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2018-01-10邵明珍

求是学刊 2017年6期

关键词：扬雄

摘要：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五柳先生传》；传赞体；自传文学；扬雄

作者简介：邵明珍，女，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6-0114-07

有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的问题，笔者于10年前发表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一文，笔者这样认为，《五柳先生传》是“作者受《大人先生传》等的启发，并有意模仿《高士传》，寄寓作者理想的‘自况作品。‘五柳先生是作者集中了其先辈以及历史上先贤的种种特点所创作出了一个楷模式的理想人物”[1]。在拙作发表10年后的今天，笔者依然认为当年的这一结论切合陶渊明其人其作之实际。而随着阅读以及认识之深入，尤其受到国内外陶渊明研究专家相关研究成果之啟发，笔者拟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就文体和创作渊源角度对此作进一步探究：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创作的传赞类文体，其传主不是陶渊明自己，更有可能是扬雄。因此，此文不能当成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而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是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文体形式上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传赞体，这种体式一般不能用于写作自传。

首先，《五柳先生传》开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沿用的乃是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杂传的书写习惯。很明显，范晔笔下的这些“不知何许人”的人物是“逸民”，嵇康笔下的则都是“圣贤高士”，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也是“逸民”“圣贤”“高士”一类人物，其“不知何许人”的写法，显然符合这一类杂传的书写传统。清陆以湉说：“（《后汉书·逸民列传》）‘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陶靖节《五柳先生传》仿用之，《北史》用此语尤多。”[2]（P336）钱钟书《管锥编》说：“岂作自传而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名声，夸门第而破除之尔。”[3]（P25）但考察渊明诗文，如《命子》一诗，对他自己家世颇为自豪，如真为自传，想必也会历数其家世出身等，对此，渊明也不能免俗。钱先生之论似难令人信服。

其次，《五柳先生传》最后“赞曰”云云，更是中国传统史传的传赞体写法，沿用的也是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等杂传类文章的书写习惯。如《后汉书·逸民传》写庞公：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4]（P2776—2777）

如嵇康《圣贤高士传》写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家，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文选》注作“避患”），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5]（P543—544）

有所不同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赞曰”文字用的是散体，范、嵇二人用的则是四言。

论赞体，也叫传赞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特有的一种体例，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刘知几说：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6]（P75）

有学者认为，传赞体是中国古代“赞体”发展形式中之一种，高华平在《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经影响探讨》一文中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赞体乃起源于图赞……在后来的发展中，赞出现了多个发展方向：第一是出现了一种如后来的颂那样完全脱离图画的赞，如《史记》、《汉书》“叙目”中的述赞和班固《汉书》诸传后面的赞。这种赞……挚虞称之为“述”。而且，自范晔《后汉书》始，赞在形式上改用韵语。……赞体的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由图赞分蘖出一种与图赞并列的像赞、象赞或画赞。……“赞”人的像赞等，内容上一般似不再“兼褒贬”，而变为比较纯粹的赞美之辞……赞体的第三个发展方向，是赞与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前为叙事传人或谈写作缘起的序，后为赞颂人或事的韵文——序赞。[7]

“赞体”发展到后来，以纯粹赞美的序赞最为大宗，序赞又出现了一些变体。在论及其褒贬功能时，高华平认为：“到魏晋时期，中国文学中的赞体的‘兼美恶、‘含褒贬的功能，已递嬗为‘称人之美、‘歌德、‘述勋德或‘述休风的性质。”[7]可见，本来有褒有贬的“赞”，发展到后来演变为仅有“赞美”一义。《宋书》的编撰者，作为历史学家，自然明白这个规矩，所以把上述一段“赞曰”给删了，这也正是《五柳先生传》不是陶渊明自传的一个有力的反证。关于“传赞体”的特性，范子烨分析道：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对作者而言，传赞体是绝对不能用来写自己的，退一步讲，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写自传，但如何写“自赞”呢？……也有人说：陶渊明虚构一个五柳先生，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如此解说，无疑是等于极度丑化、诋毁陶公。[8]（P266—267）endprint

