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嘉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服饰是一种沉默的身体语言，亦是隐性文化内涵的显性表达，其审美受政治气候、经济发展和思想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外在形式。在宋代的中国女性中，曾普遍流行缠足之风，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女性中，紧身胸衣、大裙撑曾风靡一时；接踵而至的是中西方社会先后出现女性高底鞋，在时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中西女性服饰文化达到惊人的契合，毁形装饰殊途同归。因此，挖掘中西女性服饰文化差异的内在根源，探究相似审美心态的文化成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女性缠足的风行及其缘起

“缠足缠足，哀我汉族。女子何辜甘雌伏，同受非刑莫可赎。”缠足这一摧残妇女肉体和精神的恶俗，在封建中国曾流毒千年，关及礼教纲常的阐扬、畸形审美心态的发酵、国民身体素质的下降乃至世道人心的腐化，其危害之烈，远超一般陋俗。

缠足之风盖起自南唐窅娘金莲之舞，后世竞效，普及于宋元，极盛于明清，时人莫不以小足为美。作为男权社会欣赏女性阴弱、纤柔特质的衍生物，缠足自始至终带有取悦男子的奴性心理，后世楚宫细腰、汉宫之髻皆基于此心理。男性主导的审美观在上层社会流行后，缠足日益成为等级身份的象征。另有以文学为载体的男性话语的推波助澜，上行下效、富行贫仿，从城市市民阶层到乡村，终成燎原之势，缠足从一种所谓美的时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行为规范，至明清更被赋予礼教意义，加之婚配观念的束缚，女性的裹脚布愈缠愈紧。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非亲历者不能详其痛苦，“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强为折屈以求纤小，使五指折卷而行地，足骨穹窿而指天，以六寸之肤圆，为掌上之掌握。日夕迫胁，痛彻心骨，呼号艰楚，夜不能寐。”缠足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极大暴虐，更施加精神上的苦楚，本该天真烂漫的少女几近呆若木鸡、抚门哀泣。而慈母常是施虐的凶手，父亲兄弟则袖手旁观，血脉亲情亦扭曲变形。然外界仍慕此风，因为一双三寸小脚是衡量女子美丑的重要标准，“红缎小鞋白裹脚”在多地民谣中均有提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和审美取向。一些风流文士还有慕“莲”的嗜痂之癖，如顾颉刚所编的《吴歌甲集》中有一首名为“缠金莲歌”的苏州山歌[注]转引自陈存仁：《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后更名为“佳人房内缠金莲”)，将此风刻画得淋漓尽致。至明清之际，男性所著玩赏小脚之文连篇累牍，多半带有刺激情欲的色情意味，对女性凌虐之美的狂热爱慕，反映了封建社会男性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心理病态和颓变。此时虽已有讽刺、反对缠足的微弱呼声，如直隶京兆民谣“好不好，好不好，娶个媳妇是小脚。又歪又臭，熏的我个够不够”[注]刘经庵：《歌谣与妇女》，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版，第207页。，但其作用十分有限，最终昙花一现，覆没于时代洪流中。

二、西方女性束腰的盛行及其演变

文艺复兴重新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个人意义，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帜，古希腊罗马文化被重新拾起，乐观主义、现世主义、个人主义尤其是人文主义熠熠闪光。服饰作为修饰人体的工具受到空前关注，人本主义光辉鼓励人们摆脱宗教神权的桎梏和掩盖自然形体的服饰模式束缚，开始利用服饰表达或夸张女性人体的造型之美和曲线之美。

