外国企业的专家是从3GPP创立之初就开始研究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对3GPP的运行机制、组织文化有较深的理解，并且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如何让这些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接受拥有众多年轻人的中国代表的提案，以及中国年轻代表们如何在不同企业的文化背景下，对各种技术方案进行折中沟通，并在这些十分熟悉游戏规则的群体中放大自己的声音，确实十分困难。

在标准化会议上，有时还会出现国外企业拆台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都影响标准化过程的顺利推进。”陈卓是一个参与3GPP RAN2会议十多年的老人了，他看到了年轻一辈的成长过程以及其中的艰辛。

陈卓表示，不同设备厂商之间、设备厂商和终端厂商之间都存在利益分歧，同时不同厂商在不同国家面临的法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诉求也不同，还存在很多类似于IPR商用这种专利背后的竞争。而3GPP在涉及具体的技术专利时，很大程度上是“博弈”，不会开发太多解决同一个问题的并行技术，因为这会造成产业的浪费。

专利的背后是知识产权，还存在“合纵连横”之类的情况，因此标准化工作者不仅仅是技术专家，也是外交家。做一个好的标准化参会代表要将自己的课题按时推动下去是非常不易的。

那么，现在中国企业发展情况如何？“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代表成长很快。”就中国年轻人代表的表现，经历十几年标准制定的老兵陈卓如此表示。

就在近期，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在标准方面，中国5G标准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标准组织担任关键职位30余个，投票权超过30%，文稿数量30%，牵头项目40%。

从中国移动副院长黄宇红担任3GPP SA副主席开始，如今我国专家已经在3GPP RAN担任多个重要职务。据统计，中国移动专家担任了RAN全会的副主席和RAN2的副主席，华为专家担任RAN4的副主席，中兴专家担任RAN3的主席，大唐专家担任RAN5的副主席。

“合纵连横”确立Polar码

在5G标准制定中，前段时间Polar码成为5G标准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刷爆了朋友圈。很多媒体甚至说是“让中国人沸腾了，华为碾压了某某厂商”。当然，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但的确是中国标准力量的一次重要突破。

Polar码这种物理层的跳跃性进展震惊了行业界，使业内兴奋于中国公司终于在编码方面有了突破性飞跃，但是这背后却经历了激烈的角逐。

中国移动研究院童辉负责RAN1大规模天线工作，经历了这个过程。童辉讲道，在3GPP RAN1 87次会议的5G短码方案讨论中，中国公司主推的Polar码方案，从美国公司主推的LDPC、法国公司主推的Turbo2.0两大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5G eMBB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

在这三种编码中，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只有中国公司主推的极化码，没有“应用先例”或“不可实现”成为方案推动的最大阻力。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移动希望5G具有足够强的技术竞争力，3GPP作为5G的主要标准化组织，更有责任和胆识挑战新技术和使用新技术，形成一个具有足够技术竞争力的5G标准，而不是跟随于其它组织和应用的实践；为了与各方达成共识，中国移动对不同编码的优缺点和应用场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得出结论，采用极化码作为控制信道这样的短码编码方案，用LDPC作为以长码为主的数据信道编码方案，可以使系统性能达到最优。

此后，中国移动的代表基于该方案与众多主流厂商和运营商展开密集技术讨论，希望各方的意见都能得到尊重和体现，各编码方案都能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从而使5G具有最佳的性能保证。

