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充满了历史民俗文化的小说，作者在文中着重表现了在中原大地融入中国血脉相传至今的儒家文化精神。文章从分析《白鹿原》中四个主要男性人物形象来反映出在儒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物人格特点以及从人物的选择、最后的命运结局对儒家文化进行的自我反思。

关键词：儒学思想；仁义；优点；弊端

作者简介：晏旭宇（1992.5-），女，彝族，云南楚雄人，云南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文学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02

《白鹿原》是“新时期第一部规模较大又集中探讨儒家文化的作品”。[1]它反映了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社会变革命中被不断的冲击，体现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复杂情感。作者陈忠实从小生长于关中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仁义、忠诚、自爱这些美好的儒家品质在《白鹿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甚至是它的僵化与迂腐，也被作者描写得入木三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男性人物各有性格特点，但性格以及个人发展都带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的熏染。下文主要以儒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为主，从在历史发展大背景下他们对儒学思想的挣脱，最终又回归的个人命运归宿来分析儒家文化在社会变革浪潮中的不变的传统精神地位。

一、朱先生——儒家文化的理想者

作品中的朱先生是儒学理想的化身，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文中白嘉轩描述朱先生说：

“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2]

朱先生奉行儒家“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大儒士。白鹿原上的人们都十分信奉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平日里勤劳劳作，踏实生活，乡里乡间友爱互助；以仁义为宗旨制订了《乡约》，以约束村民的行为，化民成俗，使白鹿村形成良好有序的民间风气；他在各方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了君子本色；他对待自己的弟子耐心传授知识，秉承传统儒家教书育人的理念，开办书院；即使是犯过过错想改过向善的黑娃，也不计前嫌地接纳了黑娃，一并教他修身利民，显示了他仁厚广阔的胸怀。朱先生编写县志时选拔任命了饱读诗书、道德品质良好的有识之士，这些人是把儒家思想传播到社会底层的民间儒者。他们遵循的是儒家文化价值，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依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使白鹿书院成为《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中心，起到了引领规范底层民众的重要思想力量，也成为影响世道人心的道德源泉。

二、白嘉轩——儒家文化力行者

白嘉轩，是一个自小深受儒家道德价值观影响的儒家文化传承者，也是一个儒家文化力行者。他身上标准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奉行 “忠恕之道”“正”“仁”的准则。

“正”——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字包含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其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义务与责任。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在白鹿村最高道义权威。他重视教育，整修祠堂作为校舍，让黑娃放弃农活去学堂上学。在祠堂之内他是村民信赖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他带领村民们切实地实践着朱先生为白鹿村编的那部的《乡约》。他在族长的这个位置上努力地做好他的职责，带领着白鹿村稳定有序地走下去。

“仁”——仁爱，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把人和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与标准。白嘉轩行事力求光明磊落，在儿子和长工面前严于律己，也告诫晚辈：“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至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该做，你俩记住这个分寸！”

“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白鹿原》中有一段描述白嘉轩的心理：

他一半憎恨鹿子霖的卑劣，又一半谴责自己的失误，现在他无疑等到了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急做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精神……对心术不正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心理征服办法吗？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3]

这正体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家精神。白嘉轩的一生，就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他身上体现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精髓，却也有封建传统文化的顽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里女人是不具备自然属性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往往被物化。而这一点，白嘉轩身上也有。

文中的开头有一句话引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4]但是他娶前六房女人却记不得她们的名字，连与之的印象也所剩无几。他与女人进行房事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其次是性欲使然。前面的六个妻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没有完成为白家传宗接代的任务，所以她们的出现在白嘉轩的眼里是轻描淡写、不甚如意的。一直陪伴着他的妻子仙草甚至带来罂粟种子，保持白家的人财两旺，但白嘉轩又把这功劳记在自己换地迁坟、改变风水上。他还默认了母亲白赵氏采用封建迷信的方式，安排了兔娃与孙媳妇发生性关系，以避免了白家无后之灾的方法。在威严的宗祠里， 他对赌棍烟鬼施行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严厉的使用“刺刷”，狠下心地程度令人心生恐惧。这些行为所以不能定义他成为像朱先生般“圣人”。作者通过白嘉轩的形象描绘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既肯定了传统儒家文化，又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新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

三、鹿子霖——儒家文化虚伪一面的体现者

仁道与不仁道是对立的存在，作为仁道的反方，《白鹿原》指向了对鹿子霖的揭露与嘲讽。鹿子霖是《白鹿原》里与白嘉轩相抗衡的一个人物。鹿子霖一生自私、阴险、贪婪，舍不得放弃眼前任何利益，倚势恃强，贪恋女色、鱼肉乡民。鹿子霖一生和权力息息相关，“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乘人之危霸占了小娥， 又唆使她勾引、報复白孝文。文中鹿子霖在田小娥死后有段描述：endprint

