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出现的又一个诗歌高潮。其诗歌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艺术风格上也有变化，具有独特的风貌与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推荐此文，希望可以使你一窥宋诗风貌。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且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轼写给他弟弟苏辙的一首诗，写的是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借宿寺庙内，在寺壁题诗的往事。诗中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由于仕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这样的诗乍一读来并不觉得是说理，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就会感到其中寓有很深刻的道理。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比如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末尾四句全写“玄理”：“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但这是诗人从对傍晚的山水风光中感受和体会到的，它和“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样优美、秀丽的景色描写不可分割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时所说：“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全在骨高。”所谓“腐”即指坠入“理障”，即说理诗违背了艺术特殊规律、丧失了审美特性；而“骨高”正指有“理趣”。

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在宋詩中，有一些完全是写景诗或抒情诗，但其中往往也含有说理的成分，并且由于其寓理深刻又具有理趣，所以成为全诗的“警策”之语。比如陆游的《游山西村》一诗写道：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从全诗来说，这是一首游记般的描写农村风光的诗歌。可是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既是实景描绘，却又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由于这两句诗的深刻的哲理内容，使这首诗也被传诵千古了。又比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从描写春景来说，此诗亦无特别出色之处。然而“春江水暖鸭先知”，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客观真理：由于鸭子喜欢游水觅食，故而能最先体会到春天的来临，水温的上升。它告诉我们：只有经常和某种事物相接触，成为最熟悉它的人，才能最敏锐地发现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正是“理趣”使苏轼、陆游的这些诗中名句得到了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