2016年11月，当时5G短码标准讨论会议开到夜里2点（这是最晚的一次），博弈仍在激烈进行，LDPC的拥趸公司仍然坚持认为Polar码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因此希望将LDPC作为5G编码的工作假设（如果未来发现有较严重问题，可以推翻，否则将作为正式结论），这将导致Polar码的最终实际出局。关键时刻，中国移动代表徐晓东做了最后的发言：“现在大家就LDPC和Polar码的优缺点和应用场景都基本形成了共识，其分歧在于Polar码作为5G编码方案之一对于产品实现存在巨大风险，在可容忍复杂度下的性能难以实现，这样的话，说明今天我们更应该将Polar码作为工作假设而不是将LDPC作为工作假设，因为如果大家坚信Polar码的可能缺陷不能克服，大家就更容易在下次会上推翻这个工作假设。”最终各公司在可工作的编码方案和“冒险”优化的编码方案间，选择了给予Polar码更多空间的工作假设——极化码作为控制信道编码方案，LDPC作为数据信道编码方案。最终十分不易地实现了中国公司在编码方案上的突破。

在5G标准制定的这场战争中，我国在标准方面的话语权日渐提升，中国代表的开放合作与沟通才智，经受住了考验。

未来要与垂直行业“谈恋爱”

5G与2G/3G/4G时代不同，不只是网络速率的提升，还要实现万物互联。中国移动总裁李跃形象地表示，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那么在5G标准化初期，垂直行业企业是否应该参与呢？对此，刘光毅肯定地表示，在标准的制定阶段，通信行业需要把垂直行业的需求引入到标准体系中，5G需构建融合生态。

据了解，传统各行业的发展，在标准制定、产业推进以及应用、产品的供应链等方面都采用封闭式、烟囱式的发展模式，多数企业排斥与通信行业的融合，因此发展万物互联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从我国全行业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政府应出台相应规划，从而有助于打破行业沟通的壁垒。5G可以为传统企业赋能，帮助其转型升级，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因此打通合作渠道有助于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如中国移动与南方电网已经开始了合作，中国移动以其网络能力满足电网发展的智能化和智慧化需求。另外电力行业的相关设备和器件生产商，也希望在标准制定阶段提出自己的诉求。所以这些垂直行业在3GPP框架下与通信行业走到了一起。

“与垂直行业合作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双方要克服技术沟通的障碍，达成一致，才能将相关需求纳入标准，垂直行业如宝马、西门子、博世、阿里巴巴等均已参与到标准工作中。另外，5G的发展需要构建融合生态，就像谈恋爱一样，你情我愿才可以，大家共同获利，才能走得长远。传统企业如果通过自己构建产业链的方式发展5G会付出很大代价，产业支持薄弱，难以实现长远发展，因此融合生态的构建很有必要。”刘光毅比喻道。

旗帜鲜明推动SA标准化

为了推动5G产业的发展，中国移动旗帜鲜明地推动SA的标准化，但是此番冻结的NSA版本，中国移动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两种标准选项，中国移动如何看待呢？

据了解，NSA组网方式可以满足运营商快速部署5G的需求，因为其基于LTE的基站和核心网进行升级，增加数据管道，使网络快速扩容，但这种组网方式的问题在于可能仅是扩容，却没有很好地给运营商提供新的网络能力。

中国移动旗帜鲜明推动SA组网方式的发展，因为SA组网方式能够为运营商带来端到端的新能力，拓展新的市场，是整个行业发展新利润空间的手段。只有整个行业能够开源，行业的价值才能不断地提升。5G就是要实现万物互联，那么只有增加连接以及连接所带来的价值，才会让整个产业有更好的发展。

随着运营商增量不增收的“剪刀差”日趋加大，以及“提速降费”政策的不断推行，运营商需要新的能力去拓展垂直行业和企业级应用，只有带来新的收入，整个行业才能有好的发展。同时，5G的发展，基站和传输投入比较大，成本如何收回是个难题，因此5G组网的目的不仅要增加容量，还需要拓展其他新的业务模式。所以中国移动认为，推动SA组网方式才更符合产业长远发展的需求。

在2017年12月底5G NR NSA标准冻结之时，众多厂商纷纷表示支持NSA。刘光毅表示，中国移动更强调NSA组网方式和SA组网方式的共性，二者可以共享产业规模，有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融合生态。