16世纪女性服饰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通过穿着来改变身体的自然形态，为了体现女子丰胸、细腰和肥臀的体态美，“紧身胸衣”“裙撑架”“臀垫”和“高底鞋”等服饰开始盛行。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意大利风时代，女装一改细长的造型而向横宽发展，裙子越来越宽敞、肥大，整体趋于浑圆；二是德意志风时代，女子服饰重心愈发沉降在下体部，窄肩、细腰及腹臀宽大的大裙子成为典型的装扮；三是西班牙风时代，又称填充式(bom bast style)时代，裙撑“法勒盖尔”(forthingale)和紧身胸衣“苛尔·佩凯”(corps pique)相继产生。裙撑是缝制鲸须或金属丝以作轮骨的厚亚麻布衬裙，使罩在外面的裙子膨大，与细腰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紧身胸衣用来勒细腰身，分硬制和软制两种，硬制胸衣用金属丝或鲸须制作，按照女子体型由前后左右四片构成，连接处安有扣钩与合页，西班牙语称basquine。据载，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妃卡特琳娜·德·梅迪契首创将手术用的铁制胴衣充当胸衣，其嫁妆中也有铁制的紧身胸衣，她的腰围是40厘米，其表妹腰围仅37厘米[注]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第154页。。一般贵族女子使用布料的软制胸衣，中有增厚的薄衬，前、后、侧嵌入鲸须增加强度，前下端的尖端用硬木或金属，后面开口处用绳带收紧[注]冯泽民：《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紧身胸衣在塑造性感形体、完成人们美化欲望的同时，对女性肉体造成极大损伤和危害。德国解剖学家曾对被人为强制勒细的“蜂腰”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紧身胸衣使人体呼吸、消化和血液循环三大机能同时受阻，易导致贫血、肺病和流产等疾病，肋骨被折向里弯曲，内脏发生移位变形，对身体健康损害极大，甚至缩短寿命，据载当时女性平均寿命仅35岁。然而，出于对美的狂热追求，一直到19世纪，贵族家庭的少女尚未发育成熟时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节食、穿戴毁损性的紧身胸衣束腰，以期塑造凹凸有致的S型身材，成为男性眼里具有女性魅力的理想女人，即所谓的“科尔塞特”教育。陋俗之威，流毒之久，令人瞠目结舌。

三、中西女性高底鞋的流行及其审美心态折射

在我国清代，汉族妇女缠足所穿的弓鞋普遍采用高底，更凸显双足纤小。一种制成平跟，鞋底以多层粗布缝纳而成，呈平面形，另一种则制成高跟，在后跟部分衬以木块[注]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有“高跟笋履”的美誉。满人入关前居于北地，气候寒冷恶劣，妇女的鞋履多采用高底以防潮、保暖、防尘和防虫叮蛇咬。满族不尚缠足，旗鞋特别宽大，且高底处于中间，前后两端不用衬垫，鞋底的造型与马蹄踩在泥地上的足印相似，故名“马蹄底”，也称“花盆底”。旗鞋是与旗袍搭配的满女之装束，为满女独享，在满清社会是最高社会等级的标志之一。旗鞋用料考究，鞋面通常用彩缎制成，上绣花样，鞋底抹以白粉，俗谓“粉底”，华美者在鞋底四周镶有宝石。贵族女子十三四岁开始穿“花盆底鞋”，老年人、小孩及平民女性则穿木质平底鞋。

在西方世界，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厚底跟的女鞋。15世纪末期，威尼斯兴起一种唤作“乔品(chopines)”的高底鞋，相传从土耳其传入，流行于16—17世纪，后又传播至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乔品为木质或软木质地，高20～30厘米，从侧面看，鞋底中间小、上下大，边覆纺织品或皮革材料，涂有颜色[注]刘瑜、卞向阳：《中西女性服饰装扮史上高底鞋比较研究》，《丝绸》2009年第1期，第48页。。鞋面一般为丝绒等纺织材料或皮革，做成无后踵的拖鞋状，因掩藏于宽大的裙子里，装饰并不多[注]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如果没有侍女搀扶，贵妇人穿着高跷似的乔品几乎寸步难行，乔品成为权贵富豪们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美化功用是中西方不同形制女性高底鞋的共同点。中国传统女性服饰大多追求宽衣博带的形制，平面式的宽袍大袖遮蔽人体曲线，服饰表达在于朦胧而隐约，崇尚一种委婉含蓄、忽略外在形体的意境美。三寸金莲立于高跟笋履，脚小鞋细，一步三摇，形如弱柳扶风，尽显女性婀娜之姿，把平面服饰演绎得柔美异常，引文人骚客心旌荡漾、诗情顿生。满族旗袍臃肿宽大，难免有视觉重心下移之弊，旗鞋巧妙地将人体拉长，尤其是身体下半部增长，从而优化纵横向比例和上下身比例。西方上简下丰的女性华裙造型也使人体比例失调，乔品正好弥补下体的膨大，将人体重心抬高，成为内有裙撑的下裙的绝妙搭配，且高底鞋无形中延展、拉伸腿部线条，符合西方通过服饰塑造女性三维立体造型、强调人体空间曲线美的审美要求[注]汤献斌：《立体与平面：中西服饰文化比较》，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修饰女性人体以达到完美的身材比例，这是高跟鞋弊病百端却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四、中西女性服饰文化异同之源