陶渊明也擅长这一类文体的写作，他创作有《天子孝传赞》《诸侯孝传赞》等传赞体作品。其《天子孝传赞》等作品最后的“赞曰”，其文体用的是与《后汉书》《圣贤高士传》等一样的诗体，而他为外公孟嘉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则从出身、家世，到仕宦经历、当时名望，都一一列举，还交代了写作的缘由：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9]（P492）

此文最后“赞曰”用散体，与《五柳先生传》最后的“赞曰”文体相同。这两篇作品在文体特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前者写的对象不明，而后者则是作者敬仰的自家长辈；前者的生平、家世、仕宦经历都没有交代，只有粗线条的勾勒，而后者则比较详细。由此可见，《五柳先生传》与陶渊明的《天子孝传赞》类以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都属于传赞体，其书写方式基本一致，最后的“赞曰”以下文字，无论是四言韵文还是散体，均有赞美、称颂之义。而传赞体的这一特点，诚如范子烨所言，只能适合于用来为他人作传，而不宜用于自传。

需要辨析的是，中国古代确实有“自贊”一体，源于佛门。禅门偈赞创作中有“自赞”，如释惟政《自题像》、释道济《自赞》等，文体类似偈语，乃是不太规范的韵文。这类“自赞”对文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朝刘炫作有《自赞》，是最早的自赞文。再而后，深受佛教浸淫的文人如白居易、苏轼等，在写真之时，自题自赞，主要是自我描绘或自述其志或者自我调侃。也不乏自我赞美，如王安石《传神自赞》、苏轼画像《自赞》、黄庭坚《写真自赞五首》、陆游《放翁自赞》，一直到清代李慈铭有《六十一岁小像自赞》等，其内容、风格等与僧人之自赞类似，而文体则有诗、词、文三类。

必须指出的是，“自赞”文最早出现在隋朝，在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还尚未有此以自我描绘甚至有自我称扬美化的赞体出现。此类“自赞”，与《史记》的“自序”等一类自序传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明显带有更多的自传成分，而与汉魏六朝出现的、为他人作传的传赞体不同，是赞体后出的变体，虽名曰“自赞”，但已经不再沿用传赞体之“赞曰”这一体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五柳先生传》从文体上来看是传赞体，这一文体在当时不能用于自传。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据传主文章改写成传记，乃是史家之通例。如《屈原列传》中屈原与渔父之问答是据屈原《渔父》改编而成，《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所补六章中记东方朔“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一事则改写自扬雄《答客难》，而《汉书·扬雄传》中“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10]（P406—407）等文字，均出自于扬雄自序。由此，还产生了反复“改写”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汉书》作者将扬雄自己的自传性文章改写进了他的本传，陶渊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的部分内容，写进了《五柳先生传》，而沈约等人又将《五柳先生传》这样与“自传”无关的作品之内容改写进了《陶渊明传》。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更值得关注，这便是沈约等人的陶传虽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改写进了他的传记，但作为史家，也明知“赞曰”不合传赞体的体例，因而去掉了《五柳先生传》中“赞曰”以下的文字！这欲盖弥彰的行为，或许正好说明了《五柳先生传》实际上不是陶渊明的“自传”。

二是史家在写作正史时，往往会采集“逸事”甚至“小说”作为材料。如萧统的《陶渊明传》着眼其隐士之节操，因此把符合其“隐士”形象的一则与檀道济有关的逸事写进了陶渊明传，“这则轶事把陶渊明描绘成一个原则坚定、毫不妥协的隐士”[11]（P67）。此条《晋书》陶传不录，而《南史》陶传则照抄不误。刘知几《史通·通释》对史家采集“逸事”甚至“寓言”入“实录”的做法有如下批评：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6]（P486—488）

