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万京华 刘雅婷

·专家论评·

一、《大公报》创刊115周年纪念专题

在《大公报》今年一系列社庆宣传中，从6月6日到6月13日连续8天8个主题的纪念专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著名报人张季鸾的言论、范长江的西北报道到战地记者的出生入死，从荣获密苏里奖到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从解放战争推动和平到香港初期的左派运动，纪念专版以《大公报》为国为民的精神为主线，串联其整个历史，回顾了不同时期该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是《大公报》最为人称道的一段时期，报社中最为后人所熟悉的张季鸾和范长江，一人用社论针砭时弊，一人真实记录红军长征的情形，践行“铁肩担道义，健笔为家国”的精神；

二是抗战期间《大公报》记者们不怕牺牲，尽自己所能向民众传递战争消息；

三是大公报馆在抗战期间誓不为日本统治不断迁馆、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下仍然坚持出版；

四是展现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反内战、求和平的主张，介绍了大公报人为了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

五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大公报》积极引导香港人民团结一心、爱国爱港；

六是《大公报》子报《新晚报》副刊所掀起的武侠小说热潮；

七是香港回归前，《大公报》积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第一时间报道与香港回归有关的情况，耐心向香港人民解释，率先发布中英联合声明；

八是香港回归后的新时期，《大公报》继续站在爱国爱港的立场上批判港独分子。

在每个主题版面的开头，都引用了一句名言，这些名言来自8个不同时期中与《大公报》密切相关的著名人物，以此来展现《大公报》的影响和地位。版面中还设置了《大公风云人物》的栏目，介绍不同时期的著名大公报人。报纸排版中，文字的排列顺序恢复到了《大公报》曾经的模式，按照竖直方向、从右到左、横排短行排列，以复古版面纪念其经历的年代。

专题的版面设计非常重视图片的运用，报纸中心是几张与主题契合的图片排列，每个版面都有一张极具时代意义的照片，比如毛泽东抵渝、田中角荣访华等，以此交代该主题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刊载大公报人活动的照片，比如范长江在西北采访时与老乡的合影、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场景等，其中还有一张《〈大公报〉各版出版时间和迁徙路线图》，清晰地将大公报社址变迁和战时迁徙路线呈现出来。这些图片形成了《大公报》有血有肉、立体生动的形象，展示了《大公报》与时代的关联。

纪念专版回顾了《大公报》“新记”以来的历史，在突出其“铁肩担道义，健笔为家国”的办报精神的同时，也展示了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渊源和紧密联系。

二、《大公报》报史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逐渐增多，从1992年开始相关论文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在2009年达到了302篇，此后每年的相关论文发表都维持在300篇左右，近两年来有所降低。论文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从新闻领域扩展到了其他学科。

《大公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研究《大公报》发展历程，包括通史类研究和断代史的研究；二是针对《大公报》本身的研究，包括其言论、报道、副刊等方面，主要研究其立场、办报特色等问题；三是关于大公报人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涉及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对《大公报》的贡献等。

（一）《大公报》发展史研究

一是《大公报》通史研究。在关于《大公报》发展历程的研究中，通史类研究比较少，但却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牵头编著的《〈大公报〉百年史》。这部著作是香港大公报社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组成编写班子，纳入学校2002年度科研计划，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击完成的。该书主要根据《大公报》历史的重大节点，将其百年发展历程分成11个阶段，分析了不同时期《大公报》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详细陈述报纸创立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大公报》报馆的经营业务与报纸特色，涉及报纸的广告发行、人才聘用、新闻报道、报纸版面和副刊等，对《大公报》百年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梳理，还分别阐述了三代《大公报》经营者的背景和贡献；注重报纸的言论立场，分析了不同时期《大公报》的言论特点，以及影响报纸言论的不同因素。该书引用了大量报纸内容和其他相关史料，从报纸自身内容出发得出观点，相互印证、清晰明确。

二是《大公报》各个时期的研究。学界针对某一个时期的《大公报》研究较多。《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组和香港《大公报》几个阶段。在所有的时间段中，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新记”大公报时期，即1926年至1949年，这是《大公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学者们还将《大公报》的“新记”时期进一步细分为北洋军阀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改组之前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关于《大公报》言论立场的研究是最多的。

学界已经累积了相当数量的“断代”研究，如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王芝琛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和《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俞凡的《新记〈大公报〉再研究》等。