因此业界达成共识——5G的终极目标是独立组网，因为只有新的核心网和新的无线网，才能有端到端的全新5G能力。所以即使运营商现阶段引入NSA，未来的发展还是要演进到SA。

履行国企的社会责任

“中国移动的平台十分广阔，可以使我站在产业的高度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与原来我是一颗‘螺丝钉’不同，现在的工作需要的知识面更加广阔，对个人也是一种提升。收入不是全部的追求，现在的工作更多是一份情怀。”陈卓激动地表示。

陈卓原来在华为担任技术骨干，收入比中国移动要高。来到中国移动工作后，陈卓收入几乎“腰斩”，但是陈卓还是义无反顾来到中国移动，甚至宁愿背个“最差绩效”，从而脱离华为来到中国移动。难道在华为开展标准工作不好吗？陈卓的选择让很多人不解。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陈卓并非认为在华为工作不好，而是认为中国移动更适合自身的“情怀”。陈卓多次表示，中国移动平台更大，能实现自己为产业服务的信念。

“很多人说中国移动是垄断企业，其实并不是，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全产业发展的角度，去帮助中国企业发展，助力中国通信行业的崛起。”刘光毅表示。

对比可以看到，中国移动专家参与标准工作，需要超高的技术积累和不断学习，需要如外交官一样的沟通经验，还要顶住强大的工作压力，但却没有其他企业标准专家的收入，甚至还让很多内部外部人士不理解。中国移动标准专家到底图什么？他(她)们的努力到底给中国移动带来什么？

就在采访的当天，中国移动的代表徐晓东和胡南还远在葡萄牙参加3GPP标准化会议。徐晓东是中国移动最资深的标准化代表，目前担任了RAN全会副主席，从中国移动第一个标准化立项，到中国移动承担5G场景需求标准化项目负责人，他为中国移动在3GPP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徐晓东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标准化军团的骨干人物，其倔强花白而富有激情的头发已经成为了标准化会场的中国符号。

而胡南作为中国移动第二代标准化代表的主力，目前和徐晓东共同带领着整个无线标准化团队。两年前，在中国公司的支持下，胡南当选为3GPP RAN2副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个职务。胡南感觉肩上担子沉甸甸的，身为移动国企人，不但为3GPP认真负责地服务，而且要架起中国公司和各跨国公司间友好、开放和公平沟通的桥梁。从那时起，通宵达旦地阅读标准化提案、废寝忘食地推敲国内外各公司技术方案、殚精竭虑地为中国移动和其它中国公司争取合理公平的标准化利益就成了胡南工作的日常。两年来，在胡南的主持下，中国移动和其它国内公司共有20余项技术项目成功完成了标准化。而且因为其公正出色的会议主持工作，今年胡南再次连任RAN2副主席。胡南表示：“每当帮着中国公司和3GPP解决了问题，看到大家的微笑和感激，我之前吃的苦和受的累，顿时一扫而光。”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标准制定中，中国移动始终站在全产业的高度。作为产业链“龙头”企业之一，中国移动考虑问题不能像厂商只重点考虑自己的方案或专利，更多的要考虑产业本身的健壮性以及产业生态的良好发展。

所以，有些方面的提案只有中国移动在推动，如中国的高铁通信，这是中国特色的需求，中国的高铁时速超过了很多国家，只有中国在关注这些高铁用户的体验，中国的这些经验将成为后续发展高铁国家的宝贵财富。

从中国移动企业自身的角度看，刘光毅表示，中国移动创新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化：创新的专利化、专利的标准化、标准的产业化、产业的国际化。创新只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中国移动是用创新去解决实际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创新的效应短期不明显，但长期看非常有价值。专利的重要性也将在产业化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由于标准先行，中国移动标准化力量的价值，可能只有到产业全面发展之后才能看到。

在这次交流中，记者明显感受到标准工作者们的艰辛，但是为了5G的发展，为了产业的长期利益，这些标准工作者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中国实现“5G引领”的目标，不断努力前行，让我们为他们辛勤的付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