从司马迁、习凿齿到嵇康，都难免将“逸事”“寓言”等当成“实录”，均受到刘知己点名批评，这样一种做法虽是史家之惯例，但难免“贻误后学”。沈约等人将陶渊明的有关逸事甚至连他自己创作的“杂传”类文章都作为他生平之“实录”写进其传记，因此产生了对陶渊明作品的误读，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是汉魏六朝盛行的“拟作”现象。所谓“拟作”即模仿，这在汉魏六朝颇为流行，如陶渊明敬慕的扬雄，即拟《易》作《太玄》，拟《论语》作《法言》，拟《离骚》作《反离骚》。1 再如比陶渊明稍后的袁粲，其《妙德先生传》也可以算是“拟作”。据《宋书·袁粲传》载，袁粲“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12]（P2230）。可见《妙德先生传》乃意在续嵇康的《高士传》，是对《高士传》的“拟作”，不是袁粲的“自传”，最多可以把《妙德先生传》看成是袁粲的“自况”文。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与扬雄一样擅长模仿，他的《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2，《五柳先生传》也可以说是《后汉书·逸民传》与《圣贤高士传》之“拟作”。此类“拟作”，最多只能看作是作者之“自况”，却被作为其本人的传记材料编入正史，视为所谓的“实录”与“自序”，这显然严重违背史家信实之原则。endprint

但沈约等人的几部陶渊明传记都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不加辨析地改写进了陶渊明传，由此误导了后世的读者。陶渊明去世60年后沈约所撰的《宋书·隐逸传》是最早的陶渊明传记：

陶潜字渊明。……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12]（P2286—2287）

上述文字有几个关键的词值得注意：“自况”“自序”和“实录”。所谓“实录”，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原则，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P2737—2738）。“自况”之“况”有比拟、形容、写照、影射、象征诸多涵义，显然不能与司马迁等人的“自序”那样的“实录”划等号。而“自序”一体，本指司马迁以来的真正的“自传”类作品。单篇独立的自序，如两汉司马相如、扬雄、马融，晋傅玄、傅畅、赵至、皇甫谧、陆喜、梅陶，南朝江淹、刘峻等，都有《自序》存世。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虽然不无“自况”的成分，但与真正的“自传”类的“自序”毕竟是两回事，更不能等同于史学家的“实录”。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沈约开始，就将史学意义上之“实录”与带有文学创作性质的“自况”混为一谈，并将《五柳先生传》的内容写进了陶渊明传，之后，萧统、《晋书》与《南史》的陶渊明传，都延续了这一错误。范子烨指出了此一“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

《宋书》的编撰者把《五柳先生传》用作撰写《陶潜传》的史料，这种错误的做法无疑误导了后世的读者，以为《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自传，而五柳先生自然也就是陶渊明的自号了，真是贻误千古。[8]（P267）

既然《五柳先生传》为传赞体，在当时尚不合用于自传，而诸多创作现象如“改写”“拟作”和“逸事入传”等均可证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那“五柳先生”究竟何指呢？近年来，学界对此颇多探究，而其中最为集中的是探究“五柳先生”与扬雄之关系。

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吴国富，他在《“五柳先生”及“无弦琴” 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一文中明确指出：“陶渊明生平读书众多，《汉书》是他精熟的一种。……陶渊明对《扬雄传》特别关注，《饮酒》诗有一首专门咏扬雄事迹，并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五柳先生传》。”并将《汉书·扬雄传》中的相关文字3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做了细致的比对后认为：

《五柳先生传》的“闲静少言”，即“口吃”至“清静之（亡）为”几句的改写，仅去掉“深湛之思”及不符合陶渊明特点的“口吃”。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则取材于《扬雄传》的另几句：“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以学。”陶渊明在《饮酒》诗中特地咏过这件事：“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他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些改造，但继承之迹仍非常明显。《五柳先生传》中“环堵萧然 ……箪瓢屡空，晏如也”，则是“家产不过十金”几句的改写，“晏如也” 一句完全相同。……“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是扬雄“不为章句，训话通而已”，指不为章句之学。[14]

