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末明初倪瓒作《江南春》三首，明清以来百余人参与追和，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嘉靖间的集体唱和中，“江南”主要指向苏州，体现了作者的地域认同，也是苏州崛起成为江南代表城市的展现。“江南”又寓意故乡，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唱和中不断想象“他乡”，实则是对“仕”或“隐”的身份抉择与认同。明末清初的追和中，繁华鼎盛的江南变成“残山剩水”，“江南”更多指向寓意故国的南京，体现了作者对“明遗民”的身份认同。清中后期的和作则多是羁旅中描绘异乡的风景而怀念“江南”，在故乡认同下《江南春》唱和形成了有意味的回归。

关键词：《江南春》；吴中文坛；仕与隐；明遗民；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1-0161-12

作者简介：汤志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引 言

“何处是江南”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于“江南”地域的界定，或从经济史角度出发，或从文化史范围探讨，向来未有统一的看法。明代文献中的“江南”往往指苏、松、常、嘉、湖五府所在的地区；①今人徐茂明在“五府”基础上加上杭州及从苏州府划分出来的太仓直隶州，认为“六府一州”为明清江南的范围；②李伯重则认为“江南”则应包括现今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③周振鹤认为扬州虽在江北，代表的却是江南文化，故扬州也应纳入江南范围内。④“江南”是一个变动的历史概念，综而言之，明清时期狭义的江南则仅指太湖流域，广义的江南则有“八府”“九府”之说。从文学史角度看，南京、扬州、杭州、苏州都曾先后是江南城市的代表，杜牧千古名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是写南京；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涉及杭州、苏州，同样脍炙人口。元末明初，倪瓒作古诗《江南春》三首，描摹江南春景，抒发家国之怀：

汀洲夜雨生芦笋，日出曈昽帘幕静。惊禽蹴破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

远江摇曙剑光冷，辘轳水咽青苔井。落花飞燕触衣巾，沉香火微萦绿尘。

春风颠，春雨急，清泪泓泓江竹湿。落花辞枝悔何及，丝桐哀鸣乱朱碧。嗟我胡为去乡邑，相如家徒四壁立。柳花入水化绿萍，风波浩荡心怔营。沈周等：《江南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292册，第378页。以下所引《江南春》凡出于嘉靖刻本者，不再注明出处。

明弘治间，吴中许国用得倪瓒手稿，沈周、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文徵明、唐寅、蔡羽等人陆续追和。约嘉靖初，倪瓒旧稿及沈周等人和作转为袁袠所得，文徵明、仇英分别为之补图，袁氏邀请友朋欣赏唱和，形成首次追和高潮，并在嘉靖间结集编刻成《江南春》一卷，收录50位江南文人和作85首。按，倪瓒所作古诗三首，沈周等人将其视为两首整体追和，后又演变成词一阕，且不同作者将其视为诗或词的情况也不一致。本文为行文方便，对应倪瓒原作三首统称“一首”或“一阕”。《江南春》文体演变过程，可参见汤志波《由诗到词：明清唱和与文体误读》，《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由于《江南春》唱和主要通过书画传播，且《江南春图卷》已有多幅同时流传，所以唱和也不再是单线进行，万历间朱之蕃亦据所见《江南春》抄录并增入续和，与嘉靖本互有增删，学界称之为“万历本”。约康熙初，文徵明补图之《江南春图卷》转为翁澍所得，翁氏又广邀江南文人追和并结集刊刻，这是继嘉靖后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唱和，惜翁氏刻本今已亡佚，但尚能辑得十余家作品。此后清代还有董元恺、周金然、彭桂、孙致弥、陈祥裔、韦佩金、黄丕烈、孙尔准、许锷、徐廷华、潘遵祁、翁同龢、金武祥等多家追和，道光间邓廷桢、光绪间金武祥两次刊刻，但均是辑佚零散和作，再未能组织大规模集体唱和。参见汤志波《版本考》，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0-348页。《江南春》唱和从明弘治间延续至清末，可以说是文坛一大盛事。

“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论题，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主要考察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即主体对其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的确认，对身份或角色的共识及这种共识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参见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江南文人唱和《江南春》中有意无意对江南具体城市的凸显，实则是对其作为江南人自身角色的认同，也是对江南文化的认同。本文从《江南春》中“何处是江南”切入，通过分析“江南”的具体地域指向，进一步探讨江南文人心态及其身份认同。

一、“繁华雄甲他邦邑”：苏州与南京

江南春，顾名思义就是写江南的春景。无锡人倪瓒晚年抛家舍业，足迹遍及江阴、宜兴、常州、吴江、湖州、嘉兴、松江等环太湖一带，其首唱《江南春》中“汀洲夜雨”“辘轳青苔”均是典型的江南意象，并未指明“江南”具体地域范围。与倪瓒不同，后人追和《江南春》更喜欢凸显出具体的城市——尤其是苏州。首先是直接点明苏州，或用“长洲”“吴江”等地名，或用“茂苑”“清嘉”等美称。如沈周“故苑长洲改新邑”、陆治“长洲尽是吴都邑”、沈应魁“茂苑长洲旧都邑”均直言长洲。长洲曾是吴王阖闾游猎处，唐代置县，至明代已成为苏州中心，诗中也多写其繁华。“太湖三江”之一的“吴江”也经常出现，如沈周“江南画船画不及，吴江篾楼纱幕碧”、王问“吴江边，春潮急，尺鳞欲寄愁缄湿”。再如袁袠“吴趋夹道起朱甍，千枝火树摇燈影”，吴趋原指苏州阊门一代，后代指苏州。彭年“啼莺迟，飞燕急，茂苑烟光翠如湿”，“茂苑”原是长洲别称，后亦成为苏州代称。西晋陆机《吴趋行》“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陆机：《吴趋行》，参见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页。传播甚广，“清嘉”也成为苏州的美称，杨循吉“风土清嘉古都邑，太平熙熙时道立”即是写苏州之繁盛。其次不断追忆苏州历史与乡贤，如周天球“泰伯虞仲经营邑，踌蹰搔首风前立”周天球：《江南春》，载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8页。追溯吴国创立者、最早的君主泰伯和虞仲；袁袠“吴王昔日为都邑”、文伯仁“姑胥馆娃在吴邑”则是回忆吴王阖闾建城的辉煌；胡佑“范相祠堂春日静”也有追忆北宋乡贤范仲淹之意。再次多描绘苏州自然人文景观，小到红桥、百花洲，大到五湖、七十二峰，不再一一举例。而更多是将历史、自然景观结合，如文彭“虎丘不见紫玉魂，石湖曾照西施影”将历史人物紫玉、西施与风景名胜虎丘、石湖等巧妙联系起来描绘苏州。

