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纪琛

【摘 要】随着贸易战第一枪的正式打响，美国导向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在特朗普政府逐渐将矛头更有针对性地集中指向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认识到科技力发展的瓶颈。作为推动再全球化的主体与倡导者，中国需要摒弃零和博弈，构建新型合作秩序，提升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力，实现中国式跨越。

【关键词】再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高科技产业；技术民族主义

一、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发展的瓶颈

中国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严重地触动了美国的神经，从奥巴马时期，对于实业回归的召唤就被提上日程。而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失业问题更被视为是对华巨大贸易逆差的直接性副产品。

美国长期以来伪装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终于在面对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中国高质增速式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的多重影响下迸发出贸易摩擦和科技力的斗争。美国选择了用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两把技术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希望将中国置于“技术闭塞”的境地。特朗普政府选择运用贸易手段“发难”中国，不仅是一直以来美国政界对于自由贸易传统的顺延，更是美国重新定义中国为“競争对手”和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体现。美国通过贸易手段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实则是有较高的信心支撑，上世纪的日本与当今的中国在对美贸易中的角色高度相似，而美国正是通过日美贸易战迫使日本妥协使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然而具有较高科技发展水平的日本却也在这场贸易冲突中将更多的资本与技术投资于海外，在全球依然保持竞争力。放眼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突显而出的无疑是中美贸易结构的失调，而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对称根源于产业结构问题，即中国依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虽然对美国的贸易额存在着巨额顺差，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出口产品结构具有严重的脆弱性与可替代性。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选择使用贸易手段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有力砝码。当涉及到高新科技和高端制造领域，中国面对美国的技术保护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境地。科技力的斗争实则是隐藏在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重要推力。

二、再全球化下中国的后发优势与路径转换

再全球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和对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意味着世界秩序的一次“扩容”，是中国发展的路径转换。在世界格局重塑的动态背景下，去全球化，单边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三股势力的抬头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和零和博弈的弊病，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需要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新角色也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是中国引领再全球化的集中体现，这一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多边机制集中彰显了中国为构建多边合作平台和实现互利共赢、共享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在被全球化塑造的时代，中国曾长期受益于后发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这一机遇和中国自身发展实力的提高直接将中国推至再全球化的最前端。这种内在的带动全球治理、获取制度性话语权的要求和外在的对于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需要使得中国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期待”。

三、新形势下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

盟友体系是中国再全球化路径中不可忽视的挑战。就在中美贸易冲突正式打响以后，特朗普逐渐将矛头更有针对性地集中指向中国，美欧之间的接触就消除关税与贸易壁垒等释放出一系列积极的贸易信号。这些信号对于扭转美欧之间起初的贸易紧张情绪无疑有着重要的缓和作用，但以此认为美欧贸易紧张关系能够涣然冰释太过于乐观。欧盟在贸易领域上一直在争取更大范围的灵活空间，不论是与日本签订的具有空前规模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是欧盟与中国就合作问题上达成的共识。美国对于欧盟的接近和争取事实上不能够完全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欧盟的态度和动向间接决定了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全球贸易格局的改变。当然作为中国，必须要认识到美日欧三方的局部动荡并不会很大程度地影响这一美国构建的盟友体系，这也意味着若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美国相较中国而言不会面临产业链供应的危机。

中国在工业发展和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走的是产品终端路线，通过整装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工业整体发展并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更迭升级。这条路线和美国的工业发展路线是类似的。但是，因为美国在工业发展和推动产业升级中依靠的是自由、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中国则依靠的是国家宏观调控和总体上的管控和补贴。当产业集群成熟以后，中国的发展速度会远超美国。加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心态不平衡等因素，中美两国在产业领域的矛盾是根本上无法缓解冲突的。中国因不具备盟国工业支持体系，在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要高度依赖欧洲等外部市场，这就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埋下潜在的断供风险。在这种条件下，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完善产业链供应整体体系的建设，在企业和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中广泛地占据了市场，西方国家意识到了中国带来的潜在巨大威胁。“中国制造2025”就触碰了西方国家的紧张情绪，受到西方国家的误解，事实上“中国制造2025”只是中国进一步深化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更高质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却从来不是技术争霸之路。高科技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安心态不利于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整合。

高科技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而言是无可替代的，技术民族主义认为只有技术本土化，尤其是高科技被本土企业拥有才能够让国家富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国家才能实现控制和受益。中国长期以来在高科技领域实现了快速的进展，但这些进展却并非主要源自西方国家的技术转移，而是中国内动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多因素驱动下“科学素质”的体现。在“再全球化”下的中美的博弈对抗中，美国用科技牌来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常大的冲击与挑战。但技术民族主义并非美国一国独有，在被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和孤立的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在近乎零基础的被动条件下独立开展载人航天、军事工业和超级计算机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中国蕴含在技术民族主义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从“中国制造2025”就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民族主义中已经展现更加“独立自主”的姿态，因此，当前的贸易争端情势下，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未来表现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此番贸易摩擦美中之间主要是围绕“美国提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以及“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自身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这两点来展开的，美国借贸易裹挟着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和知识产权的施压，中国需要在相关领域主动加强合作，只有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才能接纳更多的海外投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中国搭建中外市场、技术等合作的重要平台，相当规模的企业集中在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领域，这无疑对于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交流和自身创新内动力的驱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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