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勇， 郑 琦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银行业效率比较

林 勇， 郑 琦

近几年来，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增加，两岸金融业务往来也越来越频繁。然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金融合作的发展速度却滞后于其贸易与投资的增长速度。从整体平均水平看，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的综合效率要优于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但是综合效率值最高的银行是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的效率要优于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因此，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与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应该进行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自身效率。另外，还要强化彼此合作关系，寻求更多的交流合作机会。

银行效率 国有控股银行 台湾民营银行

一、引 言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银行业更是面临着经营困境。然而，当时中国大陆银行业中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盈利水平却排名于全球银行业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直至2013年，中国大陆银行业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净利润增长率。2013年银行业的净利润增长率为12.78%，然后2014年下降至7.68%。

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速下降至7.7%，中国大陆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银行业利润率曾经的高速增长变为了中高速增长。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大陆银行业的传统业务受到了极大冲击，银行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传统的借贷业务来获取盈利，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如余额宝、P2P等等。它们在借贷业务、理财业务和中间业务等方面，以低准入门槛、较高收益率和较高流动性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客户，对银行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银行业开始加强自身的创新性，提升服务质量，注重经营过程中速度与质量的双重发展。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删除75%存贷比监管指标”这一决定。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商业银行等不再受到存款利率浮动的限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自由调整利率的高低。利率市场化将会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受到大幅度压缩，对中国大陆银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宣布，从7月15日起，存准率的存款计算基础改为日均值，利于了银行业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管理。

2009年11月，大陆和台湾地区签署了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2010年6月，大陆和台湾地区双方又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银行业的合作具备了法律保障，并得以开放。截至2015年6月，在中国大陆设立分行的台资银行分别有国泰世华银行、第一银行和台湾银行等13家银行。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等也在台湾地区设立了分行。

二、文献回顾

(一)对中国大陆银行业效率的研究

Alicia，Sergio和Daniel(2009)实证分析了从1997年至2004年中国大陆银行盈利能力较低的原因，并且发现资本化更好的银行盈利能力更高。另外，不集中的银行体系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股份制银行的盈利能力更高，这也反映了中国大陆银行中的四大国有银行是整个中国大陆银行业发展的主要阻力，而中国大陆的政策银行更加是完全国有。结果表明了中国大陆银行业是一种通过转移巨大的储蓄来满足公共政策目标的机制。*Alicia García-Herrero, Gavilá Sergio, Santabárbara Daniel. What Explains the Low Profitability of Chinese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33): 2080—2092.姜永宏、蒋伟杰(2014)对银行效率和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了分解，并运用中介法对中国大陆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从2004年至2011年期间，16家商业银行整体的效率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最后，通过“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矩阵，对16家商业银行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哪一家商业银行，都存在自身的不足。在规模生产率上，国有银行更胜一筹，股份制银行占据优势，而对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却恰是劣势所在。另外，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都会对商业银行的效率有一定的影响。*姜永宏、蒋伟杰：《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Hicks-Moorsteen TFP指数的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9期。

不同于上述观点的是，孙金岭(2013)把中国大陆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9年至2011年，用DEA方法对这16家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从总指数这一指标来考虑，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生产效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华夏银行的生产效率最低，究其原因为该银行的净非利息收入比较少，创新能力比较低。另外，依据分解指标来看，中国大陆银行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投入力度的结论。*孙金岭：《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实证分析》，载《统计与决策》2013年第10期。

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大陆银行业效率高低主要跟银行的类型有关。Allen，Iftekhar和Mingming(2009)分析了1994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银行的效率，结果显示，四大银行效率最高，外资银行效率比较高，而持有外资银行股权的四大银行效率会更高。*N. Allen, I. Hasan, M. Zhou. The Effects of Focus Versus Diversification on Bank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0,34(7):1417—1435.李双杰、高岩(2014)分别依据国外文献和近期的国内文献，详细探讨了要怎么选择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来衡量银行的效率，并选择了中国大陆16间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0年上半年至2012年下半年，采取超效率DEA模型来测算不同银行不同时间的效率。结果显示，无论从业务角度、收支角度，还是盈利角度进行测算，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最高，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效率相差不大。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上半年的效率要比下半年的效率高。*李双杰、高岩：《银行效率实证研究的投入产出指标选择》，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