《江南春》唱和中苏州的凸显，表面是因唱和始自苏州，作者绝大部分是苏州人，但背后隐藏的却是作者对自己作为苏州人的认同。面对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共同生活体验的诗人形成了一种“思想共识”：苏州即江南。或者说，苏州才是江南的代表。在他们眼中，苏州已远超江南其他郡县，是当之无愧的江南之冠：

繁华雄甲他邦邑，卖花园子沿街立。（沈荆石）

吴中自古称雄邑，阛阓豪华市多立。（陆川）

吴趋自昔夸雄邑，垆头唤客佳人立。（胡佑）

灵岩虎丘甲他邑，千朵芙蓉玉鳌立。（袁褧）

锦城自古夸吴邑，十二青螺倚云立。（孙楼）孙楼：《江南春次倪云林韵》，载《刻孙百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八年梁溪华滋蕃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112册，第721页。

所以苏州文人书写江南春，自然而然将之替换成苏州之春。苏州经济自中唐后迅速自太湖流域脱颖而出，号称“江南第一雄州”。参见刘丽《“江南第一雄州”的形成——从财赋能力看中唐以后苏州的崛起》，《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虽然在明初一度遭受打击，但至嘉靖时已全面恢复，当时苏州经济之繁荣，袁袠《江南春词序》中有详细记载：“江海沟渎，既多沃溉；冈峦坟衍，实繁生殖。赋贡雄于九服，货财流于五方。……加以皇图晏宁，户版蕃滋，闾阁栉比，构宇绮错。既庶既富，颇涉华奢。……阊阖天门，尘嚣衢市；虎丘灵界，踵接岩阿。”袁袠：《江南春词序》，载《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十二年衡藩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86册，第588页。随着大运河的衰落及南宋灭亡，作为江南代表城市的扬州、杭州也逐渐为苏州所取代，苏州既是朝廷的赋税重镇，也是著名的文化中心，唐寅《阊门即事》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唐寅：《阊门即事》，载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四远方言”表明全国各地人汇集于此，苏州文人的自豪感也从诗中油然而出。

《江南春》中的江南虽以苏州为主，但也偶尔涉及其他城市，尤其是唱和延续至南京后，按，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罢行省设南京，周围归其管辖的府有17个，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东半部及江浙行省北部尽归其下。洪武、洪熙间两度改为京师，正统六年（1441）复改为南京，历史上又称为“南直隶”。参见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本文为行文方便，所言“南京”或“金陵”，一般是指南京（南直隶）下辖的应天府。南京文人开始书写金陵，如顾璘“金陵由来号都邑，九陌亭亭酒旗立”、顾峙“杏花着雨香魂冷，留都富贵阗乡井”突出南京作为留都的繁华富贵；景霁“青龙白鹭雄都邑，秣陵形胜犹屹立”夸耀南京的青龙山、白鹭洲等山水风景；顾源“及时游赏谁能及，六朝陵树烟空碧”、陈时亿“香车宝马相催及，六朝梵宇空丹碧”则是写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底蕴。随着南京文人唱和增多，苏州文人也开始在《江南春》中写金陵，如袁褧：“暖风澹荡飘绣巾，追践吴宫香路尘。……江南佳丽皇都邑，桃叶牵情渡头立。”前言苏州，后写南京，两者合指江南，也体现了苏州文人对留都南京的认同。苏州、南京之外文人对“江南”的具体指向更值得探讨，如松江华亭人张之象和云：

春事多，春期急，九峰烟雨青如湿。平原校猎时将及，五茸城头芳草碧。华亭本是江南邑，机云才名千古立。英贤已去耿飘萍，满目韶光何所营。

与苏州文人、金陵文人一样，张之象所写“江南”亦是自己的故乡，“九峰”是松江境内十几座小山丘的总称，“五茸城”曾是春秋时吴王的猎场，后松江也被称“茸城”。松江府在地理范围上属于“江南”没有争议，但与经济文化繁盛的苏州或南京相比，并无多少可资夸耀之处，松江市面曾以被称为“小苏州”为荣，参见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载《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80页。所以诗中强调华亭“本是”江南邑，松江文人只能通过追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陆机、陆云来增强松江在江南的归属感，与夸耀苏州的“灵岩虎丘甲他邑”形成了鲜明对照。

《江南春》首唱者倪瓒是无锡人，但后来无锡追和者无一提及故乡，如王问写杭州：“十竹轩中吏隐身，九龙山下支笻影。”清代孙尔准写苏州与南京：“响屧声销画廊冷，桃花乱落燕支井。”孙尔准：《江南春和倪高士韵为吴伯人题画》，载《泰云堂诗集》卷十，《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道光十三年孙氏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7册，第228页。扬州人朱曰藩和曰：“横塘初日揭沉煙，妆楼照见吴姬影。……西湖鹢首转流萍，日暮归来抱剑营。”朱曰藩：《江南春和倪云林二首》，载《山带阁集》卷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110册，第142页。前者“横塘”“吴姬”是指苏州，后者“西湖”“抱剑营”则写杭州。嘉定人李流芳和云：“天平山头石如笋，松阴落日游人静。射渎千帆曳练光，胥山万水留寒影。……春水生，春潮急，西泠渡头莎岸湿。”李流芳：《江南春 次倪元镇韵二首》，载陶继明、王光乾校注《嘉定李流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同样前写苏州，后写杭州，均是以吴越代指江南。可以看出，除苏州、南京文人对自己的故乡有较多自豪感而书写故乡外，其他地域的文人已很少书写故乡，多是以苏宁或苏杭来代指江南。