吴国富的文章，其旨归是要证明陶渊明之“愤宋”，其前提也还是把《五柳先生传》当作陶渊明自传，但其揭示的陶渊明与扬雄之间的继承关系，恰恰为《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一说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依据。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最勤的是范子烨。他认为陶渊明《饮酒》（其五）“全诗乃是借扬雄以自况”：“揚雄在我国中古时代被尊为孔子一样的圣人，六朝人视之为汉代的新圣，所以左思歌咏他，而陶公不仅歌咏他，而且还以扬雄自况。”他进而指出：

在中古时期，扬雄确实有“圣人”之目。桓谭称他是光耀东西的孔子，王充说他是“贰圣之才”，常璩说他“齐圣”、“宏圣”，葛洪将他和孔、孟并列（分别见上文陶公《饮酒》其十八古直注释所引《新论》、《论衡》、《华阳国志》和《抱朴子·外篇》），都是同样的意思。扬雄这位圣人的思想对陶渊明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扬雄所著《太玄》，即为陶公熟读之书……陶公对《法言》也颇为谙熟。[15]

范子烨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汉庭的衮衮诸公中，他对扬雄情有独钟。在对以扬子为核心的古人事迹的追述中，陶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由此与个人的人生实践相结合。”[15]

吴国富还认为，陶渊明的“五柳”之号与扬雄也有一定的联系：

考寻扬雄的《太玄》……推衍《周易》之义的，将八卦的基数改为“三”，因而每卦分九象，五居中。参照他的演绎，凡阴阳、吉凶、盛衰、祸福、贫富等现象，得五者一般是无大喜，亦无大忧。……扬雄的《法言》也说：“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因此，“五”代表中和，也与政治状况有关。这些都符合渊明的思想个性：一度为官而不利欲熏心，翩然归田而不离世独居，政治上慕清和而反对暴虐。因此，“五柳”也谐言“五留”，即“留五于心，永守中和”之意。[14]

虽然扬雄《太玄》之义比较深奥，但吴国富上述对“五柳”之解读言之成理，不无依据，值得采信。董根洪在论及扬雄之思想时认为：

在扬雄看来， “中和莫盛于五”（笔者注：《太玄·玄图》）。扬雄充分吸收了《易》尚中和的思想，在《太玄》中也推崇中位。《太玄》以三分法把九赞也分成三节，其中“二”“五”“八”赞分别为上中下三小节的“中”赞。而五不仅“四”“五”“六”赞构成的小节之中，而且也是整个九赞之中，它“处中体之中位”，所以最为尊贵，从而也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和之道。在《太玄》中，最尊贵吉祥的“五”就代表着中和之道，就标志着事物最佳的发展，事物旺盛的生命。《太玄数》有“五为中和”、“中、福也”的论断。这一“五”的中和就人类社会而言，寓意着圣人之道、君子之行。“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笔者注：《法言·问道》）。圣人之道的实质即是无过不及的中和之道。”[16]endprint

另外，汉尚“五”与“五德”，也颇值得我们注意。“汉武帝……太初年间改制了一次，确实汉王朝为土德、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熟尚五，官印用五字，等等。……这种改制思潮，在王莽变法中达到了高峰。……文学家扬雄喜而挥毫，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盛赞王莽。”[17]（P75—76）中国古代有所谓的“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而“五德”，则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武帝改制依据的就是此一“五德终始说”，而对“五”之崇尚，也是武帝以后儒学复兴、光大周礼之一种表现，因此，扬雄一方面在《太玄》中阐明最尊贵吉祥的“五”就代表着中和之道，又对王莽之改制欢欣鼓舞，赞美有加。

