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60年代，鲍勃·迪伦蜚声欧美乐坛，受时政风云、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作品才逐渐为中国音乐界、文学界所熟悉。鲍勃·迪伦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中文传记、歌词集作品的引介和传播一度趋热， 与中国社会风尚的变迁遥相呼应。《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等图书亲近大众、乐迷的出版运作，在外国诗歌引介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出版方推动音乐、诗歌、影视跨界融合，有助于延伸鲍勃·迪伦相关图书出版之外的产业链。

【关 键 词】鲍勃·迪伦；音乐；诗歌；诺贝尔文学奖；跨界融合

【作者单位】刘火雄，南京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不仅在文学界、音乐界引发关注，而且在出版界激起反响。如鲍勃·迪伦个人官方网站“图书”栏目中，加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字样，运营方借势营销的意图较为明显。在中国大陆，“鲍勃·迪伦出版效应”有所延续。2017年，《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No Direction Home）、《鲍勃·迪伦：诗人之歌》（Bob Dylan， poète de sa vie）、《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Once Upon a Time）等中文版传记作品先后面市。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新民说”联合飞地传媒共同推出套装书《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Bob Dylan The Lyrics：1961-2012）。这套书收录鲍勃·迪伦360余首作品，原版权方为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这是鲍勃·迪伦歌词集首度被中国大陆出版界系统引进出版。鲍勃·迪伦相关作品的推出，作为跨文化传播案例，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鲍勃·迪伦作品的误读与认同

鲍勃·迪伦早年凭借《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战争狂人》（Masters of War）、《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等名作赢得口碑，为此时常被贴上“抗议歌手”“摇滚诗人”等标签。除已推出的《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Bob Dylan）、《自画像》（Self-Portrait）等约50张专辑外，鲍勃·迪伦还创作了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塔兰图拉》（Tarantula，又译《狼蛛》），他原本试图写一部类似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垮掉派”小说，结果该书成了一部杂糅了散文诗、小说特点的实验性文本。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后来出版了鲍勃·迪伦的自传《编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Volume One），该书曾跻身《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单长达19周。鲍勃·迪伦的歌词作品既承接了美国现代民谣传统，又融合了象征主义等文学创作手法，穿插排比、魔幻意象、箴言式判语，呈现出鲜明的诗性色彩，实现了音乐向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回归。如《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中，他“走进七座伤心森林的深处”，看见“钻石公路空无一人”“一根黑枝上滴血不止”“无数空谈者的舌头断裂”“孩子们手里拿着刀枪”……

鲍勃·迪伦风靡欧美乐坛之际，其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公开流传，不但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还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森严壁垒，以至于存在近30年的时间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时局等因素影响，收听欧美流行音乐一方面被主流文化视为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腐朽享受，另一方面，诸如林立果等人已开始私下接触西方立体摇滚乐。据著有《我的音乐札记》等作品的肖复兴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普遍的状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更是和鲍勃·迪伦一样地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冲锋陷阵在第一線，一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的自以为是，激进冒失，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而把他们当成挡路堵道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只不过，我们把鲍勃·迪伦的歌词都更为直白激昂地挥洒在大字报上去激扬文字……”[1]沿袭惯性思维来做价值判断，这在大陆文艺界、出版界时有所见，如有的音乐普及读物在涉及流行音乐内容时，对鲍勃·迪伦有以下评述：“他写了许多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特别是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歌曲。例如《战争的主子》（即《战争狂人》）和《上帝与我们同在》等。在后一首歌中，他用幽默而带讽刺的口吻唱道：‘如果上帝真正在我们的身边，下次战争就该停止了吧！”[2]

“个人的认同赋予‘我意义，社会的认同除保证‘我的意义以外还允许谈论‘我们，其他危险和不安的‘我可能安全地寄居停留于此，甚至清除自身的焦虑。”[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人逐步开眼向洋，接受欧风美雨，鲍勃·迪伦摆脱了容易被误读的境地，人际传播缩短了其音乐、诗歌成就被大陆认可的周期。如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随作家代表团访华参加中美作家会议时，他告知中方代表，他们这一代诗人创作的特点为诗与歌的结合，他曾向美国歌手学习发音吐字的窍门，为证实这一点，他还将随身携带的鲍勃·迪伦的歌曲磁带拿出来展示。这一时期，《音乐爱好者》《美国研究》等中国大陆出版的期刊，开始零星推介摇滚乐、鲍勃·迪伦音乐创作相关内容。并且，伴随着“下海”的澎湃浪潮，海外音像制品被大规模引进国内，卡拉OK率先在广州、北京等地出现，MTV成为流行的视听风尚，各类欧美音乐CD制品、打口碟涌入城市的街头、录像厅、校园周边，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U2乐队、鲍勃·迪伦不再只是书刊上只闻其名、未听其声的想象人物，他们的歌曲和演唱风格逐渐为中国乐迷所熟悉。