综上可知，《江南春》中的“江南”所指以苏州最多，南京次之，杭州、松江等地偶有涉及，按，以嘉靖刻本《江南春》为例统计，写苏州的23首，写南京的7首，写杭州、松江的各1首。“吴洲”“都邑”等虚指苏州或南京的不计在内。但扬州、无锡、镇江、湖州等城市已在《江南春》中销声匿迹。查清华在讨论中晚明江南城市化进程中指出：“江南地区的城市结构，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宋代以杭州为中心，中晚明则以苏州为核心、杭州和南京为辅翼、周边各中小城市为圈属。”查清华：《中晚明江南城市化进程与诗文的新变》，《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梅新林、陈玉兰在分析江南文学意象时也认为：“（江南的意象空间）就总体趋势观之，多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以环太湖流域的金陵苏杭为核心区域。”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总序》，载杨昇《长洲文氏文化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均与《江南春》中的地域指向契合。江南文化认同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明代的江南已是全国的赋税重地、人文渊薮，江南文人的优越感自不待言，按，明代江南士人的文化优越感可参见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3页，本文不再展开。苏州则又是新崛起的江南城市之代表，《江南春》唱和中苏州的凸显、对“吴中自古称雄邑”的自信与自豪，是作者对“苏州人”的身份认同之彰显；《江南春》唱和中“江南”地域范围的扩大，也是南京、松江等地文人对自己作为“江南人”的身份认同之体现。

二、“莫恋彤墀细柳营”：故乡与他乡

上已论及，江南文人唱和中“江南”多是书写自己的故乡，如长洲人沈周、彭年、陆治多喜欢点明长洲，而吴县唐寅等人更愿用吳县的名胜西施井、馆娃宫来写江南；南京顾璘、陈沂等人笔下的江南是金陵，而华亭人张之象则写松江，“江南春”已变成故乡之春。其实从倪瓒首唱“嗟我胡为去乡邑”开始，《江南春》中就奠定了“思乡”的基调，并在追和中不断强化，如王伯稠“雁足何时寄乡邑，灯前梦断千峰立”已是与故乡久隔音信；文徵明“王孙不归念乡邑，天涯落日凝情立”、汤承彝“荡子何为去乡邑，沉吟不语空自立”汤承彝：《江南春》，载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八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缘园刻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补编44册，第285页。均是辞家远游之人怀念故乡。袁褧“江南原是侬乡邑，伤情日落江头立”更是直接指明了主旨：无论是“王孙”还是“荡子”，其所思念的“故乡”，就是魂牵梦绕的江南，江南已与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故乡”相对的是“他乡”。江南文人追和《江南春》，多是借女子口吻作闺怨诗，怀念远在他乡的丈夫。“他乡”有时是京城，如祝允明：“北都相将宴樱笋，忘却闺人绿窗静。”樱笋宴即朝宴，出仕在北京的江南文人享受着朝廷盛馔，忘却了远在家乡的妻子。王问“暗将珠泪湮香巾，无端思入京华尘”、金世龙“夜阑花影侵衣巾，香罗不惹帝京尘”均是写妻子思念远在“京华”或“帝京”的良人，岳岱“宕子离家去京邑，遥山遮人翠屏立”则直言荡子已经离开故乡奔赴京城。“他乡”也有军营，试举以下例句：

空帷寂寂悬青萍，谁能持寄并州营。（祝允明）

妾身愿作清江萍，随流直到辽阳营。（黄寿丘）

浮生碌碌如流萍，老大栖迟细柳营。（景霁）

玉关草色上青萍，春光应到国西营。（陆师道）

嗟哉荡子真浮萍，何年得返征西营。（袁梦麟）

还题红叶托浮萍，乘流寄到关西营。（袁梦鲤）

杨花浮踪化为萍，似君飘泊并州营。（张凤翼）

征妇思念之人既有在西北的“国西营”“玉门关”，也有东北的“辽阳营”，其实均是边疆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嘉靖间江南文人唱和《江南春》时均是身处江南，却通过怨女思妇之口，不断想象边塞与京城指向的“他乡”——不难看出，“他乡”寓意着与故乡隐居相对的仕途功名。朱之蕃“须信浮生聚散萍，莫恋彤墀细柳营”朱之蕃：《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道光间邓廷桢粤刻本。将京城（彤墀）与边塞（细柳营）联系起来，“他乡”的寓意更是昭然若揭。明清江南科第之盛世所共睹，据相关统计，明代七分之一强的进士、近四分之一的状元出自江南。可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嘉靖本《江南春》作者五十人中，除了首和者沈周终身隐居不仕外，其他文人均有科举仕宦经历，如杨循吉、徐祯卿、王守、王谷祥、钱籍、皇甫涍、袁袠、袁衮、陆师道、金世龙、陈沂、顾璘、王问、张意、袁尊尼等十余人均是进士出身，其中也不乏仕途显赫者。但更多的人并未如此幸运，蹉跎科场、屡试不售者也大有人在，如唐寅早年曾举南直隶乡试第一，次年因科举案牵连而被贬为吏，从此一蹶不振。文徵明十试不售，五十四岁时方以荐入翰林院，为从九品的待诏。兄弟之间科举功名也有天壤之别，如王守举进士第，官至南院右副都御史；而其弟王宠凡八应乡试不利，最后以贡礼部卒业，试太学，又见斥。科举压力的大背景下，江南士人对功名的渴望与失望交织在一起，在《江南春》唱和中有意无意地透漏出来。

