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致礼

我与奥斯丁的不解之缘

文/孙致礼1

1963年，我上大学攻读英语进入大三，一天，钻进学校的小书亭，抓起了奥斯丁的原版小说《傲慢与偏见》，顿时被它那奇特的笔调和奇妙的故事所吸引，如醉如痴地直读到书亭关门。回去的路上，我暗暗下定决心：快点学好英语，把《傲慢与偏见》译出来供国人赏读。

其实，当时我对奥斯丁所知甚少，后来才了解到，这位终身未婚、刚逾不惑之年便被病魔夺去生命的纤弱女子，竟是英国国宝级的大文豪。

简·奥斯丁于1775年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没受过多少学校教育，而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家中的藏书，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流行小说，渐渐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6岁，简就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她那个时代，体面人一般都谴责小说，而女人写小说当然更是犯禁的，于是她只好坐在书房里，瞒着外人偷偷地写作，把构思好的内容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一听到外面有人进来，便赶忙把小纸条藏起来。她每写好一部作品，都要先读给家里人听，遵照他们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

简从出生到1817年去世，这40多年间，英国小说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18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涌现了菲尔丁、理查森、斯特恩、斯摩莱特四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小说大师都已离开人世，接踵而起的是以范妮·勃尼为代表的感伤派小说和以拉德克利夫夫人为代表的哥特传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风靡一时，但是终因带有明显的感伤、神奇色彩，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由于有这种作品充斥市场，英国小说自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头10年，40年间没有产生任何重要作品。1811年至1818年，奥斯丁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诺桑觉寺》（1818）、《劝导》（1818）六部小说。这些小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出了感伤、哥特小说的矫揉造作，使之失去容身之地，从而为英国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奥斯丁不像有些作家，作品虽多，但却良莠不齐，她这六部小说部部都是精心结撰的经典之作，部部拥有众多的推崇者，而她那部脍炙人口的《傲慢与偏见》，更是世界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若干年前还被列为BBC最伟大的一百部小说的第二名（第一名为当时正走红的畅销书《魔戒》）。因而，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曾感叹说：“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2见伊斯·沃特编辑的《简·奥斯丁评论集》第35页。

奥斯丁的小说究竟有什么非凡之处，使人们对她如此痴迷，引得专家学者将她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以我之见，奥斯丁的艺术精髓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要素：一是以爱情故事为框架，二是以反讽艺术为手法，三是以剖析人性（特别是揭示人性中的种种消极因素）为借镜，将读者引入一个魅力无穷的艺术世界，使其在情趣盎然的“悦读”中，自觉不自觉地拿她的人物来“照镜子”，从而认清世人的愚昧、自负和荒谬，引为鉴戒，受到启迪。

我是从1983年开始翻译奥斯丁的小说的，起初一帆风顺，接连出版了《理智与情感》（1984）、《劝导》（1984）、《诺桑觉寺》（1986）三个译本，但1988年我申报翻译《傲慢与偏见》时，却遇到了困难。由于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出版了著名翻译家王科一的译本，我于年初和年中两次申请重译这本书，都被译林的领导否决了。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准备继续据理力争。同年暑假，我去桂林参加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研讨会，遇见了译林的李景端主编，第三次向他表达了重译《傲慢与偏见》的决心。李先生问我有把握超越王译本吗？我说有。他又问我从哪些方面超越，我成竹在胸地列举了四个方面。经过反复斟酌，李先生终于决定让我来重译《傲慢与偏见》。现在想起来，李先生要做这个决定实属不易，因为当时出版界还没有名著重译的先例。拙译《傲慢与偏见》于1990年面世，第一次印刷了将近两万册，一个多月便销售一光，随后的几年中，平均每两三个月重印一次，1993年在台湾出版繁体版，被誉为“深得奥斯丁之精髓”的佳译，1994年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1998年我以《傲慢与偏见》译者的名义，作为翻译界仅有的三个代表之一，应邀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读书专题节目。