(一)中西女性服饰差异之历史原因

服饰表达受多种因素牵制和影响，中西女性服饰差异的历史原因，集中体现在文化环境、政治风候和宇宙观三个方面。

1.女性服饰既是对生活审美感知的反映，也是一种文化象征。三寸金莲在宋代的风行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代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至清代更被赋予“礼教”的文化含义。儒家倡导“三纲五常”，缠足后女子出行不便、举步维艰，被禁锢于闺阁一小方天地中，保证男女有别的绝对遵循，从源头上阻绝女子与男子私相授受、轻浮不忠等行为的发生。男尊女卑是礼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刻意且强制使妇女肢体残缺，是夫权、父权对女性的暴虐和荼毒。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的时代，个体诉求热烈激荡，人们有了将个人理想在服饰中实现的气魄。女性的紧身胸衣即是人性的极大解放，是人文主义精神号召下解放人性的一大体现。用增大服装造型体积来占据更多空间，背后既是强烈的“自我扩张”的心理动机，也是“自我存在”意识的张扬表达。

2.在政治气候上，衰世和盛世在女性服饰上折射出迥异的风貌。宋代颓靡的社会气象使士人学者多埋首于理学以寻求心理慰藉，男性文人尤其喜好阴柔气质以凸显渐微的男子气概，投注到女性身上表现为对纤弱、柔美品质的极度偏好和大力吹捧，由是孕育出畸形的审美心态，残害女子躯体以培养出袅娜、依附及柔弱的气韵。文艺复兴推翻神灵崇拜的泥偶塑像，宗教神权衰落，世俗君权空前强大，16世纪欧洲女性束腰与中国妇女缠足心理趋同，皆缘起于对皇家喜好的上行下效和狂热追求。西班牙公主身着紧身胸衣和裙撑来到英国，引发该种造型的流行。当欧洲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宗教神权的手镣脚铐早已脱去，一切社会行为归于皇权统治，宫廷成为时尚流行的发源地，东西方社会的服饰文化屈服或听命于政治统治。当然，文化一统的另一面是抑制了民间服饰多样化的自由诉求。

3.论及宇宙观，中西女性服饰文化对比即“天人和谐”与“物我两分”之不同。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中国重视平淡、中庸，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蕴，对应的女性服饰文化以简约、质朴和不好文饰为美，强调自然流畅的整体气韵、写意风格和宽松柔和的裁剪结构。与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相协调，女子婉约、朦胧和柔美的气质尤为重要，相较四平八稳、健步如飞的稳健形象，轻移莲步、娉婷袅娜的病态的确更能演绎平面服饰的韵味。人际和合、天人和合及身心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理想，女性形象自始至终都拘于娴静、端庄和柔弱一隅，符合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期望。而作为西方宇宙观的渊源，希腊哲学强调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与环境的绝对分离，折射到女性服饰上体现为“自我扩张”，将服装视为扩大自我肉体的工具，以此拉开人与自然整体、人与人个体间的距离；二则追求数量与比例的和谐，力图展现理性的美、技巧的美，这与利用服饰修饰、重塑女性人体体例的本质是一致的。希腊文化推崇人文主义，尊重人和人体，强调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一方面是顺应曲线走向形成自然轮廓，另一方面是人为塑造形体，根据需要而夸张，后者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的欧洲社会运用得炉火纯青。