《江南春》中“故乡”与“他乡”意象，折射出江南文人对隐或仕的身份抉择与认同。儒家士人群体追求“学而优则仕”，在修身齐家之后，还是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如果说以京城与边塞为代表的“他乡”意象表达作者对出仕的渴望尚属隐晦，那直言“功名”就更加清楚看出他们对“仕”的认同。正德十二年（1517）唐寅和《江南春》“低头照井脱纱巾，惊看白发已如尘”，看到自己白发如霜，尘土满面，发出“少年已去追不及，仰看鸟没天凝碧。铸鼎铭钟封爵邑，功名让与英雄立”的哀叹。是年唐寅四十八岁，离“科场案”已近二十年，仍对当年的科场功名不能忘怀，将功名“让与”他人，实是无奈之举。晚明李流芳和曰：“阖闾勾践空城邑，男儿功名几时立？”李流芳：《江南春 次倪元镇韵二首》，载陶继明、王光乾校注《嘉定李流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也显露出对功业未就的焦灼。科举仕途竞争激烈，能在京城做官的只是少数，作者将建功立业的愿望转向了边塞。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唱和中频繁出现的“青萍”意象。青萍既是浮萍的别称，另有宝剑之意，后进一步喻作军权，所以多被用作在边疆建功立业的象征。如嘉靖十六年（1537）陈沂和云：“摩挲醉眼看青萍，人生何必徒营营。”陈沂会试五试不售，直至四十八岁方中进士，官至山西行太仆卿。《江南春》作于其致仕居家期间，虽然已是垂垂暮年，但仍想象在边塞建立一番功业。王逢元和曰：“生居上游旧京邑，白首修名惭未立。鹈膏何日拂青萍，坐视犲虎纷营营。”王逢元是南京太仆寺少卿王韦之子，虽出身于显宦人家，但自身功名不彰，其诗中既有对自己功名未就的惭愧，也有擦拭宝剑、重新建功立业之意愿。再如马淮“腰间宝气浮青萍，寒茫射斗惊天营”、沈大谟“千古繁华旧都邑，年少英名几人立。吴儿意气佩青萍，欲为君王破虏营”，两人虽然生平不详，但诗中对出仕进而建功立业之身份认同的意图指向自不待言。

《江南春》唱和中不仅有对功名的追求，也有对归隐的向往。当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雄心壮志被消磨以后，江南文人对当年为之碌碌奔波的功名也产生了怀疑。如彭年“春江万里一飘萍，游梁事楚将何营”、恽釜“吁嗟聚散等浮萍，封侯作客何营营”。 恽釜：《江南春》，载《溪堂集》卷二，明崇祯刻《恽氏家集》本。人生如同浮萍飘转不定，劳而不休的“游梁事楚”“封侯作客”生活意义何在？尤其是看到政治的历代兴废，更加深了这种疑问，如袁袠“豪华一去悲流萍，千秋霸业徒经营”、金世龙“兴亡千古竟流萍，笑问君兮何所营”、顾闻“韶华千载俱云萍，月明何处吴王营”等。所以《江南春》中多有表达归隐之意，并想象隐居后的生活，如皇甫涍：“柴车日暮不堪巾，对此犹伤京洛尘。……得失谁论万家邑，世上浮名有时立。写成《招隐》寄流萍，轻条密叶为君营。”皇甫涍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浙江按察司佥事。诗中化用陆机《招隐》“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陆机：《招隐》，参见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表达对隐士的向往。文徵明长子文彭亦屡试不第，所和“不须万户封爵邑，五湖且办如锥立。笑他长价拂青萍，不如菟裘先自营”也有谋划归隐家居之意。归隐后或选择纵情享乐，如徐祯卿“人生浮体若漂萍，床头斗酒须自营”、袁褧“人生倏忽感蓬萍，酒钱日日须经营”；或转向求仙问道，如袁袠“嗟哉浮华浪涌萍，胡不学仙甘世营”、王谷祥“楼船载酒冲翠萍，仙游汗漫心无营”等，均是典型的隐士生活。

儒家士人群体也有“隐”的传统，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被后代士人奉为处事原则，当江山易主或仕途不顺时，首先会考虑到归隐，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被认为是隐士之典范。在明代科举竞争激烈的江南，有屡试不第、蹉跎科场而无奈隐居家乡者，也有进入仕途后趑趄而行、心生倦意后退隐故乡者。如文徵明自十九岁为邑诸生，十试不售，后以岁贡荐试吏部，由尚书李充嗣荐为翰林院待诏。但仕后意不自得，即上书乞归，有诗云：“南望吴门是故乡，兴怀山泽意偏伤。一行作吏违心事，千载《移文》愧草堂。”文徵明：《次韵师陈怀归二首》，载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页。出仕被其认为是“违心事”，甚至梦中都在思念归乡：“中夜思归转缪悠，梦成刚在百花洲。一痕翠霭山围郭，十里红栏水映楼。雨过邻僧邀看竹，月明仙侣伴吟秋。谁令抛却乡关乐？博得黄尘扑马头。”文徵明：《秋夜不寐枕上口占》，载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页。表现出强烈的归隐之情。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和《江南春》云：“江南谷雨妆残冷，手汲新泉试双井。晚风吹堕白纶巾，醉归不梦东华尘。”“东华”即象征朝廷与权力的东华门，是时文徵明已居家三载，当归隐之愿实现，醉梦中再也不会被官场烦扰。顾起元和曰：“谁叫浪迹等飘萍，江南一望心怔营。”顾起元：《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道光间邓廷桢粤刻本。宦途漂泊不定，回望江南时的矛盾与惶恐也可想见。邵圭洁亦和云：“嗟哉人生真若萍，不老江南何所营。”邵圭洁：《江南春用韵》，载《北虞先生遗文》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119册，第462页。此时的“江南”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江南文人想象的一种生活方式，《江南春》唱和中的归老江南之想，实际上也是江南文人对隐士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

