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外国专家建言《政府工作报告》

文/本刊记者

“李克强总理非常欢迎外国专家的建言献策。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务院相关部门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都对外国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的意见进行了认真考虑。”

2017年1月12日，正值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阶段，在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召开的外国专家建言会上，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报告起草小组组长黄守宏对与会的外国专家们的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

这已经是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连续第三年倾听“国际建言”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包括1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11名外国专家针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业升级、优化外商投资、老龄人口健康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焦点一：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中，第三条是关于振兴实体经济，其中特别提到要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这对在中国经营的外企来说是重大利好！”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全球副总裁、美国法律及公共政策专家刘凤鸣对外企参与中国新一轮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包括加快对外国投资法的审议；重视外企参与“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加强与外企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交流；帮助外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重视和引导外企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进一步完善高端人才引进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强政企合作，政府能够更多听取外企的声音。

刘凤鸣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始终没有变，中央放权已放得非常多，通用电气公司也体会到了更多便利：“比如过去需要审批的，现在只要备案就可以了。”

但刘凤鸣同时也提出，还有很多细节制约着发展。“比如，现在工商系统要求在变更的文件上签字盖章，使用什么样的墨水都是不能变的。通用电气曾遇到过一个问题，一个企业要变更，因为很多董事在不同的国家，拿到这些签字盖章的原件很困难，好不容易集齐了签名，交到工商局却说签字颜色不对，要求重签。看似很小的事情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刘凤鸣认为，中央放权过程中有一个没有预见到的情况：过去外企有很多大的经营政策只需要和中央机构沟通，中央机构也就是这么几家。现在决策权放到各个省市去了，外企面临的是几十个不同的政府机构，每个政府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对外企一视同仁说了很多年，但是落在实处却有很多具体问题，中央和地方政策有不接轨的地方，企业里面也有不同的运作。因此希望政府能制定更加明确的标准。”

焦点二：聚焦智能智造

“工业4.0时代，制造业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其本质在于随着通讯技术的诞生，连通性急速增加，这种连接已经超出单一的生产点，成为成体系的生产链或者价值链。”

德国联邦教研部创新研究关键技术司副司长、德国工程技术专家赫伯特・蔡塞尔是工业4.0战略的推手之一，他以德国推动工业4.0的进程中的经验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提供了借鉴。

蔡塞尔介绍，德国有80%的电气公司、20%的机器制造公司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工业4.0时代。“即便如此，这些公司仍然认为他们面临5个方面的挑战，包括技术革新的资金投入、工人培训、缺乏统一的标准、安全隐患、法律结构不健全等。”

为应对这些挑战，德国联邦教研部成立了5个工作组进行研究。我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第一，建立信任。我们基于信任搭建了不同的平台，并确保这些平台是公平的。如果有人用我的数据开展业务，我就能获得相应回报。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中国政府应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搭建一个公开的、值得信赖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第二，制定标准。我们必须知道对于不同的问题谁有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把这些最佳方案结合在一起，统一整合出一个最好的标准体系，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框架之下，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加入适用自己国情的条款。

第三，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数据传输的速度、安全性、便捷性等。

第四，推动技术发展。推动IT行业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搭建一个灵活的框架以支撑所有的行业能够在这个变化中最大限度抓住机遇、实现发展。

第五，加强教育和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模式。通过教育、培训，有效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就业、流动等社会问题。在技术转变过程中应认真研究未来可能的就业形态，并且不断进行测试，相应调整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事实上，在工厂工作的很多员工不需要有大学文凭，如何使他们从简单的机械工人实现转型和发展成为有IT知识的人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创造边工作边学习的条件。

焦点三：货币政策何去何从？

“美联储每季度公告时会讲清楚不会采取哪些措施，我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时也应该明确哪些思路是错误的、哪些措施是不会采取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美国金融专家周皓男谈到，他认为人民币政策改革有以下几个误区。

“一是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中国是人均收入6000-8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收入30000-40000美元的国家有很大差距。在一个中等或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完全浮动汇率、完全开放资本，不仅不是最优的政策，而且很可能是最坏的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完全浮动汇率造成的灾难。

二是所谓一次性大幅贬值。谁都不清楚人民币均衡价值在哪里，美联储也不清楚，所有的市场预期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印度尼西亚原以为自己贬值18%就够了，但市场预期一变，贬值了68%；

三是资本管制走回头路。资本账户逐渐开放和人民币汇率逐渐市场化是一个改革政策，如果走回头路就像债务违约一样，一个国家发了债，该还的时候却说不还了，后果将是人家再不会与你合作了。”

周皓建议，人民币汇率改革往前走比较可行的政策是，现行政策加上利率市场化逐渐完成之后，通过利率的灵活有效调整，首先满足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

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日本金融专家德地立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支持人民汇率尽快自由浮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仅将人均收入作为思考浮动汇率的根据。金融市场或者汇率市场最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预期，很多海外的中国观察家或经济学家不知道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将来会发生什么，其中最担心的就是汇率。而且，汇率走向浮动不等于国家不能控制这个市场。”

焦点四：老龄人口健康

“全球人口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老龄化，中国大约有2亿老龄人口，老龄化规模较大，老龄化速度较快。”

国际知名老年研究及护理机构贝克莱斯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拿大老年心理健康及痴呆护理领域专家威廉・瑞克曼为中国老龄人口健康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整合医疗资源。中国目前的医保政策是基于医院的。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医院并不是承担老龄人口医疗照顾的主要场所或者主要机构。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医保的资源都非常有限，而且治疗资源分布也是非常集中、不平衡的，必须对此进行整合。

第二，关注疾病预防。在中国，大家可能更关注治疗和康复，但是未来要解决老龄化人口的问题，要更加重视提早预防这些病症，也就是说要有不仅基于医院、而且立足于社区的持续监测，以及全方位整合的医疗和保健服务。通过医疗专家、医疗资源的整合和沟通，在中国实现对于绝大部分人口的多层次、整合式医疗服务。同时，推动人们的理念从治病转向对健康的全面关注。

第三，全方位关爱老年人。推动社会政策调整，鼓励青年人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陪伴家里的老人。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保持身心健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老年人的出行、购物等日常活动提供便利。(感谢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司提供相关资料)