受《傲慢与偏见》的鼓舞，我决计译全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可是又谈何容易！1998—2008这11年间，我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既要给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上课，又承担研究生繁琐的教学组织工作，因此我只能利用少得可怜的闲暇，硬把奥斯丁最长的两本小说译了出来，于2001和2004年，先后出版了《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

译无止境，译作不厌百回改。我虽然译出了奥斯丁的全部小说，得到了读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有好几本还获得了省、市级甚至国家级的优秀图书奖，但是我自己却远未满足。我深知自己做翻译，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在翻译理念上，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因而翻译中难免出现理解或有偏差、表达或失严谨等现象。所以，从1993年起，每逢拙译再版时，我都要对之加以修订。

我对奥斯丁六部小说的修订次数是不尽相同的，最先出版的《理智与情感》《劝导》和《诺桑觉寺》分别修订了五次，出版次数最多的《傲慢与偏见》修订了八次（详情见于我为译林新版《傲慢与偏见》所写的译后记），最后译出的《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修订次数最少，各为三次，都是与其他四本书一起修订的。2009年，译林出版《奥斯丁小说集》，我第一次对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做了通盘修订；2016年，译林决定出版新版的《简·奥斯丁小说全集》，我又一次全面修订了六本书；2017年，北京企鹅出版社的青年编辑白姗给我搞到一套奥斯丁小说的企鹅版英文读本，我发现这套最新企鹅版英文注释比我原来依据的牛津版来得详细，便立即根据这些珍贵的注释，又一次全面修订了奥斯丁的六部小说——这也是我做得最富有成效的一次修订。

我不仅是个执着的翻译实践者，而且一直在自觉地践行自己的翻译理念。在我做翻译的头十几年，我信奉的是我国传统的翻译理念，如“信达雅”“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发挥译语优势”等，1993年我担任翻译研究硕士生导师，特别是1998年担任翻译研究博士生导师之后，我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翻译理论，渐渐认识到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弊端——其要害是对原著缺乏应有的尊重，刻意追求“归化之美”。通过研究，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尽可能照原作来译，“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契合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

基于这样的翻译观，我修订自己的旧译，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修正误解误译和疏漏之处；二是修订过于自由的译笔，尽可能采用原文的表意方式；三是清除易生歧义或生硬拗口的译文；四是根除“文化失真”现象。本想举例说明，怎奈篇幅不允许，只好在本期聚焦专栏所收《傲慢与偏见》第一章的英汉对照选文中，略去原有的几处注释，进而将六处修订标示出来，让读者对我的修订有个粗略的概念。

将我前后的译文两相对比，我觉得这修订后的译文似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清除了疏漏、误译之处，而且那些力求“文化传真”、力求与原文相契合的译文，读来无疑更有“奥斯丁味儿”，读者更能从中感受异国情调，领略奥斯丁的风采。我相信，我所坚持的新翻译观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方向，如今的读者定会更加喜欢我修订后的译文。

最后，我要特别表达一下我的喜幸之情：今年早些时候我刚做好这最后一次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便神速推出了我这套《简·奥斯丁文集》的第一个最新修订本。这套名曰“插图珍藏版”的精美图书，内含经典插图多达264幅，每本书附有一篇名家的经典导读，整套书做得庄重、典雅、大气，真让我爱不释手！无疑，这是对我30多年不懈努力的最丰厚回报，令我倍觉风光，倍有成就感，我没想到自己50多年前的翻译梦竟能圆得如此圆满！

1本刊编委，我国著名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导师组组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评为2016年度“最美洛阳人”十佳人物。所翻译的十多部英美文学经典作品在翻译界、出版界、读书界深受欢迎，广受好评；所编著的两本翻译教程被多所高校选为教材。［今年是简·奥斯丁逝世200周年，本刊诚邀国内奥斯丁翻译研究专家孙致礼老师为本期聚焦栏目的特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