陈江指出：“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和长期受压制所积累的满腔愤懑，使江南士人的人生态度趋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更加激发起自尊、自豪的情感，视其地为文脉、道统之所在，从而生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因政治险恶、仕途坎坷而陷于沮丧，深深的失落感使其生出退隐林下的向往。”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頁。这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在同一人身上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来。如王逢元在感慨“白首修名惭未立”时也说“倒着陶潜漉酒巾，差胜日随肥马尘”；马淮在“腰间宝气浮青萍”的壮志下亦云“眼看飞絮化浮萍，丹炉火暖真仙营”，均是将仕与隐殽杂在一起。王问和云“亦知大隐居鄽邑”“十竹轩中吏隐身”，“市隐”与“吏隐”也是江南文人对仕与隐的一种调和与融通。罗宗强在论述江南文人心态时指出：“他们之中，除少数人仕途较为顺利之外，绝大多数是仕途不得意之人。……一方面，他们仍然离不开士人传统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入仕为正途；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仕途之外，找到新的人生归宿。” “一方面是他们的人生旨趣与官场不合，一方面又总想进入这个与之旨趣不合的官场。传统的观念与世俗人生的现实纠结在他们身上，造成他们复杂的内心境界。”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5页。嘉靖间江南商业繁荣，世风也有所变化，士人的出路选择也渐趋多样，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人虽然仍以入仕为正途，但最终都是归隐江南以书画闻名于世，《江南春》唱和中“故乡”与“他乡”的交织，也是江南文人此种复杂心态的体现。

三、“王谢雕梁事已非”：故国与新邦

康熙初，吴县人翁澍邀请友人和《江南春》并延请归庄作序，这是继嘉靖后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唱和。由于翁澍、归庄等人多是明遗民，所以唱和中也有较多的政治色彩，“江南”更多指向曾经作为都城的南京，寓意也由故乡转变为故国。如翁澍“秣陵春色风烟冷，旧事凄凉景阳井”，翁澍：《江南春 追和倪云林原韵有序》，载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八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缘园刻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补编44册，第284页。秣陵是南京旧称，景阳井即南朝陈代景阳殿之井，陈后主曾投此井而被隋军所执，如今亡国旧事重演，更显凄凉。南京历史上的六朝兴亡亦被反复提及，如陆世仪“繁华六代嗟何及，石城烟树伤心碧”，陆世仪：《洞庭翁季霖得倪云林手书二词，文徵仲补画，一时名彦如启南、昌谷、子畏、希哲诸君子并和之，诚近代书画之冠也。季霖自和其韵，因索和于海内名流，滥及于予，亦附二首》，载《桴亭先生诗集》卷九，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受祺刻《陆桴亭先生遗书》本。面对云烟缭绕的金陵春景，作者所嗟伤的恐怕不止六代，更多是对明代繁华消逝的哀悼。黄淳耀“六代兴亡变陵邑，青山无言向人立”、黄淳耀：《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光绪间金武祥刻本。翁澍“六代兴衰改陵邑，青山无恙嶷然立”均是以政事兴亡变迁与青山岿立依旧作对比。席后沆和云：

春风江上舒樱笋，江云深锁青山静。虎阜征歌鸟和声，秦淮载酒鱼吞影。繁华转盼成灰冷，翡翠楼台余露井。好取松醪漉葛巾，光阴九十镜中尘。

燕剪轻，莺梭急，丝丝雨浥花容湿。六朝往事追何及？惟看江水依然碧。半壁江南旧都邑，勋名枉羡前人立。春去春回江面萍，歌舞场翻戎马营。席后沆：《江南春》，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八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缘园刻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补编44册，第285页。

席后沆生平不详，与翁澍交好，当也是明遗民。是篇上阕写苏州（虎阜）与南京（秦淮），借指整个江南，下阕专写南京，原来纵酒欢歌的南京变成战场，意味大明政权的覆亡。南京不仅是东南半壁江山的门户，也是明王朝洪武元年（1368）至永乐十九年（1421）间立国建治、发号施令的中心。朱棣北迁之后，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套大致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全国政治次中心、江南的政治核心。尤其是崇祯殉国后，福王朱由崧入主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成为遗民心中复国的一线希望。因此南京在明遗民心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以至成为江南的代表。

明亡后，一群汉族士大夫仍奉明朝正朔，或试图武装抗清，或拒绝出仕新朝，成为明遗民，江南则因其特殊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地位成为明遗民最集中的地区。高岚据《明遗民录》统计，江南文化区范围内的遗民约占遗民总数量的58%。参见氏著《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6页。原来《江南春》唱和中繁盛的江南春景，在明遗民笔下变成了“残山剩水”，不断抒写悼亡怀念与故国记忆。翁澍自序《江南春》云：“云林先生《江南春词》，音调清婉，风情恻怆，虽为题柳看桃之作，实有歌禾赋麦之意存焉。……予本恨人，凭今思古，江头燕子，故垒已非；山上蘼芜，春风如旧。肠断繁华之梦，悲逢摇落之辰，抚景兴怀，感随笔集，觉有不容己于中者。”翁澍：《江南春·追和倪云林原韵有序》，载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八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缘园刻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补编44册，第284页。元末明初倪瓒首唱《江南春》中已有黍离之叹，但至嘉靖间承平日久，唱和中早已看不到故国之思。暮春中清明、上巳、寒食、花朝等节日相继而至，正是江南士女郊游踏青的好时节，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成为太平盛世下江南文人的集体记忆。明末清初，《江南春》的内容风格又为之一变，以侯汸和作为例：

新愁旧愁如剥笋，春雨春风白日静。王谢雕梁事已非，乳燕鸣鸠争弄影。灵旗无光宫苔冷，别有香云躔藻井。龙蛇模糊泪染巾，绣题犹挂开元尘。

记三江，传火急，淋铃古堞铁衣湿。池塘携手黄泉及，双瞳晶晶波衔碧。有鸟胡不归城邑，满堂狰狞山鬼立。吁嗟结子化为萍，莫话花飞细柳营。侯汸：《江南春·谷日入旧宅，时尚为里猾祠神其中》，载蒋景祁辑《瑶华集》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0册，第274页。

是篇作于顺治二年（1645），写其父侯峒曾抗清之事。嘉靖间《江南春》中的“愁”多是个人私情闲愁，如王谷祥“骢马嘶花去都邑，春情愁见当垆立”、王问“枕上题愁更于邑，起来倚着围屏立”等，而侯汸之愁，则是新仇旧恨交织的国破家亡之愁。同样是静，“城外冶游城里静”与“春雨春风白日静”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安静祥和甚至带有喜庆欢乐，而后者则显得压抑，“白日静”是清军屠城后的死寂之静。清军围攻嘉定时，侯峒曾携其子侯玄演、侯玄洁入城，与乡兵民众共同守城，因突降暴雨，城墙被淋塌。城破后侯峒曾决定与城共存亡，于是祭拜祠堂，带二子投入寓所的叶池自尽，这就是“淋铃古堞铁衣湿”“池塘攜手黄泉及”两句的来历。“黄泉”“山鬼”等意象使全篇风格诡谲，与前期《江南春》中的明快亮丽相比，显得晦涩而又压抑。杨念群指出：“清兵南下不但给江南造成了物质文化方面的巨大破毁，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江南士人的生活氛围和心理状态。……‘残山剩水的哀思与描摹不仅是一种群体心理的悲情独吟，还可以看作是物质文化层面发生巨大改变的心灵投射。”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7页。