(二)对台湾地区银行业效率的研究

盛九元、吴信坤、朱辉(2015)采取因子分析法，对台湾地区40家本土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测算，分别从盈利水平、经营规模、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四个方面着手，选取时间为2009年至2013年。结果表明，中型银行的盈利水平和安全性较强，大型银行在经营规模上占据优势，而小型银行的安全性也比较强。2009年至2013年期间，各大银行的经营绩效普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大型银行的经营业绩始终高于中小型银行。*盛九元、吴信坤、朱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台湾地区本土银行经营绩效评价》，载《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邹文杰、邱永和许家瑜(2014)以台湾地区32家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为2008年至2012年，通过Hybrid DEA 模型对32家银行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大多数银行为完全效率，没有达到完全效率的银行的原因主要是内部治理和风险控管方面存在问题。另外，如果是射线变量比重比较大的银行，导致其无效率的主要原因为固定资产、员工人数和存款等方面；如果是非射线变量比重比较大的银行，导致其无效率的原因则主要为资本充足率方面。*邹文杰、邱永和、许家瑜：《台湾银行业效率评价——基于Hybrid DEA模型的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国外学者也对台湾地区银行业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台湾地区银行业效率总体处于上升阶段。Chen 和 Yeh(2006)使用非参数方法对台湾地区34家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公有银行的技术效率比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比较低。作者还利用面板数据计算Malmquist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从而发现34家银行的生产率都得到较小的提高。Chiu， Chen和Bai(2009)选取了43家台湾地区银行，分别从考虑账户风险和不考虑账户风险两种情况，测算银行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贷款质量对银行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银行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呈现上升趋势。*T. Y. Chen, T. L. Yeh. A Measurement of Bank Efficiency, 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 Changes in Taiwan.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0, 20(1):95—109.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银行业发展现状存在较多问题。邓利娟、李丽明(2015)认为台湾地区银行数量过多，而银行的规模普遍比较小，没有龙头银行来带动整个银行业的发展，银行的利差小，盈利能力较弱。但是，台湾地区发展区域性银行有自身的优势，近几年来，台湾地区银行已在亚太各个地区积极布局，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区域整合的潮流和两岸的政策都为台湾地区发展区域性银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发展区域性银行的难点则是对于公股银行整并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银行的国际化水平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未能打破陈旧的管理体制。最后，作者对台湾地区发展区域性银行提出了建议，分别是促进机制改革，有效扩大银行规模和加强两岸的合作关系。*邓利娟、李丽明：《台湾发展区域性银行问题探讨》，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Chiu Mab和Sun(2009)则认为银行业效率主要受信用等级高低影响。作者选取了从2001年到2003年台湾地区的银行为样本，测算出其总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显示信用等级和银行的效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信用等级越高的银行效率越高，反之，效率越低。另外，银行效率的高低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Y. H. Chiu, C. M. Ma, M. Y. Sun. Efficiency and Credit Rating in Taiwan Bank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stimation. Applied Economics, 2010, 42(20): 2587—2600.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对于银行业效率水平，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考虑到银行业的实际情况，银行的规模报酬应为可变，银行的产出变量相对较难控制，投入变量相对较易控制，因此选择了以投入为导向的数据包络模型，即DEA中的BCC模型。模型如下：

根据Farrell等的定义，成本最小化需满足以下条件：

C=minθ,γθ

s.t. -yi+Yγ≥0,

θxi-Xγ≥0,

∑γ=1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出具体的投入向量xa和产出向量ya，算出成本最小化函数的大小。当观察值落在效率前沿面上时，效率值等于1；而当观察值为无效率时，就不会落在效率前沿面上，效率值会小于1；如果效率越低，则离效率前沿面的距离越远，效率值会更小。

(二)研究对象和指标的选取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和各个上市银行的年度报表，数据跨度时间为2005—2015年，长达11年。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容易性，样本数据分别选取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上市银行。中国大陆上市银行总计达17家，剔除了四家地方性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江苏银行)，选取了13家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这里的国有控股指的是广义上的国有控股，即由国家或者国有企业对该银行拥有实际的控制权。至于台湾地区，上市银行总计达12家，剔除了公有控股银行(高雄银行)，选取了11家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彰化商业银行、台湾中小企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联邦商业银行、远东国际银行、台中商业银行、大众商业银行、京城商业银行、安泰商业银行、台湾工业银行和瑞兴商业银行)。