由以上种种推论“五柳”与扬雄之联系，并非没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五柳”之“柳”还可能是扬雄“扬”之隐语。范子烨解读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一）“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一诗说：

“荣荣窗下兰”是以“兰”（花名）代“兰”（人名）的文字游戏，而“密密堂前柳”则是以“柳”（树名）代“杨”（姓氏）的文字游戏。……卞兰暴死，杨修被杀，这就是“兰枯柳亦衰”的意思。[8]（P110—111）

以“柳”作为“杨”之隐语，杨修本人，曹丕、曹植兄弟，都擅长此类文字游戏。而扬雄家族原本姓杨，据《扬雄自序》：“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菜于晋之杨，因氏焉。……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杨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间，避仇……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杨于蜀。”[10]（P405—406）“杨”与“扬”古代可以通用，而“杨”与“柳”在古代也可以指代同一种植物。“杨柳”一词，较早出自《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文解字》解释“杨”：“蒲柳也。”并引《古今注》曰：“蒲柳，生水边。”又曰：“水杨，蒲杨也。枝劲细，任矢用。”又说：“古假杨为扬，故《诗·扬之水》，毛曰‘杨，激扬也。《广雅》曰：‘杨，扬也。《佩觿》曰：‘杨，柳也。亦州名。”[18]（P431）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有“蒲柳之姿”一语，而“杨”就是“蒲柳”，可见，在中古，“杨”与“柳”乃是一种植物。

顺着上述吴国富、范子烨两位先生给出的线索，我们不妨可以作出如下推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既然有部分是对《汉书·扬雄传》之改写，在其他作品里也一再表现出他对扬雄此一新圣之敬慕；“五柳”之号又与扬雄《太玄》等作品之义密切相关；汉尚“五”与“五德”；“柳”也可能是“扬”之隐语，那么，其“五柳”之号，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号，而是暗指扬雄。陶渊明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旋涡里抽身出来，其仕刘宋的经历与扬雄相似，其人生旨趣以及清心寡欲、不慕荣利、穷愁著书以及重视农业劳动等，都与扬雄有着深刻的共鸣。因此，他以改写《汉书·扬雄传》的形式，以传赞体为扬雄立传，又不无自况之意味。故从陶渊明与扬雄之间的密切联系切入，或许可以解开《五柳先生传》之谜底。

综上所述，由于《宋书·隐逸传》一开始就将最多只能算是“自况”的《五柳先生传》当成了陶渊明的“实录”，将“自况”完全混同于“自序”，故历来对《五柳先生传》多有误读，由此也产生了自传类文体写法之混乱以及对与自传相关的文体认识之混乱。因为误把《五柳先生传》当自传，后世出现了不少仿作，如陆羽的“陆子……不知何许人也”（《陆文学自传》）、陆龟蒙“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甫里先生传》），这种模仿《五柳先生传》的故弄玄虚，实际上毫无必要，明明是“自传”，是“实录”，却非要写成《五柳先生传》这样带有明显“虚构性”的仿作。白居易更明确宣称是“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但实际已经不再是什么“自况”，而是真正的“自传”，其源头其实应该是太史公“自序”一类的自传。对此，川合康三做过这样的梳理：“《五柳先生传》的诞生，是这以前三种形式的人物传合流的产物。一个是前章论述过的书籍‘自序体裁的自传，这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以来已大致确定了的作者自述生平时使用的文体。另一个是虚构性的人物传，再一個则是理想化的人物传。”[19]（P49）川合康三对这几类文体的梳理很见功力，但他还是将这三类文体都笼统当作了“自传”。而历来自传类文体写作之混乱，也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体认识之混乱，无法将真正的自传文学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鉴此，从文体特点、创作渊源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五柳先生传》非陶渊明“自传”，不仅仅有利于准确解读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且，对相对正确地认识中国自传类文体及其特征均具有重要之意义。

参考文献

[1] 邵明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 陆以湉：《冷庐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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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范子烨：《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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