明遗民的《江南春》唱和中，“功名”心态也会直接显露，如席后沆“勋名枉羡前人立”、翁澍“功名悔不当初立”，但均突出“前人”或“当初”，是后悔在明代未能出仕，也是拒绝新朝的态度。同样，对边疆建功立业的期许中多隐含着反清复明之意，如王鏊六世孙王武和曰：“勿恋春光守乡邑，勋名须向疆场立。腰下的双清萍，探取东风细柳营。”王武：《江南春》，载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八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年吴氏依缘园刻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补编44册，第285页。此时的“乡邑”与“疆场”已统一，江南正是抗清前线；“细柳营”不再是保护家园的军营，而是要“探取”的对象。陆世仪和云：“愁来腰下看青萍，当风不语徒屏营。”“当风不语”似也隐含着秘密的反清军事行动。《江南春》唱和中表达拒仕新朝乃至反清复明，是作者对自己“明遗民”身份认同的体现。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清代统治者也以明朝继承者的身份出现，进京后号称为明帝复仇，将明亡的责任推到李自成军身上，自己则顺理成章地以“救灾恤难”名义继承了明统。顺治二年（1645）首开乡试，并将中试额扩大到四百名，吸引了大批汉族士人应试。尤其是顺治十八年（1661）“奏销案”发生后，“其后游京者始众，其间或取科第，或入资为郎，或拥座谈经，或出参幕府，或落托流离，或立登熙仕，其始皆由沦落不偶之人，既而缙绅子弟与素封之子继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国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风之一变也。”叶梦珠：《阅世编》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7页。不仅普通士人心态有所变化，明遗民也开始分化，康熙十八（1679）为笼络人心开设博学鸿词科，“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8页。。之前唱和《江南春》的陈维崧、尤侗、邓汉仪等人均参与了博学鸿词科，孙致弥则参加科举，成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孔定芳在评论博学鸿词科时指出：“清廷的政策指向在于罗致疏远、敌视新朝之遗民隐逸。以此为契机，遗民社会整体上发生深层分化与裂变，遗民们逐渐弃守遗民姿态，由反清而附清。”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面对新的文化处境，入清的江南文人对于新朝发生了情感态度上的改变，进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身份的重构使得他们在《江南春》唱和中也表现出与前人的差异，诗中的故国旧恨逐渐消淡。如周金然连和《江南春》五阕，前两首总写江南，后三首分写南京、苏州、松江，以其写南京为例：

建业歌钟移簴笋，春风暗度金塘静。万年枝上啭流莺，疑是子嶲啼夜影。燕泥自落空梁冷，杨花漂没景阳井。哀南庾信更沾巾，江关词赋今如尘。

长歌疾，短歌急，玉树声残云外湿。王谢风流杳难及，乌衣烟草年年碧。龙蟠虎踞犹岩邑，长江不改天堑立。六朝佳丽总沤萍，蜂衙燕垒徒经营。周金然：《江南春·追和倪元镇韵五首》，载金菊园点校《周金然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8-640页。

周金然（1631-约1702），字广庵，世居松江府上海县。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周金然笔下的南京虽然还有些许战后的凄凉哀愁，甚至提到了庾信哀悼梁朝灭亡的《哀江南赋》，但与明遗民之作风貌已完全不同，“石城烟树伤心碧”变成“乌衣烟草年年碧”，长江天堑不改，南京也不再是残山剩水，仍是“龙蟠虎踞”的都邑。再如周金然写松江“二陆当年双石笋，空山婉恋游人静”，清军屠城的阴影已经消散；“健儿衣绣佩青萍，踏青连袂唱归营”也不再有反清复明的寓意，反而是军民和乐的场景。再如康熙十七年（1678）在按察使金镇幕中任职的彭桂写南京王气消沉“眼前龙虎销沉矣，登高吴楚天无际”，而“楼船木柹几番来，而今安稳蒲帆过”彭桂：《江南春·戊午立春日，同何奕美登燕子矶》，载《初蓉词》卷二，清康熙十六年刻本。则是战后渐趋安稳的景象。清朝以继承了中华“政统”自居，选拔和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得到了汉族士人的广泛认同。清代江南文人进士的比例远远高于明代，号称“天子门生”的状元，江南占了半数以上，而苏州一地竟占了四分之一强。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汉族文人逐渐抛弃了华夷之辨、满汉之别，清前期《江南春》中“江南”虽然仍以南京居多，但已不再是故国的象征，成为仕清文人笔下的“新邦”，江南文人又回归到对“仕”的身份认同。

四、“风光争似江南景”：羁途与故乡

嘉靖时江南文人唱和《江南春》，全篇描写江南风物之美，虽人在江南，却想象京城与边塞，或多或少地渴望能够出仕走出故乡。而清中后的《江南春》，则多是真正奔波在宦途他乡的江南文人想念故乡，如孙尔准“怜我频年背乡邑，望乡爱向楼头立”、孙尔准：《江南春和倪高士韵为吴伯人题画》，载《泰云堂诗集》卷十，《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道光十三年孙氏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97册，第227页。徐廷华“杜鹃劝客还乡邑，斑骓不来空伫立”、徐廷华：《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光绪间金武祥刻本。金武祥“何年故里归角巾，西风不污元规尘”金武祥：《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光绪间金武祥刻本。等。江南春景也被异乡的景物所取代，如董元恺时在山东，所写“孤根节挺汶阳笋”“竹西送子上朐山”“羽潭朝映洪波赤”董元恺：《江南春·送汪舟次掌教郁州，和吴天篆韵》，载《苍梧词》卷十一，清康熙刻本。均是山左风物。再如嘉庆间韦佩金被谪途经平番（今甘肃兰州永登县）时所作：