小娥至死也不曾给孝文泄露过，导致孝文一系列灾难的戏台下到砖瓦窑的风流，正是他的一个计谋或者说圈套；庆幸的是凶手为自己清除了心头隐患，再也不用担心小娥向孝文漏底儿的危险，他将安然无虞地与孝文保持一种友好的叔侄关系。[5]

说明了鹿子霖对田小娥的死并没有多大伤感，反而庆幸没有泄露秘密，使他“君子”的形象得以维持。对比白孝文见到田小娥尸体时的反应，更加显得鹿子霖无情无义，他表面上维持着儒家文化的“道德”准则，宗教秩序，扮演者表面君子的把戏，私下他淫乱成性、腐朽阴毒，连儿媳都要捉弄。

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脆弱性。纵观中国历史，那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做出种种破坏儒家道德行为的人中，有很多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整天捧着儒书的自诩为“人上人”的大多数人尚不能以其道德约束自己，何况民众。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服务于君王统治的道德说教。重形式轻本质，道德，终究是脆弱的；更何况儒家这种本末倒置，不以尊重人性为前提，大肆鼓吹等级观念，居高临下、不容人们质疑的、缺乏宽容精神的道德体系。

四、黑娃——儒家文化皈依者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他虽然自小便受到白家的关照，然而他却意识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他为了谋求生计外出打工，却与欣赏他的东家小妾田小娥私通，还把她带回白鹿原。在一个被宗教族规甚严的白鹿原，他的行为无疑是反叛、有违常德的。所以，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失去进祠堂拜祭的权力。不能归宗拜祖的情境和乡邻们的舆论压力，生存本能以及社会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集中到了他的身上。烧粮台、进讲习所、参加农协砸祠堂、罚恶棍、斗田福贤等都是现实逼迫的结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之后，被迫离开白鹿原投奔红军，却又走上土匪的道路。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儒家思想的人，儒家文化提倡的许多美德在“反叛”的黑娃身上都能找到。首先是他能吃苦，有勇气有魄力，这使得他稳坐土匪第二把交椅；在接受招安成为县保安团炮营营长后，不顾党派纷争几次帮助共产党的鹿兆鹏等人，可以说真正达到了义的高度；并且在爱情上也很专一，对田小娥也是实心实意的好。由此可以看出，“仁义白鹿村”的传统儒家文化在黑娃的成长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作品中，作者对黑娃最后回归儒家传统的转变做了全方位的展现，经过长期的动荡生活后，他终于还是归依了儒学，成了朱先生得意的“关门弟子”，组成了一个充满传统情调的新家庭。有了朱先生的“学为好人”的题字，以及他自己的一番改变，他有了回乡祭祖的资格。黑娃的这次回归故里，表现出彻底的心灵上的回归。当他走到祠堂门口，见到佝偻着身躯的白嘉轩，不由自主扑通一声跪下，满含热泪地说，“黑娃知罪了！”这一声“黑娃知罪了！”是向白嘉轩认错，是向祖宗忏悔，是向这个家族归附，更是从心灵上皈依儒家文化。文中描写：

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睡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说他：“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

“我想去當个先生，想到哪个偏僻点儿的村子去，当个私塾学堂的先生，给那些鼻嘴娃们启蒙‘人之初性本善，我不想和大人们在一个窝里搅咧！”

这也进一步表明在黑娃内心认同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从挣脱到回归，这其中的改变体现了儒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主体地位已经深入国人的血脉。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爱”“和谐”“重道”的理念，往往个人经历过少年的挣脱与挑战以后，最终获得平和心态的精神归宿。这说明了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的。而经久传承后儒家文化中那些核心思想观念的深层基蕴是具有说服力和蓬勃生命力的。并且，以朱先生、白嘉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群体接受了他的回归，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

儒家文化滋养了白鹿原上的一个又一个儿女，而《白鹿原》又以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使书中各人物具有了各自的人格魅力。作者主张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继承，也同时又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揭露。该如何去糟取粕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精神，使其具有新时代精神创新，指引中华精神文化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继续传承下去，这是我们需要从《白鹿原》所传达的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中需要注意的重点，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改造和找寻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张东旭.儒家文化的规范与失落——《白鹿原》的一种阐释[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46-48.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3]王兴云.陈松.《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附.现代交际.2016年5月.

[4]杨匡汉.白鹿原上的仁道与梦幻——当代文学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 11 期.

[5]常瀚文.由《白鹿原》看男性世界中的女性悲剧——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0卷第4 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