对于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选取，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容易性和分析方法的合理性，采取了“中介法”，利用收支指标和存贷款指标来分析银行业的效率。因此，投入指标分别选取了存款总额、营业支出和利息支出；产出指标分别选取了贷款总额、非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存款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和贷款总额可以直接从年报上获取，营业支出和非利息收入则是间接计算得到。其中，非利息收入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和其他业务收入的总和。营业收入为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之差。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deap2.1软件对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了2005—2015年中国大陆13家国有控股的全国性上市银行和台湾地区11家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的各种效率均值，如表1所示。

表1 各个银行的效率值

注：“—”表示规模报酬不变，“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由表1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24家上市银行中，总共有12家上市银行的综合效率值为1，即有12家上市银行相对于其他非有效银行是综合有效的。在12家上市银行中，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银行多达9家，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银行只有3家。对于剩下的12家非有效上市银行，其投入量和产出量并没有得到最合适的配置，投入的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技术水平或者管理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综合效率而言，整体平均水平，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银行要优于中国大陆全国性国有控股的银行。对于在表1中被认为是效率值为相对有效的12家上市银行，其综合效率都为1，所以不能单纯通过综合效率这一指标来判断它们的效率值。本文还通过“被参考次数”来对效率值相对有效的上市银行进行判断。如表2所示，在24家上市银行中，被参考次数最少为0，多达15家上市银行被参考次数为0，其中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银行多达8家，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银行多达7家。在12家相对有效的上市银行中，“被参考次数”排名比较靠前的分别有交通银行、台中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即意味着这3家上市银行的综合效率的相对有效性更强。对于银行效率如何有效提高，可以这3家上市银行为参考对象。由此看来，综合效率值相对最高的银行是中国大陆全国性的国有控股银行，而综合效率值排名前三的银行，中国大陆全国性的国有控股银行占据两席。

表2 被参考次数

第二，从纯技术效率方面来看，纯技术有效的上市银行总计达19家，台湾地区民营控股银行就达到10家，仅有1家台湾地区民营控股银行(远东国际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未达到有效。而在13家中国大陆地区国有控股银行之中，总共有4家银行未能达到技术效率有效，它们分别为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就技术效率而言，从整体平均水平来看，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银行要优于中国大陆全国性国有控股的银行。

第三，从规模效率方面来看，总共有12家上市银行达到规模效率有效。在12家上市银行中，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就有9家，中国大陆国有控股的银行只有3家，分别为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其余的中国大陆地区国有控股银行的规模效率都未达到有效水平，并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而在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上市银行中，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的只有彰化商业银行。就规模效率而言，台湾地区民营控股的银行的规模效率要优于大陆全国性国有控股的银行。由表1可知，就大陆地区国有控股的银行而言，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而规模效率水平较低是其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说明大陆地区国有控股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与台湾地区民营控股银行存在的差距较小，但是在规模方面，则差距较大。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台湾地区银行业改革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大陆地区的银行业改革要比台湾地区的银行业进行得晚，因此在技术水平等方面会略逊色于台湾地区的银行业。相对而言，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市场化经营目标更加明确，经营方式要更加成熟，所以整体上银行综合效率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直至2004年，中国大陆银行业才开始进行改革，而台湾地区银行业在2000年就进行了第一次金改。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地区银行业的综合效率要高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银行业。

第二，台湾地区银行业经营的多元化程度比中国大陆高。中国大陆地区商业银行的利润大部分来源于传统业务，即存款和贷款。台湾地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更加注重中间业务的开展，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使中间业务所创造的收益对于银行利润有一定的贡献。随着利率趋向于市场化方向发展，银行存款及贷款的利差不断缩窄，发展具有创新性的中间业务显得尤其重要。相比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地区银行业更早推广信用卡、财富管理等业务，财富管理的品种更加多样化，手续费所占比重更大，非传统利息收入比重也有所增加。自从1990年开始，台湾地区银行就开始自由化发展，银行业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不断缩小，所以银行业在企业金融方面获利较少，逐渐朝消费金融方向发展。相比中国大陆而言，信用卡消费金融被民众接受时间更早。因此，对于信用卡支付工具的使用以及民众消费习惯的改变，都有利于银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另外，台湾地区银行业具有全牌照，业务开展范围比较大，所受限制比较小。因此，业务结构显得更加多样化，银行利润的来源渠道更加多样化，中间业务的开展程度要比中国大陆地区大，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更高，因此其银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更高。