金微看送明妃嫁，慢笼琵琶泣上马。十年长养汉宫恩，仓卒春风卷图画。愁来除雁寻谁话，鼓打边城酒阑夜。缓弦弹徧五凉秋，西北浮云河上楼。

人去迟，雪飞急，寒花催洒征衫湿。沙沙苦水冰难汲，乱山不青驿灯涩。羌女割肉奴掀笠，小向红城缺边立。翻思旅燕栖同龛，啄泥何异归江南。韦佩金：《江南春·小憩平番，寄药林、蓉裳》，载《经遗堂全集》卷二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江都丁光煦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册，第405页。

韦佩金（1752-1808），字书城，号酉山，扬州江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嘉庆四年（1799）以军需案罢官，遣戍伊犁。明代江南文人作《江南春》多用西施起兴，韦佩金也就地取材，开篇用王昭君赴金微（今阿尔泰山）之典写西北边塞之风景，雪飞水冰的自然环境、割肉掀笠的生活习俗均迥异于故乡，羁旅中唱和《江南春》，如何不思念江南？所幸途中尚有家人陪同，最后安慰自己“旅燕栖同龛”也就如同回到了故乡。相比之下独行的江南文人更加凄苦，约乾隆间佚名作《江南春·过赵北口》云：

风光争似江南景，溯洄蒹葭雪浪静。自从犀甲罢春围，隐约林花衬衫影。烹来素练鱼生丙，想到青骢别乡井。长将淀柳暗通津，可浣征夫车畔尘。

开雄关，新曙色。雨浇旧县流光湿。数千里路嗟奚及，困守轻装独行客。信美原非吾故国，三月樱桃红钓泽。且沽佳酝倒寒香，再来此地同家乡。佚名：《江南春·过赵北口》，载《笠者稿》词稿，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

赵北口在清人羁旅诗中经常出现，即今河北省任丘市北、白洋淀东，古为燕、赵分界处，也是重要关口。作者虽然不详，但据内容可知也是江南人。上阕以蒹葭、雪浪写白洋淀水乡风景，开篇“风光争似江南景”已点明了乡愁；下阕写“开雄关，新曙色”的北地风光，并化用王粲“虽信美而非吾土兮”表达“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作为“轻装独行客”，作者似乎还要离开赵北口继续前行，离江南越远，思念也愈显沉重，最后结句颇有“望却并州是故乡”的味道。再如光绪十七年（1891）身在岭南的金武祥和云：“药烟寒，楝風急，杜鹃忽听啼红湿。江南此日春方及，手玩新词炫金碧。”“楝风”表示此时广东已是暮春，而故乡江南方及初春，通过想象江南的生活场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与认同。

在羁旅中回望江南是清中后期《江南春》的重要主题，显示出作者对“异乡人”身份的彷徨与“故乡人”身份的渴望，但与嘉靖间江南文人的认同又有所区别。有学者在研究移民“地域认同”时曾强调：“通常而言，人与自己的家乡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原乡情感非常稳固。但另一方面，在真正的故乡，或没有‘外人参照的情况下，它是无须证明因而也未必强烈的。只有在与外人相对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因此，‘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明中期江南文人唱和《江南春》时身处富庶安宁的故乡，未曾体验离别之苦，所谓“思乡”只是闺怨诗传统的延续，对家乡的认同也是建立在自豪与夸耀的基础之上；而清中后期走出故乡的江南文人，在异乡景物的参照对比下，“江南”的意象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此时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所作《江南春》也有所变化，以嘉庆十八年（1813）长洲人黄丕烈和作为例：

辛盘献岁罗疏笋，到门客稀容我静。闲庭暗锁玉梅香，绣户新遗彩燕影。残雪初消犹怯冷，汲泉乍启辘轳井。春风飘飘吹衣巾，微雨轻浥街头尘。

春游迟，春信急，冻涂已涤泥皆湿。农人告余以春及，春水渐渌草将碧。香车宝马来都邑，陌上花开凝望立。莫教浪迹同飘萍，一年一度空经营。黄丕烈：《江南春题跋》，载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7页。

“玉梅香”“彩燕影”均是普通的初春意象，清中后期的《江南春》唱和中很少再凸显具体的地域城市；虽然也言及“春游”“香车宝马来都邑”，但没有了“士女喧骈如聚邑”“喝采摊钱喧市井”的喧闹，而是“到门客稀容我静”的安静与“农人告余以春及”的祥和，没有了“吴中自古称雄邑”的夸耀，江南回归到真实生活中的故乡。尤其是战争再次来临，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多用战乱之地与宁静的故乡作对比，如吴县人潘遵祁云：“鸳瓦鳞鳞霜尚冷，吴侬十万恋烟井。秣陵闻道遍红巾，可怜白骨扬成尘。”潘遵祁：《江南春》，载《江南春词集》卷一，清光绪间金武祥刻本。“红巾”是指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南京又一次沦为战场，所幸苏州暂未被波及，吴侬——吴人——尚可留恋乡井。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咸丰十年方占领苏州，潘遵祁是诗或作于此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常熟翁同龢和《江南春》曰：

隔溪人家卖苦笋，鱼市萧条估帆静。何人写此江南春，剪取西山一角影。桃花半开云气冷，莫问仙源与露井。江山如此一沾巾，祗知斯地无风尘。

燕来迟，鸠唤急，漠漠平畴千顷湿。较量阴晴趁时及，春江无边春草碧。北望云山是京邑，台阁金银天际立。幽人踪迹等漂萍，诗囊画箧频经营。翁同龢：《临文待诏江南春卷》，载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按，诗题又作《和倪云林江南春词用原韵》，见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0页。