二、中国文学界、音乐界的接受反馈

20世纪90年代初，鲍勃·迪伦被纳入中国文学界的视野，《外国文学》杂志刊发了有关其生平创作的文章，由翻译家袁可嘉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一书中，收录了《时代在变》《答案在风中飘荡》两首作品。袁可嘉在书中介绍作者时，写道“生卒年不详”[4]，他当时还把如今几乎约定俗成的作者名“鲍勃·迪伦”译作“包勃·迭兰”，收录的作品分别译为《时代改变了》《就在空中飘》。由此可见，鲍勃·迪伦这一时期的在华接受度不高，因为国外作家作品在华接受程度的高低，通过作家作品译名的统一状况能够得到侧面印证，进而可推断其受认可度与普及度。当前，鲍勃·迪伦的在华接受度仍有待提升，大陆学界、业界、媒体人士对其音乐、图书等作品译名不一的现象随处可见，翻译水准参差不齐，除《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等少数歌曲外，即便如经典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亦有《随风而逝》《答案在风中飘扬》《在风中飘零》等译名，这无疑有待音乐界、文学界、出版界进一步规范。

与文学界、出版界反应相对滞后不同，中国音乐界长期受鲍勃·迪伦的影响。他那种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唱风及诗化歌词为李宗盛、李双泽等音乐人所效仿。文艺创作虽手法各异，且带有特定语言、风格、社会风貌的烙印，“然而读者是无拘无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阐释作品，并对之做出反应”，“在阅读中，读者扮演上帝的角色”[5]。罗大佑熟读鲍勃·迪伦的歌词集，他创作的歌曲《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亚细亚的孤儿》等，不难看出有鲍勃·迪伦《北国来的姑娘》（Girl From the North Country）等作品的风格；汪峰用《信仰在空中飘扬》来致敬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乐评人王小峰将其乐评集命名为《答案从未在风中飘过》；马世芳的音乐散文集《昨日书》，书名取自鲍勃·迪伦的歌曲《昨日书》（My Back Pages）；诗人余光中的诗歌《江湖上》，无论句式还是意象，都与《答案在空中飘荡》类似，《江湖上》后被歌手杨弦谱曲演唱。2010年，文娱演出公司歌华莱恩与鲍勃·迪伦的经纪公司合作，促成他于2011年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听众中包括崔健、朴树、高晓松、张楚、左小祖咒等音乐人。主办方别出心裁，把鲍勃·迪伦首次正式舞台秀的日期（1961年4月11日）定为中国巡演的VIP票价（1961.411元），以资纪念。只是，在将近一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实际售出的有效票不到4000张，其中还有近五分之一的听众为外国人。由此可见，鲍勃·迪伦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这与鲍勃·迪伦素来沙哑含混的唱功和随意即兴的编曲风格不无关联，因此他的许多歌曲往往经其他歌手翻唱后才广为流传。

三、一桩诺贝尔文学奖的“图书生意”

诺贝尔文学奖向来以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和数额巨大的奖金知名，2016年奖金额度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20万元）。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艾伦·金斯堡等人推动下，鲍勃·迪伦已多次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经由微信、微博和平面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扩散，鲍勃·迪伦才真正受到中国大众普遍关注。对于国内外出版界而言，趁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热度推动图书等文创产品的销售，早已是常规之举，这桩“图书生意”近年来越演越烈。