(二)中西女性毁形装饰相似之社会成因

缠足、束腰作为毁形装饰的典型表达，相继流行于两个相对封闭的大陆内部，其中隐藏着相似的社会成因和意识形态驱动，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精神需求、男权文化和情色符号四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为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奠定基础，也为人们购买服饰提供资金。新型服饰的流行必须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文化和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北宋的经济实力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国，大官僚、大商贾的骄奢淫逸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其对于服饰面料、装饰的极致追求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满清贵族入关后，经历了一场由政治形势转变带来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大变革，需尽可能在两种文化中顾盼、折中以求平衡、兼顾，旗鞋便是兼采众长的产物。在文艺复兴时期，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因素和原动力，中世纪以来，保守、封闭和节俭的生活骤然转为自由、开放和奢靡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新生活极度奢侈浮华，相应的服饰风格也极度奢华富丽，审美观变化无穷，服饰样式不拘一格甚至独树一帜。

2.缠足、束腰不是为了舒适和保护人体，妇女甘受其苦的强大精神支撑是社会地位及财富表征。用有意脱离生产活动来表现自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有闲阶级的消费就是炫耀，缠足、束腰之炫耀财富、权力的意图十分明显。缠足普遍流行于豪门贵胄、大家巨富，平民家庭难以为之，劳动妇女以其不便更无此俗，缠有一双令人称羡的三寸金莲，代表着家底殷实富足。束腰也是在社会高层带领下兴起的时尚，是贵族女性的一大象征，旗鞋和乔品更是彰显权势、地位的奢侈品。人作为社会成员存在，要与社会中其他个体交往，要向同类昭示其社会角色以获得社会认定，让他人明了自己的阶层和身份，从而博得赞誉、获得自我满足及显示贵族的特殊性，这是中西女性服饰文化呈现的共同点。

3.缠足、束腰皆是集自虐、暴力和性等于一身的病态审美。当男性的审美意趣达到顶峰，在适时经济土壤的沃育下，位于金字塔尖的病态美就会爆发出倒金字塔的影响力，审美标准亦权威化。女性刻意突出性征，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于当时社会男性主体身份和女性客体身份的服从。女性身体成为审美的载体，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客体，最终是那个时代男性可以享用的炫耀工具。为体现自我存在的外在价值，女性不得不运用强力使自己尽量贴合标准，以致不惜残害肢体、牺牲健康甚至放弃生命，以取悦、迎合扭曲的畸形审美，且甘之如饴。三寸金莲、丰乳细腰和纤长双腿，无疑都是男权社会的荒谬产物，是女性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表现。

4.毁形陋俗死而不僵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色情性和性感作用。性感即性特征突出，带有情色意味，是唤起人的视觉快感和心理快感进而升华成美感的重要手段。在中西毁形文化中，服饰带来的心理满足是双向的。女性柔若无骨的莲足、不盈一握的腰肢，隐藏着最原始也是曾经不敢表露的性动机，在缠缠勒勒中，女性畸形的脚、扭曲的腰已被塑造成变相的第二性器官。思想解放强调的是人性，刻意夸张女性特征强化的则是人的情欲，不言而喻的带有一种取悦男性的性暗示。当男性享受性征符号的视觉诱惑时，女性体验到的是同样的性心理快感[注]王展：《紧身胸衣——人体的束缚和人性的解放》，《装饰》2007年第7期，第104页。。德国一贵妇有一段嘲讽当时男性的记录：“男人真奇妙，看着我们那装饰得很大的下半身步行或跳舞时的娇媚动作，他们双眼发直……所以，我们必须把下半身撑得更大。”[注]转引自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即美的本质是凸显女性肉体的诱惑力和美感。男性的“注视”最终决定女性的着装趣味，使她们痛苦并快乐着，在审美的亲身实践中获得别样的愉悦，从而更积极、主动地残虐肉体，皆缘于这种快乐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回报。

福柯有言：“身体刻写了历史的印记，而历史则在摧毁和塑造身体。”[注]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利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身体外观的种种修饰手段，是超越个人意识之上的社会实践过程的浮光掠影，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折射在个体生活中的表象。对女性缠足、束腰和高底鞋等典型的中西服饰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西服饰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风候、文化环境和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异同。在感叹中西女性毁形服饰文化流毒深远之余，应反思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而寻求和确立新时代、新语境下女性独立的现代审美标准，知往鉴今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