两年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逃至山西。是年翁同龢已致仕居家，故乡因在“东南互保”范围内，暂未受到战争的骚扰，得以保持了一份安宁。此诗翁氏修改甚多，“祗知斯地无风尘”又作“可怜西北多风尘”，同样是以战乱的西北与安宁的江南作对比。江南不仅是故乡，也是战乱中的避难后方，在神州动荡、天翻地覆的背景下，“斯地无风尘”的江南也成为国人羡慕向往的地方。

与嘉靖时描写繁盛喧闹的江南相比，清中后期的江南多是宁静祥和之美；江南仅仅是故乡的象征，也很少再有具体的地域指向。其中原因，首先是政治环境的变化，清初统治者对江南士人实行严厉的打击政策，顺治间大案不断，“科场”“奏销”“哭庙”三案牵连数万士人，虽以科举笼络人心，但同时大兴文字狱，文网之密，远胜前朝。其次战乱连绵，鸦片战争后，江南再次进入多事之秋，小刀会、太平天国等战事严重摧残了江南经济，江南士人群体渐趋沉寂。关于江南士大夫的衰落及心态转变，可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4-95页；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2-488页。清末陈去病论云：“蔡羽、文壁、沈周、唐寅、祝允明、陆治及壁子文彭、文嘉，皆吾吴先贤之彬彬者也。……然论其世者，大要以时际承平，夷裔响化，边鄙无兵革之扰，而年岁获大有之利。士大夫幸睹太平，居乡类知自好，不屑干求有司，故得一意问学，以鼓吹休明。”陈去病：《五石脂》，载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嘉靖间《江南春》唱和盛况是在社会安宁、士人心态自由舒展的结果，而清中后期已没有一个安稳的唱和环境，江南士人心态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反思过去奢靡的生活方式。没有了对故乡的自信与自豪，“江南”也不再有具体的地域指向，又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故乡。

结 语

《江南春》唱和本是文人间的游戏之作，或是酒后逞才，如沈周“兹于酒次，复从臾继之，被酒之乱，不觉又及三和”；或是聊以寄兴，如黄丕烈“欲拈笔题诗，苦无题，适检书，得《江南春词》，遂用其韵，效其体，信手书之”。黄丕烈：《江南春题跋》，载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7页。但唱和却能持续至清末并集中体现出作者的身份认同，其中原因亦值得探讨。首先从作者来看，嘉靖间唱和者多是文化世家，如苏州文坛的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侄文伯仁，婿彭年；袁表、袁褧、袁袠、袁衮、袁裘五兄弟及其后人袁尊尼、袁梦鲤、袁梦麟均有和作；南京文坛则有景爵、景霁与顾峙、顾闻、顾源两大家族。这些文化家族进一步通过师友关系网络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密切的江南文人交游圈，彼此间趣味相投，同声相应，所以唱和中体现出一致的身份认同。其次从作品来说，倪瓒原作三首被后人整体追和并演变为词一阕，唱和绝大部分是次韵，全诗十七句，笋、静、影、冷、井、巾、尘、急、湿、及、碧、邑、立、萍、营十五字严格次韵，严整的形式与严格的步韵限制了作者的发挥，使得固定搭配的词组频繁出现，形式上的束缚促进了内容上的趋同性。再次从传播方式来看，《江南春》唱和主要是通过书画传播，嘉靖间文徵明、仇英等分别为之补作《江南春图卷》，其后仿作渐多，所谓“近来画家盛传其笔意，而和其辞者日广”。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8页。《江南春》唱和更多是观赏图卷时的集体行为，而非一对一的酬唱，前者更容易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最后，《江南春》原作者倪瓒的传奇经历在江南文人之间广泛流传，其孤傲不群的个性、恬退志隐的生活容易引起江南士人的共鸣，早先追和的沈周等人，不仅有对倪瓒手迹的宝惜，亦有对其人品的推崇与追慕。明代就有“江南人家以有无倪瓒画别清浊”之说，如沈周曾云“云林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俗”，董其昌亦称“云林画入逸品，江南人以有无为清俗”。可参见陈江《江南人家以有无倪瓒画别清浊——倪瓒与江南文人的理想人格》，载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4-508页。至晚明及清代的江南文人則开始追慕沈周、文徵明等人，赞羡嘉靖间时的太平盛世之景。可以说，对乡贤的追慕贯穿《江南春》唱和始终，也是其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

明中期“江南”指向蘇州，除了苏州文人对家乡的认同外，也是江南文人对江南文化中心苏州的认同，是对江南文化的一种定位。胡晓明指出：“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时代城市文明、工商主导、物质精致化以及雅俗结合文明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大趋势，是继六朝以后江南崛起的又一高峰。”胡晓明：《江南诗学 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7页。鼎革之际“江南”成为明清交锋的主战场，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焦点所在，《江南春》原唱中的“黍离之叹”引起了明遗民的共鸣，所以“江南”指向了有政治寓意的南京，唱和中通过反复描述“残山剩水”的江南意象与故国记忆，促进了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何处是江南”不仅是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上对江南的界定，更多是文化意义上江南意象的演变以及由此折射出江南文人不同的身份认同。对苏州或江南的赞美也并不局限于江南文人，而是中国文人对江南的偏爱与认同，通过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吟咏——如《江南春》唱和——塑造的江南意象，形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上的“江南认同”。

（责任编辑：李亦婷）

Abstract： Nizan， a famous poet living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wrote three poems named “Jiangnan Spring”， which caused more than a hundred literati to follow. It became a big event in the circle of literati in Jiangnan. In the collective responses during Jiajing period， “Jiangnan” mainly means Suzhou. It shows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writers and it also means that Suzhou is the representative city of Jiangnan. “Jiangnan” also means homeland， and literati in Jiangnan， who were in the homeland， imagined “alien land” constantly in their responses. It was actually the option and sense of identity about officialdom or reclusion. In the responses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Jiangnan became “reduced territories” from prosperous area. To a greater extent， “Jiangnan” pointed Nanjing， which symbolized the former country. It shows that writers have sense of identity to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The responses during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mostly described alien lands scenery and conveyed memory of “Jiangnan”. In the sense of homeland， the responses to “Jiangnan Spring” became significant return.

Keywords： “Jiangnan Spring” Wu Zhong Literary Circles ； Officialdom and Reclusion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