第三，经过三次金改，台湾地区银行业规模控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1991年台湾地区允许民营银行设立后，台湾地区银行业数量大增。此后，台湾地区银行业出现了银行规模过小、竞争过度等问题。随后台湾地区银行业经历了三次金改，对银行业进行了整合，并对公营银行进行合并，合并后加入其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推动了台湾地区银行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势，因此能够发挥出规模经济的效应，有效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成本。经营成本控制上的优势，利于商业银行获取更大的利润。

而台湾地区的民营控股银行规模相对比较小，规模的扩大能够使其管理更加合理，可在达到合适规模的情况下有效开展银行的各项服务。毕竟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支持过多的金融控股公司，所以，如果能够把银行业的规模控制在合适发展范围，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将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银行业的规模效率。

第四，台湾地区银行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具有经营成本低等优势。在2001年时，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控股公司法”，随后迅速成立了数十家金融控股公司。台湾地区银行业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制度。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将各个单独的金融群体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实现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包括对客户资料、经营设备、经营场所、工作人员以及业务的共享；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相关业务范围扩大的目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行业可以进行共同营销，信息可以共享，营业场地可以共用；通过人才培养，把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助于创新金融品种，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从而有效提高银行业的综合效率；尽可能控制住经营成本，通过多种方式来降低银行的营业支出，维持较低的经营成本，从而提高银行的综合效率。

概而言之，台湾地区银行业具备一定的优势。一是，能够实现经济规模，整个金融集团内的分工会更加明确、更加专业化，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银行的综合效率。另外，组织和财务的管理能够更具灵活性，从而有效提高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二是，能够降低经营成本。金融控股公司制度使岛内银行业的对外金融性联系更具便利性，能够使筹资资本趋向最小化。三是，在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内，可以对各个业务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财务等方面信息的透明度，从而可以通过合并监管的方式来提高监管效率，有效提高银行业的综合效率。

第五，台湾地区银行业较早就注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在较早时候，台湾地区银行业就开始注重朝国际化方向发展，包括鼓励银行在岛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另外，台湾地区也放宽了对外国银行在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台湾地区银行业更加注重与国际上知名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策略并购等合作方式，加快国际化进程，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第六，台湾地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较低。相比中国大陆的商业银行，台湾地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更倾向于在比较低的风险下进行经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过高，就意味着部分银行放出去的款项收不回来，这无疑会减少银行的利润，降低该银行的综合效率。大陆地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要高于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因此，台湾地区银行业的综合效率要高于大陆地区银行业的综合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银行业效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了三点结论。

第一，台湾地区银行业的综合效率要高于中国大陆银行业的综合效率，但是综合效率值相对最高的银行是中国大陆的银行，而在综合效率值排名前三者中，中国大陆的银行占了两席。

第二，台湾地区银行业的技术效率要高于中国大陆银行业的技术效率。中国大陆银行业中，未达到技术有效的银行主要是在利息支出、营业支出和存款总额等都存在冗余情况。而台湾地区银行业中，未达到技术有效的银行主要是在营业支出存在冗余情况，而在利息支出和存款总额方面则存在投入不足情况。

第三，台湾地区银行业的规模效率要优于中国大陆地区银行业。就中国大陆地区银行业而言，规模效率水平较低是其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说明中国大陆的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与台湾地区的银行存在的差距较小，但是在规模方面，则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银行应该加大创新的力度，提高银行产品的多样性和便捷性，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尽可能提高客户的满意度。第二，中国大陆的银行业与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应该进行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自身效率。中国大陆银行业可以适度降低民营银行的设立标准，进一步促进利率市场化。而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可以加强差异化的发展，减少效率值较低的银行的数量。第三，中国大陆的银行业与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应该加强彼此合作关系，寻求更多的交流合作机会。可以加强两岸地区银行业的一体化，通过股权合作或者并购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民币升值、劳动成本上涨对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研究”(12BJL057)

2017-06-19

F832.33

A

1000-5455(2017)06-0116-06

林勇，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琦，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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