鲍勃·迪伦被宣布获奖后，中国出版界立刻产生了蝴蝶效应，其滞销多年的唱片专辑，“6年间只卖掉了几千张，结果一夜之间全部售罄”[6]。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翌日授权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电子版《鲍勃·迪伦传》（Bob Dylan：A Biography）；当当网、亚马逊中国等网店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编年史（第一卷）》等图书处于缺货状态，出版方随即加印两万册，并在该书腰封追加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唯一自传”的宣传语作为卖点，可见读者对鲍勃·迪伦相关作品的阅读需求有所增加。该书原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题名为《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版权到期后，转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具体负责运作此书的杨全强是一名摇滚乐迷，为了扩大影响和帮助图书销售，他曾委托版权代理公司与鲍勃·迪伦联系，希望作者能为《编年史（第一卷）》中文版作序或签名，可惜得到的反馈是拒绝。担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旗下上河卓远文化总编辑之前，杨全强一度供职于南京大学出版社，其间，他推动引进了《老美国志异：鲍勃·迪伦〈地下录音带〉的世界》（The Old，Weird America：The World of 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Down the Highway：The Life of Bob Dylan）等图书，这为呈现一个多面的鲍勃·迪伦形象提供了诸多读本。由“未读”和“乐童音乐”联合引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经典摇滚音乐指南：鲍勃·迪伦》（The Ultimate Music Guide：Bob Dylan）于2016年底上市，在上市前，这部图书做了预订宣传，效果较好。该书彩色印刷，以鲍勃·迪伦的代表性专辑、乐评、访谈为主线，连缀成书，其体例、版式在同类传记中别具一格，并随书附赠了青年鲍勃·迪伦坐着吸烟时的黑白剪影海报。

此前，中国大陆有关鲍勃·迪伦的中文传记类图书，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Who Is That Man ？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作者为《滚石》杂志联合创办人戴维·道尔顿（David Dalton）。该书以一手资料和访谈见长，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鲍勃·迪伦尽管非常富有，“却选择像一个吉普赛人那样生活，在巡演车上所度过的时间要超出在他那分布在世界各地17处产业中任何一处所待的时间。怪癖更增添了弥漫在他身上的传奇色彩”[7]。另外，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放任自流的时光：一九六零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我与鲍勃·迪伦》（A FreewheelinTime），该书作者苏西·罗托洛（Suze Rotolo）为鲍勃·迪伦初到纽约时的首任女友，她生于一个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家庭，痴迷红色革命，曾只身前往古巴拜见卡斯特罗等偶像。在苏西·罗托洛的影响下，鲍勃·迪伦早年对政治、社会议题较感兴趣，并閱读了诗人兰波、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这影响了其日后象征主义色彩颇浓的歌词创作。鲍勃·迪伦曾为苏西·罗托洛创作歌曲《别想太多，一切都好》（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写下名句：我把心交给了她，她却想要我的灵魂。

由于鲍勃·迪伦更多是以音乐人身份获奖，有关他的图书不像其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以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为主，这也就不难理解，截至2017年9月，中国大陆引进出版的鲍勃·迪伦相关图书多为传记类图书，其他如《塔兰图拉》等作品则暂付阙如。而在欧美文化界，甚至已经形成了以鲍勃·迪伦的名字命名的“迪伦学”（Dylanology）研究，不时有成果推出，对于鲍勃·迪伦及其作品的阅读和研究可谓深广。如牛津大学文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在专著《迪伦的原罪观》（Dylans Visions of Sin）中，解析了鲍勃·迪伦的神学思想、文学成就，将他与弥尔顿等诗人相提并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西恩·韦伦茨（Sean Wilentz）的著作《鲍勃·迪伦在美国》（Bob Dylan in America）一度成为畅销书；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彼得·威尼斯（Peter Vernezze）等主编了《鲍勃·迪伦与哲学》（Bob Dylan and Philosophy），书中探讨了传主的道德观与宗教思想等。此外，《鲍勃·迪伦：表演艺术家》（Bob Dylan：Performing Artist）、《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等著作各有侧重。鲍勃·迪伦的歌曲，如《永远年轻》《自由奔跑的狗》（If Dogs Run Free）等，还被插画师改编为儿童绘本读物出版。上述外文版图书资源和创意，无疑为中国出版界后续拓展与鲍勃·迪伦相关的主题图书、唱片等产品提供了可能。