（二）《大公报》专题史研究

学界关于《大公报》的专题研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内容涉及《大公报》办报方针、经营策略、副刊专刊、特色栏目、新闻报道、举办的活动等。

一是新闻报道和社论研究。学界关于《大公报》新闻报道的研究最为丰富，主要针对《大公报》关于某一专门领域的报道进行分析，如公共卫生、西北报道、宫廷新闻、奥运会体育新闻、灾难报道等。这些研究大多将报纸上的报道收集起来，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其报道特色和基本倾向态度。有的研究者还应用报道框架、形象分析等传播学理论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大公报》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与其他报纸的对比研究，比如《媒体、边疆与国家——〈大公报〉与〈人民日报〉边疆新闻报道研究（1946-1949）》等。

《大公报》的社论一直是相关研究的热点，有不少专门研究其社论的文章，尤其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公报》的言论研究较多，主要是从《大公报》社论看报社和报人的政治立场，研究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对政治的态度。

研究者也比较关注《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从“四不”到“二不”，分析促成变化的各种因素，研究变化背后是否有办报理念的转变。

二是副刊、专刊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析《大公报》副刊的经营特色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章，探究了当时《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独特风格和对当时文艺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专刊与副刊的研究方向类似，但是相关研究较少。

三是报纸经营研究。这方面的论文相较其他几方面来说比较少，主要是针对经营方式、办报方针、广告发行的研究。其中有关《大公报》广告的研究相对多些，主要是将《大公报》刊登的广告收集起来，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其广告业务的特点以及广告与时代变化的关系等，如《大公报（1902—1916）与中国广告近代化》《〈大公报〉征婚广告与近代社会变迁》等。

四是社会影响研究。一部分是《大公报》的舆论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其报道和社论与政治、外交、教育、体育事业的关系、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另一部分是《大公报》举办的一些活动，如“文艺奖金”、 抗战期间的募捐活动、《大公报》女记者群体与女学活动等。

（三）大公报人研究。

学界关于大公报人的研究比较集中，研究对象最集中的是张季鸾，包括他的新闻活动、办报思想、政治立场、与蒋介石的关系和一些逸闻。学界关于英敛之的研究也不少，主要研究其办报思想和他与晚清时期国内女权女学运动的关系。相比之下，关于胡政之、吴鼎昌二人的研究较少，内容主要集中在经营策略和新闻思想。另外，关于《大公报》名记者的研究也比较多。

三、《大公报》报史研究的启示

在中国新闻史上出现的众多媒体中，《大公报》是报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的一家。《大公报》报史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效借助学界力量开展报史研究

有效借助学界研究力量是《大公报》报史研究的一个特色。新闻史研究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媒体人写史往往有些不易突破的局限性，与学界合作则可以弥补学术方面的不足，增强客观性，同时还可扩大报史在学界的影响。《〈大公报〉百年史》的成功运作和出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重视史料论证和研究

史学研究要求史料的多方面、完整性，资料越多面，完整度越高，越是一手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史实。在新闻史研究中，不仅要用足现存的档案史料，还应广泛征集、调研，想方设法找到更多第一手资料，在多重资料印证之下展开研究。如青年学者俞凡在研究中不仅参考了大陆可以获得的《大公报》报纸、档案、口述历史等资料，还查阅到台湾“国史馆”保存的当时大公报社与蒋政府的来往函件，在这些资料的辅助之下，考证了一些存在争议问题，使得其研究具有多方史料相互印证的说服力。

（三）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和名家资源

从《大公报》纪念专版和相关宣传来看，报道中突出呈现了报社115年来涌现的一批名报人、名记者，以及名人与《大公报》交往的情形。《大公报》报史上知名报人众多，且在新闻史上颇具影响。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对于读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使得《大公报》报史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

（四）探析对社会的多方影响

《大公报》是一份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大报，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日益引起人们关注。201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反映了以大公报人为代表的新闻界和文化界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特殊贡献与担当，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好评。这部电视系列纪录片对于传播《大公报》的历史形象发挥了较好作用。由此可见，对媒体历史的解读与研究应更多结合时代背景，并着眼于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为受众展现更为完整立体的媒体形象，以及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形成的新闻品格和新闻力量。（作者万京华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高级编辑，刘雅婷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