四、鲍勃·迪伦作品出版的跨界融合

鲍勃·迪伦因“创造了全新的诗意表达”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为当代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引介出版提供了借鉴。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自2017年5月底面市以来，仅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通过“新世相”“一条”“十点读书”等平台销售8万多册，市场表现不俗。该书的版权合作有一定机缘和巧合。早在鲍勃·迪伦获奖前3个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便与鲍勃·迪伦文学版权代理人进行了接洽。相比得知鲍勃·迪伦获奖后加入版权竞争的十几家中方出版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少具备一些先发优势，准备工作做得更为充分，其及时跟进，估算成本，拟定报价，最终顺利与鲍勃·迪伦文学版权代理人签约。翻译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西川、陈黎、李皖、马世芳、胡续冬等诗人、乐评人合译，既缩短了出版周期，也便于保证译稿质量。为方便读者阅读，同时基于加强推广效果和营造话题的需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变原著近700页合为一册的开本形态，将其拆分为8册，甚至大胆与“薯片”嫁接，推出薯片装口袋本套书，“做了一次去经典化的尝试”[8]。从市场反馈来看，这些举措受到许多读者认可。

时下，中国读诗热呈现一定的复兴态势，无论“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的兴起，还是《给孩子的诗》（北岛选编）、《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著）、《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栏目组编）、《白鹭》（德里克·沃尔科特著）等图书的出版，均可视为读诗热的表征。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诗歌出版细分市场持续存在，关键是出版方在产品形态、营销策略（如借助话题、事件营销）和渠道等方面需要创新，《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等作品的良好运作可谓最佳案例。

鲍勃·迪伦相关作品的图书出版，在与音乐、影视等领域跨界融合方面，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鲍勃·迪伦是一位跨界人士，除音乐创作和开展世界巡演外，他举办过个人画展，喜爱拳击运动，曾在美国XM电台担任DJ主持达三年之久。他还是一名业余导演、编剧和演员，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包括《銷毁文件》（Eat the Document）、《比利小子》（Pat Garrett & Billy the Kid）等。知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以鲍勃·迪伦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生涯为蓝本，创作了纪录片《迷途家园》（No Direction Home： Bob Dylan）。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生前因崇拜鲍勃·迪伦，于是将偶像的数百首歌收录iTunes线上音乐商店，改变唱片公司沿袭已久的卖专辑的做法，支持单曲购买，一举开创了音像产业的新格局。在当前新兴媒体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鲍勃·迪伦的唱片、影视乃至绘画作品等，可以相互融合，开发成有声读物、短视频等视听产品，进而拓展图书之外的产业链条。这些产品的目标受众以鲍勃·迪伦的乐迷为主，从而便于实现精准推广。近年来，鲍勃·迪伦的档案资料也为乐迷、藏家所关注，比如他的《像一块滚石》歌词手稿曾拍出200多万美元的高价，他在新港民谣音乐节上演奏用过的吉他，转手价格高达100万美元。

对于鲍勃·迪伦这样一位高度符号化且涉足多领域的明星式人物而言，有关他的讨论势必延续，机械复制的唱片、图书、影视作品仍在诞生，行业的壁垒或将逐渐消弭。文化工业总是凭借自身力量，把艺术转换为消费领域的商品，鲍勃·迪伦仅是个案之一。“真正的艺术在审美上的复杂性、创造性、试验性和智力上的挑战性，不可能靠生产大众文化的技术来实现，而更依赖于个别艺术家富有灵感的天赋，以及经过验证和试验的创作程式与标准技巧”[9]。遵循商业逻辑固然重要，坚持艺术探索亦不可或缺，数十年来，鲍勃·迪伦践行着对音乐的执念，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我必须对得起所做的事情。”[10]对于出版人而言，既需结合自身优势，把握热点、顺势而为，也要有鲍勃·迪伦式的清醒姿态，避免盲目跟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消息通常于每年10月发布，英国博彩业向来关注该奖项终究“花落谁家”。谁将引领下一轮诺贝尔文学作品出版热？姑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肖复兴. 崔健和鲍勃·迪伦[M].//潘凯雄，王必胜. 2010中国最佳随笔.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252.

[2]音乐：人生的伴侣[M]. 曾炎宣，主编.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89-90.

[3][英]齐格蒙特·鲍曼. 作为实践的文化[M]. 郑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

[4]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M]. 袁可嘉，主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26-129.

[5][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 阅读的历史[M]. 李瑞林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7.

[6]王小峰. 没有必要知道鲍勃·迪伦是谁[J]. 三联生活周刊，2016（43）：58.

[7][英]霍华德·桑恩斯. 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M]. 余淼，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8]恰恰. 把鲍勃·迪伦带到中国需要几步[N]. 中华读书报，2017-8-23（14）.

[9][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

[10][美]鲍勃·迪伦. 编年史[M]. 徐振锋，吴宏凯，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